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结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变化和部门间的资源流动被认为是相对不重要的，因为所有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都能带来同样的边际收益。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受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在预期不足和要素流动受限制的条件下，结构转变极有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结构变动问题。
一、古典增长理论：排斥结构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需求变化和部门间的资源流动是相对不重要的。这种观点早在古典经济理论中就有了解释。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剩余的出现引起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业增加带动生产扩大和产出增长，从而出现更多剩余，再一次推动积累和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过程一再重复出现。
哈罗德和多马在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吸收了凯恩斯的收入理论，建立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投资，而且投资起双重作用，既创造需求，也创造生产能力。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依赖于资本的价值理论，没有引入技术进步，并排斥结构因素。
索洛（R.Solow）对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了修改，引进了技术进步，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也采用总量生产函数：
Q＝F（K，L，T）（1）
其中，Q是总产出，K、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总投入，T为时间。变量T已考虑技术进步。根据式（1），就可以推导出产出增长的三个因素，新古典增长模型便为：
G，U]＝G，A]+β，K]G，K]+β，L]G，L] （2）
式（2）中，GU、Gk、GL分别代表总产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β，K]、β，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G，A]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solow余值”。但这个余值G，A]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并没有得到具体说明。
丹尼森（E.Denison）和肯德里克（J.Kenderick）等人对余值进行了研究，把G，A]分解为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资源与配置的改善和规模经济等项目，仍然没有涉及到结构变动。
新古典生产函数偏重总量增长，缺陷在于没能考虑经济的产业结构。里昂惕夫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完全消耗系数矩阵，把各部门增长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以需求变动解释总产出增长。后来，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定技术进步的方法，他们认为总产出增长中减最终需求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即是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含义仍显笼统。同时也可以看出，投入产出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度量——技术进步作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同样没有分析结构变动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趋于完善，其模型也越来越精细，然而，它却始终把结构因素排斥在增长源泉之外。造成这一缺陷的关键因素是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是有严重缺陷的。因为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是竞争均衡，即经济制度有足够的灵活性以维持均衡价格，从而无论从生产者，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都达到了长期的有效配置，即帕累托最优。而事实证明，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行政机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均衡调整。因此，不同部门中劳动收益便会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结构调整和优化便会加速经济增长。
二、结构变量的引进
按照哲学观点，事物的运动既表现为该事物总量的增减或位置变动，也表现为其内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改变。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讲，也同样如此。它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的总量增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经济的结构演进。还有些经济学家把由此引致的制度变迁也涵括其中。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经济增长，必须将总量增长与结构演进结合起来。
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之一便是“结构变动过于迅速。”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结构上的特点，如：经济刚性、短缺、过剩、滞后、低供求弹性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18、19世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形态。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及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能自动地实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存在的是非均衡现象。结构的特殊性也使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易公平分配，并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但这并不说明采取集中周密的计划管理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
起源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曾使50年代欧洲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结构改革论”。6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生活的各种成分之间有某种形式的结构关系，找出这些结构关系就可以使社会科学达到象数学那样的科学化与模式化的水平。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者也认为，多种经济因素（生产、消费、投资、劳动等）之间相互形成某种机制，只要找到其间的某种合理比例，使投资和储蓄协调一致，国民收入与支出相平衡，就可以加速经济增长。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借助于电脑计算技术，用代数方程式形式来建立和处理各种发展模式，使这一时期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得到繁荣和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经济的迅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演进，即表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那些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其总量增长与结构演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经济学家往往把那些仅有经济增长而无结构演进的国家的情况，称为“无发展的增长”。可见，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
