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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前的东德和西德，经过战后四十多年不同的发展道路，各自建立起完善的大学教育体制。统一的实现，打破了这种分属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教育格局，随之而来便产生了大学“革命”。这场“革命”先是从废除马克思主义社会人文学科为开端，继而向人事制度开刀，对教师队伍整肃、重组。回眸由社会制度转换带来的那一幕，至今对不少前东德大学学人来说，是次颇感酸涩、甚为难堪的经历。因大学人事更换是知识阶层切身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敏感问题，亦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强加的外部“革命”
1991年11月，著名的洪堡大学校长海林希·芬克教授突然被罢免职务。其罢免的原因，据说是涉嫌曾是前东德秘密警察。对芬克校长的革职究竟有什么法律依据，人们纷纷提出了疑问。在这之前，报纸传媒发表了不少前西德大学学者关于重新构建原东德地区大学人文学科的文章。柏林市的学术部长埃哈尔特在上半年就提出了废除教育学、法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主张，芬克校长与之对峙了一个时期，尔后便发生了被解雇的事。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德塔·亨利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埃隆斯特·托根托哈特等人把对芬克教授的被革职看成是由埃哈尔特代表的官方的姿意妄为，没有法律权威。但事情的发生无可挽回。德国教育学会编撰的《教育学年报》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原委。“芬克校长被解雇的理由，只是接到州官方的一封信，信中指控芬克教授是秘密警察的非正式协助者。面对芬克校长，口头说日后会传达那件事，但却不允许他批阅公函、听取汇报。11月26日，尽管洪堡大学的三名代表都投了反对票，但校长的解雇却因柏林州政府官员的赞成票决定下来了。”这件事也成了后来大学“革命”的前奏曲。
芬克校长的被革职，象征性地展示了依靠原东德的力量进行高教改革是不允许的。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根本不让实现的。东部地区的所谓“革命”，完全是在前西德政要和学者的指挥下，使前东德高教体系解体，而以西德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重组。对于前东德地区来说，是场突如其来、外部强加的“革命”。虽然前西德一方称之为“改革”，但前东德学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持有异议和批评态度的前西德的知识分子，把这种来自上面命令，外部输入、强制的解体和重组称之为“殖民地化”。
二、过关斩将的“三重审查”
两德统一后的大学整肃、重组是如何运作的？“革命”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最具代表性的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的大学改革的“三重审查”。
东德时期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有两所综合大学，即罗斯托克大学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还有两所教育学院，居斯特罗与新勃兰登堡教育学院。据德国《大学教员联盟通报》载，该州是前东德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居于龙头地位的地区，1993年改革已结束。虽然东柏林的洪堡大学的人事更动更早，但西德大多数学人批评它缺乏制度化。而以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为最早制度化的代表。
所谓“三重审查”是指什么呢？我们先看官方的说法。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大学整肃工作负责人迪塔·谢本曾写了《三重审查——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人事改革终了》的长篇报道。他说，该州“比其他州都迅速彻底地实行了大学改革法。在大学整肃之际，人事更新是最重要一环。（第一条第一项）因而该法决定分三阶段办理更替手续，即政治审查（第二条），学术审查（第三条），任用审查（第三条）。”由此可知，所谓“三重审查”，是两德统一后，为了实现对原东德地区大学进行改造，而在关键问题上，即人事整肃的重组过程中，作为法律手续，对前东德大学学人严格审查的三个必经程序，三道关卡。
