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文化效应和民间空间（二）——“北戴河对话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戴河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效应论文,民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者 杜书瀛 何西来 刘心武 邵燕祥 钱竞 白烨
主持者 何西来
时间 1995年7月15日
地点 北戴河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也有负面的文化效应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事物总是带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市场经济在给人们精神世界带来许多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负面的效应。
有人说，市场经济“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5月）。这话一针见血。 但须细致辨析。
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利己和贪欲向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们总是和恶联系在一起。孟子和荀子，一个主张性善，一个主张性恶，尖锐对立；他们对人性本来状态是恶是善的看法截然相反，而对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并无冲突。好利、好声、好色、好味，他们都视为恶；仁义礼智，他们都视为善。今天人们的善恶观念与古人相比当然有所不同。对于人的合理的利己行为和正常的欲望的满足，并不能笼统认为就是恶；但是利己一旦以损人为前提，欲望的满足一旦造成社会的危害，则必然是“恶”无疑。所以，“利”和“欲”要有一个限度，过了那个“度”才构成恶。这个原则大概对外国人也适用。应该说，市场经济利用的是人对“利”和“欲”的追求，并以此为杠杆刺激经济的发展。这里的“利”和“欲”是价值中性状态，不善不恶，不好不坏。
问题就在于那个“度”不好掌握，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难题。各种道德规范的确立，各种法律条文的制定，就是为了保持那个“度”。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那个“度”更是难于把握。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有的破了，有的部分破了，有的完全未破；有的立了，有的部分立了，有的完全未立。冲破旧的规范相对容易一些，建立和形成新的规范却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更难。这也是造成目前社会上“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利，需要在两个人以上的群体中才能获得。欲，只表明个人的需要。好像不应对“利”这么客气。
杜：我认为“利”也是中性的。个人的合理的利益不能取消。但不能过“度”。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合理利己主义。
杜：利和欲在过度膨胀时，会借市场经济的各种条件给社会造成危害，给精神世界带来负面效应，都是不可轻视的现象。其一，利的过度膨胀，导致唯利主义和拜金主义。许多人往往把追逐利润的原则比经济活动领域扩大到政治、文化、教育、科研，以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家庭、爱情等各个角落，以求利作为人生的根本原则和最高原则，使求利成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根本目的，把人变成唯利是图之辈。似乎除了求利，人生再没有价值可求。另外，与唯利主义相联系，把金钱视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捞钱，人生乐趣就是捞钱。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顾廉耻，不要人格。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可使鬼推磨，即典型的金钱拜物教。其二，欲的过度膨胀，导致物欲横流。欲也是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杠杆之一。满足人的正常情欲需求，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欲失去了理性的制约和调节，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乱跑乱闯。人变成物欲的奴隶，变成情欲的奴隶。纵欲享乐之风盛行，精神世界就会日益贫乏。其三，工具理性过度膨胀，造成人的物化，人为物所役。
钱竞（以下简称“钱”）：吸收了西方的一个概念，所谓“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工具理性高度发展起来。有一利常常也有一弊。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技术专制，工具理性升值，人文理性、伦理理性贬值。人变成技术的奴隶，人变成物的奴隶，最后人也变成物的一部分。
其四，个性原则的过度膨胀，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造成个人与群体及社会关系的失衡，危及社会的整个利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所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关系。传统中国社会偏重于以群体消融个性、压倒个性，使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这是其重大的弊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个体原则，张扬个性，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广阔的自由空间，当然这是对以往只讲群体的匡正。但是个性原则失去了群体的节制，就变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导致只要个体不讲群体的另一种失衡。一些人只顾个人利益，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甚至不惜损人利己，也成了习以为常的现象。人与人普遍地隔膜冷淡，难以沟通。
因此，如何调节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防止个体原则无限膨胀，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上海的朋友们提出人文精神问题，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们确实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效应。但他们有片面性，对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看得少，看得不足，或者不看，于是觉得世界不得了了，于是“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沦丧”“整个精神素质降低”，于是竭力高扬人文精神。这有合理性，又有片面性。
人文精神讨论的缘起与分野
