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中国杂文创作现在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1995年杂文创作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无论是其对现实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对国民灵魂改造的力度和强度，都较此前有所发展、深化，较好地继承、发扬了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显示出杂文创作正在走向成熟。
关键词 杂文创作 概评
就整体情况而言，1995年的杂文创作依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虽然这一年的杂文不像小说、散文那样引人瞩目，缺少轰动效应，但若就对现实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对国民灵魂改造的力度和强度而言，可以说，在1995年的严肃文学创作中，杂文称得上是较有生气、较有活力的一种，较好地体现了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显示了该年度严肃文学创作的实绩。
经过几年的不断恢复与反复探索，进入1995年，杂文创作显得更为成熟。这种成熟，首先表现为鲁迅杂文的战斗性、批判性的传统，已被更多的杂文作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勇敢地直面人生，大胆地指陈时弊，不仅成为许多杂文作者的共识，更成为其创作追求。
杂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感应敏锐。一方面，杂文作为“感应的神经”，要求作者必须密切关注现实，追踪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发现创作题材，对现实生活做出迅速敏捷的反映。以此来观察1995年杂文，我们注意到，举凡这一年中人们较为关注、影响较大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问题，诸如纪念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人文精神的重建以及反腐倡廉等，在杂文创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前者，更是成为这一年杂文创作的热门话题。不少杂文作者集中笔力，创作了大批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南方周末》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言论系列》。这些文章中，作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国人思想观念、具体行动上的一些问题与倾向，并对此做了深入地分析评说。不少杂文作者保持了应有的清醒，表现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和反省意识。舒展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日友好》[（1）]结合大量事实，对不少国人头脑中存在的“现在，中日友好了，大家一心一意做买卖得了，以前的不愉快的血腥的历史就别提它了”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进行剖析，严正地告诫人们：“一笑泯恩仇是可以乐观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诚心诚意、坚定不移地共同抗击法西斯浊流的再现。”在我们举国同庆，不少人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之时，作者的这番话，无疑是给世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吴钦的《教训应当吸取》[（2）]则指出了日本对我们的研究、认识和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认识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中国——这头东方雄狮，被‘一衣带水’的彼岸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时至今日，不少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仍止于‘鬼子’和‘日商。’”这种反差，既是我们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使然，也是国人日益膨胀的自大心理造成的。面对这一现实，作者发出了“长此下去，如何了得”的疑问。章明的《猜不透的日本人》[（3）]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日本是一个猜不透的邻居，日本人是一群猜不透的人们。……作为中国人来说，有一个猜不透的近邻是不幸的，他叫你整天提心吊胆。同样，有一个猜不透的近邻是幸运的，它时刻迫使你发愤图强。”其实，能不能变坏事为好事，变被动为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与众多或简单地由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欢呼、或单纯地去控诉、声讨法西斯的残暴与罪恶的文章相比，杂文作者们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其意义和价值却远远地超出了其他文章。正是这些杂文作品，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毋忘国耻”在今天不应只是一种宣传，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化作我们的切实行动。唯此，我们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死灰复燃，才能真正杜绝民族悲剧的重演。
需要提到的是，不少杂文作者对现实的敏感不仅表现在其对一些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事件的关注上，同时也表现在对一些还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引起世人注意的一些社会现象、问题的认识上。何龙的《文化垃圾》[（4）]一文，涉及的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粮荒；另一方面，却是我们的出版部门、影视单位每天在制造着大量粗制滥造甚至有毒有害的文化垃圾。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对文艺作品思想政治的把守可谓兢兢业业如宫廷卫士银行保安，但对艺术品位和质量关却不设一岗一哨，任人制造多少文化垃圾也不追究责任”。这种弊端不革除，形形色色的文化垃圾就不会真正禁绝，真正健康向上，有艺术品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精品就不可能大量出现。邵燕祥的《重提一个小建议》[（5）]则敏感地触及到了我们民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严重但又未引起人们应有注意的问题。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和敢于直言，生出无限的敬佩。正是通过杂文作者笔下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原本没有引起我们注意以及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问题、现象，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这无疑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缺憾，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
