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内容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所不在的安全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都是世界各国政要的首要议题，同时又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世人关注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安全作为时代的标签，称谓可为五花八门，国家安全则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十多年来，中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纷纷提出对安全的新看法。本文重点探讨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一、国家安全
1、国家安全的概念
在汉语中安全是相对不安全而言，并常常与“威胁”、“危险”相关联。汉语的安全是指一种状态，它有三个含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和不出事故。《韦伯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比汉语对安全的解释更为宽泛，即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另一方面还有维护安全的含义，指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把安全看作是一种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的状态。
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全是国家的命运，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注：席来旺：《国际安全战略》，红旗出版社，第3页，1996。）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与世界安全概念即由此而来。据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二战后，这个提法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
安全观是指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安全系统化的主观认识，它是具体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指导思想。安全观主要包括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二是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要素；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来源；四是维护国家持久安全的方法。
“安全”是国际政治中出现频率最高而又最难界定的词汇之一。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安全不过是个模糊的象征。卡尔.多伊奇认为安全没有确切的含义。他指出，安全意味着和平及对和平的维护，但是安全作为一种价值，同时是享受其他许多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所以它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虽然我们对国家安全还不能明确的确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国家安全的探讨，因为安全作为一种状态，我们还是能够相对明确它的基本要素。
2、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
国家安全人们通常把它同政治、意识形态、主权等联系在一起。一本薄薄的《美国外交1900-1950》成为冷战时期的圣经，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基辛格在他的大外交中也认为，自美国于1917年进入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这可能是事实，有些方面并对现在继续产生着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再谈论国家安全，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同时也涉及到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东西方争夺的结束而彻底解决，相反表现出新的特点。国家安全的内涵因增加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丰富多彩，特别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已经溶进到每一个角落。国家安全带有着明显的综合性的特点。
国家安全首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虽然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侧重面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使国家确保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最高价值所在。有的学者认为，冷战时传统的安全观是国家主权至上，因而所考虑的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而冷战后新的安全观认为主权至上过时，应强调国际安全与世界安全的至上与优先。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以往人们讲安全尤其在国际政治领域，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如不受外来侵略、不被他国控制、不危害本国主权等等。事实上，这种概念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和有效，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干部分，也是最有力量、最有影响的部分，各国政府的对外交往和各种政策仍然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最基本的权益都无法捍卫，例如领土任人分割，外交事务由外部势力操纵，或者经济和社会活动完全取决于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因素，那么可以想象，不仅这个国家谈不上任何安全，而且，由此类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或国际社会同样是不安宁和不稳定的。”（注：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页，1999。）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最基本的是国家主权，不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都是如此。
其次，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日趋明显，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一国发生的重大事情不可控制别国的反映，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台湾问题。苏联的解体对世界的震动和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的关注，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从政治经济角度看，世界变的越来越小，“国界”越来越模糊，国与国之间变的越来越近。
再次，一个国家的安全离不开国际的安全，讲国家安全时必然要讲国际安全。有的学者说，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外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的安全并不是对立的，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不顾自身的安全而致力于国际的安全。同时也应看到，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安全环境变化更大，各国必须改变冷战思维，调整安全战略。国际环境满足国内的中心任务。
总之，国家利益、国内事务和国际安全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
3.国家安全的维护
在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主题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的维护应以确保世界和平和发展为目标，无论一国的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冷战结束以后，之所以天下还不太平，就是一些国家还没有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出发，其结果不但对国际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使本国的安全没有真正的保障。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特点显示出国际安全的重要性。
冷战时期的旧安全模式的基本方式是，以军事结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其目的是制服对手，称霸世界。军事结盟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并有向外扩张的成份，其结果必然对国际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的争夺，多次将世界推至战战争的边缘，致使国家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依仗军事结盟保护国家安全是不可靠的，它不仅威胁国际安全，也损害了国家安全。
主权国家存在一天，各国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就存在一天。各国的国家利益也因主权存在不会完全一致，各国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这种前提下，有的学者提出争取较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即预防性策略和对抗性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对抗性的策略，需要国力的强大，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取决于军事上的优势。
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的维护表现出了综合性而非单一性的特点，即多方面的，而非唯一的军事手段。由于一体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从20世纪最后10年来看，世界的主战场由政治转移到了经济，而用军事手段来维护经济安全是不可能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但是各国在扩大开放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循序渐进，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717页，2000。）“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717页，2000。）国家安全要依赖于世界的发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国家的发展。仅从经济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国家安全的多样性。冷战时期，国家的政治安全得到维护，其他方面的安全也基本得到维护。政治军事安全是其他层面安全的屏障。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安全的维护，并不说明其他方面的安全得到了维护。况且，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地区动荡加剧，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安全环境，调整安全战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安全的忧患意识增强。民族、宗教、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与安全成为影响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维护国家主权的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课题。由此可见，冷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全的维护显示出了综合性的特点，而且其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发展来维护。
二、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中国的安全利益并维护和促进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和稳定，积极倡导了新型的安全观。
1.新安全观主要是相对于带有冷战思维的传统安全观而言。自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中国在两大政治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以解决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具体的时期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以巩固新政权的安全战略；第二阶段，实行反对美苏两个敌人以推进世界革命的安全战略；第三阶段，实行联美反苏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的安全战略。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安全观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的角度考虑，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国际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把国家安全战略同国际安全战略相联系，视维护国家主权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是通过结盟、准结盟或军事斗争方式来获得实现国家安全。
