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万隆会晤述评——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忽略的两小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隆论文,周恩来论文,述评论文,两小时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史上辉煌的一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成熟，对此人们已做过详细而深入的论述。但在万隆会议期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插曲——周恩来秘晤高碕达之助却鲜为人知。对此，笔者有幸查阅到记述当年秘密会晤的档案。（注：日本外务省所藏与此次会晤有关的档案包括：《高碕·周会谈录》（1955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Microfilm A'0133；《高碕·周会谈に关すゐ新闻报道に关すゐ件》外务省记录MicrofilmA'0133；《周恩来总理とる恳谈》外务省记录Microfilm A'0133；《（中华民国在本邦大使馆）觉书》外务省记录MicrofilmB'0050；《中华民国のAA会议に对すゐ声明に关すゐ件》外务省记录Microfilm B'0050；《高碕·周会谈に关すゐ件）门协次官
中华民国在本邦大使宛》外务省记录MicrofilmB'0050；《AA会议に对すゐ中共の态度亚二冈田》外务省记录MicrofilmB'0050。）在中日关系史上，人们十分熟悉以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命名的LT贸易（注：又称中日备忘录贸易，其中L是廖承志廖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T是高碕达之助高碕日语罗马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但真正奠定这一贸易基础的却是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在万隆会议期间的秘密会晤。那么，这次会晤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表现出什么样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艺术？这次会晤对中日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国际环境非常严峻，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起友好关系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一致推行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亚非拉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受西方反动宣传和恶意诋毁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大量的误解和偏见，甚至抱有极大的敌意和戒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定为“侵略行为”，美国国会还借机通过“保卫台湾决议案”，派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甚至还在1954年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不仅自己拒不承认实际控制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将近世界1/4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其他西方国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极力支持盘踞一隅的蒋介石集团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经济上，美国为了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先是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伙同西方各国，严格控制对中国的物资出口；接着又强迫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的提案；最后，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所谓的“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该法案宣称：如果接受“美援”的国家把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美国将取消对该国的援助。
而当时，日本政府执行的是“亲美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它先是不顾苏联和中国的坚决反对，于1951年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署了片面的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接着又于1952年4月，在美国的唆使下，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与蒋介石集团缔结了所谓的“和平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拓展新中国的外交舞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在积极发展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在周恩来看来，尽管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推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邻邦的地缘因素却是不可移易的，中日两国人民同文同种，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加上战后中日两国形势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使中日两国人民能携起手来，恢复两千年来的历史友谊。
事实上，与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相反，那时在日本国内一批有识之士正冲破重重阻力，开始尝试同新中国进行实际交往，他们中的代表就是被誉为“三勇士”的帆足计、高良富和宫腰喜助。1952年5月，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三勇士”冒着违法的危险，访问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三勇士”的访问受到北京隆重的欢迎和高度重视，他们在北京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筹备会。从此，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打开了。
为了巩固中日民间外交的成果，中国政府因势利导，接连采取了三大措施：(1)遣返战后滞留中国的3万名日本侨民；(2)特赦417名日本战犯；(3)宽大处理了1062名在押的日本战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通情达理、不念旧恶、高瞻远瞩、化敌为友，对拓宽中日民间交流渠道、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得到较大的改善。1954年日内瓦会议，我们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在日本，以“三勇士”访华开启的民间外交通过积累渐进的方式，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加上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吉田茂内阁被主张日苏邦交正常化和改善日中关系的鸠山一郎内阁所代替，为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
1954年4月，为了增进亚非各国之间的友谊，促进各国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同时也为了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参加的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美国因担心中国与会将增加其与亚非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便动员一切宣传工具，极尽诋毁和挑拨之能事，说什么中国对远东安全构成威胁，中国要夺取亚非会议的领导权，中国要强行输出革命等等。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挠新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更不惜使用卑鄙下流的恐怖手段，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为了进一步发展与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为了消除亚非国家中因美国的反动宣传而对新中国抱有的误解与偏见，树立中国爱好和平、支持亚非各国反对殖民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的新形象，周恩来在重申此前他与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实际行动回击了美国的反华宣传与诋毁，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欢迎。
