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莉莉[1]2009年在《GIS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作者参与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实践,本文选取GIS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动态综述的基础上,重点评析GIS的数据采集与编辑、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处理与变换、空间分析和统计、产品制作与显示、二次开发和编程等六项基本功能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应用情况,指出现行GIS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方法存在定性条件难以量化、操作步骤机械繁琐、编制效率不高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应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实际工作,深入探索与实践,提出对空间分析功能的巧妙组合应用,能实现建设用地潜力限制条件的量化、等级化,可科学合理地确定建设用地潜力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对图层组织、图例设计制作和数据层注记等图件编制方法进行改进,提高了图件的编制效率;设计基于建库与制图一体化的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的建设流程,提高了数据的精度,保障数据与图形的一致,便于规划实施管理;编制规划平衡表自动生成程序,提高了平衡表编制的精度与效率,加快了规划修编的整体进度。最后以龙岩市、漳州市龙文区为例,分别佐证了所探索的GIS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吴杰[2]2013年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问题与完善研究》文中认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的核心,是国家实现耕地保护和保障建设用地的关键,对土地规划全局的成败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我国生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提升,使得县级规划编制的背景和基础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规划内容开始迅速延伸,限制条件逐渐增多,因而对县级规划编制的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已经编制了三轮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规划编制受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较多,对规划的顺利实施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针对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对于下一轮县级规划的编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学者也针对县级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完善措施主要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研究视角上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在此背景下,结合“以人为本”、“绿色规划”的理念,通过构建“六性问题”分析模型和“六化路径”完善模型来探讨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此外,本文还选定重庆市江北区对部分内容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存在的“六性问题”包括：(1)编制的实用性问题：规划的目标与任务单一；规划弹性不足,调整频繁。(2)编制的衔接性问题：编制程序单向性强,缺乏上下结合；与县域其他专项规划脱节。(3)编制的公平性问题：规划师的“代言人”特征；群众参与缺乏深入性。(4)编制的准确性问题：基础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用地预测准确性较低。(5)编制的可操作性问题：编制规程存在局限性；编制技术手段缺乏合理性。(6)编制的可持续性问题：缺乏因地制宜的长远规划；多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和生态效益重视不够。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六化路径”,包括：(1)规划目标人本化：注重保护公众权利和利益的规划目标；传承传统文脉的规划目标;树立绿色、生态、健康的规划目标。(2)规划衔接常态化：强化县级土地规划与上下级土地规划的衔接；加强县级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协调；增强县级土地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对接。(3)编制参与主体多元化：构建编制参与主体多元化体系；探讨编制参与主体多元化实践模式；完善各编制参与主体的法律法规。(4)规划编制多方案优化：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编制多套规划方案并择优选择；对规划方案进行综合效益评价(5)用地预测方法多样化：强化城乡常住人口在用地预测中的作用；采用“比较优势法”调整预测耕地保有量;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康居水平”为宗旨预测建设用地。(6)指标分解时空协调化：建设用地指标分解要以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分析为基础；通过同比核减、核增法进行用地指标初步分解；对指标初步分解值进行弹性调整确定最终方案。同时,实证分析也表明,“六性问题”分析模型和“六化路径”完善模型能解决前几轮规划中的部分实际问题,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对下一轮规划的编制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塔娜[3]2007年在《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退化问题及协调人地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作为一个重要研究专题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模型及相应的评价支持系统对相关部门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为规划的调整、修编和加强规划的实施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的研究对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完善和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人地关系协调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和PSR框架模型的基本概念、内容和系统结构等。在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在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和土地质量评价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广泛应用的PSR框架模型首次应用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价中，建立了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特而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数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确定指标权重，使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和隶属函数具体化。文中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实例，结合1996-2004年通道县社会、经济、环境保护统计及土地利用数据，将建立的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的实证分析中，在分析上一轮通道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对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结果证明所建立的基于PSR模型的规划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可操作性强，评价结果符合客观实际，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提供一种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也为今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蔡潇[4]2016年在《中国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经历了由“无偿、无期限、无流动”到“有偿、有期限、有流动”的转变过程。