白烨（以下简称“白”）：目前正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是针对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产生的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现象而提出来的。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晓明和几个年轻学人，他们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对话体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1993年冬，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上讲到文学的处境时，有人认为现在通俗文学盛极一时，严肃文学处境艰难，理论批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也讲到了人文精神问题。 半年后， 1994年《读书》杂志三月号再次提出人文精神问题。这时，主要的参加者是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的青年教师，包括王晓明，张汝伦，陈思和等。他们的确看到了问题，有感而发，但比较焦虑，比较悲观。对市场经济在文化文学领域里造成的不良影响看得较多。当时，商业运作介入文学，《废都》正在广泛销行，这成为他们感慨人文精神失落的事例之一。上海的这些批评家有一种失落感，即文化文学愈来愈失去轰动效应，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因而也失去了功能效应，文学批评自然也不再受很多人的关注走向了边缘的边缘。
刘：还有上海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
钱：走向边缘化，不再成为话题中心。
白：对。应该说，他们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时，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动机也比较复杂；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文学因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值得肯定的是，人文精神问题的提出，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现在我们谈的人文精神，已经和他们早期提出的意义不完全一样了。
何：可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比对于它的讨论更重要。
白：在他们最初的文章里，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接近于人道主义的人文精神，讲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追求普遍的终极价值。二是专指文人精神，讲知识分子的道德，讲学统，这种观点在《读书》上讲得最多。他们谈人文精神，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地讲人文精神，就是讲操守，讲参与，实质上即文人精神，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大夫精神，即庙堂文化。广义地讲人文精神，就不限于文人精神。后来展开的讨论，主要是从这样两个层面上进行的。
他们的讨论，引起不同的反应。明确对讨论提出不同意见、最有系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蒙。他在《东方》杂志、《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回应文章。
刘：在王蒙看来，人文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未曾拥有，何曾失落。
杜：王蒙的讲法有一前提：在旧体制下，在极左路线下，我们何曾拥有过人文精神。
何：恰恰在这一点上，上海的几个青年人确实误读了王蒙。
刘：有人认为王蒙有恐惧心理，而且这种心理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种看法，已经不算是误读了。
邵燕祥（以下简称“邵”）：上海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观点，王蒙提出寻找和探讨人文精神的观点，且不说他们各自展开讨论的观点如何，我认为，作为问题提出，就是有价值的。
白：除了王蒙，对人文精神提出不同意见的还有王朔。两人有的观点不谋而合。王朔说过，很难说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如果非要说有，那也是在接受了共产党多年的灌输和教育以后形成的乌托邦的思想。但是那能叫作人文精神吗？如果要说失落，现在正在失落的恰是我们不需要的，应该失落的。他认为，今天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重建、再生、发展人文精神的契机，是人文精神充分发展的时代。王朔把人文精神理解得很简单，以为人文精神就是尊重人、理解人，就是尊重人的选择，管你选择当作家还是当小市民，现在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何：现在比较有影响的话语群体，除了上海、南京的一批年轻人，还有北师大童庆炳周围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在两派之上，采取超然的态度，但实际上更接近于王蒙。他们的语言，不是王蒙的随笔形式，是论文式的规范化语言。比较有影响的是陶东风在《文艺争鸣》上的文章。陶文认为，一、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有意义有价值；二、上海的青年人批评王蒙有误读；三、王蒙文章的意思表达不准确；四、有的青年人（主要指王彬彬）在批评王蒙时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倾向，认为专制主义倾向一旦与权力结合，是很危险的。
钱：好像4 月份的《文艺报》上有一篇有关人文精神研讨会的报道，从另一角度对人文精神提出了批评。
白：这是《文艺报》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联合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从报道看，与会者一方面讲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一些意见有合理性，不要一般地拒绝；一方面又讲不宜以抽象的、含混的术语、口号来冲淡或代替党在思想宣传工作方面的大政方针。
刘：这似乎有以政治性眼光看待学术问题之嫌。
何：这个问题显然是存在的，但这种看法似乎也影响不了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走向。
白：人文精神讨论中还涉及了几个方面的小问题。例如，躲避崇高问题，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问题，宽容问题，直面俗世问题，非责任区问题，文化关怀问题，理想问题。
何：理想问题主要是谢冕提出来的。他的主要意思是讲，文学中不能没有理想，讲文学的功能，归根结底应该鼓励人们向上，应该有利于思想感情的提高。
杜：谢冕有一句话讲：不能因为过去的理想欺骗了我们，现在就什么也不要。
何：诸如这类问题，都是我们这次谈论的话题，后面再讲。针对上海青年的提法，还有张颐武和陈晓明顶着上，针锋相对地应战。
杜：张颐武认为，人文精神是最后的神话，是文化冒险主义。
何：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人文精神能否重建，如何看待重建。第二，人文精神可否有多种解释。从纵向上看，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内容上有变化。从横向上看，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可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不同内涵的人文精神概念，在使用上也各不相同。比如，人文精神可以解释为文人精神。但是也可以讲，人文精神反映文人精神，但文人精神并不就是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可以和人文精神联结，用文学反映人文精神，但文学精神并不仅仅是人文精神。这些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三，如果说，我们未曾拥有，要重建人文精神，实际上是新建，那末新建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凭空建，还是依据什么、吸收什么？即如何建设人文精神？