另一方面，杂文作为“考察的手足”，要求作者必须敢于直面社会人生，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尖锐矛盾、严重弊端以及其他消极现象等作出深刻地剖析和尖锐地批判，从而引导读者清醒地认识现实，正确地把握现实，那种虽能迅捷地反映现实，却既无深刻的思想识见，又无独到的认识价值的文章不是杂文；那种虽有深刻思想、独到价值，却不能紧扣现实、反映现实、影响现实的文章同样也不是杂文。在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甚至日益尖锐的今天，不少杂文作者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以自己的良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呐喊着。一部分杂文表现出极大关注和深深忧虑。张恩和在其《精神领域的水土流失》[（6）]中认为，我们的精神领域正面临着一场危及我们社会进步、民族命运的“水土流失”：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的腐朽观念正在大面积地蚕食着人们的灵魂、人们的真情，人们的自尊、自信也在不断被腐蚀。令作者忧心忡忡的是，这种“精神领域的水土流失”并没有引起国人的应有的重视。段华的《新“国耻”》[（7）]一文，将时下文化的衰落、知识的贬值视为一种新的国耻，赋予了国耻以新的含义。刘以宾的《集体的滑落》[（8）]则从集体犯罪、集体腐败、集体造假等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感受到了国人是非观念的混淆和道德水平的下降。
杂文作者们在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进行揭露、批判的同时，更注意去寻求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余老樵的《民风与政风》[（9）]对当前社会风气作了探究。作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就必须从改变政风做起。作者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击中了事物的要害。虞丹认为，政治家要考虑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10）]作者尖锐的言辞背后，是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一颗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相当一部分杂文作者在忠实地继承和实践着鲁迅精神。正是基于此，使得我们的杂文作者成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智慧。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得1995年的杂文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5年杂文成熟的又一表现，是大多数杂文作者在保持原有的热情、激情的同时，更加理智、理性，杂文作品的思辩色彩、理性色彩进一步增强。
杂文创作需要热情、激情，这种热情、激情具体表现为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与命运的热切关注；表现为对真理、信念的执著追求。那些不愿面对现实，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意也不屑于承担社会责任，只关心小我，而对国家、民族、人民利益漠不关心的人，不配作、也永远创作不出真正优秀的杂文作品。同时，杂文创作也需要理智、理性，杂文容不得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容不得指手划脚、以势压人；容不得捕风捉影、上纲上线。杂文创作不是发牢骚，不是出怨气，不是喊口号。杂文创作既要敢讲真话，又要冷静客观，避免随意性、绝对化；既要坚持真理，又要以理服人，力戒主观性、片面性。
1995年杂文思辩色彩、理性色彩得到增强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杂文作者的独立思考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不少杂文作者敢于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比如，有人又把孔子，把儒家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从儒家经典中不但找到了构造现代物质文明的要素，还找到了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比如，一些一贯自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对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很客观。[（11）]对此，不少杂文作者在作品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陈四益的《远去的和走近的》[（12）]一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种现实：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远去了；但作为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孔丘却走近了，越来越成为一位现代人物。鲁迅的远去，绝对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因为随之而去的是民主意识、科学信念，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精神和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孔丘的走近却绝对算不上是我们民族的幸事，因为与之俱来的除重入世、重社会责任、重自尊自信的精华外，更有尊卑等级观念、封建礼教观念的糟粕，而这与我们今天所要建设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十分吻合。作者在这里触及到了我们重振文化、重建道德中应该抵制什么、扬弃什么，继承什么、发展什么这一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之中，对此做了更明确的表述：“传统文化正在走红这并不是坏事。……但在弘扬传统文化之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不分良莠，把精华与糟粕一勺烩了给人当补药吃，教人越来越糊涂。”