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分税制等共同催生了中国现行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土地实施财政功能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手段。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不仅造成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社会矛盾冲突加剧,而且引发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房地产化”和“空心化”问题。无论从供给、需求的有限性,还是从公平、效率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财政依赖一次性的“卖地”收入维持其财政支出和城市建设需要,不仅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而且由“土地财政”所导致的高地价、高房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伪城镇化”等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面临必须转型的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现行土地财政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效应及其演变趋势着手,提出由“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的总体构想;着眼于土地财政转型的关联性、系统性、政策实践的可行性,基于“固本”、“开源”、“节流”的逻辑思想,全面阐述论证土地财政转型的路径选择,并提出更具现实性的保障措施。(1)剖析了我国当前土地财政自身的收支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从财政、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土地财政的效应;基于土地财政库兹涅兹假说的验证,实证分析了当前土地财政的演变趋势,提出了我国土地财政转型的必要性。从现行土地财政收入来看,“重租、轻税”倾向明显,土地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农民的集体土地收益权利被剥夺,同时,土地税收结构“重流转、轻保有”;从现行土地财政支出来看,土地财政支出“重城镇、轻农村”,“即收即支”的“卖地财政”透支了未来若干年的土地收益。从当前土地财政的财政效应来看,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既存在贡献又潜藏财政债务风险,历年来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贡献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土地出让收入的贡献大于土地税收,呈波动式上升趋势;但当前依赖“卖地”收入的土地财政具有不稳定性,易导致财政风险。从土地财政的经济效应来看,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短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阻碍经济增长。从土地财政的社会效应来看,当前土地财政所引发的征地冲突、违法占地、滋生腐败,高房价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土地财政随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研究来看,我国现行土地财政随经济增长的演变趋势符合土地财政倒U型曲线假说,从而说明我国现行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2)基于土地财政转型的必要性分析,进一步探究我国当前土地财政形成的根源、转型面临的障碍,并合理借鉴海外土地财政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的土地财政转型目标及发展经济广开财源、兼顾政府-企业-个人及各级政府间利益、合理负担的土地财政转型原则,并基于“固本”、“开源”、“节流”的逻辑体系,提出适应于我国的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的总体框架。从“固本”的视角来看,只有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的财政收支体系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要实现我国土地财政的成功转型就必须改革现行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传导机制。借鉴“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分析方法,进行规范与实证分析探究现行的土地财政依赖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传导机制;针对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传导机制的成因,提出通过完善土地资产管理阻断土地财政抑制经济发展的不良传导机制,实现土地财政合理转型,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土地财政所引发的高房价对教育、制造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挤出效应以及现行土地财政背后的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寻租腐败、贫富差距、一系列社会冲突等制度弱化效应,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当前土地财政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传导机制的成因,提出完善土地资产管理的具体策略:①正确处理地方政府与土地市场的关系;②调控房价,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③改革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供应市场;④完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降低土地使用成本;⑤明租、正税、少费,促使地方政府由“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从“开源”的视角来看,通过广开财源筹集财政收入以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度依赖。从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土地管理经验的研究来看,土地价值捕捉是实现土地财政“开源”的重要途径,其中,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收是多数国家获取土地收益的主要方式,并且可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通过房地产税制改革对住宅保有环节征收房地产税,不仅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的“开源”,还有利于摆脱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通过剖析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提出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原则和总体思路,并进一步探讨流转和保有环节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最后,基于冈博斯模型实证估测了保有环节住宅房地产税的征收对土地出让收益的替代率,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住宅房地产税很难完全替代土地出让收益,但长期来看我国住宅房地产税的征收会对土地出让收益有较高的替代率。从“节流”的视角来看,财政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基础,是履行和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基于当前土地财政收支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土地财政的收支管理使其最大限度的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实现土地财政由当前的“卖地财政”向“管地财政”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完善土地财政收支管理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型政府,两个角度阐述如何实现土地财政转型的“节流”目标,更好的实现土地财政资金的良好管理和高效运作。从完善土地财政收支管理来看,需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将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型政府来看,提出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政府机构本身及政府工作效率上“节流”,以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由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以此推动土地财政行政主体主动参与到土地财政转型中。(3)针对我国现行土地财政的形成根源及其实施中所暴露出的政府激励机制扭曲、土地利用规划随意变更、征地补偿信息不透明不规范、层层克扣等问题,提出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督机制,有力保障我国土地财政顺利转型。
