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审视——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复杂性论文,社会学论文,新发展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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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齐曼(John Ziman)原是英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但自1968年以来，他因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著作而成了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30多年来，作为科学家的他一直在科学社会学领域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了《公共知识》(1968)、《知识的力量》(1976)、《可靠的知识》(1978)、《难题、问题与迷》(1981)、《元科学导论》(1988)以及《真科学》等。我国学界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的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版。齐曼的新著《真科学》表达了他最新的科学社会学观点[1]，为此，我们结合他的《可靠的知识》一书，以及2002年11月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对其科学社会学思想的新发展分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 论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从古代与近代的个体生产模式走向了现代科学的建制化的生产模式。在现代的建制化生产模式中，科学家们彼此分享着许多共同的价值、传统和目标，形成一个个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共同体中，科学家们赞同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性，有着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并相互依赖，能够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行为由确立、易于公认并且相对稳定的目标、价值和规律来调控，形成所谓的“学问共和国”。
在学问共和国中，科学家们的日常工作是从事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这种社会活动。何谓学院科学？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曾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2]，在《真科学》中又再次提出，并将之与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相对应。他说：“学院科学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方式，‘是在一群具有共同传统的人们中产生出来的，并为群体成员不断传承和强化’”。[3,p31-32]“学院科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学院科学是高度分化的体系学科”，[3,p33]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都分布在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之中。科学家在不同的地域具有共同的学术语言，但在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流动却受到严重的制约。
在学院共和国中，科学家该遵循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呢？1942年，罗伯特·默顿提出可以用少数几条更一般的规范来概括科学家受约束、要遵循的宪章，现在被称为“默顿规范”，即：公有主义(Commu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独创性(Originality)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4]，齐曼用其英文首字母缩写为CUDOS，称之为制度化的CUDOS机制。[3,p56]
齐曼对学院科学时代的默顿规范做了充分的肯定。虽然他认为默顿规范“只能坚定理想并不描述现实”，对于个人和共同体，这些规范都很难做到，但是，“原则上，它们给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3,p41]只要每个人都遵守这些规则，那么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预知他们对事件和彼此行为的反应。不同独立个体的共同体因此能够自发地自组织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建制。
学院科学经历了2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到最近数十年，科学的生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科学在原来业余爱好者的努力下，越来越走向专业化。现代科学成为一个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复杂的体系，科学工作者分布在这个体系的高度职业化的位置上，从事着外行难于理解的知识生产。在这里，科学工作者领取薪俸，从事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因此，原来的业余爱好者就难有立锥之地，科学成了一种高度建制化的行业，也成了科学家的一种谋生的手段。
齐曼将上述变化称为“一场悄然的革命”，革命的典型标志就是后学院科学的出现。他说：“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学院科学正让位于后学院科学”。[3,p81-82]这场革命是如此普遍深入、如此纵横交错，并且在不同国家中的形式细节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很少会被当作一般社会现象的成分。
齐曼认为，后学院科学并不像许多科学家仍期望的那样，只是短暂地偏离我们熟知的科学前进的步伐。它不仅仅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它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3,p82]它是对直接实际问题的无数即时解决的结果。后学院科学具有集体化、极限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和官僚化等六个方面的特征。[3,p84-100]
2 论默顿规范的适用性
