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与改造——浅析《大卫#183;科波菲尔》的双重叙述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卫论文,菲尔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伟大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作品诞生以来，受到了古今中外作家的推崇。毛姆把此书列为世界最伟大的十本小说之一，并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探讨；弗洛伊德本人对此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国清末著名翻译家林纾以《块肉余生述》为题，把这本小说介绍给我国的读者，此后又相继出版过几种不同的译本，在我国流传甚广。狄更斯本人更是喜爱这部作品，他在自叙中曾这样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对于我的想象所产生的每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溺爱的父母，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深地爱他们。不过，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深心的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 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1〕。
读者和研究者公认，《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狄更斯采用自传的形式，把大卫作为自我重塑，又以家人、亲朋为模特描写小说的其他人物，构成了大卫的世界，把自己从童年以来几十年的经历借各种形象载体表达了出来，作为自我的解脱与补偿。作家在力图表现这一生活历程与思想情绪时，在创作手法上是煞费苦心的，在对其他作家继承与反拨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之路，形成了自己的叙述模式。
小说家对叙述方式的选择，往往意味着一种叙述格局的确立。这种格局的中心是：由谁来讲故事和怎样讲故事。一个相同的故事常会因讲述方式的不同而变得面目全非。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所以，叙述角度的选择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观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观点即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2〕
19世纪早期的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创作《鲁滨逊漂流记》时，采用了第一人称单数自传体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主角鲁滨逊·克鲁索讲自己历险的故事，由于小说中借助了历史事实中的证据和文件，使小说的叙述充满了真实感；笛福之后，理查逊开了心理小说的先河——采用了书信体，通过一系列信件合理地表现几个人物的心理活动，但在本质上还是从属于笛福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当菲尔丁创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时，则率先使用了一种不同于笛福的第一人称全聚焦模式这种直截了当、非常自由的小说形式。此后，英国文坛一直忠实于这种形式，司各特、哥尔德斯密斯、斯泰恩等对这一方式又有所发展、拓宽，分别创作出历史小说，幽默和感伤小说。这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直延续至被狄更斯所突破。
“笛福式”和“菲尔丁式”两种叙述模式形成的同时也显示了各自的缺陷。笛福的创作虽然因为有着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而显得真实感很强并有着鲜明的主体性，但写作会受到一种限制：即差不多每一件事都要主人公亲自看见或听见，永远忙忙碌碌，叙述者没有亲临的场面“比用第三人称写的一篇故事更为远离实际”。〔3〕所以只能排斥一些叙述者本人无法参与的事件与场景。同时，叙述者的可信度值得怀疑，读者通过他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也许会深受目光短浅、孤陋寡闻而带来的苦处。所以，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的长篇巨制是无法采用这种创作手法的。菲尔丁的“全聚焦”模式中的叙述者“我”则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般人物，常常直接登场亮相，凌驾于文本中所有人物与情节之上，叙述进程中不时发表感想与议论，并且自由出入于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讲述虽然使小说逻辑清晰，主题鲜明，读者的阅读有着轻松的快感，但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封闭状态：小说的开头便包含着结局，其中每个环节都为导向这个最终归宿服务，叙述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文本中通过各种巧妙的设计将结局暗示出来，不仅使读者少了创造的乐趣，而且这种喋喋不休的说教和一泻无遗的和盘托出会最终导致读者的厌倦感。
面对已有的两种叙述模式，改造与重建势在必行，狄更斯的创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他的创作在采用第一人称的同时，需要克服鲁滨逊式的视野局限；叙述主体“我”既要置身于外洞察一切又要避免菲尔丁式的“称职的间谍”作风。狄更斯在传统的基石上对前代作家的创作去其所短，择其所长，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叙述机制。
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中的两段话。
当我远向幼年的空白生活中回顾时，在我前面具有清楚的形象的第一批物体，是生有好看的头发和年青的样子的我母亲，以及完全不成样子的辟果提。〔4〕
我干什么好呢？打哈欠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必须作一点什么呀。我看我母亲，但是她装作不看我。我看过道中的一个孩子，他向我作鬼脸。我看透过前廊从敞开的门口进来的阳光，我看见那里有一头迷路的羊。……〔5〕
第一段话是小说第二章的开头部分，第二段话写的是“我”在教堂的经历。无论从语气还是从语境上分析，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同为“我”——大卫·科波菲尔，却远远地隔着几十年的距离，以两种面目出现：一个是已阅尽人世沧桑的年老的大卫在追忆数十年前的往事，一个是幼年的小大卫在好奇地观察周围的世界；一个置身事外做冷静的回顾与表述，一个作为故事主人公正经历着成长的过程。两个大卫在小说中交替出现，过去与现在交织，从而出现了小说中全聚焦与内聚焦两种结构模式的并存，文本叙述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随之错位或同步的叙述机制。
