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香港回归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73(2016)03-0063-07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各方面关系日益密切，港人的本土意识却未曾消弭，反而日渐增长。香港本土主义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重要场域，不仅出现频率愈趋频繁，而且参与人数愈渐增多，本土抗争日趋政治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是一种以香港本土及地区认同为出发点，打着香港优先或本土利益优先旗帜，诉诸本土意识的新型社会运动。香港学者将2003年七一大游行视为香港民间反抗精神重新出发的起点[1]，认为其促成了新一代本土意识。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兴起于文化保育领域，“本土文化意识冒起，可见于之数年的保卫香港运动，包括零六及零七年间的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以及零九、一零年的保卫菜园村行动”。[2]此后，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迅速获得强大心理动能和政治能量，港人本土政治意识与港式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理念相积聚，在香港不同政党和社区群体的社会行动中转化为具体政治与利益诉求。目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捍卫香港地区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文化本土主义运动，如尊重香港自身文化、重视香港本土特色、为身为香港人感到自豪、保护香港地区经济利益等诉求，以2007年保护皇后码头运动以及2010年反对建设广深港高铁运动、2014年来反对自由行等为典型代表；二是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政治本土主义运动，以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2014年驱蝗运动以及为“港独”摇旗呐喊的零星行为为典型代表，有着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维护香港本土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有其合理空间，但其分隔香港与内地联系的主张和做法与全球融合潮流不相时宜；香港本土政治运动则容易导致自治、分离和独立的危险。尤其是香港右翼本土主义运动提出了极端的香港主体诉求，它采用一种不同于左翼本土主义的以鼓励“排他性”为手段的民粹主义策略，直接诉诸族群性政治，[3]需要得到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香港回归后本土主义运动产生的根源 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是人们观察香港社会的一面明镜，其兴起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原因。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产生根源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催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社会制度和不同寻常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香港形成了一种以地缘情感、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的内核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港人本土意识。香港学者吕大乐认为，香港本土意识被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香港意识是在香港生活的经验体现。[4]香港学者孔诰烽认为，“香港本土主义”是指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观念。[5]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指出，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强调保护香港本地人利益，常以“香港的核心价值”来识别香港与内地，以港式文化、价值以及港人生活方式为基础，其突出现象是保护“具有本港历史意义”的建筑。[6]可以看出，香港本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反映港人精神世界状况、价值观念取向与思想意识倾向的“晴雨表”。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香港本土主义不再只是“我系香港人”(粤语)这一简单口号，其中隐藏的“主体性”渐渐显现于回归后的港人诸多诉求与争拗之中。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在与香港各种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国族主义的对话、交流、争论中提升到情感记忆、逻辑认知、理性批判层次。[7]当前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突出表现为文化保护意识、捍卫香港地区及港人切身利益以及主张香港本土人授权、控制与管制本土政府。 香港本土派都主张本土优先，但具体主张仍有差别。从文化与身份认同角度，可将香港本土派分为区隔派、切割派和独立派三类。[8]区隔派主张本土优先，认为在照顾好香港人前提之下，香港才能去支援和鼓励别人。区隔派主张香港本土的同时，既不否定中国也不否定中华。也就是说，在认为自身是香港人的同时，不反对自己也是中国人。不反对中华文化，不主张族群仇恨或完全切割，不主张用“蝗虫”等标志性语言形容中华民族。切割派也主张本土优先，强调香港未能自保前不应分散力量去帮助别人。在主张香港本土的同时不否定中华，但否定中国。它认为香港是中华文化一份子，甚至是保存中华文化较为完整的地方。