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意义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进程中，欧美文化挟经济、政治的巨大威力，把所有文化都纳入了“西方文化” 的影响范围，文化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西方文化的严峻挑 战，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古老而又现实的任务再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如何超越文化的全 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以下简称“ 纲领”）的提出，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 渐展现出更多、更大的意义。
（一）指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
中国现代文化究竟应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到当代的新儒家学派都 主张“复兴儒学”。新儒家学派认为“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 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1](P425)无可否认 ，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几千年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屈辱的 历史表明，传统文化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工业文明面前落后了，因此，企图返回传统文化 ，用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实际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动。
与此相反，从五四时期的胡适到80年代大陆的方励之、金观涛等自由化人士，则主张以西 洋文明全盘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把“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认为文化的西方化 是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单一模式”，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河 殇》 的作者就认为：黄土和黄河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崭新的文明，只有全盘西化，走“蓝色 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之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但现实表明，今天的西方文化并不象西化论者所描述的那样理想，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 和大混乱》一书中也不得不认为，西方社会正在成为一个“纵欲无度”、“放荡不羁的个人 自由”和“道德真空状态”，这种“精神空虚”已“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 域”。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源于西方文化，因为，以“个人主义和享乐 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 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回顾这段历史，很容易使人感到：虽然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岁月，但对于如何实现中国文化 的现代化，我们并没有提出更多新鲜的东西，只不过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复着21 世纪初的话语而已，正如殷海光所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 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这一泥潭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 [2](P316)
这种看法显然过于悲观。一个世纪对于一代或几代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短的时光，但对于 一种新文化的诞生依然是较为短暂的，儒学从魏晋衰落到宋明的复兴——理学的兴起，经历 了漫长的岁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的漫长，并非意 味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无望。在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包括马列主义思想文 化）的交融中，就曾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党的十五大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从其轮廓看，这种新文化既与全盘西化论主张的西方资本主义不同，也与新儒学倡导的东 亚资本主义有别，这种不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得到了根本的体现 。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是文化性质最根本的反映。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只能 是封建文化。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 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把“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3](P40)这就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性质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探求超越资本主义 的现存秩序、开辟中国文化建设新道路的努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人类发现自己现有文 明的局限后，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理想的文化。
（二）确立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多元文化发展模式
世界文化从来就不是单一文化，世界上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果把一个民 族文化称为一个文化或者文化的一个“元”的话，那么全球的文化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化相 互联系基础上的多元文化体。任何民族的文化要想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吸取其他民 族文化的优秀成果。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就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尽 管今天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它仍是一种强势文化，在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以西方文化为 背景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纲领根据世界文化发展的这一现实，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必须“面向世界”，“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 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3](P42)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超 越了长期以来中国人在文化建设上“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确立了“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正确模式。
这种文化发展模式之所以正确，首先是因为它立足于当前中国文化多元并存的现实。中国 当前的文化，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展示未 来社会的后工业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格局，有人把后三者分别称为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 现代文化。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 代与后现代的矛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这三大矛盾。
其次，这种文化发展模式也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及社会现实的真实折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 化，取决于并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 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统一战线、“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等等 ，都具有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特点，这样的文化基础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必然是多元发 展的模式。
再次，它符合文化发展的特性。根据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文化的发展不仅具有多元性 ，还具有子体关系。各种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由于信 息 、科学、技术等逐渐为全人类所掌握、所共享，各种文化的这种关系将随之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的发展将成为良性互动的过程。