学院科学走向后学院科学之后，科学规范的默顿模式是否还再适用？总体来说，齐曼认为默顿规范在后学院科学时代依然必须遵循，但因科学语境有了变化，相应地，其科学规范也应相应地修正。
首先是普遍性问题 科学仅仅处理那些可以在任何人之间交流并被任何人所接受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人的个人信仰或者特定的环境如何，因此，凡是科学知识都必须具有普遍性这个共性。因此齐曼认为普遍主义也应是后学院科学共同体的基本学术规范。传统的方法，比如归纳与抽象、对科学事实进行分类，在后学院时代仍然没有过时。此外，齐曼还提出“把理论当作地图”，“把地图当作理论”的“地图方法论”，[3,p154-161]把科学理论当作地图来解读。齐曼认为，形式化是科学获得普遍性的一种重要手段，后学院科学更加追求形式化的表达语言。为了达到高度的形式化，后学院科学更是用各种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并充分利用科学理性，把各门学科全面系统化，建立普遍的解释和预测的模型或比喻。
其次是无私利性 传统的学院科学往往被认为只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识，是一种无利可图的知识产品。然而，在后学院时代，科学却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的“科学知识通常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3,p190]人们对科学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它能够激发智力上的兴趣，而且是因为它能够带来物质上的利益。但学术传统的这一防线如今正在退却，支撑无私利性规范的伦理准则，经受不起要求拓展科学不断壮大的工具力量的外在压力。因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更大的社会利益也许在塑造它的过程中起着一种看不见的作用。不过，社会利益对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生活”可见的直接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学院科学家将他们认知的、职业的和体制的利益高高置于一般的社会利益之上。
第三是客观性问题 在后学院时代，“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已经相互渗透，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变得难于区分。”因为“后学院科学是根据市场原则来组织的”，它“与实践之网紧密联系在一起”。[3,p210-212]后学院研究由半自治的研究实体来完成，它们通过承担一些由投资机构资助的具体项目来维持生计。其中的一些研究实体为维系科学的独创性和诚实性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甚至像研究理事会这样的准学术的公共机构，也被要求来支持具有明显“能够创造财富的”或者具有医学、环境或社会应用前景的项目。被社会利益污染后的后学院科学，是否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呢？齐曼认为没有。在后学院时代，“客观知识的生产不大依赖于真正的个人的无私利性，而更为依赖于其他规范（特别是公有主义、普遍主义和怀疑主义规范）的有效运作。”“后学院实用主义强化了认知客观性”。[3,p212-213]因为科学发现与它们被应用的技术要自动地接受检验。
第四是独创性问题 由于后学院科学的技术化、利益化的背景，它越来越成为科学家们集体的一个个研究项目。独创性的学院规范本来要求选择问题的个人自由。然而，现在这种自由被物质环境、历史机遇、认识论信念以及特别是共同信条所包围。事实上，它经常要求研究者们一起工作，研究他们个人从未考虑过的，作为一个集体也没有选择过的问题。通常，这样进行的科学，要比那些完全依赖于个体科学家特殊判断的科学在技术上“好”一些，并且与技术关系更紧密。“后学院科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学术研究传统和产业研究传统之间的这种结构性趋同。”“后学院科学通过聚焦在专门问题周围的领域上来获得进展。”[3,p253]它总是满足于适度可信的对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无论这些方案是否有一个宽阔的理论基础。
最后是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在后学院时代，科学变得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对它进行怀疑性的批判就变得有一定的难度了。传统的科学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那么确定和统一，似乎它特别擅长于结束争论。然而，后学院科学并非如此。科学家们似乎总是争论不休，难于达成共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变为追求主体间各自存疑、相互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由于科学的日益复杂化，外行对它越来越难于理解。于是记者、政治活动家甚至教育工作者不是从正式的研究文献中获得科学知识，而是从一些外在表现或道听途说中获得一些科学的形象。科学工作者个体对知识的贡献因为难于用其他方法来评判，于是只好用科学引文索引这一技术手段来进行。“后学院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研究者在同行中被评定的标准是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数目”。[3,p316]对一项科学知识可信性的度量是其在科学实践中的实际用处。
3 论科学进步的复杂性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无论是学院科学还是后学院科学都已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变成了一个复杂性的进化系统，传统的分析工具往往很难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所以，齐曼把科学的进步与进化论作类比，以自组织和复杂性理论作分析工具来理解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
为什么要引入自组织理论来解释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知道，对科学的发展模式有两种解释，一是革命派，一是渐进派，两派之间针锋相对，但都与科学发展的历史不甚吻合。例如以库恩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科学革命前后，其世界观完全改变，因此是学科之间不可通约的，革命前后也不可通约。齐曼通过对科学的考察后认为，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因此他以进化做隐喻，“把科学中的概念变化看成是类似于达尔文对他的生物进化阐述的‘进化’过程”[3,p335]。他认为，这个进化类比为研究认识变化的动力提供了许多洞见。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记录的许多现象皆可以在生物世界找到其对应物。这些现象往往如此特别、如此复杂，用生物学的语言来解释它们比起详细地描述它们要简单得多。对一个生物学知识广博的元科学家来说，诸如“涌现”、“灭绝”、“退化”、“生态位”、“多样性”、“物种形成”、“趋同”、“进化漂变”、“停滞”、“点断平衡”、“确立计划”、“发育锁定”、“环境适应”、“共同进化稳定策略”等术语，往往是概括科学史上特定类型情节最简洁的方式。[3,p336]学术共同体像进化生物的种群，不是由完全一样、想法相同的个体所组成。在任何时候，科学的前沿都被推进到互相冲突的研究结论和对结论的可信性的不同评估的迷雾中。在这种迷雾中，每一个新观点，不管它是被怎样精彩地构思出来，怎样精细地进行了调查，总有一些“盲目性”。事实上，科学通过一个“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简称BVSR）的进行中的无尽的循环过程而进化。[3,p335]通过进化论隐喻，能够比较好地将革命论和渐进论结合起来。