但是，切割派在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中华人之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如陈云的城邦自治论和“中华联邦论”认为，香港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在成功自保建立一个自治与自给自足的城邦之后，可以帮助中华文化在中华大地(包括大陆)内实现复兴。尽管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考量，陈云曾宣称香港自治目的在于防卫与保护香港固有的自治与主体性，不挑战中国主权或介入中国政治，但是要将香港打造成“非国非市”的绝对自治城邦独立体，其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独立主张。独立派主张本土优先的同时，既否定中国也否定中华。在它看来，香港与华夏文明、中华文化无关，香港人与中国人无血缘关系。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应通过民族自决方式独立出来。可以看出，三个派别都高举“本土优先”旗帜，但立场则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区隔派在香港政府政策上提倡本土优先，但不主张透过族群差别、族群切割甚至族群撕裂来阻止所谓的强势大陆人的“入侵”，没有明显的独立或自治信念，属于温和本土派，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属于左翼本土派阵营。切割派虽未在思想上与大中华情结完全切割，但其强调甚至夸大香港族群与中国族群的分别，主张“族群意识切割”以保证香港的主体化，有明显的自治信念，有时隐性地主张独立。港独派走得最远，明确主张香港脱离中国母体实现完全独立。[9]切割派和独立派无疑属于激进本土派，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属于右翼本土派阵营，具体包括以陈云为代表的城帮派、以林忌为代表的自治派以及以黄世泽为代表的港独派等。以香港民族自决论为理论旗帜的港独是最为极端的香港本土派，坚持片面而狭隘的爱港立场，反对爱国论，有着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 二是经济因素的刺激。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兴起有其固有的经济根源。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香港本土意识建基于当时“亚洲四小龙”起飞时期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自豪感。然而，近些年来香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却较为迅猛和稳健。内地游客自由行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贸易的《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政策，虽使香港重获经济活力，但也使得香港更为依赖内地的资金与政策，本土经济发展的空间遭到挤压。诸多经济活动的收益，并未普遍惠及到香港普通市民和年轻人，而是落入到大财团及地产商之手。因而，香港市民极度反对特区政府以经济增长为优先价值的发展模式，在保护天星皇后码头以及反高铁等香港城市运动中，本土主义者主张把香港城市的合理规划放在首位，更为关心香港普通市民的民生福利问题的解决。内地居民强劲的消费能力给香港普通市民带来强烈的心理失落冲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正常生活空间和降低了其生活质量。 三是政治分歧的影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兴起有其独特的政治根源。中央政府运用“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成功地把香港纳入到祖国怀抱，并在《基本法》框架下进一步推动香港的政制改革。但是，中央政府和香港人在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和争端。“前者追求‘一国’，也就是单一国家的终极实现，‘两制’只能也必须是朝向‘一国’目标的短暂过渡状态……后者追求‘两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权与自主，‘一国’只是联邦或邦联式的屋顶。”[10]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港人既未正确理解“一国”与“两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未搞清楚高度自治与绝对自治之间的本质区别。英国殖民者在香港过渡时期不切实际地加速实现香港民主化的做法，无疑为香港本土政治运动的顺利开展设置了重重障碍。目前香港社会日益陷入泛政治化的陷阱，在香港特首普选方案等政改关键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共识。香港社会运动进一步政治化，“呈现的分歧纷繁复杂，不仅仅体现在不同群体的利益取向，而且常常牵涉到对‘一国两制’及其实践的不同观点，包括对香港未来定位的不同判断。”[11] 四是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差异。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九七”回归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香港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期间形成了一套较为西化的文化价值体系，而香港新世代历来视香港的优良文化和制度为最好的文化。族群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但需要得到尊重和包容。部分港人和媒体过分夸大某些中国游客缺乏公德心等事件，使得内地与香港文化差异逐渐演变成为种种文化冲突。香港与内地矛盾事件的积累和爆发往往成为捍卫本土的导火索。驱蝗运动以及近来反对自由行运动的爆发诱因在于，部分港人认为所谓香港“本土”日常生活和核心价值受到严重破坏、冲击，其不得不以感性、冲动方式防卫自身。 五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外来移民为香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香港回归后，由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使得当前香港人口结构中，内地移民数量下降，香港本地人口比例越来越高。