杜：建设人文精神，需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白：这个优秀文化传统，应立足于自我而又超越自我地广纳古今中外的精神财富。
何：如“五四”人文精神，这是“五四”以来文学中的新人文精神。再如，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也有人文精神，如果确实如此，还是叫古典人文精神为好。如孔子的“仁”和孟子的“恻隐之心”。孟子从性善论角度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讲泛爱众，都是古典的人文精神。
杜：孔子讲的“仁”，是两个人的意思，这就是讲人际关系，他说“仁者爱人”。
何：我们现在讲人文精神，是否可以理解为，主要是“五四”以来由外国引进的人文精神。我们讨论建设人文精神时，是否可以分析一下以往文化精神中有哪些可以吸收，有哪些需要扬弃。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书瀛已经讲过，市场经济对于精神文化产生各种正面的负面的效应，那末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建设联系起来，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设人文精神呢？这种建设，不仅要使二者相适应，相连接，而且还要使人文精神建设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第四，讨论人文精神，要有大家认同的标准和尺度。采用不同的尺度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论。只以自己的尺度讲人文精神，并认为别人说的一定不好，而加以排斥，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人文精神就是文化精神
邵：首先，需要弄清楚人文精神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社会历史内容。在过去和现在，在每个人的眼中，对人文精神的诠释并不一样。如果在讨论中每个人所谈的人文精神有不同的内涵，那么就会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互之间对不上茬。实际上这没有什么意义。同样，如果停留在概念本身的讨论上，也会导致从概念到概念。这也没有什么意义。要避免脱离实际。
概念的界定仍然必要。我见过董乐山一篇文章对人文主义（不是人文精神）这个词溯源。对于这个词，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我们有时译作人本主义，有时译作人道主义，有时译作人文精神。该词在外文的上下文之间，本身就有多层意思。
上海的朋友和王蒙从不同立场提出问题，打开了我们的思路。现在虽然有一些考虑，仍然有限，但值得一谈。我愿意把现在所讲的人文精神，叫作文化精神。
杜：我同意这一提法。从广义上说，人文精神就是文化精神。其实文化就是人化。世界上的事物无非就是自然和文化两大类，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与“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天即自然，人即人化，即文化。所以，人化就是文化，发扬人的精神就是文化。人文精神就是那种最能发扬人的精神本质的东西，即文化精神。
白：据庞朴考释，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源于文艺复兴的一种世俗化思潮，与“神文”主义相对立；而中国的“人文”则与“天文”相提并论，专指人事条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概念，但认定它是关于人的文化精神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邵：文化的实质即“人所创造的”“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非人”，必然包含着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关怀，因此可以统称之为人文精神。人由动物进化而来，这种进化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生物进化和心理进化，而人的心理进化是更重要的过程，即人性化的过程。人能继承祖先的文化，代代相传，也能适应群居，发展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人性的进化，是与人类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分不开的，因此人性也就是文化性的表现。
杜：卡西尔有一条关于人的定义，是讲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
邵：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对于人的心理和精神面貌发生作用的，无疑还会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有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等。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文明），有物质文化（文明）和精神文化（文明）之分，物质资料的生产，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人类文化的精神内容，则更具有导向的意义，它包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劳动生产的分配和协调，对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管理等。同时，从道德到法律、从野蛮蒙昧到文明、从约定俗成的群居中自愿遵守的公德和私德到带强制性的可操作的典章制度，又都是人类不断摆脱愚昧趋向文明过程的标志。人类的文明化、文化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一条积极的主线贯穿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人所独有的文化精神。从经济生活为基础，文化精神作导向，人类才一步一步从野蛮和蒙昧走向文明，所以最广义的人文精神就是文化精神。
何：所以，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文化精神。
邵：就是珍爱个体生命又保护社会生机，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尊重社会良知和人格尊严。与此相悖的则是保护野蛮和愚昧。因此，一切暴力、伪善，压抑、损坏个体人格和创造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反文化的。文化精神是以人类进步作为“终极关怀”的。真，善，没有终极，人类进步也没有终极。因而文化精神既要彻底地张扬理性，坚持求真求实，还要执着要求献身。以前者，区别于宗教，以后者，区别于学院派。这些是从社会历史层面来讲人文精神。
