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整体性论文,史学论文,边际论文,编辑出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人研治晚近历史，①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并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优劣与得失成败。其中至少有三点牵涉全局。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恰当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会大打折扣。分科治学起于晚清，而史料并不按此设列，用分科眼光看史料，即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事，难免以偏概全。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的水准。若无高明者领军，难免等而下之。其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几乎不可能。依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无法反映出的重要史料，并且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主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由此出现找不到材料(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不能驾驭的两种情形。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拿捏捉摸。研究的情势有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其三，由于资料收藏和学人境遇的限制，资料接触本处于不对等状态，再加之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结果人所周知的书被束之高阁，一心搜寻前人未见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以看得到掩饰读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垄断材料为研究基础，结果过度依赖对于部分材料的独占，导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为视野范围，不看其他相关材料，最终势必以其是非为是非；或者以某一类资料为可靠，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一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误判错解。
以上三点相互作用，治史如同摸黑盲行，导致本系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而这一切，均与晚近史料边际的模糊紧密关联。近年来苦思冥想破解之方，以为唯有打破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包括电子化)，使得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改变那种以为历史的大体和真相还基本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这样不仅有助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献收藏机构乃至藏书私家摆脱资料保存与公众利用的两难，而且促使学人将研究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的文本及其思维行为，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甚或因缘史料的繁复，借鉴古史的经验，进一步探究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化弊为利，使得晚近史的研究得以有较大进展。
一、晚近史料的规模与类型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专、精、博、通的关系，牵扯繁多，另文详论)，读完书再做研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②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晚近史的领域，却显得悬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有些强人所难了。中国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中国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当年即因为治上古社会史缺少材料而转向中国。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的资料显得相当有限。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800余种，禁毁书约3100余种，合计也不过13000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仅存目书即十居四五)。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20000余种，王绍曾主持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代著述54000余种。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达40000余种。除去乾隆以前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倍。考虑到著录遗漏等因素，清代典籍总数当在8万—10万种。③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典籍，只占整个清代文献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小部分。中国大陆档案馆系统收藏的清代档案共2000余万件(册)，其中50％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散置于各地方档案馆。这还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档案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所藏的档案(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方式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区分。如清季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馆或图书馆)。台湾地区和欧美、日本也分别收藏了数量不等的清朝档案，总数至少有数十万件。④
报刊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类，而且数量更加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勉强可以算是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即所谓断烂朝报。清季以来则大不同，报刊数量大幅扩增，内容极为丰富，反映社会各个层面。据统计，自1815年中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136种。⑤就种类而言，清季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大，多数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一些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日积月累，且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清季报刊受体制和立场的局限，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但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则可以补充连续性活动和细节记述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能够逐渐回到历史现场，与近人感同身受，从而对当时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书，数量同样庞大，仅各大图书馆藏家谱就有20000余种，以清代居多。这类材料，以前一般不为学人所注意，“五四”以后才开始收集。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并展出风俗物品，还遭到非议。除个别类型之外，各公私图书馆一般少有收藏。近年来，随着研究层面的下移，这类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但与资料存留的数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规模进度仍然相当滞后。