“现有的制度安排隔离开内地人与香港人，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结构本土化；另一方面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12]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对香港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因缺乏与内地沟通的社会纽带而在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上产生困惑，甚至表现极为淡漠。再加上外来人口包括数量趋多的旅客挤压其现有的社会资源以及生活空间，香港年轻人源于心理失衡以及生活被打扰的不耐烦等厌恶内地情绪集中爆发，无疑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六是政治势力的炒作。香港本土政客和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高涨。香港一些反对派政客与极右媒体炒作与利用香港与内地合作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惜为本土激进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将本土意识导向对抗内地同胞，甚至将其导向对抗中央。譬如，曾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刊登广告，称“自由行”旅客“肆虐”香港，破坏香港的文明和秩序；新移民的增加大大缩小港人平均居住面积，力主“源头减人”；极右媒体则公然刊登称内地民众为“蝗虫”的侮辱性广告；等等。[13]港独组织与国内外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不仅为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而且有着资金上的支持，甚至在舆论上为其造势。 二、香港回归后本土主义运动的表征及其消极影响 香港各种本土主义运动既有本土主义运动的共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性。 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二元对立。香港本土派奉行西方和东方、异域与本土、大陆与香港等传统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想象出一种所谓的香港“本土性”。尤其是在“本土与外来”二元对立的社会和历史分析框架之中，香港本土论预设神秘本体优先性，强调族群、文化传统、文化绝对差异性，视中国内地人、内地来港移民等为外来者，不断反复讲述着二元对立为本的加害与受害位置悲剧交换的故事。 第二，在思想意识上奉行“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思维。只有透过抗争才能争取到社会公义与美好生活，才能令强势特区政府认真对待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让步。香港人抗争的最大本钱在于民意基础和授权，奉行“抗争为主、谈判为辅”的原则。抗争是谈判的基础和前提，先有民意授权的抗争，才可能令政府平等地与群众谈判。[14]甚至有香港学者视本土意识为当前港人抗争的唯一出路。 第三，具有明显的排外色彩和封闭性。排外是本土主义运动的共性，香港诸多本土社群无一例外都坚持“抗中排外”。“本土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中产‘和理非非’实践不以为然，也认为普世价值，包容开放不是香港族群利益所在。他们认为，以文化区隔来保护自身较优越的‘文明’，亦以族群灭亡作为他们的危机论述。他们充分利用族群本质论说所可能带来的感性挑动能力”。[15]香港反对派有意利用极具诱惑力和号召力的本土主张，包装自身极端的政治纲领和策略，以迷惑和争取立场摇摆不定的香港年轻人。香港本土主义愈来愈倾向于“自我围城、隔绝内地”，这种割裂自身与内地的自我封闭性在全球化时代以及陆港融合越来越密切的大背景下尤为不合时宜，既与开放包容自居的香港相冲突，也不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 第四，议题具有联结性。回归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诉求主要是劳工的经济待遇的提升和中文争取官方语言地位，回归后则夹杂着文化保育、经济均衡发展以及建构民主政治等多元诉求。“到了反天星、皇后码头清拆及利东街迁拆等新城市运动的兴起，象征性抗争运动，开始与较有远景的运动筹划产生比较有机的联结。这些新型运动改变了各自孤立的单议题社运，并将咨询架构、城规程序、甚至社会历史的大论述等，都纳入社运活跃分子可以去展开抗争的范围去。”[16]应强调的是，香港泛民主派走的路线越来越窄，以前较为关注教育、房屋、福利、市政建设等众多民生议题，现在一味突出讲政治，时而玩拉布，动辄以退场为威胁，路线越来越激进，排斥异己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第五，外在形式较为松散，但仍有一定组织性。香港回归后本土主义运动主要采用由下而上的方式，动员方式更加灵活多变，更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同时采用了新的动员方法，如对既有决策、咨询程序进行极度认真地研究与深挖，在公共辩论中挑战既有的身份认同论述，以“本土”为旗帜激发关于“集体记忆”的辩论，深切召唤历史文化。[17]相对于过去有人组织、有人带领的传统社会运动，当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缺乏核心领袖的带领，改变以前的千篇一律的社运模式，更加千变万化、灵活多变。“由于没有领袖、没有人拍板，行动由群众自行提出，自行参与，没有公式可限，是较机动化，非公式化”。[18]行动时注重多元化手法的运用以及运动质量和效率，靠手法上的创新与激烈程度迫使特区政府增加管治成本，进而迫使其让步。这些使得特区政府难以把握本土主义运动规律的同时，也难以控制本土主义运动的社会秩序，无疑加大了应对新型本土主义运动的难度。 不可否认，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中提出的某些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适当考虑香港本土居民的利益，容纳与尊重族群内固有的生活方式，尊重与保护本土族群之中的一些合法价值如荣誉规划、文化仪式等，这些需要予以肯定。