[（13）]事实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人越来越糊涂的事正一天天地多了起来：君不见，一面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欺骗性的批判，一面却是对儒家民本思想、“仁”“恕”观念的大加赞赏，岂不知鲁迅先生早在30年代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实质：“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14）]设想的方法，归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一面是对鲁迅的声讨、围剿，视鲁迅的战斗精神、批判精神为流氓气，主张彻底抛弃鲁迅，一面却又祭起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将其鼓吹为“一条非常重要的美学原则”。何满子在其《“后国学”虚脱症》[（15）]一文中，首先对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国学热”的原因作了分析：“眼前的‘国学’热大抵也是跟着经济转的，市场诱惑大于文化追求，当然政治上也没有害处，还可以营造点祥和景气。”接着，作者对“国学”热的实质作了揭示：“中国人如此矜夸‘国学’，……使人怀疑他们是在和科学和民主唱对台戏。不管如何巧言善辩，‘国学’是催生不出科学和民主的，历史已经证明。”读到此处，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邵燕祥的一段话：“从‘五四’的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专业以外，其实只有两件该做的事：科学与民主。”[（16）]世上没有救世主，民主和科学不会自己降临中国大地。70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与一切封建、腐朽的思想、行为作了最为坚决的斗争，70余年后的今天，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我们应追求的理想、要实现的目标。杂文作者们能在不疑处有疑、能疑，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正是科学、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1995年杂文思辩色彩、理性色彩得以增强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不少作者科学求实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们不趋时，不从众，在众说纷纭当中，能保持一分清醒，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对事物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力求得出合乎实际的观点或结论。对于如何治理各种混乱现象，目前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见解，一种认为治乱世当用重典，一种认为太平盛世不宜用重典，应依靠细致的法规建设。对于这一问题，《治乱一刀切》[（17）]的作者郑也夫有自己的思考。郑也夫首先对当今的社会状况作了合乎实际的判断，认为现在决非乱世，但乱事不少。作者认为，当前社会中的各种乱事主要表现为经济动作上、法律遵从上以及人心自律上的混乱。面对这种种混乱，作者主张用“一刀切”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封建迷信死灰复燃、精神文明建设不力，杂文家鄢烈也结合现实中的事例，经过认真地分析思考，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答案。作者的理性分析，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法制健全、高度民主的社会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而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的建立又是多么的不易。因为只有改变了种种弊端，是非分明，赏罚分明，法制健全，民主健全，无神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正是由于作者们的科学求实精神的思考，使得他们在创作杂文时，能够以理性的思考取代感情用事，能够以客观的分析代替主观武断，使自己的思考更符合或更接近于真理，也更容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
1995年杂文思辩色彩、理性色彩得以增强的又一个具体表现，是部分杂文作者的自我批判意识有所增强。不少杂文作者在对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同时，将笔触伸向了文人群体，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解剖与批判，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自省意识。一部分文人固守精神家园，保持了自己的精神操守和独立人格，他们以自己的社会良知，积极投身于改革，用自己的笔为建立一个既有健全的法制，又有健全的民主的国家而奋斗着。一部分文人则完全丢掉了应有的操守和独立人格，抱残守缺、趋炎附势、追名逐利。尤其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政治上的拉帮结派、见风使舵。在一些人的身上，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封建时代没落的文人的卑俗的特点。还有一部分文人，在他们的眼里，什么忧国忧民，仿佛已成为一个遥远的话题。在他们的笔下，人们看不到理想、激情，更看不到使命、责任。相反，趋时媚俗的倾向倒是越来越明显。正如一部长篇小说广告词所宣称的：“比《骚土》更骚，比《土街》更土，比《废都》更废，比《野事》更野”，弥漫着一种颓废的世纪末情调。面对文人的种种行迹，一些杂文作者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并对其进行不留情面的解剖与批判。陈四益“诗话画”系列中的《积习》[（18）]一篇，对弥漫于文坛的浮躁、浮夸之风进行了尖锐批评。时下不少作家、评论家不是静下心来创作几部“叫人立得住”的作品，而是热衷于玩弄术语，引进主义，花样不断翻新，名堂越来越多。在喧嚣热闹的背后，是创作质量的不断下降。60年前深为鲁迅先生所痛恶的恶习，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积习。章明的《也谈周作人》[（19）]就不少文人人格分裂、灵魂堕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绅士+流氓”恰恰是中国从古至今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通病。他们为了爬上绅士的地位，有的就不免用些流氓的手段。时至今日，令人忧虑的是貌似清高超脱，实则委琐卑微的幽灵还徘徊在我们的周遭，久久不散。一面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居，一面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等劣性无一不在他们身上暴露出来。一位学者针对不少文人缺乏起码的忏悔之意识这一点，提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20）]从某种意义上说，杂文作者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充分证明他们是一群有良知、勇于进行“灵魂拷问”的真诚作家，也反映出我们的杂文作者更加理性，更为成熟。