“把进化隐喻变换为科学变化的一个更正式模型在原则上是可行的”[3,p342]，不过实际操作却还有一定的困难。为此，齐曼又引进复杂性理论。美国圣菲研究所的考夫曼认为，传统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固然重要，但仅有自然选择还不够，在此之外，生命还有另一个源头：自组织。自组织理论弥补了自然选择论所缺失的关键一环，将随机的和确定的进化力量巧妙地结合起来，得出了令人满意的有关生命秩序的理论[5]。齐曼与考夫曼的思想不谋而合，他说：“复杂系统往往具有显著的自组织能力。只要他的内部联系不是过于密集，他会在演化中产生内部秩序”[3,p342]。科学知识的“地图”通常被充分定义，但显然还非常不合逻辑。齐曼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复杂性理论术语中，它是对隐藏的“奇怪吸引子”之网的一个表面说明，而“奇怪吸引子”的实际理论基础却很难摸透。
齐曼把科学进步的复杂性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不可预测性。科学变化的实际轨迹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在科学的发展中，貌似无关的因素可能从模糊中涌现出来，迅速增大，彼此相互作用且产生不可预见的效应。二是路径依赖。认识变化像生物进化一样，是一个非线性路径依赖的过程。科学的早期历史是它随后演变道路中的不可缺失的要素。他认为，“比起特定实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灵光一现的不可逆性，或者显示科学思想如何在分支家族中彼此引起的族谱的历史有效性，这种特性更加普遍。科学事业的内在历史性与我们所有个体和集体对它的体验是相符合的。”[3,p343]三是适应性。也就是科学对环境需要的适应性。科学知识决不是专断的或不受约束的，整个BVSR过程确保它越来越接近于满足它被选择的标准。
总之，科学认识的不断变化、不断进步是学院科学的内在特征，而后学院科学与牵涉到社会、环境和人文价值等“跨认识”问题的关系因而更加复杂。
4 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
传统的科学形象似乎是“正确”的化身，并且不屑于与形而上学、伪科学、假科学或“超科学”为伍，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把科学划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6]后学院时代的科学因为往往“把事情弄错”而更难于与“绝对正确”划上等号。“没有任何一种方式确保我们能够科学地‘把事情弄对’，这也就意味着，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钟爱的信念已经‘弄错了’”。[3,p325]后学院科学虽然不能说已经与神秘、奇迹和魔术等传统科学哲学认为是伪科学的东西称兄道弟，但是似乎也很难与它们泾渭分明。齐曼甚至认为这些“神秘现象”也应该值得研究，“在多元的社会中，这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择性’科学的角色。并不容易从‘正统’科学中把它区分出来”。[3,p330]
真正的科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无论我们科学系统怎样的庄严与奇观，它不必然地告诉我们真理。具有实验仪器，有理解力和智力能动性的科学家，交流媒体、理论、地图和图片的社会模型，可能不过是有趣的游戏”。[7]那我们为什么还会相信科学呢？齐曼认为，这必须通过将科学方法、社会学规范和心理学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回答[8]。
从科学方法来说，科学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是由一种“方法”所生产的，由此保证了它们得到系统的阐述，逻辑上自洽一致，并与经验观察相吻合，实验上得到检验，成功地作出预言，可以凭借数学建立模型等等。于是科学方法产生出某种连贯性的“地图”，其中没有事实错误，没有逻辑上的不自洽，也没有个人的偏见。尽管这种“科学世界图像”也不是很完整，但它肯定代表了独立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客观实在”。因此，它始终将值得绝对地信赖，无论原则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哲学的作用就是帮助科学家澄清并巩固这一过程，而不是胡乱指手画脚。
从社会学规范来说，科学知识典型地由一种特殊的准自主的社会机构所产生，它以竞争性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方式运行，其松散的结合由交流系统来保证；科学家以对“科学知识”的公开贡献来换取同行人员的承认；他们的研究结论，经过持续的批判性审查后，以非正式的共同接受而取得合法性。科学集体的核心体制是其交流系统和公开的文献档案。一项研究成果要称为“科学的”，就必须在经过同行评议的著作或期刊上发表，虽然如此编码的知识也会常常引起争论，而且常常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尽管签署了生产者的名字，但它因经受住了共同体的批判而获得其客观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在其研究中都无可置疑地以它为基础时，它才值得强烈信赖。
从认知心理学来说，对科学的信念依赖于正常人的认知，并由主体间性的话语而得到社会性的强化。通过分类而一般化的知识一般依赖于共享的模式识别，科学归纳是对显著有意义的模式的实时认知，因此，他认为，彻底的科学怀疑论毫无意义，因为这否定了其在先的生活世界的语境。
齐曼总结说，后学院科学家依然在陈述着并试图解决实践中和概念上的问题，这种解决是以一种可理解的有规则的、不脱臼的外部世界为基础的。他们仍然继续建立理论，继续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理论。他们依然尽可能地消除从他们自己的发现中产生的个人偏见，并及其精明地接受他人的主张。“至少从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广大公众，就像以前一样，有充分的根据来相信（或怀疑）‘科学’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令人惊奇的事情。”[3,p398]
收稿日期：200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