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香港民众参与政制改革的热情，提升了香港民众保护自身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意识，也促使其追求更高程度的当家做主的民主自治。但越来越封闭化和政治化的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对香港社会产生巨大的消极性影响，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发展进程和“一国两制”的顺利贯彻、实施以及中国国家的安全。 首先，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拖累了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2015年1月，“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发布一项关于今年最适宜居住地区的调查显示，香港全球排名下跌16位至第33位。”[19]直接原因在于2014年的违法“占中”已经严重损害投资者的信心，极大破坏了香港的法治权威以及和平城市形象。因一些极端本土主义组织和部分泛民的阻挠，香港特区政府无法顺利实施香港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难以保证香港城市独特的竞争力，以使香港在国际、区域竞争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竞争格局中胜出。 其次，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延缓了香港政改进程，增加了香港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性。香港政治逐渐两极化，“逢中必反”以及“逢共必反”成为香港反对派的固有思维逻辑，它们使得香港社会日益陷入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分裂，致使香港人无法对自身前途命运进行长远思考和理性对抗。香港极端本土主义政治运动人为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分歧，增加香港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阻碍香港政改进程的继续以及香港民主政治的深化发展。 再次，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存在撕裂香港社会群体、激化族群矛盾的危险。不同族群对“本土”有着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想象和认知，不妥协、不宽容的本土主张必定会伤害不同族群的情感与记忆，会引发族群之间的对峙和分裂。切割派、独立派倾向于诉诸种族仇恨的情绪，区隔派经常被切割派和独立派指斥为对本土不够忠诚，本土派之间易于陷入内讧。 另外，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影响内地与香港的融合进程，阻碍港人建构合理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极端的香港本土意识及其本土主义运动引起并激化了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和对立，刻意放大内地人士的缺点，却对其优点视而不见，这无疑加剧了港人对内地同胞的排斥和敌视。“在部分港人歇斯底里时，‘老巢变了’的危机感亦使香港的本土意识渐渐排拒对‘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认同感”，香港人的国族认同跟本土身份之间出现了新的断裂。[20]特别是在婴儿潮一代靠白手起家的香港人与因晋升阶梯被前辈堵塞、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年轻香港人之间，两代人在本土意识、本土认同等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有着大中华情结的一代与自视为纯粹香港人的晚辈之间的世代之争，已不仅仅是情绪化层面的意气之争，更影响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政治立场和对自身身份的正确建构，这对香港本土自治以及香港的民主发展会产生不良影响。“新一轮的本土运动风潮，亦可能催化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代际冲突……不同世代对本土认同的差异，亦进一步激化香港民主运动的内部矛盾。”[21] 最后，香港极端本土政治运动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进一步贯彻和顺利实施。虽然不能够将本土主义与分离主义完全画上等号，不能将所有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均扣上港独帽子，但仍应特别重视港独言论及相关行为。不明香港近代历史的青年学生极易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所利用，在极端的本土主义的诱惑下进行分裂国土以及颠覆国家的危险言论与具体行为。 三、香港回归后的本土主义运动回归正轨的现实出路 目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已陷入本质主义、“自我围城”、分离主义等迷途，既不利于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香港社会和中国国家的持续发展。香港本土主义运动要回到理性辩证的正轨，需要认真探寻正确的现实出路。 首先，香港本土主义运动要走出本质主义困境，从反本质主义角度深入反思本土化论述。作为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重要社运理念，本土概念充满张力和歧义，具有复杂多元的面孔，它不可能建构成为一个同质化概念。在定义本土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谁的本土?谁的本土想象?其论述的参照对象又是什么?“本土”包括以下四个重要维度，即相对于“世界”或“全球”的“地方”维度、阶级维度、性别维度以及族群维度。[22]“就本土化的意涵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反本质主义会强调本土化论述过程中的差异性而非要建立一个同构型的场域。……本土化的过程被多方决定，也就是说，宗教、性别、省籍、教育、年龄等都可以是决定本土化论述差异性的因子。”[23]然而，少数香港人以某种崇拜“本土性”的方式，视“恐共”、“反中”为独一无二的香港文化，在本土认同上走极端路线，将极端本土意识塑造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内在激烈对抗。