以上所述，还有不少遗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记、函札乃至诗文集，未刊者甚多，仅已经掌握信息的日记据说就有千余种。近来编辑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共收录日记22种、诗文集140余种以及清季广东谘议局相关文件2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目录书未曾著录，而史料价值极高。有的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如杜凤治的《望凫行馆日记》。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间在广东为县官，每日记事颇详，可供各种专题研究解读利用。一些尚未刊行的稿钞本也极有价值。如晚清广东大儒陈澧，一生著述极多，随著随刻，又不断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内容与坊间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种种原因，原稿本仅存其半，利用极难，另一半或已散入境外图书机构，而据原稿钞录的钞本则大体完整。翻译书和教科书，为晚近新有，前者关系中外，后者乃社会化凭借，均为主要知识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录却较少著录，迄今为止，连确切数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内外学人关注者甚多，已渐成所谓研究热点。
此外，晚清以来，中外交通频繁，各国公私档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军事、商务部门，教会、公司、传媒、团体组织等机构，以及相关个人的文书)，大量涉及与中国的关系。陈寅恪早年批评民初撰修清史过于草率，特别指出：“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⑥如将海外各类档案著述收罗完整，史料的数量还将大幅度扩增。
文献的几何级递增，与印刷技术的改进、出版机构的普及密切相关。尤其近代以来，发展迅速。晚清70年，时间约占清代的1/4，文献数量的比例却远不止此数。民国以后，出版扩张的速度更快，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根据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的藏书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年)，共收录37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平装图书12.4万余种，超过整个清代文献的总和。档案方面，据《全国民国档案通览》(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编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多家各级档案馆共收藏民国档案1400万卷，即使平均每卷只有10件，也是明清档案的7倍。报刊更加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的总数至少达到40000种以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照此估算，则清季报刊仅占1/30。
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经不胜其繁，而扩张的速度幅度又极快极大。《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书54880种，编撰者仍然坦承“未见书目尚多”。⑦况且，各书目大都依据前人所编目录，并未核对各馆库藏原书，各图书馆有书无目或有目无书的现象不在少数。非公共性的专业图书馆，既不对外开放，管理人员又缺乏专业训练，编目更难完善。而博物馆系统，限于体制，所藏文献均作为文物，内部人员也难得一见庐山真面。至于私家收藏，更是秘不示人。可以说近人的函札、日记、著述等未刊稿本，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为数不少。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原则是必须见书，因而有目无书的就只能阙如。线装书、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暂未收录。中小学教材仅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未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及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少年儿童读物，则三家图书馆漏藏或不入藏者较多。台湾、香港地区及边远省份出版的图书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书籍因为政治、道德教化等原因遭到禁毁，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行业(如书业公会)自律，尤其是后一种情况，销毁相当彻底，海内外公私收藏甚少。这些都影响了收录的完整性。加之书目的编辑未兼收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后来调查认为遗漏不多，只有10％左右。可是因为基数太大，10％就是12000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历代图书总和的50％！
报刊方面，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仅1833年至1949年9月的中文期刊，三次编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年首版未收录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1949年前解放区出版的期刊，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1981年增订本加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20000种。据“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县级以下的期刊和有关中小学与儿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选收。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⑧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其“编辑说明”特意强调：“其中包括：珍贵革命刊物，国民党党、政、军刊物，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中小学教育刊物，儿童刊物，文艺刊物等”。⑨目前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以全国各图书馆藏为底本制作成缩微胶卷的报纸已达2900种，刊10000余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所重主要还在古史，而各类新发现的古史资料相加，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谓九牛一毛。