2.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自二战后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中国国家安全状况不仅有别于冷战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阶段。第一、“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世界和平机遇继续扩大。”（注：《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和平与发展代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快，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科技因素明显上升。世界大战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人类总体和平以及我国的安全环境比冷战时期更有保障。第二、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领土、民族、宗教、资源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出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仍有亿万人民处于贫困状态。”（注：《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冷战后的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第三、“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注：《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最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顺利发展，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之一。
3.在这些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认为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已经不适于维护冷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为了更有效地和持久地维护相对和平局势，中国积极倡导了新型的安全观念。1997年3月，中国在同菲律宾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适合冷战后亚太地区各国维护安全的“新安全观”。1997年4月，中俄签署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双方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注：《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1999年3月26日在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
三、中国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1、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了新变化。
第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出现了综合化的现象。中国在此情况下，摒弃狭隘的“单纯军事安全观”，逐渐树立了“综合安全观”。这种综合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持久安全的根本保证，各国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东亚金融危机引发某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注：《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5日。）此外，防止武器扩散、打击贩毒、反对恐怖主义等也都是维护国际安全的内容。不过，中国认为，军事安全并未退居次要地位，仍是综合安全的有力保障和最后手段。
第二、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关系日益紧密。国际安全包括亚太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了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国内安全构成国家安全的核心，内部稳定是中国前进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政府在通过全方位外交努力营造有利的周边安全和大安全环境的同时，在国内主要是防止领土分裂、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社会的动荡。在这之中，中国又把完成统一大业，防止台湾独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作重中之重。
2、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
第一、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注：《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也就是说对安全威胁的主要根源并不是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动机。一国如果有了军事扩张的动机，即使军事力量有限，也能对国际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美国之所以认为一些军事小国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并不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如这些国家，而是因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政治关系紧张，故此担心后者以有限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进行打击。
第二、对于日益彰显的多极化趋势，新安全观一方面认为，多极化过程中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构成威胁的因素是对多极化趋势采取的政策。在多极化过程中，有两种政策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一是试图以武力争夺霸权的政策；二是以军事力量压制其他力量崛起以维护霸权地位的政策。就目前而言，在有可能崛起的几个大国中，中国、日本、俄罗斯的战略都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没有采取军事扩张的政策。然而，美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控制潜在竞争对手，维护霸权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新安全观也十分关注世界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的双重影响。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争取我国安全环境都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的动荡、冲突甚至战争。和平因素在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直接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减弱，但潜在的威胁和周边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现实的情况是，外部世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但因政治、经济的挑战日益增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良因素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军事实力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非军事的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更为经常和有效。
3、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
第一、新安全观认为共同利益是维护地区安全的首要条件，而不是一国或一个集团的实力优势。一个国家或集团即使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如果与他国没有共同安全利益，其安全仍无保障。而且安全利益的上矛盾还会直接影响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相反，一国无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与其他国家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则有利于自身和地区安全，瑞士就是这样的国家。
第二、新安全观认为，相互信任是实现地区安全的政治条件，而军事同盟未必有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当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相互信任时，军事力量的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加强和扩大军事集团则无益于地区安全。
第三、新安全观认为，经济发展是安全的基础，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地区安全的必然条件。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模仿西方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冲突。然而经济发展和合作所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发动战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从而加深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地区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8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46页，1999。）90年代以来，经济安全也日益构成了中国安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4、倡导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和平即防止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发生，安全即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不受外部的侵扰和破坏，稳定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能得到持久。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东亚地区仍存在边界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台湾的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因此，防止军事冲突和军事对抗依然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目标。
第一、“合作安全”是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探索的一种新的国际安全关系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平谈判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合作安全并不是靠牺牲本国的安全利益来委屈求全，也不是把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是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不惜损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它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相尊重、相互信任，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军事对话等和平方式求得共同安全。
第二、中国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合作安全的具体原则：首先，不针对第三方，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与一方进行安全合作而加深与第三方的相互猜疑，而且还有助于摆脱安全困境；其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安全合作，尤其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再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最后，安全合作中还要强调平等协商的原则。中国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享受安全平等的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国就可以主宰世界，拥有垄断国际事务的特权。
第三、在以上原则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主张加强地区和世界各国间的安全合作，通过不针对第三方的双边及多边合作，积极推动各国、地区和全球的合作安全。
在多边合作领域中，中国积极参加了联合国、东盟以及APEC等各种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成为国际舞台上维护和促进和平和安全的重要一员。在双边合作上，中国与对方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为促进中国及有关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作出了贡献。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建立了安全磋商机制，同亚太地区及其它地区的多个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军事交流关系。中国还采取单方面立法等方式，主动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促进国际安全。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不断探索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新型安全模式。这种新型安全模式是符合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安全潮流，是中国安全观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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