正如台湾社会运动知识分子夏铸九所强调的，本土认同过头会很危险。因为，“本土化不是一个可以努力以赴的政治理想。深究本土化，就会发现它是不能寄托理想，因为这里面有很落后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性别歧视，你不能将它本质化。我们需要开放我们自己，去学外来的新东西。”[24]香港本土主义者尤应反思的是，不能把香港本质化，不要什么东西都是香港的才好，这些容易变成政治操弄的结果。亟须摒弃当前香港本土论述中内在的本质主义二元结构，其本质主义化已经对他者(内地人、内地来港移民和中共等)构成巨大压迫。应以“非传统的、民主的路线”对香港本土论述进行现代性重构，以建构一种批判性的香港本土主义，避免其陷入狭隘民粹化陷阱。 其次，香港本土主义运动要破除其“自我围城”式的封闭性和排外性，需要正确处理好文化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是既对抗又交融的复杂关系。本土既不可能成为人们自我想象的具有“自性”的文化飞地，也不可能成为完全抵抗全球化、不受其影响的场域。德里克正确指出了本土论述的最大脆弱性：“将全球排除在其方针之外，本土面临的头号问题便是在全球化资本操作下它所暴露出的脆弱性……关于本土的兴趣与权力的差异如何以传统的、民主的路线对本土进行重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资本作用于这些差异使本土却显得更加脆弱，而对于不同看法与兴趣的提倡更加剧了资本与它们的对抗。这一进程中本土变成了当代社会多方面矛盾不断上演的场所。”[25]香港学者的本土论述较少谈及全球化对本土化的影响以及两者间的互动，缺乏关于殖民主义和本土意识之间矛盾关系的深度见解，反而是固执于纯粹性本土“迷思”，亟须从本土的神话化以及原教旨主义中解放出来。这导致香港回归后本土主义运动的出场仅以内地、中央为对抗性的他者为视角，缺乏必要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审视和反思。港人既未在西方国家资本全球化视角下，也未在自身殖民历史视域下深度反思自身本土主义的困境和成效，只是一味地以本土来捍卫自身。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在面对其他文化的影响时，一种当地文化系统急于采取捍卫自身领地的态度，而没有开放学习的胸怀，它是难以存续并发扬光大的。 再次，香港本土政治运动中愈演愈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应得到及时遏制。2004年利东街重建问题引发众多学者、艺术家、媒体工作者以及社运人士的关注。他们从社区网络和地方文化切入，不满特区政府以经济发展优先的地产发展模式，开启了香港城市建设运动的潮流，使得本土文化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重要议题。但随着主张摆脱中国情结、突出建立香港主体意识的新兴本土派如人民力量、热血公民等成立，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中的文化诉求开始被轻视，其政治诉求上升为主导力量。在回归后的香港社会运动演变脉络中，“‘本土’和‘本土化’逐渐演变为一种内涵单一的话语，甚至异化为一种封闭的、排他的和民粹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本土论’已经成为新的文化与政治权力结构合法化的一种论述策略。”[26]“香港自治运动”、“港独”分子将分离主义倾向愈演愈烈，使得香港本土主义运动越来越趋向非理性，如港人的主体性诉求被狭隘地塑造为脱离中国母体的绝对主体性，不切实际地将香港高度自治扭曲为绝对自治，其参与社会运动方式也越来越暴力和激进，等等。 最后，香港政党政治应突破二元政治格局，真正植根本土。香港学者丘梓勤认为，香港本土派为寻得“泛民”的支持，经常以“本土”、“反共”来包装一系列政治纲领，却未能真正回应造成香港当下困境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原因。反对派政治人物和政治团体借助其掌控的大众传媒，不惜为激进的本土主义政治运动摇旗呐喊，不断丑化内地人和中共在香港民众中的形象。这加剧和助长了港人在面对香港与内地诸多矛盾时的愤恨。一些港人甚至做出了“歇斯底里的回应：指骂内地游客、对普通话和简体字反感、对内地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主张断绝一切与内地的交往。”[27]然而，这些民间抗争与真正的本土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距离。香港当前困局虽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但诸多“争议并不是单单地因为中国而造成，而更是反映世界各地在全球化及资本主义下更深层次的矛盾……中国只是香港当下困局的外衣，最核心的结构力量是来自全球化的资本力量。”[28]通过排外的政策以及宣扬本地区传统价值，并不能够使香港成功脱困，因其无法打败背后隐藏的全球化资本力量。香港政党政治本土化的真正出路则在于，亟须超越身份认同政治的裂痕，有效融合香港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积极动员及组织本地人民，深入发展民间网络及力量，正确实施由下而上的类社会组织策略，以彻底突破二元政治格局，做到真正植根本土。 颇具诱惑力和张力的本土主张既切合了当前香港社会日益政治化的社会氛围，也迎合了当前香港青年焦躁而又想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心理。当前香港本土主义运动产生的复杂影响逐渐显现，且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这既需要香港民众自身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也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积极引导和具体应对。香港特区政府尤应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执政绩效；排除阻力推行港式国民教育和去殖化教育；与香港民间社会、社运组织积极互动，有效引导和吸纳香港社会运动提出的合理体制外诉求。中央政府则应加快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框架和《基本法》的建设；继续加强港人和内地的对话、沟通和交流；统战方式应在吸纳香港精英的同时注重吸纳香港普通大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