日本政府接到邀请后，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不得罪美国。会议的目的（注：万隆会议的目的在于倡导新兴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本来就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利，加上又有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出席，这一切都与日本当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相矛盾，但日本不愿意放弃恢复独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不愿意置身于广大亚非国家之外，最后它通过讨好美国的办法，让其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日本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阻止会议朝不好的方向发展”（注：［日］高碕达之助：《ァシァ·ァワリヵ会议この出会じ》文后注，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1页。），从而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恩准。尽管这样，日本考虑到美国对整个会议所持的反对态度，不仅作为政府首脑的鸠山一郎没有出席大会，甚至连外相重光葵也拒不与会。结果只好“改由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代表日本政府与会”（注：［日］冈田晃：《水岛外交秘话ぁる外交官の证言》中央公论社，1983年，第7页。另见［日］冈田晃：《バンドン会议における周总理》，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3页。）。正是这种历史的“偶然邂逅”，中日关系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相遇、相识，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的万隆会晤是冈田晃（注：冈田晃，早年在上海东亚同文馆学习汉语。当时是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第二课事务官，万隆会议时被选任为高碕达之助的翻译，后来曾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驻瑞士大使等职。）以私人身份通过廖承志联系的。作为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希望借此进一步拓宽中日贸易的渠道，而当时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拓展外交空间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根据日本外务省史料馆保存的档案及冈田晃的回忆，正式的会晤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会晤是在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式前，会晤进行了大约30分钟；第二次会晤从22日早上7:20谈到8:45，共进行了1小时25分钟。本来还安排了第三次会晤，在25日早进行，但因第二次会晤引起美驻印尼大使的猜忌，日本外务省随行顾问阻止了第三次会晤。为了避开新闻记者的视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次会晤安排得煞费苦心。比如22日的会晤，早上6:00高碕先乘坐廖承志的车驶向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随后才换乘另一辆车抵达会晤地点（注：［日］冈田晃：《水岛外交秘话ぁる外交官の证言》，第48页。）。
会晤谈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中日两国共同简化汉字；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到半政府机构的设置；从台湾问题到中苏、日美关系；从日本战犯归国问题到中日民间贸易；从日本的国际地位到周、高碕的个人经历等。看似信马游缰，漫无目的，但中日双方事前都经过了充分准备。如果仔细研究会谈内容，就会发现它基本奠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框架和实现正常化的发展模式。
首先，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周恩来在日方道歉后表示：“甲午战争以来的五十年，日本因受军国主义之误，对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但同样也给日本自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损害。”“这五十年，从中日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看，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应该从长期的观点出发，认真思考如何继续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注：《高碕·周会谈录》（1955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MicrofilmA'0133。）
其次，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周恩来表示：不急于求成，不要求日美改变现有关系。他建议先设立“半政府的机关”，处理包括战犯归国、船舶出入港等问题，该机关可代办签证、保护侨民。至于机关的名称，可由日本定夺。（注：《高碕·周会谈录》（1955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MicrofilmA'0133。）
再次，关于台湾问题，周恩来首先肯定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焦点。他认为，中国尊重日本多数民众的选择，日本也理应尊重中国多数民众的选择。“日本国民选择吉田政府，我们就以吉田政府为对手；如果鸠山先生成了多数，我们就以鸪山政府为对手。然而日本不以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的我们为对手，却以台湾为对手，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感到遗憾的”（注：《高碕·周会谈录》（1955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MicrofilmA'0133。）。当高碕问到大陆能否与台湾统一时，周恩来对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并相约就此问题再次交换意见，遗憾的是他们约定的会谈没能再举行。
另外，会谈还涉及到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那是在18日早上的会晤中，周恩来说到：“非常有幸的是，几千年来，中日两国使用着相同的文字。高碕先生，你也能看懂中国报纸上的文字吧？然而，中国现在想简化汉字，听说日本也在作简化字。为了作出相同的简化字，中日两国学者举行会议，进行商讨，怎么样？尽管中日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共同简化汉字只不过是想在百年、千年以后，为两国人民的子孙留下一点共同的遗产罢了。这样，假使中日两国达成一致，美国也不会关心这事，日本政府不会不赞成吧？”听了周恩来的建议，高碕立即表示：“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回日本后，我会尽快同文部大臣及有关方面接洽，以便实现两国学者间的协商”。但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学者会议一直没有召开。1957年廖承志访问日本时再次问及这个问题，但当时已是反华反共的岸信介担任首相，这个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了（注：冈田晃：《水岛外交秘话ぁる外交官の证言》，第7-8页。）。这样，中日各自制定了自己的简化字方案，原本相同的汉字变得不同，致使中日文化交流又增加了一道屏障。
三
根据高碕达之助和冈田晃事后的回忆，这次会晤，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远见卓识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按照常理，日本因长期推行侵略政策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日本政府又追随美国、伙同台湾当局，联合制造对新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会谈中周恩来对日本的此种行径进行谴责和抨击绝不过分，但又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补充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页。）对代表日本参加会议的高碕达之助，周恩来也尽量设身处地地为其考虑。在秘密会晤中，周恩来首先从自己留学日本时的情景谈起，减轻了高碕达之助的心理压力，接着他又谈到中日两国应统一简化汉字，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孙后代留下共同的文化遗产问题，使高碕达之助不致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引起太大的压力。
当高碕达之助考虑到有《日美安保条约》的置喙，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会那么顺利时，周恩来竟非常痛快地提出：“我们并不反对日本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我们也不要求（日本）中止与其（美国）的这种关系。我想日本既能与美国，同时也能与中国交朋友”。（注：《高碕·周会谈录》（1955年4月22日）外务省记录MicroflimA'0133。）周恩来的这种以德报怨、不念旧恶、通情达理、豁达待人的态度，连当时担任翻译的冈田晃也“大吃一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日本国内左翼阵营反对日美安保之声高涨之时，周恩来总理说的可以以当时日美友好关系为前提，然后在此基础上构筑中日友好关系，真令人吃惊。”（注：［日］冈田晃：《バンドン会议における周总理》，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6页。）