陈云川[5]2011年在《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选题是在国务院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2006-2020)修编背景下提出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正式提出了我国土地利用及政府实施土地利用管理的新思维,即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主要研究区域产业土地的新型利用方式,即如何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问题。长期以来,因服从于重点开发和以生产力布局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我国土地利用缺乏必要的约束,其结果是使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同时产业结构趋同化明显。在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由于长期实行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使地方政府在盲目追求政绩和GDP的情况下乱用、滥用土地,导致土地利用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土地大量闲置或浪费、集约化利用程度低；土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建设用地失控、大量占用耕地；建设用地需求旺盛,用地矛盾极端突出；土地内部利用结构和区域间配置结构均不合理,与经济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等。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协调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化了构建主体功能区的战略要求。为此,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前一轮规划中的经验教训,在涉及规划的理念、理论和方法上加强研究,以使土地利用规划满足“十二五”要求。其中统筹利用区域土地是新的条件下科学利用土地,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尚有很多问题有待认真研究。构建主体功能区依赖于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而后者在规划体系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专项规划。在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今天,产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对接才能顺利实施,这就对土地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方面要建立基于产业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构建产业土地统计体系,使土地利用类别能与产业类别对接,真正体现土地的资本属性而不是无偿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土地利用的管理与研究均基于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只重视农业中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而忽视其他产业土地类型的划分；既没有从产业角度对土地利用实施管理,也没有对产业土地利用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改变过去那种缺乏约束、各自为政、零星布局等土地利用方式,用“统筹”的方法解决过去的问题,并借助产业土地利用规划发挥其扩大产业规模、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因此,基于产业的区域土地统筹利用研究,是区域土地利用的全新研究视角,故该选题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统筹”问题。第一是区域间的土地利用统筹。土地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和载体,统筹区域间的土地利用研究,旨在通过对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全面发展,逐步减小区域间差距。第二是三次产业的土地利用统筹。目的在于使土地利用规划能合理配置产业土地,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产业所需用地,促进产业土地利用符合主体功能区构建中对产业布局的要求,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本研究涉及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分区的理论与方法及三次产业土地利用管制措施的研究。这是实现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依据,也是产业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内容。二是研究非农的二、三产业土地需求及增量指标配置问题。在严格审查农用地转用的前提下,二、三产业土地的统筹利用就成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土地利用中缺乏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的问题。在土地利用管理这个强实践弱理论的领域,要构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必须为其建立一套理论框架。本文从梳理相关理论开始,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这一实践性很强的命题搭建理论支撑,提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是以统筹论、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为立论基础,以控制论、区域经济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理论为分析手段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此同时,从理论上探讨了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因素,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影响,提出了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等五个方面是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的重要影响因子,为研究中的因素选择和规范分析提供基本框架。论文的实证部分主要从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中的关键问题出发,运用前述理论和统计学手段,通过模型分析,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基本方法,并提出具体的措施与建议。其中,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用于分析和揭示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现状、变化和利用中的投入产出效益。产业土地利用状况既是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必须考虑的内生因素,也是统筹产业土地利用的重要基础。