二、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如此大量的资料，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中国历代各类资料的总和，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负之感。再具体的题目，要想穷尽材料，也戛戛乎其难。一般学人能力或有不及，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学二陈，不免也会望洋兴叹。熟悉各国文字，又勤于翻检旧籍的陈寅恪，“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⑩少年即立志读完中国书，后来尤其讲究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比较上古、中古、近代的史料多寡与史学研究的差异，认为：“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11)1940年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史料一点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12)由此可见遍读晚近书籍文献之难。
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同样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他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主张：“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13)这与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分科治学的时尚相一致。清季学人如刘师培等即将中国既有学问附会西学分支，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也着重提倡专史研究。影响之下，专史或专题研究形成风气，对此后学人的学术取向制约深远。
分门别类本来旨在缩小范围，穷尽材料，以便研究。所以高明者治专题而并非专家，目的仍在贯通。后来学人畛域自囿，读书亦画地为牢，流弊所及，史学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真正消除史料边际模糊带来的困惑。分科治学起于晚清，而且是用外来的知识系统关照固有学问，这样的办法，民国时一度被认为是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的进步，并被奉为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可是，用分科以后的观念看待此前的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但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史学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亦不探究执简御繁之道，学人所有知识也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治史犹如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不仅学问的格局不能大、无法通，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扭曲变形。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治学不识大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14)知今只在教科书层面接受一些常识甚至套话，接着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因为不知前人已知，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
其二，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无法庖丁解牛。或以为横切竖斩，总能深入核心，殊不知若无大局整体，问题意识于见仁见智、见树见林之外，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为树林。(15)而学人又不甘于局部边缘，贯通无能，却好以各种名义将局部放大为整体，将落草为寇当成占山为王。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力图放大所据之点，以侏儒充巨人。不知具体研究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很难拿捏适当，得其所哉。史学主要在见异，与社会科学的求同有别。而见异并非仅仅研究具体，而是在整体之中研究具体的普遍联系(如时空演化)。治史不能分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表现有三：1.以局部为整体，所谓盲人摸象；2.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3.由局部求通论，难免强人就我。
其三，因为不知大体，无法了解前人著述的意思，于是以为前人无意思，将所有书籍当作材料，只能借助外来后出的框架系统，先入为主，尽量使材料脱离原有的时空联系，随心所欲，断章取义。否则不仅不知材料有何意义，甚至不知如何解读其意思。
其四，以分科观念看待前人前事，强史事材料以就我，将历史人事纳入后来的框架，曲解附会。实则试图令古人按照今人的眼光轨则来思想行事，所治历史不过其本人的思想史。而美其名曰历史均为人们心中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
面对数量庞大，各项编目工作严重滞后，规模不断扩张，系统无法把握的史料状态，研究者的确很难做到胸有成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史料繁多，目录不全，学人反而不注意由目录入手，把握整体，探察系统。不要说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从目录看学术的渊源流变，作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接触两岸三地各校研究生，不少人博士毕业，还不知道多种目录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利用。何况目录不能仅仅作为查询的索引。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判断和方向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有成果，其成果更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难题，同时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
晚近历史的研究相对后起，整体水准以往不及古史，此乃毋庸讳言的事实。但晚近史料繁多，在给学人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超越古史研究的可能。近代史家一般认为，晚近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因而容易立论。胡适就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6)他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17)甚至陈寅恪也一度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18)揆诸事实，不能不说前贤的这些意见多少低估了晚近史研究领域史料制约史学的复杂性，也轻视了由此带来的考验和提升学人创造力的可能性。胡适晚年穷究《水经注》案，陈寅恪则以盲目膑足之身费十年之功撰写《柳如是别传》，他们各自以行动对此前的判断有所调整，只是效果大相径庭。
