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酬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78年以来，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沿海地区汇集，全国大部分的生产和经济活动都集中于该地区。但从企业数量和企业就业人数来看，我国经济活动则呈现显著的东西分布格局，自西向东企业和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在沿海地区企业和就业人口出现了高度集聚的状态。当然，从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我国的人口分布也呈现明显的内陆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密集分布的格局，这也与历史上我国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相适应。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高产出与企业空间分布之间表现出的这种高度相关性来自于生产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与外部性导致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从空间上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分布格局。
早期，马歇尔认为集聚效应产生于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这虽与当时的完美、充分的竞争市场假设相悖，但却触及了经济活动集聚的实质。他还认为这些外部性的获得是存在空间限制的，企业只有处于工业集中区或者产业密集的地理区域才能获得外部性。韦伯(Alfred Weber，1909)更明确地提出了集聚的概念，并以运输成本作为衡量空间距离的变量，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作为企业选址的重要依据。Viner(1931)则将马歇尔的外部性总结为技术外部性和资金外部性。胡佛(Hoover，1948)从空间布局来划分集聚经济的影响范围，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认为地方化的经济最终会向城市化经济演化。按照集聚经济作用范围，还可用行业作为划分标准，集聚经济的外部性可分为行业内的外部性和行业间的外部性。亨德森(Henderson，1999)提出把前者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后者则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这是由于马歇尔的观点认为集聚活动的益处来自于行业内的学习过程和共享资源，而雅各布斯则强调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产业多样性给生产者带来的益处。
研究集聚经济的另外一条线索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集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的研究最早来自卡尔多(Kaldor，1935)和廖什(Losch，1940)的理论。更有力的理论来自于张伯伦关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过程的论述，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导致了从社会角度来看的规模报酬递增生产技术，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在克鲁格曼研究中，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来自于其空间接近带来的成本节约，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由于空间接近因而在空间上表现为强烈的集聚趋势。
在近期的研究中，克鲁格曼(1991)考虑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对厂商的规模报酬产生了影响，家庭集聚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同时家庭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共同导致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对企业而言，获得更多的利润为市场机制下生存的关键。竞争的加剧仅是集聚产生的少量负面的作用而已，厂商在空间中的集聚能为其生产活动提供更大的益处。
但是，当代空间理论的局限在于，未能将马歇尔的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难以分离出两者重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及作用大小。同样，在实证研究中也是如此。目前的实证研究也仅仅是表明生产要素的集聚的确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例如，人口在城市的倍增将使每个工人的产出提高3％─8％(Rosenthal and Stranger，2004)，Fogarty和Garofalo(1988)年的研究数据则表明这一增长率为10％左右，虽然测算的结果有差别，但所有这些观点和实证数据都支持了城市中的集聚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汉森(Hanson，2001)的研究结论认为：城市的产业多样性推动了城市的长期增长，往往是具有多种产业的综合型城市具有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这种产业间的差异性推动了经济增长。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我们利用厂商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将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和规模报酬影响分离，并利用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分别测度了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
二、生产成本与外部性和规模报酬模型
下文将利用产商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来测算集聚产生的外部性和递增的规模报酬。
生产活动的外部性能够提高(或降低)厂商的产出水平，但是不会直接增加产商的生产成本，而规模报酬递增体现为投入要素和原材料的节约，会直接体现在厂商的成本变动上，因此，通过研究生产成本变动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的测算出规模报酬和外部性的大小，而直接采用生产函数测算则难以实现分别估算出规模报酬和外部性的目的，利用成本函数的优势还在于此方法绕开了对投入要素和中间产品数据以及一些价格数据的需求，仅需采用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出数据即可完成测算。
首先考虑厂商的生产函数为C-D类型，且包含了外部性因素的影响。
显然，长期成本与产出之间的系数即为两者之间的弹性，而成本与外部性的代理变量之间的系数表示的弹性则为外部性的影响与规模报酬系数之比，其余的影响因素落在了残差的计量之中，包括全要素生产率、各种要素的价格、稳态时的重置成本和折旧率。
下面将利用推导的成本、产出和外部性之间的函数和微观数据来测算集聚效应，分析我国国内厂商的规模报酬和外部性的影响。其中，外部性的代理变量根据现有文献有多种选择，如：厂商的分布密度，产商的产出密度，劳动力的密度等。
三、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测算