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道德的层面。它讲个人的人格和操守，其中也有广义狭义的两个方面。现在王晓明他们并没有直接把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联系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有所避讳。《文艺报》在报导人文精神的讨论时，强调的是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承认的人文精神，是专属于道德的层面。
何：这是沿着胡乔木那篇文章的思路来讲的。
邵：如果这样展开讨论，就会异变人道主义问题论争的继续。
何：事实上也有这样的意思。
白：《文艺报》的报道，虽然对人文精神讨论的评论语焉欠详，但意思是很清楚的，担扰无聊文人因小乱大，以次代主。
刘：这也是讨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回应。不能忽视。
杜：燕祥讲的，我认同。人文精神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人文精神从广义上讲，就是文化精神、人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精神也就是关怀人、肯定人、确证人、发展人、完善人的一种精神。
刘：你的意思，是提人文精神不如提文化精神，还是说人文精神就是文化精神？
邵：如果让我使用人文精神的概念，让我界定人文精神的含义，我更乐于用文化精神来概括它的意思。
何：也许这样讲会更为严谨：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因为，广义的文化概念要比现在讲的人文精神概念的范围大得多。从广义上讲文化，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等，这里的文化，是指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因此，限定一下范围讲，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精神。
邵：我也许该这么讲：从有人类以来，有一种贯穿于人的发展过程的使人类进步的精神，这就是人文精神。
刘：燕祥的思路是回应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因此，他针对讨论中的人文精神的意义，把人文精神确定在总体文化的意义上。
我们所理解的人文精神主要导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中国，则肇始于“五四”前后
邵：当然，刚才西来讲了，从广义上说，人文精神是文化精神之一种。但更确切地讲，我们今天讲的人文精神，我们所要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指500年来，即从文艺复兴以来到现在的人文主义精神。
何：我认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精神。
邵：文艺复兴、启蒙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最初是针对神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杜：人文精神，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解释是：人文精神指一种思想态度，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日后人们认为，凡是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识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上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文主义重视人对真与善的追求，强调人的价值。
邵：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主要构成、主要源头。西方文化，特别是500年来， 即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文主义精神的照耀下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成果。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文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也不能认为它在现实中已经过时。它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
刘：从全人类发展角度来看人文精神，很有必要。人文精神经过了一个缓慢的艰苦的积淀过程，到近代才达到了一个飞跃，因此也超出了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站在民族或种族的立场上审视它，这是人类共享的精神。
白：说得好，人文精神应当是面向人类、面向历史的一种思想的综合，而不能仅仅是一种民族、一个时代的“宗派主义”精神。
邵：在我们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继承人类的文化遗产。除了要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同时还不能忘记西方文化这一系统。最近看了《顾准文集》，很有启发。他研究希腊时代的民主问题，对中国可能有的民主也作了有益的思考，并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希腊文化。另外还有一个捷径，就是从西方近现代文化中仍富有生机的成果里吸收有益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或21世纪的年代，我们搞文艺复兴不可能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起，也不可能还从先秦孔孟、老庄、荀、墨……学起。这是季羡林先生指点的路子。
刘：这样就会出现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断言“21世纪必是中国的世纪”。
邵：其实，我最怕谈精神。前两年，我写过《主义与精神》，说新时期以来引进的主义太多了。后来又发现主义渐少，现在只搞一个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反一个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过去还提反封建主义，后来某人写文章说有人借反封建主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连反封也不提了。所以是主义渐少，精神渐多，像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延安精神、民航精神……最近还有孔繁森精神。
当然，必要的精神还是需要提倡的。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主义和精神甚多。我们不必问胡适原意，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还是有必要的。同理，对于人文精神可以有各种诠释，但不要强加于人。在定于一尊的年代，每个目标拥护社会主义的平民百姓，对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解释，与书本上所讲的并不严丝合缝。土改时，我们讲社会主义，宣传上讲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已去世的父亲，他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主要就有两条，一是没有失业，一是公费医疗。从现在情况看，都已有变化。在各个时期，对人文精神有不同的阐释，包括我们现在对人文精神也有不同的理解。这并不奇怪。我更倾向于“五四”以来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它也是引进的，它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的传统。尽管像海德格尔这位大大走在中国人前面的哲人，是以反启蒙为标榜，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却是人文主义的启蒙远远没有过时。难道因为海德格尔大讲科学技术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是人类的最高危险，就明智地放弃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和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吗？