由于晚近史资料边际模糊，引证、论述与评判，往往主观随意，见仁见智有时成为信口开河的托辞。与古代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指责的确无可否认，尽管宋以后已有类似问题，而且训练不够的学人在新材料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也出现一味用旧材料重新解释的偏蔽。可是晚近史的研究问题无疑更为突出。治古史的学人好以自圆其说为立论的基本准则，而在晚近史研究中，由于材料繁多，先入为主，甚至捕风捉影也能看似自圆其说。本来立论必须贯穿解释所有相关资料而无窒碍，而晚近史料边际不定，难以穷尽，看朱成碧，亦可言之有据，无论正反，均不易验证是否能够条贯所有的材料与史事。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因不信官书，而做关于钱谦益两次被捕时间的长篇考证，居然能够成说。(19)至于当今学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论证与条件判断，割裂材料与史事的时空内在联系，任意拼凑组装，穿凿附会，形成观点，虽然各有论据，因为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史事，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强解材料，导致有争议无意义。以此方式论证，稍微涉猎文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多种相异相反的观点，并且均能够提出支持论据。如此，则立说不难，却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叠床架屋，重重复复，无法实质性地推进研究，反而淆乱视听。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扩展，同时也加剧了掌控史料与研究关系的难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晚近则首重人事。人为历史主体，最为复杂，而材料难得其全，导致在活跃的思维心理层面不易驾驭把握。处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需要更加精细而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在古史领域，所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等等分别，于史事真伪的判定关系极大。一般而言，这样的判断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还嫌表面。近代学人强调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可是材料不会直接说明事实。或者说，材料只会展现记录人所知和所以为的事实。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相当复杂。梁启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20)二是记载错误。(21)
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真与是，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历史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当事人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各异，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在于立足点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罗生门的现象因而相当普遍。前贤所谓以汉还汉，只能剔除后人的迭加，不能区分当时的异见。就此而论，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种，但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而即使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间接材料的差异往往由此敷衍而来。当事人的记述无论由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差异，间有放大或掩饰的故意，却不一定是有意作伪，不仅所记大都是真(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这一史事，同样是真。前者是他们的眼见为实，后者固然有部分隐晦，但他们如此记述，仍然是真实心境的写照。研究历史，一方面通过比较不同的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各异，尤其是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述。史事的真与相关人心路历程的真相辅相成，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当事人记述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更加贴切地接近所记事件的真实。
古史材料遗存有限，仅凭断简残编，很难深入这一层面。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以往学界多注意上述文字，而忽略紧接下来的这段话：“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虽然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利用材料别具特识，(22)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23)
晚近史料遗存的丰富详尽，使得学人不必依据残编断简神游冥想，但是因为数量过多，边际模糊，形成雾里看花，仍然难免穿凿附会的流弊。有鉴于此，处理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办法，也须较研治古史深入一层。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合，但又并非伪，而是部分真，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其实难以断定，至少无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哪些方面较为可信。用第一手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地、人、大体过程等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思维盘算、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如俱舍宗式地前后左右了解语境，理解文本，把握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或许可以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
就此而论，所谓重现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啊！”(24)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自具体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原景实地再度复活，如演戏般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是严谨的考证，以实证虚，由碎立通，而非文学的创想。
恰当分门别类以进行研究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否则指鹿为马而不自觉。材料与史事之间，本来存在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边际，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未免有几分盲目偏宕，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下手，也不知如何及何时出手。于是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同，都在侵蚀晚近史研究的整体性。要想完全防止分科治学之于专题研究的偏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只能尽力减少其负面作用。而力求贯通，应是防止偏蔽的有效途径。作为起点，可以考虑以下各条。