建立了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的分区管制方法,这是产业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和关键。它规定了各利用区的产业土地利用功能和利用方向,从“质”的方面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奠定了基础。本文还提出了将区域二、三产业土地需求和增量指标配置相结合,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调控区域二、三产业土地利用,使其符合主体功能区和区域发展规划的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从“量”的方面解决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问题。具体而言,为了掌握区域对二、三产业土地的需求,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土地需求量预测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为科学地分配土地增量指标,本文从理论上研究了影响二、三产业土地增量区域统筹配置的因素,提出GDP、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数和财政支出四项指标是决定性的基础因素,而区域二、三产业土地利用的边际贡献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将边际理论用于实证研究。随之,将基础因素和影响因素作为分析指标,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边际分析等计量方法建立起二、三产业土地增量指标的区域统筹配置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运用研究形成的理论和方法对成都市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建议。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初步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理论,其基本内容为：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理论是建立在统筹论、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之上,以控制论、区域经济理论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理论为分析框架,揭示区域产业土地利用规律,从质的方面研究产业土地利用功能在区域空间上的统筹定位,从量的方面研究产业土地在区域间的统筹配置,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论文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1、选题具有超前性。现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关理论研究,都没有从基于产业的角度进行,本文的选题是在过去土地利用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与深化。2、建立了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的分析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三部分：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现状评价指标体系、区域产业土地利用变化评价指标体系、区域产业土地投入产出数量评价。3、研究了产业土地投入量与产业产值的数量关系。分别对三次产业产出与土地利用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一定的规律。4、构建了二、三产业土地增量指标区域统筹配置模型。
叶林[6]2016年在《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绿色化导向下,城市绿色空间作为城市极为重要而特殊的生态安全屏障、农林生产设施和游憩服务基地,日益受到重视。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不当建设行为的强烈干扰和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复合功能的强烈需求,论文基于多地的规划实证,对城市绿色空间规划范式进行了探讨。论文研究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生态整体规划思路,以土地空间资源配置为基础,以“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功能组织、用地布局、关键控制要素为核心内容,构建衔接多尺度、整合多功能的绿色空间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管控技术、管理实施策略,以弥补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和规划范式应对绿色空间的不足,力图通过“有效保护、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实现绿色空间的“生态优先、绿色生产、宜居生活”。论文内容包括如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本体认识:(第一章)提出研究概念、研究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框架。(第二章)系统认知城市绿色空间的自然、社会、经济多维属性,以及显示在土地空间上的复杂结构形态;辨析影响绿色空间演进的自然力与非自然力,以及局限绿色空间规划的相关政策背景。第二部分为规划范式讨论:(第三章)借鉴国内外相关规划范式实证经验,揭示现行法定规划体系对绿色空间应对不足之处。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融合多种规划思想和方法,提出生态整体规划思路,探讨与现行规划体系衔接的绿色空间规划范式,建构规划框架体例(规划空间层次、规划阶段及核心技术、法理地位、总体目标、利用分类和规划程序),作为指导具体规划的基本框架。第三部分为规划管控技术:结合番禺、宝鸡、眉山、重庆等地实践,围绕城市规划区、中心城区和用地单元三个法定规划层次,解析各层次焦点问题,衔接相关专业或专项规划要求,明确各层次规划主要内容和目标,针对重点管控内容形成核心规划技术:(第四章)在城市规划区,考量绿色空间发展战略,制订结构规划,形成分区管制政策指引;(第五章)在中心城区,组织绿色空间功能,制订用地布局规划,集成“六图一表”规划路径;(第六章)在用地单元上,建立“单元引导+片区/场地控规”的分层编制模式,对生态型片区、生活型场地和关联边缘地带提出关键指标要素体系和控规控制模式。第四部分为实施管理创新:(第七章)借鉴国内外绿色空间管理经验,提出完善管理“政策群”,优化管理“工具包”,创新管理机制。
熊婷[7]2008年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建模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多目标动态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热点问题。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土地需求与日俱增,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基础环节。因此,为了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的约束力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系统的特征、功能和结构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深入分析,综合运用遗传算法多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法和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理论建立了多目标土地利用动态规划模型。在分析区域特征基础上考虑时间序列;通过现状分析设置土地利用类型变量、从而动态确定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总体规划及远景目标展望,用logist、线性回归和灰色GM(1,1)预测三种模型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参数进行预测;用遗传算法多目标优化方法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求解得满意解集;最后运用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方法对近期、中期、远期各时间段的满意解集进行模糊动态优选,以最大优属度判定原则确定规划的最优决策序列。论文主要包括以下五章的内容:第一章是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目标、内容以及方法选用。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的探索,寻找研究的突破点,为更深入进行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是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系统分析。