1.政治审查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的四所大学实施的政治审查，根据大学改革法，各大学组成了11名委员的政治审查委员会，学校内部8名，4名学者，2名学生，2名事务人员，经互选产生。学校外部3名，由州议会任命。委员长或代理委员长必须任命法律工作者，这3人负责领导政治审查工作。谢本总结评价“三重审查”时认为，“任命法律工作者担任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这一着非常有效。……审查的手续得以顺利进行，而没有混过关的。”
政治审查的内容有什么呢？要求被审查对象填的表中列了这么几项应答内容：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体制下，你是否担任过政治机关或党的职务？在高教机关任免之际，你是否得到政党的推荐？作为学者你与国家政策有何种关系？在旧体制中得到什么样的优遇和利益？这几个问题，明眼人一下就可看出，这是一种对在前东德参与政治进行清算追究的政治审查。除填表外，还有州官方的情报也是审查的依据。这些情报有过去对东德时活动、会议的记录，也有举报。一些涉嫌秘密警察者就是因为存在有曾向上级反映或检举揭发过他人的记录。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四所大学除学生外，全部学者、研究人员，事务及后勤工作人员均为政治审查的对象。总共有11392件政审材料，结束时，有9987件得以通过，298件准备通过，333件决定停职，147件决定解雇，还有400件左右情况不明。
2.学术审查
学术审查是第二道手续。政治审查结束后，得以通过的教学及研究人员才有资格进行学术审查，并且必须在一个月内提出申请。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设置了与学科领域对应的16个学术审查委员会。学术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州直接任命，加上2名教授、1名事务或辅助人员，1名学生共同组成委员会。学校的委员也经互选产生，经官方审查认可。2名教授中的1人也是由州直接任命。
学术审查的具体措施是，对所有提出学术申请的人，要求必须先提交两件东西，即前东德称作博士学位论文A件和论文B件。这两件东西相当于前西德的博士论文和取得大学教学资格论文，两者缺一不可。此外还要提交自己先评上分（标准3—10分）的公开发表的论文，作为业绩评价依据。委员会为了进行评审专门列举可供选择的专家名单，申请者可从中挑选为自己评价者。然后再由委员会裁定，并通过委员会事务局收集意见。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教育学领域的审查委员长是科隆大学原校长克勒门斯·门茨尔教授。他负责的这一领域，当初有70人的对象名单，但提出申请的只有45人，还有25人未申请。特别让人注目的是居斯特罗教育学院代理院长布鲁纳·那曼教授，他不申请的理由是为了信守做人的尊严。居斯特罗教育学院的幸运者、教育系代理主任普鲁斯教授是通过政治、学术审查被采用的唯一一个旧体制中教育学原理的研究专家。他在柏林墙倒塌后，受州青少年局的委托，进行了有关青少年问题调查研究，并得到德国学术振兴会的认可。他还是统一后该州“生活形成”教育运动领导人，为两德同行熟悉。据他自己说，他在申请学术审查时向委员会上交了如下材料：①以研究经历为主的履历；②个人业绩一览；③近几年教学活动；④出国情况；⑤公开发表的论文目录。并对自己的成果按要求打分。
学术审查完全用新制订的办法实施，并不考虑历史情况，也不兼顾新老办法并用。比如除学位论文外，还必须提交教学资格论文这一条，对以讲师、助教为主的年轻学者非常不利。因为多数年轻人虽有博士论文，却没有或是尚待完成教学资格论文。一位名叫古鲁鲁的博士，曾经也参加过“生活形成运动”的研究，他抱怨自己连学术审查的资格都没有。象他这样的年轻学者，在大学“革命”中因排除在学术审查的大门外而被解雇了。所以年轻人的说法是用不公正的条件对他们审查。而年纪大的也有问题，许多在50～60年代就通过了两种论文的申请者，因为过去的论文没有公开发表，原稿未得保存而带来麻烦。
学术审查因为完全是依靠西德的专家进行的，因此在观点上就带有政治偏见性。门茨尔教授也承认，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审查，牵涉心理学的好办，而牵涉教育学的一般都有政治倾向。他从西方立场出发批评前东德学者的成果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狭隘性。那曼教授的《教育学入门》一书被当作主要攻击的对象。统一时，魏茨泽克总统曾讲过学习东德主要在研究和学问领域，但在具有审查资格的西德专家那里，总统的所说只是一句空话。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全部有1130件学术审查的申请，官方报道有563名资格被认可。这563名中，教授263人，讲师180人，助教等研究人员117人。剩余的未获得资格认可的438名，教授140人，讲师143人，助教等研究人员155人。教育学领域，70名审查对象名单，45人申请，最后被认可有受聘资格的仅20人。
3.任用审查