结构变化不仅仅是指产业结构变化，也包括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外贸结构、消费结构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如钱纳里（H.Chenery）、鲁宾逊（S.Robinson）、费德（G.Feder）等，在新古典增长公式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或更多的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研究是以新古典增长公式为基础，引入了劳动力和资本再分配、出口增长、资本流入和发展水平等结构变量，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原来只包括资本和劳动增长的总量模型上，增加了一个或多个结构变量，更清晰地说明了结构改变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帕西内蒂（L.Pasinetti）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模型中得到了反映。帕西内蒂把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三种：一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存在技术进步；二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引起的；三是由结构变化引起的。帕西内蒂认为，第三种情形是更一般更现实的情形。帕西内蒂方法与总量增长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结构变化明显地结合在自己的经济系统中。
李京文领导的课题组研究了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原因主要就在于结构比例不当。袁嘉新等人研究了如何从广义科技进步中把结构效益分离出来的问题。乌家培等人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中的技术构成变动。可见，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结构变动的分析。
三、结构变量研究途径上的差异
对于结构变量的分析，主要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从总量角度出发看产出结构变动趋势，一是从结构角度看总量增长。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库兹涅茨和罗斯托。
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缺乏所需要的总量变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内含的战略性的部门变化的可能性。库兹涅茨认为，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总量增长是第一位的，总量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总量变化制约着结构变化。反映与人类生理特征有关的需要等级的先后次序级别，在生产结构形成的年代中具有支配作用。可见，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动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换。同时，由于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变动，也会促使一国国内生产结构的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反映了产品相对优势的变动。人均产值的高速增长，说明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就会有助于相对优势的迅速改变，从而也会加强国内生产结构的改变。[①]
与库兹涅茨的观点相左，罗斯托认为，近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这些发生在技术和组织中的变化只能从部门角度加以研究。罗斯托并不否认总量概念，只是强调离开了部门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产生。罗斯托认为，新技术的吸收是一个部门的过程。一旦创新在某一部门出现，通过与其他部门复杂的关联，将对产业结构转换起到激烈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是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旧的主导部门减退时，新的主导部门便会诞生。因而“增长的完整序列就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了，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而这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史的过程”。[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库兹涅茨分析的是伴随着人均收入增长而出现的结构变化，而罗斯托感兴趣的是那些使人均收入持续增长所必须的结构变化。库兹涅茨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分析结构变动，而罗斯托则主要从供给角度来分析结构变动，当然这与新古典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增长原因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新古典理论把结构变动的资源再配置完全排斥在增长因素范围之外。库兹涅茨使用的是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法，罗斯托使用的是非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法。
四、产权结构及制度结构
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研究上，强调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所有权是生产制度中的决定因素，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增长。刘易斯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一部所有权法的存在又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能使投资者相信他能收回自己的投资。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家诺思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上重视制度因素的分析。诺思认为产权的界定与结构变动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③]他认为，所有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获利的可能性（如明确个人权利、土地私有制等），二是减少“费用”（如向私人机构提供法律保护等）。
刘易斯对制度的分析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刘易斯的模式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并用这种差异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缓慢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途径。刘易斯还用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本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
诺思认为产权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意识形态与国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产权结构的效率来进行的。因此，推行制度上的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五、结束语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生产函数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从资本和劳动力供给两方面解释实际经济增长。首先对经济增长作计量研究的是30年代的C—D函数。索洛在此基础上，于50年代中期提出了技术进步理论。这里的技术进步就是：“solow余值”，但含义过于笼统。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威廉·配第和斯密等人虽然已经注意到财富增长的同时，不同产业的收入差异等问题，但并没有注意到结构问题。增长理论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只从总量的角度对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描述，而忽视了结构分析的作用。丹尼森60年代对技术进步作了进一步的分解，将技术进步分解为：投入要素质量的改善、知识进展、规模经济、生产结构的变动，并强调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储蓄率和投资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库兹涅茨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出发研究总量变化的经济增长理论，刘易斯和诺思则把产权结构和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之中。可见，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是：经济增长的度量——技术进步作用分析——结构变动作用分析。
结构主义根本的依据是符合这样一条原理的，即客观事物的整体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在运动中起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构成的。经济生活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一样，必须保持一定的运动平衡才能发展。结构主义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门探索性尚待完善的科学。
注解：
①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5，P346
②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P7
③[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