当“我”是年老的回忆者大卫时，文本的叙述时间是远远落后于故事的发生时间的，叙述的时间定于故事发生后的几十年中的某一段时间，这时的叙述充满着历史感和感伤的色彩，既超然又富有评判性，脉络分明又交织繁复，超出了孩提时、青年时的大卫的经验与阅历所及，而是作为成年人对多年前往事蓦然回首时的感喟与总结，历尽坎坷的大卫带着过来人特有的平静心态回顾自己的一生，全书中弥漫着怀旧情绪，应该说，这时的叙述者大卫实质上充当了全聚焦结构模式中的“上帝”角色——高高在上，已洞悉人世一切奥秘和自己几十年的成长道路，他的叙述也是一种全聚焦式的把握。而当“我”是经历了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光不断成长的主人公大卫时，他已成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此时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是合一的，具有即刻性。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所知有限，读者和他一起经历了种种欢欣、痛苦，亦步亦趋地和小大卫一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见到一群又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一次又一次感到迷惑茫然。作者把视点固定在小大卫身上，从他的角度视、听、感，通过他的叙述、转述、描写来展现一个外在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以小大卫为中心向四外辐射的写法颇具内聚焦的模式特点，只不过不限于人物内心的种种反映，而是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各色人的言谈与表现：摩德斯通小姐和她的手提包，克里古尔先生和他火红的脸以及他的低声耳语等等。这种表述完全是从儿童的心理透过儿童的口吻表现出来的，亲切易懂。
内聚焦与全聚焦模式的并用，使小说既有笛福小说中的主人公式的“我”，又有了菲尔丁小说中上帝式的“我”。但狄更斯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上帝式的“我”的功能却与上述二者有着明显区别，这也正是他的小说的长处所在。首先，《大卫·科波菲尔》中老年的叙述者大卫只全知却未滥施职权去“全能”——干预小说的发展进程。总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从未企图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将其袒露，更未如布道般的训导、劝诫，让读者感到厌倦。“我”作为老大卫的代言人在小说中只起到了两个主要作用：一是引导故事的开始，如：“如我前边所说的，回顾幼年的空白生活，我所能记起的特出于混乱事物之上的第一批物体是我母亲和辟果提。别的我还记得什么呢？让我来看看吧。”〔6〕从而引而不发，让小大卫接下去开始表演下面的故事。而小大卫由于年龄、阅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判断能力不强，一些看法、做法不免失之偏颇，这时老大卫便出来履行他的另一职责，进行恰当的纠正、补充与总结，以把握整个小说的基调，于不露声色中避免了小大卫对读者可能的误导。当小说发展到小大卫丧母后开始独立生活时，有这样一段话：“我现在相当通晓世故了，几乎已经失去为任何事十分吃惊的官能了；但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样轻易地被人抛弃，即使在现时，也使我有一点吃惊呢。一个具有优秀才能的孩子，也具有强大的观察力，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伤损，我觉得似乎奇怪，竟没有一个人替我设想一下，也没有人替我设想，我在十岁上作了摩德斯通——格林伯公司的小苦力了。”〔7〕在感叹小大卫的可怜处境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的同时，几句话巧妙地不露痕迹地引出了下文。
老年大卫俯瞰着从童年到青年各种复杂的人生体验，“微妙的讽刺”〔8〕口吻使他的叙述具有了思辨与理性色彩， 在拉开了与过去场景距离的同时也拉开了心理距离，超脱的心态大大加强了审视性，拥有的评判权力为表现其他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扫清了道路，冲破了笛福式的视野局限，虽然人、事也均为小大卫所亲见亲闻，但开合自如，错落有致。“……《大卫·科波菲尔》确实可以看作是一组舞蹈，一群人物和布朗德斯通联系在一起；另一群和亚茅斯在一起。随着主人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每一组就进行舞蹈”。〔9〕作者把当时的一切按其因果联系有条理地一一展现，在表现一个孤儿成长为作家这一中心情节时，又穿插了不下十组故事：辟果提先生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密考伯夫妇半世漂泊沉浮，否极泰来的故事；威克菲尔父女受窘遇救的故事；特莱德·斯特朗博士夫妇、辟果提与巴奇斯、特洛乌德小姐等人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等等。它们既与中心情节紧密相连，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犹如一根主干上又生出许多支干。可以想象，次要情节与主要情节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交融表现，创作难度是相当大的。“狄更斯重建了一个和他周围世界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世界，展现了一个作家一生所经历的社会场景——他童年时代的记忆，他的对当时社会的观察，对公众利益的关注……”〔10〕。
“狄更斯式”的小说叙述机制独辟蹊径，超出了他以前作家所确立的规范，对已有的模式进行了重塑与改造。这种叙述机制，虽然不如单一结构那样集中、紧凑，但可使作品疏密相间，行文灵活自如，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完整、思想性的突出也起着重要作用。两种结构模式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两种时间机制水乳交融，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作才能。当然，继查尔斯·狄更斯之后，在文学创作手法上对传统的继承与反叛依然在进行着。
注释：
〔1〕〔4〕〔5〕〔6〕〔7〕〔英〕查尔斯·狄更斯著《大卫·科波菲尔》，董秋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第1页， 第17页，第19页，第18页，第180页。
〔2〕〔英〕乔纳森·雷班著《现代小说写作技巧》，戈木译， 陕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3页。
〔3〕〔9〕《狄更斯评论集》罗经国编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36页，第237页。
〔8〕〔10〕"Dickens and Other Victories": essays inhonour of Philip Collins ed by Joanne Shattock —LondonMacmillan Pr.，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