我以为，对于当代杂文创作而言，情绪化的倾向过于明显，许多杂文作品缺乏理性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反映时代发展的作品不少，但真正能够像鲁迅杂文那样能够“触及大众的灵魂”的作品却太少。1995年的杂文创作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着这种不足，这也正是1995年杂文创作所取得的实绩之一。
1995年杂文创作成熟的又一表现，是杂文作品艺术品位的提高。
近年来杂文创作的缺陷之一，是不少作者对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艺术品位的追求。这一点，与近几年的小说、散文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少作品往往是理念大于形象，或只有理念而毫无形象可言。有思想性、战斗性，却缺少应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使得杂文混同于一般的议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削弱了作品思想内容的传播，影响甚至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战斗力。这一情况，自1994年以来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杂文作者、读者的关注与思考，终于在1995年的创作中有所改观。
1995年杂文艺术品位提高的表现之一，是作者主观情感、个性的介入。鲁迅先生一向是把杂文当作“抒情散文”来写的，其作品往往是情理交融的产物。正如他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的那样：“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他怎样的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到了当代，多数杂文家似乎都不大注意或者说不大善于“表现自我”。因此，当代从事杂文创作的人不少，但真正有个性、有独特风格的杂文家却凤毛麟角。在这极少数的杂文家中，邵燕祥应该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一名诗人杂文家，其作品既有诗人的激情，又有杂文家的理性。其1995年发表的《反法西斯》[（21）]一文，堪称此二者结合的佳构。该文从对“法西斯”概念的注释入手：“法西斯不仅意味着极端民族主义，而且意味着专制独裁、思想禁锢，意味着屠杀、战争、毁灭和死亡。”特别强调法西斯在昔日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劫难，在今日它依然对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和恐怖行为、各种各样非理性的喧嚣和暴力行为，无一不昭示我们：法西斯的阴魂不散，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阅读此文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即对世风，对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注与深深的忧虑。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作者发出了“反法西斯不但是我们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口号，也是我们下一代的口号”的誓言。作品有鲜明的理性色彩，文中没有一般杂文常有的愤激之语，但 在那平实、缜密、客观、冷静的分析背后，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作者悲天悯时的情怀和挥之不去的愤激。在这篇作品中，情与理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既能以理服人，又能以情动人，可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一篇“大气”之作。
1995年杂文艺术品位提高的表现之二，是不少作者重新重视了类型形象的塑造。类型塑造即鲁迅杂文常用的艺术手法，其特点是通过一嘴一鼻一毛的勾勒，寓理、情于形象之中，使抽象的情、理具体化、形象化，可感可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陈四益的《张镜》[（22）]一篇，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位形象：张镜，以明察著称，常以自己的言行为准绳要求下属，稍有不合，即予重处。一位下属因将其所云“忠信孝悌，为人生之本”传达为“孝悌忠信，为人生之本”而遭驱赶。其结果，“合郡上下，以镜一人之意旨为意旨，一人之言语为言语”。类似张镜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刘征的《庄周与骷髅》[（23）]用的是作者擅长的寓言体，为我们勾勒了一位骷髅的形象：这位骷髅念念不忘的是生前的发指示、作报告，震耳欲聋的掌声和迎来送往的风光，耿耿于怀的是如何给那些不弯腰、不屈膝及不陪笑、不颂圣的人穿小鞋，津津乐道的是别墅、豪华车、名烟名酒。这位骷髅不正是现实生活中某些贪婪成性、虚荣狡诈的人的真实写照么？！
1995年杂文艺术品位提高的表现之三，是幽默笔法的运用。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轻松，是一种情趣。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将严肃的真理、深刻的批判用轻松、风趣的笔调表达出来，让读者在会心的微笑中，领悟作者的观点。杂文需要幽默，杂文离不开幽默。舒展的《为友人之子题写赠言》[（24）]一文，反话正说，以“‘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左’右逢源”作为给友人之子的赠言。极左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外敌的入侵。
作为一种介于议论文体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独特的文体，杂文理应有正确、深刻、新颖的思想内容，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同时，杂文也理应有生动、活泼、新颖的艺术形式，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和阅读趣味。只有处理好此二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题材广泛新颖、格调清新高雅、思想深刻老道、语言明快泼辣、结构精巧严谨的真正的杂文作品。只有也只有这样的杂文作品才能真正赢得读者的喜爱，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批判、监督作用。1995年杂文开始注重了此二者的有机结合，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我们在充分肯定1995年杂文创作的成绩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其存在的以下不足：