首先，应知分乃人之天赋功力以及外界条件有限的无可奈何之举，不必畛域自囿，更不能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即使身陷其中，也要努力超越其外。无此远大志向，自学则害己，教书则误人。
其次，不以专家之学自矜，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难以先博而后约，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放眼读书，了解前人已知，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并把握学问总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即系统。
其三，尽可能利用海内外学人编辑的各种目录工具书，至少掌握前人已知的资料状况和已有成果。目前档案、报刊、文集、方志、族谱、日记、文史资料、研究论著等等目录的编辑，加速进行，日见完备详尽，学人应随时注意，掌握信息，善加利用。在此基础上，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明道。
其四，在专门研究方面，如王国维所说，须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一般而言，悬问题以觅材料则先入为主，不易发现反证，难免偏见；读书以发现问题，则问题意识由材料和史实的连缀中自然生成。在此过程中，只见一面之词的概率相对较低，不仅有助于避免主观成见，而且对材料和史实的各方面关联性有所领悟把握。循序渐进，可以逐渐贯通，防止误读错解，以偏概全。
三、解铃还须系铃人
解决晚近史料边际模糊的一大障碍，是资料的收藏、出版与利用条件，与史料的规模相比，极不相称。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理、出版等环节，形成难以解脱的连环套，导致史料的收藏单位、出版机构以及读者和研究者纠葛缠绕的诸多困扰。
晚近史料虽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收藏却相当分散，查访、搜集、利用极为不便，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种报刊、同一人的日记函电，甚至同一部书的不同部分，分别藏于数家图书馆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图书馆因为这些资料的数量庞大，内容杂乱，牵涉中西新旧不同分类，很难全面梳理分别，评估把握缺乏恰当的准则，又大都够不上古籍善本的标准，只能采用一般规格收藏保存。而其中晚清以来的各类史料虽然时间不过百余年甚至不到百年，因为普遍改用机器造纸，可以存放的时间远不及古籍久远，加以保管条件相对较差，阅读者又较多，磨损、霉变、虫蛀、松脆等情况相当严重。对此，不少图书馆采取收费、限制借阅甚至禁止借阅等措施，但是一来不准翻阅未必能够收到保护文献的效果(有时反而更差)，二来晚近史与今人关系密切，研究和关注者日益增多，限制措施加剧了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及研究者的紧张，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纳税人意识的增强，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长此以往，公共图书馆方面收藏保存与借阅服务的两难局面势将日趋严重。
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陈寅恪撰文纵论《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末专门论及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制限。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25)7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状况早已大有改观，但是具体到晚近史的研究，尽管近年来文献资料出版的速度明显加快，规模已然不小，陈寅恪当年痛心疾首的情形某种程度仍然存在。
研究者同样面临两难，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因为条件限制，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相去甚远，学人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状态，坐拥书城者可以足不出户，而选题几乎无拘无束，否则四处奔波，所治范围还须严格限定。龟缩于一地一人，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另一方面，垄断资料导致对资料的迷信，由此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所谓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参证，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结果以其是非为是非，忘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而在细碎化的专题研究之下，材料的限制使得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研究者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如今日的考古界，能够参与发掘、接触资料者水准或有所限，解读运用，捉襟见肘，而高明者则苦于无法参与发掘过程，接触相关实物，尽管疑窦丛生，可以提出反证，难以正面立论。于是，因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开地提供给所有的研究者，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同时，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或者则干脆不顾史料，以举例为归纳，以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无视能否贯通史事与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难题。晚近史料的多、散、乱，保存状态的恶化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强，导致整理的极端困难，出版也就无从谈起。由于不少资料具有唯一性，收藏单位往往向阅读、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额磨损费，若是作为出版之用，所收费用有时更是如同天价。出版近代史料，卷帙浩繁，投资成本高，销售风险大，再加以高额底本磨损费用，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如果的确出于保护文献的目的，未可厚非，可是有时态度做法与声言的动机目的距离不小。除了国家财政、法规上有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外，收藏单位的观念严重滞后，当为主因。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并非旧式私家藏书楼，提供公共服务为天经地义，因为其职责只是代纳税人管理公共财产以供社会公用。而目前以古籍整理办法出版近代史料，进度太慢，远远赶不上史料毁损的速度，况且近代史料校勘，至少不比古代容易，全用标点整理，能够胜任者有限，目前的评估体系又不鼓励，结果勉强为之甚多。今人整理点校的各种近代文献，错误随处可见，即使高明者，因为今典本事太多，很难掌握周详，也无力面面俱到。在傅斯年等人反对疏通的影响下，本来作为史家基础的文献注疏，变成文献学者的专门，又分属文史两科。治史者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做专题研究，文献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专题研究训练出来的学人，好将个别经验放大，往往喜欢擅改前人用字，犹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子史之学，改订旧文，多任己意。(26)加之原本难得一见，即使心中疑惑，也无从比勘正误。整理出版者费力不讨好，只能裹足不前。