何：有一段时间科学报国，实业救国等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在批判之列。时移世异，现在连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大众传媒也都天天在讲科技兴国，科技兴邦了！
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讲，发展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全部地接受他们的观点，我们还是要用科学技术来发展来建设。
邵：对，那种超前的意识，不适合于我国的发展需要。
钱：在学理或理念的层面，也不必因讲求实用或实际需要，而回避这种批判。要批判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体现的智慧、想象和创造，而是指科学崇拜，把科学尤其是技术当作上帝来崇拜，认为两者都是无所不能。这种科技权能崇拜，就是现代拜物教，同时包含着人征服、掠夺、驾驭自然的含义。
邵：现在提人文精神而不提人文主义。董乐山有句话讲得挺好。他说，一切主义都是一种极端化的表现。比如，自由思想一成为自由主义，宽容就成偏执，与保守主义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相应地讲，理想成为要付诸行动的理想主义，也有这种危险。书面上的理想要化作现实，一旦付诸实际操作，必然依靠社会力量，结果往往就会形成强制。由此我又想，讲人文精神不讲人文主义也好。这就如同松散的组织不必有严格的纪律，只有那么一种“精神”弥漫着，不具有条令的意义，也就不具有强制性。我们只能提倡、倡导、呼吁或介绍。作为个人来说，有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从社会历史的含义来说，那是人文主义的一种追求，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于个人操守，人文精神中也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我认为，这些年来，在我们最缺少人文主义的“文革”时期，其实也有人能够超越着时代，承载着人文精神，如顾准。
何：这是现实中的人物。虚构的人物，像《如意》里的老工友。
邵：比顾准还早的人，也有，他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邓拓。过去，开始纪念邓拓的时候，为了替他昭雪，所以宣传的是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甚至在遗嘱里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我们以布哈林的先例为鉴，可以理解邓拓在自杀前给彭真的信（即遗嘱）里，为什么要写歌颂毛主席的话。邓拓实际上是最早最深刻地揭穿了个人迷信的神话和谎言。他大胆地影射所要影射的东西，讽刺所要讽刺的东西。其意思极其明显。在当时，邓拓是清醒的，可谓真正的精英。
杜：邓拓是当时人文精神的代表。
邵：邓拓是继承了人文精神的血脉的精英，是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共产党的精英，是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因此，在人文精神内，包含着具体的内容，如同在延安精神内，有南泥湾精神、纺车精神等等。
白：理性精神，清醒、自立，就是人文精神中一个具体内容。
邵：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清醒、自立是极其重要的。
目前在看待市场经济问题时，经济界一些人士比我们清醒。比如，厉以宁分析计划经济弊病，一针见血。再如，刘迎秋分析“权力资本”在失控状态时的作用，也很尖锐。他说：“在对‘权力资本’失去制衡的情况下，斗争将变得更加深刻与残酷。在这场斗争中，少数人将充当主动分割资本的角色，并逐步蜕变为‘权力资本’的化身”。对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它的影响是：“多数人则常常在一片抱怨声中固守其本，出现工作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倾向。真正头脑清醒，能够冷静观察、忧国忧民，并为了全民族利益而继续开展创造性工作的人，将是少数。”我觉得，作为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各种情况下甘当这样的少数。这种少数，不是安于寂寞，不是安于清贫，而是安于清醒，在头脑清醒的前提下忧国忧民。
何：今天我们讲人文精神，是近代的现代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不应当、至少首先不能在中国古典人文精神中找根源。我认为，近代的现代的人文精神，主要是“五四”时期介绍过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意义的人文精神，使当时对旧世界的批判相当激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人，严厉批判束缚人的旧礼教旧精神。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发表，颇为激动了一些青年读者的心。他提出礼教吃人，必须打倒孔家店。尽管当时打倒的对象多了点，但问题的提出，无疑具有进步作用，解放了那时一代年轻人以及不很年轻的人的思想，并且影响着后一代更多人的思想成长。
“五四”时期的人文精神，溯源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以上世界雨果、托尔斯泰等一批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了辉煌的体现，是最有价值的精神内容。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逐步成长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互为表里，是为市场经济开路的思想先锋，是经济发展的反映，是精神和文化的表现。
我国“五四”时期提倡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武装，首先是用它来对付封建礼教的。尽管中国启蒙活动进行了将近百年，但并没有启动多少。现在我们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处于启蒙的阶段，仍然处于走向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之中，所以需要大力提倡人文精神。从这里也不难看到，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杜：为了建设和发展，开展思想启蒙工作仍然有现实意义。
何：如果我们联系经济发展状况来提倡人文精神，也许可以找到我们的立足点，找到思想的位置，并且把它作为我们知识分子的思想准备，找到在现实中的立足之地和位置，找到我们发挥作用的地方，起到我们所应起的那份作用。
钱：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知识分子要对现实社会发展起应有的作用，也需要有一个思想支点。而面对一个重组的时代，又需要重新寻求支点。
（未完待续）
199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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