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价值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京论文,哈佛论文,函电论文,刍议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佛有宝物，锁在柜中人未知；一朝曝光，学者获益匪浅
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函电稿”），是该馆的重要藏品之一。 主要收录了胡汉民1931—36年间与各方来往的函件、电稿二千五百多件（通）， 已经初步裱贴装成四十一册。除少数之外，都是胡汉民致他人的函电底稿和各方致胡函电的原件。（注：笔者已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函电往来函电稿”介绍》，对基本内容有所介绍，刊于《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近代中国》（双月刊，台湾）第121期。）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历任广东都督、广东政府代理大元帅等要职。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后他与蒋介石合作，共同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内外政策，主持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政治军事反对派，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国民党中政会与中常会主席等要职。 1931年因政见冲突，被蒋介石囚禁，并从此彻底决裂。 九一八事变发生，胡汉民获释，移寓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剿共”三项政治主张，操纵广东广西积极联合国内政治军事势力，主张推动抗日，组织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运动，1936年5月病逝于广州。
由于捐献者与图书馆方面的约定，“函电稿”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对学者开放，锁在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的保险柜内，鲜为人知。这在强调信息开放的美国是罕见的。九十年代后，有少数的学者在馆方同意后，得以阅读部分内容，并在其论文、论著中加以引用，如杨天石研究员曾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2 期上提及他在哈佛查阅“函电稿”的情况，也曾写成《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与蒋胡和解》一文，日本西村成雄教授在所著《张学良》一书中，引用了胡汉民与张学良间的几封通信。（注：杨天石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西村成雄《张学良》199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但由于馆方禁止复印与拍照，通读这些手书原件费时费力，对外国学者极为困难，中国学者又受到环境限制，所以在笔者之前，尚无人通读全部的“函电稿”。
笔者研究与胡汉民相关的课题有年，略知燕京图书馆的珍藏，幸获1995—96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资助，承吴文津馆长批准阅览馆藏“函电稿”。经九个月艰苦工作，终得通读全部“函电稿”，并录入电脑。笔者计划未来几年内，将主要根据“函电稿”从事研究，以求在可能范围内让所有有兴趣的研究者共享。
现根据管见，将这批函电稿的价值分述如下：
奈捐美国，背后故事耐人寻味；名人信札，价值连城
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的中国人的大批私人信件与电报藏于美国的图书馆，其间一定有非同寻常的故事。
“函电稿”的原拥有者是胡汉民的独女胡木兰女士，她长期伴随其父身边，实际上就是“侍从秘书”，（注：胡木兰：《回忆我的父亲》，转引自邵铭煌《中国现代一女杰——胡木兰》，《近代中国》第九十一期，第119页。）她参与了许多政治事件，也注意典藏资料文物。 胡汉民去世后，蒋介石对她优裕待之，让其出任国民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等职，但她基本上坚持了其父遗志，不与蒋介石政权合作。1949年后，胡木兰长期住在香港，既反对共产党在大陆的政策，又不认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甚至参加过“第三势力”批评台湾当局的活动。随着人到晚年，六十年代末胡木兰经考察准备到台湾定居。她深知在蒋介石一统天下的台湾，大批胡汉民组织反蒋活动的资料无论对其父的历史评价（当时胡汉民被台湾官方定为“革命先进”，其早期活动仍被肯定），还是她个人日后在台处境绝对有害无益，对如何处置身边的资料颇伤脑筋。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获知胡木兰的珍藏，做了大量工作，终于得到捐赠。（注：据吴文津馆长告诉笔者，他用了几乎三年的时间与胡木兰接触，取得她的信任才最终获捐赠的。捐赠时双方依胡木兰要求，达成日后只向专门研究者开放阅览，不可复制（复印与拍照）的协议。馆方代拍全套函电稿的照片赠胡作为留念。）胡木兰遂将其父所留遗物分成两部分：胡汉民本人及孙中山、邹鲁、于右任等的“书画墨宝七十余件”，因不涉及反蒋内容，便于1968年胡木兰赴台定居时随身带到了台湾，交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典藏；而更大的一批则同时寄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对于“函电稿”的确切数量及具体内容，台湾的党史会到九十年代初尚无从知晓。胡木兰达到了既能避免麻烦，又保存文物资料的目的。胡木兰返台后受到热烈欢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其慨然捐赠文物予党史会的举动得到高度评价。（注：前引邵铭煌文，第117 页。）
这批涉及三十年代中国政治，长期收藏在香港的函电稿，在相关人士准备赴台湾定居之际被捐赠给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其曲折复杂的经历正好说明了美国在海峡两岸政治尖锐对立、都强调“一元化”、非此即彼的年代里所扮演的一种特殊角色。它不仅仅成为一些对两岸政治一时都有不满（或心存疑虑）的中国人的栖身之所，如胡适等人曾经作过的选择，甚至也是一些中国文物的存放地。这或许可以说是胡汉民函电稿的第一个价值。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吴文津先生的职业敏锐与锲而不舍的精神，不然很难想像胡木兰女士在当时的两难处境中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这批资料能否完整地存世也要打个问号。