根据现状，首要应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大规模照原样出版近代史料，以实现保存与使用的双赢。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布局下，调动各级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面的人力物力，以适当形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分工合作，有计划按步骤地有序进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由兼通各面的适当人选主持其事，将是较为完善同时也是最为合理节省的途径。但从目前情况看，各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细分化的格局之下，图书、档案、出版、学术等部门关于整理出版史料的观念态度做法各不相同，学术界的不同学科甚至不同研究时段之间也是意见分歧，极少能够统合全局，兼顾各方。各执己见往往不过单一角度的所谓行规，而分的眼光只是后来认识的局限，并非天经地义的道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窃以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唯有以收藏机构为单位，大规模分类影印出版，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实现。具体办法如下。
1.史料收藏单位(包括私人藏家)愿意开放并提供所有底本。目前图书馆和档案馆对于大规模出版相关资料的意见不一，如《清代稿钞本》的出版，首先得益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开明，他们相信图书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和完全开放的态度，愿将所有馆藏贡献于海内外同好和社会公众。在其带动下，广东省内其他图书馆也有意效法。
2.精选底本。历来学人与藏家、出版者关于收藏出版的眼界迥异，大规模出版晚近史料，应当转变观念，取舍主要根据内容和研究需求，注重存世的多少，兼顾版本。具体办法为：优先收录日记、函电、文集等未刊稿本钞本，其次为孤本珍本，再次为内容、版式等有异的刻本。
3.参照实情，借鉴台湾沈云龙编辑《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法，放弃因噎废食的求全求精，不拘一格，根据愿意提供底本单位或个人的收藏情况，相对集中，原来分列的个人诗文集合并，同类文献则汇集编排。报刊或分时段，或依类型(据形式或内容)。
4.原版影印。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正确、最有效，目前文献整理出版要求校勘标点，而晚近史料过于庞杂，内容纷繁，往往缺乏能够胜任的整理者，整理的进度远不及资料毁损的速度，整理的效果则未见理想。原版影印，可以在最短期限内大批复制，保证不走样。待到能够直接、广泛接触史料者渐多，然后从容从事优选整理工作，并有反复验证的条件。
这样做或许与现行古籍整理的原则标准不尽一致。如果上古、中古、近代史料遗存的多寡制约不同时段史学研究的重心办法的差异，则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能削足适履，强求与古代一律。本来学人与藏书家看书的眼光分别不小，黄侃、陈垣、钱锺书等人对此早有论述。目前通行的古籍整理，不无偏重于藏书家眼界之嫌，未能兼顾或主要以学人眼界为取舍。
晚近史料要探明边际，目录编辑首当其冲。但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编目，尤其不能停留于依据编目而做的目录。最大的问题，当在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往往不完整，需要互相补充。报刊部分最为突出。近代报刊发行渠道不稳定，畅销时很快会出再版本，有时甚至连续三版四版，而首版与再版的版式序号广告插页等等，常常有所变动。首版本不易得或难得其全，如果强求，则大都无法操作，只有暂时兼用不同版本。有时藏本太少，不仅版式难期一律，连退而求其次的将就兼用，也遭遇重重障碍，与其袖手等待，不如因陋就简，将来再渐次补齐。稿钞本甚至刊本也有类似情况。如陈澧的手稿及钞本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散在境内外若干家图书馆，而各家对于出版一事意愿差距较大，或限制太严，或索价过高。如果强求完整才能出版，则只能束之高阁。如此，不仅出版遥遥无期，研究者由于看不到各家藏本，无从下手研究，不得不辗转求证，人云亦云。如果先将愿意公诸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则可以推动出版，因为虽然有的机构收藏较多，既非完璧，亦非独有。尤其是刊本部分，割据封闭则占有优势，各家尽出，则垄断不复存在，资源优势逐渐降低，态度势必发生变化。随着各家收藏单位出版意愿的增强，出版成本相应下降，陆续仿效，终成完璧的时间指日可待。二则有助于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即使其他几家未刊，学人也可于阅读时逐一比勘，以免循环反复。如果因为悬的过高(且往往片面)而止步不前，恰如近代追求国民教育的高标准，结果反而使得大批贫民子弟无书可读。
或者担心未经任何整理，读者无法使用。这可谓杞人忧天。沈云龙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汇集在台湾及海外所能找到的有清以来各类近代史料，未做任何导读解说，却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学界使用得最普遍的近代史资料汇辑。如果连这样的资料也无法解读运用，又怎能奢谈研究呢？比较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事件史专题，并有归类，这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如此编辑整理资料，也不可能扫除所有的阅读障碍，反而可能约束读者。近年来各种再版书籍的导读，固然不乏佳作，可以指点迷津，但也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伪劣，误导众生，罪莫大焉。傅斯年认为，史料越生越好，以免将后来的主观强加于人，不仅误读错解当时的人事，而且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用一定的框架来局限，反而减少其应有的内涵和价值。此说固然有抹杀一切前人主观，将书仅仅当作材料的偏蔽，忽略了前人的主观，也是历史真实的有机成分，只是其真实性不一定相对于所记录的史事，而是记录的态度。但是正如考古发掘一样，以今日的认识能力与技术手段，大量的重要信息在发掘过程中势必遭受破坏，甚至永远消失。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样，才是最理想的方式。
沈云龙所编丛刊，限于条件，收录资料已经竭尽所能，相比于已知的文献总量，不过百分之一，还是能够嘉惠学人。从研究的角度看，晚近史料的出版，应以所能提供文献的数量、版本、内容、保真程度为据，不宜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标准和办法来衡量裁夺。鉴于晚近文献数量庞大，且受分科治学的约束，全数出版，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若以沈云龙丛刊三编收书3000种为律，以前述原则选编30000种(不含档案、报刊)，约为晚近文献总数的1/10至1/8，至少可以作为阶段性目标。
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着重于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则希望重寻自我，想知道我何以与众不同，我何以成为我。这样的重新定位，无疑必须从固有的历史文化入手，进而比较其他，尤其侧重于自我认识。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日本、韩国都曾将晚近史料大规模重新印制，甚至没有所谓“现代化”过程的美国，也十分重视其早期历史。也许按照人均收入，中国距此还有相当距离，但由于地域差异大等原因，较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重树自信。大规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此其时也。