最后，中外历史也证明，只有“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 。战国时期，文化界就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核心、融汇众多文化 为一体而又长期保持国内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 上文化极为繁荣的时期；今天的美国能够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并拥有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 多种民族文化的相互包容性给予了它决定性的支持。虽然多民族文化的存在带来的问题也比 较多，但也正是因为有各个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美利坚民族才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有人认为，只有当中华文化处于强势时才可以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而在弱势时则不能。 这种观点既忽视了文化自身发展特性和我国文化发展基础的多元特点，也忽视了历史上文化 发展的事实。唐宋时期的文化已是释盛儒衰的局面，但唐宋还是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 并蓄态度，到了程颢时终于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地回应 了佛教文化的挑战，凸显了传统文化能够经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 了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发展自己以适应当时时代发展需要的开放姿态。用现 代的话说，即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认为弱势文化不能与外来强势文化自由交融，无非是担心两者的自由交融会会导致弱势文 化的湮没，甚至是民族的灭亡。笔者以为，这种担心有点过分了。民族文化的湮没与民族的 灭亡不是由单纯的文化因素造成的，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交融的 结果也不是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而是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千百年来， 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并没有被中华文 化所同化，相反，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富有日本、韩国特色的新文化；近代以来， 中华文化也面临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冲击，但中华文化也没有沦丧，相反，在学习西方先进文 化（包括马列主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形成了立足中国现实的、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 传统有机统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如“香港是比较西化的，全盘接受了英国的政治制度， 但是香港人仍然保留着中国的社会传统。台湾虽然受美国的文化影响最深，但台湾对中国传 统 思想的保留也是比较多的”。[4](P234)
今天，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虽然仍处于弱势，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已今非昔比 。国家主权的独立，国内民族的团结，两岸三地联系的日益密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较为 强大的经济，尤其是有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有如此雄厚的文化发展基 础，面对文化全球化挑战，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应有高度的自信，对于外来文化应 有宽广的胸襟和豁达的气度。
（三）肯定了“四有”公民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动力，文化现代化同样需要有一个主体及其推动力。梁漱溟在20年 代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西方人理智的心理活动强盛，故兴科学而无玄 学；中国人崇尚直觉以致“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 ”；印度人崇尚感觉，因而产生佛教文化。[5](P117-120)梁漱溟把“感觉”“心理活动” 等看作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显然是非科学的唯心论。
纲领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培养“四有”公民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但这并没有否定“四有”公民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 主体地位。“有文化”中的“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纲领把公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修养作为“四有”之一， 实际上也就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有机地统一起来，赋予了“四有”公民作为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而且只有依靠“四有 ”公民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塑造“四有”公民，“四有”公民创造有中国特色 社 会主义文化。在“四有”公民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关系中，“四有”公民 是唯一能动的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通过“四有”公民培养和提高自己的 “四有”素质来实现的，正是公民在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四有”素质的同时，推动着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现。这样，纲领就把中国文化现代化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
纲领把“四有”公民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主体，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建 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人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化具有相互制约性和同一性，“有文化”的公 民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修养的人，这是两者的同一性；同时，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修养的公民个人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绝大多数公民 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修养水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及其实现 程度，具有发展的同步性和同质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修养的公民占绝对优势的 社会，其文化既不可能是传统的，也不可能是西化的，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而传 统的或西化的人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不可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两者的相互制 约性。然而，在这两者相互关系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提高公民“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修养为前提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纲领把培养“有文化”的公民作为基本 目标之一，正确地把握了文化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辨证关系。
（四）确立了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的价值标准
每一民族文化都要基于传统文化走入现代文化，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现代 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同时，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又都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融 入现代文化，拒斥外来文化无异于阻隔走向现代文化的通道。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发展马 克思主义，也需要接受传统文化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精华。但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 来文化问题上，继承什么，吸收什么，有一个价值选择的标准。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和其他 民族文化的正确的价值选择，中国文化就不能实现现代化。
无论是历史上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抑或是当代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 义，它们虽或多或少地承认应该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但都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选 择 标准。“中体西用”论主张取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拒斥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 制度，割裂了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冯友兰在20年代提出以“依照某理”而成的“类”作为确 定对中西文化的取舍，认为以“类”的观点去看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就可辩明其主要的性 质与偶然性质，确定对两种文化的“取”、“舍”与“存”、“去”。很显然，冯友兰所谓 的“类”的“取舍”标准是唯心的和非科学的。
作为先进的现代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凭空产生，只能立足于中国改革开 放 的社会现实，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因而它同样需 要扬弃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价值选择标准。纲领虽然没有直接而明确提出这种标准，但作 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自然也是继 承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标准。具体说来，就是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的思想文化，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一切有利于追求 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文化，一切有利于提高公民履行权利与义务、用诚实 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文化，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 ，都应该加以继承和吸收。
有了这样的文化价值选择标准，我们在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就可以把握一个正确 的“度”——既非此又非彼，既不忽左忽右又不忽上忽下，这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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