“函电稿”的第二个价值是它们的文物价值。函电原稿的收件或寄件者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孙科、阎锡山、冯玉祥、林森、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王宠惠、于右任、伍朝枢、何应钦、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方振武、邹鲁、谢持、萧佛成、居正、邓泽如、龙云、蒋光鼐、蔡廷锴、宋哲元、韩复榘、刘湘、刘文辉、王家烈、杨虎城、何健、孙殿英、石友三、陈融、刘芦隐、杜月笙等等。其中还有胡汉民与日本首相犬养毅及松井石根等人的往来信件。撇开函电的内容不论，能集到这么多的名人手札，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瑰宝。
▲胡汉民手迹
从文物的角度看，“函电稿”中所有的信笺、信封、邮票、电报用纸等，无不透露出那个时代所特有气息。如各信用纸大都精致，不少人拥有私人信笺，贵州军阀王家烈有数种“绍武用笺”，杨虎城更是以绫代纸，他们身处穷僻的西南西北，尚且如此讲究，对比十年后抗战时期政府公文用纸粗劣的状况，令人感慨万千。
内容丰富，勾勒反蒋全景图；史料确凿，拨开历史迷雾
以上所说是“函电稿”的外在价值。作为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它的最重要价值自然是其内容所透露出的历史真象。由于“函电稿”数量巨大，所涉人物、事件甚多，它的史料价值难以用简单数语概括。
就全部“函电稿”的内容而言，它涉及到1930年代初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对日和战问题，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与各省政情，国民党的分裂，反蒋派的联合及内部纷争，1931年上海和平会议，孙科内阁的组建与流产，福建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日本对西南的拉拢及西南的回应，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政策，胡汉民1935年的欧洲之行及蒋胡再度合作的尝试，国民党五全大会的酝酿与波折，海外华侨的政治倾向，广东的政治经济状况等。许多函电往来者在函电中流露出其真实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往往与公开的文电有所不同），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细节，展示了风云会聚之际中国政治舞台上诡秘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而全部函电稿所揭示的，是一幅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以抗日剿共为号召，联合各地方实力派试图组织一场浩大反蒋运动的全景图。（注：参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函电往来函电稿”介绍》，《近代中国》（双月刊，台湾）第121期，第196页。）
就笔者所知，象胡汉民这样对国民党历史和民国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能有几封十几封的函电被保存供研究者利用，已属幸事。燕京图书馆竟能珍藏如此完整、数量庞大且时间相对集中的私人函电稿，极为罕见。1931年蒋胡决裂后，胡汉民多数时间住香港，远离政治与新闻的中心，其反蒋活动被南京严格禁止，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又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辞世，相关资料存世不多。 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曾在1978年出版过《胡汉民先生文集》四册，但几乎完全删除了胡1931 年后的言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胡汉民的“个人全宗”，但其中多是回忆录与报章剪辑，有价值的资料不多，涉及1931年后的更是凤毛麟角。笔者十多年前为撰写题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的硕士学位论文，曾赴全国各地搜寻胡的资料，深感资料之匮乏。故而在完成数篇论文与《胡汉民评传》的合著工作后，即重辟研究课题。1995年笔者在香港访问期间，试图能找到胡晚年的资料，收获甚小。“函电稿”无疑为深化胡汉民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燃起了笔者旧题重拾的热情。
由于胡汉民的地位与其活动的性质，“函电稿”也为研究函电所涉及到的其他重要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补充，如其中胡与孙科、方振武、杨虎城、邹鲁等人都有长期通信联系，数量大且讨论问题相当深入，而在目前这些人物研究中均未涉及。同时，“函电稿”丰富的内容更为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
在此仅举一例，胡汉民等在三十年代曾经秘密组织了“新国民党”，有学者甚至当事人出于政治原因否认此一组织存在，而提出异议者囿于资料匮乏，找不出有力证据，因而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注：详见拙作《关于“新国民党”的考证》，《南京大学学报·研究生专刊》1985年一期；蒋永敬：《民国胡展堂汉民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造成此学术疑案的一大原因是胡汉民等在建立新组织时，仍用了“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他们认为蒋介石为首在南京的国民党已丧失了国民党的精神与立场，他们才是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蒋介石等是假国民党，尽管有人以“新国民党”名之，但胡汉民等人在行文时自称“国民党”，两个名称相同，同时存在政党实际上是互为敌手的。这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了麻烦。）“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不仅有相当多的函电讨论推展“党务活动”及各地的“党务报告”，更有胡汉民介绍李章达“入党”的誓词原件——《中国国民党党员入党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党员入党条例
第一条、凡志愿遵奉总理遗教，接受本党党纲，恪守本党规章，实行本党决议，由本党党员二人以连带负责之介绍，所属区域之主盟人认可，填具入党誓约，履行宣誓手续，并呈经中央核准者，不分性别，皆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誓约如左：
余为求实现总理遗教，完成三民主义之建设，誓愿加入中国国民党，接受党纲，属守纪律，实行决议，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尽忠服务，亲爱精诚，互信互助，从此永守此约，终身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惩处。
省 市 县 宣誓人 李章达
介绍人 胡汉民