获得资格认可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大学职位，学术审查之后，还有最后一道关：任用审查。只有通过此项审查，方能作为正式大学教师得以聘用。
同样，州成立了教师任用（再任）审查委员会，共有24个。讲师以下的教学研究力量和事务职员的任用则由各大学负责。任用审查委员会成员一般4～8人。除1名助教和1名学生外均为教授。教授委员，东西两地各占一半，东部人选只能在通过前两次审查的人员中挑选。
任用或再任，指标是严格控制的。政府方面，也承认是有指标并且控制很严的。谢本报道写道：“文化部主张要少而缓。”这个方针对学术审查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州文化部的编制预算，以州高等教育机关事先设置的若干岗位为基础，大学岗位数除医学系科略减外，其他学科的削减达到1/3。审查委员会按照编制提出各个岗位的候选人报批准。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在通过了学术审查的563名有资格人中，最后被任用的是352名，只占到申请人的1/3强。空余岗位，均由西德学者填补了。教育学领域，通过学术审查的20人，仅有5、6人被任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两个空白。一是该州通过三重审查并留任的女性学者没有一个。另一是罗斯托克大学历史学科、语言学科中没有一个是在前东德任职的人。
梅克伦堡·福尔波门州的大学“革命”，解雇的教职员总数1772名。表面上看，相对于1万多人为对象的政治审查似乎比例不大，但从实际聘用数看解雇数相当大，只不过隐性解雇数为其他渠道消化了。较大部分利用提前退休制度退了休。真正被通告强制解雇的，教授和讲师233名，助教等研究人员583名，事务职员等956名。
三、难圆其说的原则与令人不平的结局
前东德地区除东柏林外，其它五州都相继制定了“大学改革法”，现在，以萨克森·安哈尔特为尾声的大学改革业已结束。但那些通过立法确认，并用于指导改革的一些原则人们仍记忆犹新。
首先是大学教师“非政治性和政治中立性原则”。就是说学者不要介入政治。这成为统一后人事“革命”同时也是政治审查的第一原则。二是为了恢复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统一社会党体制下缺少学术自由和自治能力。大学不能完全从属于国家意志，主张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分离，学术事项应由大学自治并据此为改革的主要理由。三是贯彻现代经济效率和业绩主义原则。
综观一部德国大学史，学者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相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学者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积极投身政治、为真理而斗争是当然义务，这不仅是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创设的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的传统，也是后来柏林大学、汉堡大学创立期所确认的原则。这在西德仍是当作弘扬的东西。而对东德却成了清洗的前提。“非政治性”和“政治中立性”，说到底适用于特定的对象。而对前东德学者的政治审查不恰恰体现了政治性吗？同样，为了恢复大学的自治，本应赋予东部大学充分自主的改革权力，而不是政府强加干预，让学校屈从国家意志。提倡学术自由理当允许各学术观点、派别的存在，而不在学术审查中掺入政治偏见，更无须说废除马克思主义的诸学科了。的确，原东德教育体制有许多弊端，封闭、缺乏竞争，研究和教育脱节，一些政治限制和政策的局限，东德的绝大多数人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由于这场“革命”完全是以统一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也就以西部模式的转移、西部的胜利，东部的失败而告终。从以上被西部一些人称为最公正的“清算手续”——“三重审查”来看，它让人明显地感到：这种“革命”是单向性强制性的，它既不是统一联合政权的体现，也不是内部机制的转换，而是西部改革东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仍是很浓，采取的是非历史主义态度，对许多优秀的前东德学者未免有欠公允。“革命”冷落了女性，使过去有就业保障的知识女性感到失落。这种种问题，就连西部的有识之士也有看法，亨利希等教授认为改革“不应是西部的称霸”。他们认为洪堡大学的建学精神及学术传统值得赞赏和弘扬，并认为前西德大学积弊也应改革。对前东德的知识分子来说，“革命”使他们亲身体验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苦涩，内心难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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