首先,对土地利用结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最后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目标和原则。第三章是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的构建。首先,对土地利用结构方案编制的方法进行初步介绍;然后,针对本文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模型构建;再次,提出适宜的方法对该模型进行求解;最后,对形成的方案进行优选。第四章是南京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首先,对南京市基本经济社会现状、土地利用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模型构建时求解所需必要的系数奠定基础;其次,根据以上的分析进行模型的构建、系数的求解;再次,用遗传算法进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求解,得出是一系列最优解,而非单一优化方案,这为决策人员提供较大的选择余地;最后,将前一时间阶段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作为下一时间阶段的现状约束来保证规划的动态性和适时性,运用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方法进行多阶段动态优选出最适宜的方案。这可根据时间的推移、决策的目标转移时刻进行调整和选择,该方法不仅使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动态化,也更灵活,更符合实际需要。第五章南京实例研究结果表明,综合运用遗传算法多目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法和多目标模糊优选动态规划理论建立的多目标土地利用动态规划模型具有较强实用性,使规划方案在规划期内能很好地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的关系,取得最大综合效益。
吴一洲[8]2011年在《转型背景下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文中提出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和制度过程,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转型期,以城市土地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升级、人口集聚增长、城市治理方式变革、相关制度体系创新等为特征,这些方面彼此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当前,城市空间转型的进程滞后于社会经济转型,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演化体现出多变性的特点,资源稀缺与粗放利用现象并存,其利用模式影响了城市运行效率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与其相关的策略制定缺乏科学依据。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总体目标设定为：综合运用土地资源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基于社会科学分析的过程层次视角,通过建立转型期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的分析框架,重点从资源配置、治理结构、制度环境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寻找导致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的深层次原因,以期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依据。沿着建立的核心分析框架,主要内容组织如下：第一章从总体上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先导研究,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可能的创新点等,进行研究整体架构,旨在论述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布局谋略。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包括相关概念的解析、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内涵与模型评价、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形态及其演化、产业结构转型、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等等,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切入点。第三章从经济、空间、治理、制度四个方面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进行多维思考,阐释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丰富内涵；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中的“效率”进行多个层次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基本导向,构建整体的分析框架,包括分析尺度划分、层次体系组成、研究的一般方法与具体的研究框架和指标。第四章探讨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之一,即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经济重构效应。建立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效应和城市经济增长的要素规模效率进行实证,并利用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模型对空间经济产出和规模效率进行空间模式的识别,在此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解析。第五章探讨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之二,即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结构重构效应。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的演化进行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理论研究总结提出城市内外部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与特征,实证研究以杭州为案例,利用区位熵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在转型背景下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结构演化格局进行分析,并总结其规律与发展趋势,进而提出空间结构的相关优化策略。第六章探讨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之三,即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规划调控效应。提出转型期“规划理想”与“现实发展”之间的效率悖论,并以北京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利用遥感解译、景观指数等技术方法,建立空间规划及其逻辑的对比指标体系,探讨了北京六次总体规划的控制效果的时空差异,进而对其规划调控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转型期规划调控失效的产生机制。通过前三个部分对资源配置效率层次的研究,提出政府治理与决策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即需要进入治理结构层面的研究。第七章进入治理结构层面,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治理结构变迁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从空间规划视角提出当前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中的利益冲突现象,进而基于决策网络理论,构建不同时期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决策网络的概念模型,并进行对比分析,从理论角度解释治理结构变迁的内在特征。同时,从空间决策理念革新和空间决策技术方法两个方面,分别提出其改善的建议。最后,根据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引出其“行为规范”——制度环境的研究。