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密度计算时，需要厂商所处地理位置的空间大小，这里采用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年的城市土地数据。在计算之前剔除掉了非市辖区之外的土地面积数据，仅考虑了市辖区范围内的建成区面积作为测算土地面积的基准。
微观企业数据来自于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查数据，该数据库的样本主要由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和财务数据组成，并提供了企业营运的财务数据和邮政编码，行政编码等地理位置数据。在进行空间位置分析时，采用企业登记的行政编码作为地理定位的标志，采用与行政编码对应的经纬度信息数据库，通过对两个数据库的SQL查询运算，获得相对精确的企业地理位置经纬度信息。厂商的数据中剔除了一些存在缺失值的非平衡样本，最后进入估算的样本容量为324466个有效样本。在计算时选取了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数据中增加值、主营业务成本数据。
将厂商的成本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测算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大样本估计的优势非常明显，即使调整了进入模型的一些变量，但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变动不大，而且作为模型中重要解释变量的产出数据，其参数波动也较小(0.814─0.824)。利用上表所计算的弹性系数，可计算出对应的规模报酬和外部性的大小。
从表1、表2、表3可以知道，我国资本、劳动力投入和原材料投入的规模报酬效应在各个层面上都非常显著，而且在核算中的大小基本稳定在1.2左右。在回归分析中如果忽略掉地区因素，得到的外部性的度量为负值，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其一是我国的集聚效应主要来自于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而生产外部性的贡献在全国范围内较小；其二是我国集聚效应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因外部性获的好处大小不一，各地分别体现为收益于规模报酬递增，或者外部性因素，或者两者兼得。从估算结果还可以看到，我国集聚效应的外部性贡献份额较低，其主要来源是工业企业数量的集聚和劳动力数量的集聚，而非厂商产出密度的增加，这表明我国集聚经济主要源自城市化经济，而非产业关联和学习效应。
为进一步确认外部性和规模报酬在微观层面的表现，考虑将地区因素作为交叉乘积项引入回归方程：
上式中最低的t值对应的参数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532，其中变量D为按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的厂商数量分布密度，用以衡量外部性的来源。上式分拆为各地区的回归方程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各地区集聚效应的来源：
西部地区：ln(C)=2.647+0.824ln(Y)-0.106ln(D)
中部地区：ln(C)=2.602+0.824ln(Y)-0.059ln(D)
东部地区：ln(C)=2.779+0.824ln(Y)-0.001ln(D)
显然，来自正外部性的集聚效应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其大小由西至东逐渐下降，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较低，生产水平落后，因此当企业在城市中增加时，表现出了更大的集聚效应，这表明了城市化进程对集聚效应的正面作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而言较早完成，厂商在城市中的分布较为稳定，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不平衡的发展政策，资金和劳动力向沿海东部地区流动，从而使其集聚效应体现在要素投入之上，要素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扮演了主要因素，生产活动的密度带来的外部性影响则相对较弱。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投入，也获益于生产活动和人口、家庭的集聚。由于政府行为对资本要素投入的鼓励和我国之前存在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迁移，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得益于要素投入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较少的来自于生产活动的外部性。但是集聚效应在地区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多的是从集聚行为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方面获得好处，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流入，因此集聚的益处更多地来自外部性因素。
四、结论及启示
从本文对国内规模以上企业的微观数据测算可以看到，集聚效应对微观主体的正面作用是存在的，但其中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远大于生产活动正外部性的作用，短期而言，通过利用要素投入获取递增的规模报酬有一定的可行性。对于具备潜在增长极的地区，需要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条件，形成产业集聚的基础，吸引生产要素不断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发达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兼并和重组，防止过度、低效的行政性垄断，而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则通过加强与经济发达区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引导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善自身的基础设施和条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效率才能为产业集聚奠定基础。
但长期而言，仅仅通过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是无法获得持久的集聚效应的，因为边际收益递减终将发生作用，况且，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消耗掉了绝大部分的土地、环境和人口红利，已没有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各个地区要形成自己的产业集聚中心，必须首先改变市场环境和市场运行条件，建立少行政干预多企业自主决策的市场；中西部等落后地区还需要改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状况，通过增加教育和训练方面的投入，加强基础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增加本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将集聚效应依赖于生产活动外部性，利用技术扩散，学习效应来获取区域经济增长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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