会晤中的第二件事是，高碕达之助本来讲到：“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可翻译冈田晃却把“日本被美国占领着”一句误译为“被美国领导着”，当时担任周恩来日语翻译的廖承志用日语给冈田晃指出了错误，冈田晃又赶紧给高碕达之助作了解释。可他们刚刚说完，周恩来就补充说：“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状态下摆脱出来。”这里周恩来不仅听懂了廖承志、冈田晃和高碕达之助之间的日语对话，而且有意避开了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着”的说法，含混地使用了“半占领状态”。周恩来这一巧妙的含混用语，一方面体现了他照顾日本情绪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日本形势的准确判断。（注：［日］冈田晃：《バンドン会议における周总理》，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6页。另见冈田晃：《水岛外交秘话ぁゐ外交官の证言》，第51页。）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给日本送上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在万隆会议的和平促进委员会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了一项“和平宣言”提案，但因种种原因，该提案似乎难以通过，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表示：中国愿意撤回自己的提案以支持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就这样，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在万隆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注：［日］高碕达之助：《ァシァ·ァワリヵ会议この出会じ》，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49～50页。）。作为刚刚恢复独立，首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日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却得到它曾长期欺辱、此刻还敌视着的新中国总理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令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不仅改变了亚非各国领导人对新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而且改变了高碕达之助的人生，这位“满洲重工”总裁和旧“鞍钢”老板，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周恩来称道的几位真正接近中国的日本友人之一。（注：《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36页。）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全面、系统、富有创见，并且别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在早期对日关系中，周恩来根据中日两国的现实情况，制定并积极推进的民间外交，通过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方式，最终结出了累累硕果。单从他与高碕达之助在万隆会议期间的秘密会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第一，“远处着眼，细处努力”。周恩来根据中日两国地理和历史条件，结合中日两国人民希望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善良愿望，一方面确定了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长远目标，另一方面又不贪一时之功，不急不躁、耐心细致。与高碕达之助的会晤，重点在于将已经开始的民间交往提升到半官方状态，照顾到高碕达之助的国际、国内处境，避免敏感话题，不使高碕达之助难堪，由此成为会晤中要把握的火候。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才赢得了高碕达之助和他的随员们的信任和尊敬，才坚定了他们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决心。
第二，“求大同、存小异”。“求同存异”作为中国给万隆会议带去的一份厚礼，如今已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项重要准则，周恩来“求同存异”的豁达态度，化解了个别亚非国家对我们抱有的偏见和戒心。周恩来有意避开日美关系和日台关系，合力支持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人民通情达理、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豁达气度，体现了周恩来将人类的善良品德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外交艺术。
第三，“原则坚定、策略灵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遏制中国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对此，周恩来曾一一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和警告。但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对代表日本政府的高碕达之助，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照顾，对日本被占领、被控制的处境，周恩来给予了必要的同情，对连日本左翼都强烈反对的《日美安保条约》，周恩来也表示可以在暂时容忍的条件下发展友好关系。对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周恩来更不惜撤回我方提案而全力予以支持。
第四，“由易而难、积累渐进”。周恩来深知恢复中日友好关系，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制定对日外交政策时，周恩来提出了积累渐进的策略。在与高碕达之助会谈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由易而难、积累渐进的方针，首先在一些容易达成统一意见的问题上实现零的突破。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积累，从而达到改善中日关系的根本目的。
周恩来和高碕达之助的万隆会晤，作为战后中日政府间进行的第一次接触，使中日贸易在两国关系险恶的气氛下走上了正常轨道，使周恩来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中日民间外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有力地证明了周恩来提出并积极推进的“积累渐进、以民促官”发展中日关系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当时外间渲染的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接触的报道，实际上主要是指万隆会议开幕前，各国首席代表在饭店门口大厅迎候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恰巧站在一起的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之间的寒暄。日本政府因担心此事影响到日美关系，不得不把这次接触说成是“偶然邂逅”（注：［日］高碕达之助：《ァシァ·ァワリヵ会议この出会じ》文后注，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2页。），高碕达之助还特地让外务省的人就此事向美国驻印尼大使作了详细的解释。日本政府和高碕达之助之所以淡化门厅“邂逅”事件，实际上更主要的是担心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之间真正的秘密会晤为外人所知。日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极其小心谨慎，因为它“十分顾忌这次会晤遭到美国和台湾的反对”，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承认“对我国（日本）来说，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日本代表、前经济企画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对话”。（注：［日］高碕达之助：《ァシァ·ァワリヵ会议この出会じ》文后注，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1页。）
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注：［日］高碕达之助：《ァシァ·ァワリヵ会议この出会じ》文后注，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2页。），同时也“为后来日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注：［日］冈田晃：《バンドン会议における周总理》，参见《日本人の中の周恩来》第54页。）当然这次会晤也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民间人土和进步势力要求改善日中关系，促进日中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情，是鸠山一郎内阁在对华关系上想有所突破的一次积极努力。同时，这次会晤更坚定了中国通过“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模式发展中日关系的信心，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