第八章进入制度环境层面,在对制度分析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应用该框架对我国的现行制度环境的缺陷进行总结,从理论对比视角和空间效应视角,分别对制度环境对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进行解析,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制度环境建设的改善建议。第九章对研究进行整体总结,提炼各部分的重要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构建了转型期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分析框架。从资源空间配置、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上,将这三个层次之间的效率机理联系在一起,建立相对系统和完整的分析框架。(2)系统揭示了转型背景下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演化模式。从土地资源利用的宏观空间经济重构效应、内外部空间结构重构效应和空间规划调控效应三个方面切入,进行相关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较为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其中的演化机理与重构机制,从不同深度与不同维度解析城市土地资源配置问题。(3)提出了基于决策网络的治理结构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不同时期的空间资源配置的决策网络概念模型,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比对分析,能有效地解释现实中的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协调问题。(4)探讨了基于IAD理论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制度环境分析框架。该框架为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中的制度环境分析,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较为全面的解释力,有助于识别制度环境中的缺陷。(5)尝试采用了多领域与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由于涉及的分析维度较多,在研究中采用理论推导、模型估计、空间分析、决策网络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横跨土地资源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力求将研究的理论推理加以全面演绎、结论得以验证,以方法上的创新交叉应用来提高研究的说服力。
王成芳[9]2013年在《广州轨道交通站区用地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认为目前，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但关于轨道交通沿线站点土地利用相关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较薄弱。广州近十多年来轨道交通发展迅猛，现已初步形成轨道交通网络，通过轨道交通引导城市格局和空间形态转变的指导思想初现端倪，沿线站点地区联合开发方面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备当前中国轨道交通快速发展下的许多大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建设的典型特征和共性问题。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以广州市现有开通运营的110个地铁站点周边用地为研究对象进行基础调研和相关深入研究，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探索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用地优化策略，以期为未来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周边用地优化调控提供相关建议，也为国内其他大城市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提供相关实证参考和借鉴。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阐述：第一部分为基础研究，对目前国内外关于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用地与交通互动反馈相关研究若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国内外典型城市的相关建设实践或实证研究进行解析，并从理论基础、实践借鉴、研究视角和技术支撑四个方面构建城市轨道站区用地优化研究的框架，此外还结合广州轨道交通发展历程解析城市轨道站区优化的趋势与挑战，为后文实证研究及优化对策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部分为实证研究，是本论文的研究核心，主要结合广州既有地铁站点周边用地展开实证调研，通过实地踏勘摸查，采集第一手数据，基于城市设计视角解析站点地区空间要素，并基于GIS空间分层的思路构建站区GIS综合数据库；同时，充分利用GIS平台及各种空间统计分析，从不同空间尺度（城市尺度和站点街区尺度）展开多维度实证研究------从社会维度分析站点网络与城市公共中心的空间耦合关系，从经济维度分析站点网络与城市基准地价的关系，从空间维度分析不同类型站点地区用地空间布局和不同时期典型站点空间形态演变特征等，针对广州既有地铁站点周边用地现状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为下一步提出用地优化对策提供有力的实证研究。第三部分为策略研究，是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重要延伸与拓展，基于轨道站区具备节点和场所的双重特性，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相关优化对策，建议打造与城市公共中心高度耦合的轨道网络体系，构建凸显公共中心特征的站点分类体系将交通节点和城市节点融为一体，提出以轨道交通站点为触媒通过站区场所营造从多个维度将城市轨道交通站区优化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并结合广州市既有轨道沿线站点土地利用进行反思或提出优化建议。
曹裕[10]2016年在《社会空间网络分析视角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逻辑框架、治理机制和管控策略》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人类文明史,农业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活动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的最主要方式。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时期,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正从根本上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产业形态实现着重塑。然而城市化并不简单是提升城市人口比重和国有土地比例的扩展问题,城市体系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的制衡机制中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的自主选择以及劳动力的自由迁徒。由于未能深刻认识到城市化体系构建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耦合机理,在“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要求下,存在着东部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发展普遍面临着“城市建设用地短缺”,而中西部地区“有限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方式粗放浪费”的矛盾困境,如何提高土地供应的效率和质量,降低土地供需成本成为核心问题。由于当前的土地利用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利用的“非均匀混合污染特性”和“区域土地资源的时空间稟赋差异”,一方面,在城市建设用地侧造成地方政府“公地悲剧”式多占多用建设用地指标依赖土地财政的“竞次式”发展;另一方面,土地与户籍的二元管理体制在城市化中创造了大量的两栖人口,农村土地确权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土地禀赋效应限制了农地的流转规模,从而在农村集体土地侧,造成大量农村土地的闲置浪费,形成“反公地悲剧”。本文的最终目标旨在解决当前我国建设用地利用中的这种“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困境。通过土地资源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土地供需和管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后期管护的外部性成本。