与近代史料相比，号称浩繁的古代典籍不过九牛一毛。而就保存期限的长短而论，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代手工纸，目前几乎达到临界点。晚近文献，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护的层级，整理办法，又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则。照现在毁损的程度与速度，用不了多久，许多重要史料将像地球上的生物物种那样永远消失。当务之急，应是多快好省地有计划大规模原样影印出版各种资料，首先解决保存与使用的两难，让更多的学人能够便利地看到原本，为从容进行深度整理提供必要的条件。此为大规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中外学术研究的进程显示，关注时段与层面的下移是普遍的发展趋势。如果不能协调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探究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进一步提升晚近史研究的品味与能力，非但无法凭借史料优势，超越古史而上之，反而可能以牺牲研究水准为代价，粗制滥造。多快好省地出版晚近史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收藏与保存、整理与出版的两难，还将对晚近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正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任意条理解释，而难以验证。这种一度被认为是用外来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的良法，不仅在二者是否适当的方面弊病丛生，即使所谓外来系统，也因海外汉学或中国研究者大都位处旁支边缘，几度转手负贩，诚如傅斯年所说：“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27)欧洲汉学本来有从类书找题目的习惯，后来中心转到美国，“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有点像王阳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28)这在域外一般学人，或可收扬长避短之效，还不失为取巧。国人不明就里，照搬仿效，非但邯郸学步，简直东施效颦。或者担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外学人财力十足，如鱼得水，实则恰好相反，大量原生态史料的问世，断章取义者当然有所顾忌，严谨学人也难免临歧裹足，那些凭借少量秘笈或借鉴别科陈说猎奇构思而随意立论的做法或许也会有所收敛。随着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史料的边际日渐清晰，学人应逐渐将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当然，那时能否读得完并理解其本意又会成为难堪重压，考验学人的智慧和体力。
注释：
①本文根据评阅人的意见做出修订，特此致谢。所谓晚近历史，大体指清代至民国时期，偶及晚明。旨在说明史料愈近愈繁与史学的关系，并不涉及历史分期。况且分期本来是为了理解把握历史，各家见仁见智。如近代学人的所谓近代史，往往涵盖清代以来，甚至晚明。后来演化成为安放史事的框架，虽有整齐划一之便，若不能灵活把握，反而削足适履，不免割裂史事的联系，一定程度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则有本末倒置之嫌。
②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第6页。
③参见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辛德勇：《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8期，第33—35页；蒋寅：《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清人别集总目〉评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第97—100页。
④参见冯尔康：《清史史料学》第4章“档案史料”，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年；邹爱莲：《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0页。
⑤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1页。
⑥陈守实：《学术日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
⑦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前言”，第22页。
⑧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2页。
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主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⑩陈守实：《学术日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422页。
(11)王锺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12)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2页。
(13)《致台静农》，约1929年12月3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0页。
(14)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第5页。
(15)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7页。
(16)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7页。
(17)罗尔纲：《师门五年记》，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8页。
(18)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第56页。
(19)参见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34—638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1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第31、91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第6、80页。
(22)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朱自清记：1933年2月13日浦江清与之论著述，“以为只总结帐及划时代之作为价值，述古多而创新少则不足论。冯芝生哲学史，渠意当属此类。”又3月4日记：陈寅恪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6、202页)。浦江清所说，显然是陈寅恪的意见。
(23)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2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
(25)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2—363页。
(26)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页。
(27)《傅斯年致朱家骅函》(抄件)，1943年1月15日，傅斯年档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28)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