问题之一，缺乏“精品”意识和创新意识。1995年问世的杂文作品不少，但真正既有较高思想价值，又有独特审美价值的佳作依旧不多。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作者缺乏“精品”意识，创作中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甚至将杂文创作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其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大量问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意识不够。内容上，不少作者只有在一些旧题材上打转转，不注意去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即便写旧题材，也不注意作深入地开掘，既缺乏独特的思想认识，也缺乏新的介入角度，不断重复着他人的和自己的创作，使人阅读不少作品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形式上，更是缺乏创造，不少作者片面地认为，只要能就一定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的文章就是杂文，不仅模糊了杂文和一般议论文章的界线，而且不断地生产出许许多多的“三段论”式的非驴非马的杂文。可以说，内容与形式的缺乏创新，已成为制约当代杂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题之二，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不少杂文作者片面地认为，杂文只要有深刻、独到的思想内容即可，不必讲究什么艺术形式。实际上，杂文之所以称之为杂文，杂文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固然与其反应的敏锐、思想的深刻有关，同时也与其情感的介入、形式的独特、语言的泼辣等有着直接的关系。杂文是情与理结合的产物，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同时，杂文又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既要通过概念、判断与推理来分析事理，也需要借助讽刺幽默、形象勾勒、类比夸张、曲笔隐喻等形象说理。重思想、轻艺术的做法，实际上是抹杀了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样式的存在价值。阅读1995年杂文时，我们在为一些作品识见的深刻、独到而击节赞叹之时，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杂文么？它与一般政论文的区别何在？
问题之三，不少杂文作者缺乏一种开阔的胸襟和深邃的眼光，一部分杂文作者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得失和恩怨，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早已被抛到了脑后。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攻击那个，不顾事实，不讲逻辑，怎么痛快怎么说，根本不考虑什么社会影响、社会效果。1995年文坛的一大热点，是一位青年评论家与一位著名作家之间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杂文这种轻便、快捷的形式作为武器。双方都有不够冷静、甚至意气用事的地方。这位作家将对方称作“黑驹”，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另一位作家则拔刀相助，在自己的杂文中将那位青年评论家称为“高长虹”式的青年，言下之意，自己倒成了被放黑枪、施冷箭的“鲁迅”了。我们认为，如果杂文沦落为满足私欲或发泄私愤的工具，那么，杂文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一部分杂文作者在对一些重大题材的把握上，还缺乏一种深邃的眼光，还不能将一些现象、问题放在社会发展、人类命运的大背景下加以观照，而只是就事论事。1995年，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题材的杂文作品不可谓不多，但多数作品还只是停留在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和对反法西斯胜利的欢呼上，缺乏应有的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缺乏对人类前途命运和终极价值的关注。可以说，我们的一些杂文作者还缺少一种“大智慧”。
问题之四，杂文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还不强，杂文作品的批判锋芒还不够。不少杂文作者将杂文当成了“老头乐”，只是就一些具体的无足轻重的现象、问题喋喋不休地分析来分析去，而且这种分析也往往是隔靴搔痒、言不及意，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高级牢骚而已。很少或不敢就一些重大的、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发挥杂文应有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舆论监督作用。还有不少杂文作者将杂文视作可有可无的“小摆设”、“花边文学”，像时下众多正在走红的“晚报体”文章一样，追求所谓的闲适与冲淡，以杂文来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花花草草，男男女女，轶闻趣事，笑话传说，成为不少杂文的主要内容。或掉书袋，故意卖弄；或作调侃，故作洒脱。在他们的笔下，很少能看到现实的影子，即或有一点现实的因素，也早已被调侃、“幽默”得无影无踪。
注释：
（1）《南方周末》，1995.6.2。
（2）《信息大观报》，1995.8.22。
（3）《南方周末》，1995.6.30。
（4）《羊城晚报》，1995.2.24。
（5）《民主》，1995年第3期。
（6）《群言》，1995年第6期。
（7）《中华工商时报》，1995.7.12。
（8）《法制日报》，1995.2.6。
（9）《南方周末》，1995.9.8。
（10）《刑可上大夫》，《新民晚报》1995.8.31。
（11）参见张恩和《“莫听穿林竹叶声”——评近几年来“国学热”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8期。
（12）《书城》，1995年第2期。
（13）《儒学箴言》，《文汇读书周报》1995.3.4。
（14）《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5）《随笔》，1995年第5期。
（16）《上帝安排的》，《南方周末》1995.9.15。
（17）《南方周末》，1995.7.28。
（18）《读书》，1995年第6期。
（19）《随笔》，1995年第4期。
（20）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第1版。
（21）《南方周末》，1995.6.12。
（22）《读书》，1995年第3期。
（23）《北京日报》，1995.6.15。
（24）《唯实》，1995年第4期。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南方周末论文; 法西斯主义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