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在理论研究上,本文从逻辑框架、治理机制选择和可能的管控路径三个维度开展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的研究;在实证研究上,宏观上采用1999年-2014年全国层面的空间面板数据,以“核心-边缘”理论构建土地利用的三次函数模型,分别进行了混合面板回归、16期的截面数据回归和面板数据的FGLS回归,并模拟了地理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边际分析过程;在中微管层面,以浙江省1999年-2007年开展的“折抵指标有偿调剂”为研究案例,构建浙江省城市簇群的空间竞争与合作模型,以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识别城市个体的角色、地位和相互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最后根据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选取了 4个国家的多样化指标体系进行制度分析,在诊断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下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用地管控模式和路径选择。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梳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关于边际分析和治理结构选择的逻辑思路和理论假说,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发现经济学与社会学经历了嵌套-脱藕-融合的演变历程,以经济-社会融合的视角分析了市场制、科层制和网络制治理结构的异同属性,在全面分析土地资源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利用的特殊性基础上,确立网络制为本文治理结构,并将社会关系嵌入到土地资源的配置中,确立了由追求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向控制治理的过程效率过渡的逻辑基础。(2)以交易最低信用问题的提出为切入点,分析了网络制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并给予了数学上的逻辑证明,无重复一次静态博弈方法揭示了网络制的发生机制、约束合作和信任回报机制的原理,并以“围栏陷阱”案例介绍了自组织网络机制的作用,嵌入社会关系的诊断社会-生态分析(SESs)框架揭示了治理结构选择的机理。针对土地利用规划中“不易算”、“不易分”和“不易控”难题,在此基础上以非线性的复杂思维提出以“基础配置+奖励配置+竞争配置”的增量建设用地管控模式,并主张由追求不切实际的建设用地配置的边际效率向过程控制、结构控制和效率实现目标的过渡,实现这三个目标也就达到了总量控制的目的。数理分析和案例分析论证了在本文提出的新的分配框架中区域间的指标交易的确可以增进建设用地利用效率。(3)以构建“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的效率函数为出发点,通过空间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FGLS)和边际模拟(GLS)证实了区位因素与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符合核心-边缘模型,研究发现地理距离与建成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形规律,并存在一条北起吉林松原(15.38,1065)和吉林市(15.16,1050),中间经过河南三门峡(14.9,1032)湖北荆门(15.41,1067)和随州(15.22,1054)以及湖南张家界(17.01,1177),西至广西百色(15.63,1082)的类似人口密度的“胡焕庸线”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边界曲线,最优效率的建设用地利用区域在距离三大港口 350公里至400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公里以后土地利用的负面效果将越来越大,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三大最优土地利用效率圈的边界城市大概是天津港到河北张家口(4.79,331.85)和山东淄博(5.24,363.02);上海港到浙江丽水(5.28,365.8)、台州(4.92,340.86)和安徽芜湖,5.45,376.9),香港到广东阳江(5.44,376.8)和揭阳(5.6,386)的范围。另外,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人口承载最大上限量为2.39万人/平方公里;通过对1999-2014年16条曲线的拟合发现:有效距离内的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动一倍,可以带来平均意义上1.2亿元的GDP收益;而在边际意义上,在距离三大港口最优效率圈范围内的大城市,则可以带来每平方公里5650万元的土地利用效益增加值。(4)为了论证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机制配置稀缺社会资源,本文构建了社会网络空间竞合模型,发现浙江省1999年-2007年城市簇群空间的中介度(结构洞)变化曲线与折抵指标资源流向的曲线拟合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76.44%。凝聚子群分析发现存在四组城市网络合作族群,分别是杭州、湖州、嘉兴和绍兴组合,宁波和舟山、台州组合,温州和丽水组合,金华和衝州组合。并通过宁波和绍兴的土地指标交易案例说明了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分析和地位分析可以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辨识潜在的交易分区和交易组合提供技术支持。(5)在奥斯特罗姆SES框架下通过对美国的土地发展权模式(TDR)、荷兰的分区模式(Zonal)、德国的无差异交易(UTP)、按比率交易(RTP)和分区模式(Zoning)以及中国的CAC模式比较,发现当前适合中国的指标控制模式是“Zonal+Pollution Offset+Big CAT”,大致类似于“总量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大区域的浙江折抵指标模式”,而区别在于前者CAT的交易范围更大,污染补偿模式可以不设置初始配额。传统的CAC体系有利于总量控制和保持低交易费用,缺点在于无法处理信息不对称和土地利用的时空间属性差异,事后交易成本巨大,而分区的办法既照顾了不同区域的时空间专属性,也有利于控制每个分区的总量;污染补偿模式则类似于现行的城乡增减挂钩模式,优点是不涉及到初始指标的配置,并且交易只在区域内进行,在当前的“市管县”体制下有利于近郊县的建设用地指标供应;更大范围的CAT最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大城市,这种机制的难点在于转换比率的设置需要较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如何科学划分市场边界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市场热点或市场淡静。
参考文献：
[1]. GIS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研究[D]. 叶莉莉.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2].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问题与完善研究[D]. 吴杰. 西南大学. 2013
[3]. 基于PSR模型的土地利用规划实施评价研究[D]. 塔娜.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4]. 中国土地财政转型路径研究[D]. 蔡潇. 浙江大学. 2016
[5]. 统筹区域产业土地利用研究[D]. 陈云川.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6]. 城市规划区绿色空间规划研究[D]. 叶林. 重庆大学. 2016
[7].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建模与实证研究[D]. 熊婷.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8]. 转型背景下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空间重构效应[D]. 吴一洲. 浙江大学. 2011
[9]. 广州轨道交通站区用地优化策略研究[D]. 王成芳.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10]. 社会空间网络分析视角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逻辑框架、治理机制和管控策略[D]. 曹裕.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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