主盟人 胡汉民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注：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21件。李章达（1890—1953），广东东莞人，曾参加辛亥革命，任过孙中山警卫团团长。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广东省民政厅长、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参与福建事变。1941年后参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立。1949年后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见《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条例》原为油印件，胡汉民、李章达二人的名字是毛笔签字，日期的年月日是先行印好，具体日期是毛笔填的。另外尚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学历或经历、现任职务、曾加入政党、何时、何地、所入政党党部名称、现在通讯处共十一栏反映个人状况的项目，需入党者填写。
“新国民党”一度非常活跃，不仅在国内各地有活动，且通过华侨在海外建立组织。“函电稿”中有不少胡汉民指导海外党部的信件，其中1933年7月29日胡汉民致加拿大总干部的一封信中， 所署职务是“中央干部主席”。信中称：“知总干部组织成立，弥深欣慰，务期于此后精诚团结，领导同志为国奋斗，是所至望。……其余组织条例等俟核定颁发。又书记长一人亦望自行选定呈报，以利进行。”（注：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5册第21件。“中央干部”、 “总干部”等是“新国民党”组织的名称，“干部”大致上相当于“委员会”。）所有这些，足以证明民国历史上确实有“新国民党”此一标志着国民党分裂的组织存在。
再如，伍朝枢在1933年3月14日写给胡汉民的信中，提及他2月底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讨论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问题的过程，并附寄了自己拟呈蒋介石的《对日绝交问题》一文，详细讨论绝交的利弊得失及应有的态度及对策，说明当时的中国当局确实曾考虑过对日实施强硬政策的可能性。（注：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5册第87件。）
与此类似能填补以往历史事件或人物研究空白点，或能对其进行重新诠释的函电在“函电稿”中有很多。历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新史料的开掘与整理。“函电稿”的学术价值之高无须赘言。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其知之甚少，不少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不知尚有大批胡汉民书信存世，实一大憾事。这批数目浩大的宝藏如能以较完整的形式公开，使所有研究者得以了解并能较便利运用，必能推动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的研究，实乃学界之福。
交友广泛，网络四通八达；人际关系，真伪诡谲难辨
“函电稿”还有另一个超出一般史料的价值，即它为研究三十年代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网络、沟通媒介与渠道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个案。
此一价值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所重视的。他在获知“函电稿”的基本内容、数量及笔者初步的打算后，肯定笔者的研究思路，并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除了从政治史、人物研究等方面着手外，全部的“函电稿”可以看成是一张巨大的以胡汉民为中心的网络，能反映出特定的人际关系与沟通媒介与渠道，这种研究方法在西方较流行。杜教授的指点对笔者的启发很大，日后将尽量在此方面着力。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收到发出的函电多达二千五百件以上，其密度超过日均一件，接件和发件人超过二百，确实构成了胡汉民庞大的关系网络。这些与胡汉民有来往的人，若以职业身份论，则有国民党党政要员、地方实力派、失意官僚政客、知识分子、中下层军官、海外华侨、社会团体负责人、秘密结社头目、一般市民、外国人等等；若以与胡汉民的亲疏关系论，则可明显划为八个层次：第一层为他的亲属、亲信秘书，如陈融、王养冲；第二层为政治挚友，如邹鲁、萧佛成；第三层为下级及志同道合者，如何世桢、方振武；第四层为同盟者如陈济棠；第五层为要争取的各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韩复榘；第六层为南京方面的非蒋系人物，如居正、孙科；第七层为政敌，如蒋介石、汪精卫；第八层则为不熟悉的一般社会人士，如底细不明的探病者，或托其介绍职业、申冤者等等。胡在与各层次人的交往中，所用话语系统、媒介有明显差别。以来往信件为例，有的是公开信，有的是由专使带达，有的是由秘密交通传递，有的则是通过邮局寄到的。
学术界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与蒋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上海的秘密结社是蒋介石政权翦除异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汉民则是较为清白的政客，与黑社会应该无涉。但“函电稿”的内容却对此一看法提出了挑战：它显示至少在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他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走得却很近。据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1931年底，胡汉民失势离宁经沪南返，一般人惧于蒋介石的淫威对胡多避而远之，杜月笙则亲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盘”。（注：1998年12月20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胡汉民礼尚往来，后来甚至曾借杜的力量在上海抗衡蒋介石。1932年初，已下野的蒋介石策动杨虎等人在上海酝酿罢工罢市，以压迫胡汉民支持的孙科内阁倒台，胡汉民则一面为孙科打气，一面托人转请杜月笙等利用在上海的巨大影响，“将此种酝酿竭力设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负荷其任务也。”（注：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7册第56件。）由此可见，胡汉民为扩大反蒋阵营，广泛结交同盟军，利用一切社会力量。而杜月笙等为稳固自己的地盘，也是深谋远虑，千方百计与政界名流联络，左右逢源。
举此例并非仅为澄清史实，更为说明“函电稿”所展示的胡汉民个人网络之大，超出想象。
由于运用史料研究人物的社会网络，是笔者思路中的“盲点”，相关的知识准备亟需强化，加上对“函电稿”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刚刚起步，对这方面的价值尚需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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