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代际变迁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来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价值观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5-0010-06
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变迁方向
任何价值观的变迁，包括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社会转型是密切相关的[1]。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实现了两个根本性变革，其一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其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乃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区分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使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和改观，这种转变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整体转型，其总的趋势和特征是由传统的以上下隶属关系为主干的一元集权伦理型社会转变为以相互依赖的契约关系为主干的多元分权法理型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后者一步步地在否定着前者。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是针对旧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严重缺陷，实施放权搞活，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随着市场调节观念的产生、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全面开放，原来单纯地下放生产经营权已不能满足改革的要求，对下放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呼声日渐强大，地方、部门、单位和系统的权力日益增大，各个领域的双轨运行成了一种必用的手段和措施。这种权力分放、利益转让和双轨运行的新格局，使各种社会资源（政治、经济等资源）重新分配，社会不公开始出现，社会分化开始凸显，社会动荡时有发生。社会重大转型和体制改革，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价值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新的价值观念在逐渐产生，而旧的价值观念力量强大，新旧价值观碰撞剧烈。社会价值观的剧烈碰撞在代际价值观上有着明显的表现。但不管怎样，整个80年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与过去决裂而又开启未来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需要思考，需要精神，需要人文关怀。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做了，而这样做的主体就是青年，青年在思考，在寻找精神家园。上世纪80年代青年思考的主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命题，因此，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称为“哲学动物”[2]。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哲学动物”应该是在哲学作为一种天性、一种“本能”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表述方式似乎更能体现这一称谓的意蕴。甚至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自始至终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哲学色彩，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生价值观的思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呼唤、西文化的比较热潮、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滥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抽空80年代的哲学底蕴，如果不用哲学去思考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就无法理解和解读了。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实现从80年代以政策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转变为以体制改革为导向的阶段。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提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标志的。此时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处于攻坚阶段，另一方面，旧体制对新体制的顺应及其逐步退出，使两种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开始实现全面整合和转型。这一全面整合是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的。所有制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明显地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使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是，面对着个人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和难以预知的社会剧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使自己的观念和行动积极适应这一发展和变化。这是一种顺时应势式的理性抉择，也是社会在深层次上得以整合的必要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述、“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的提出（判断“姓社”、“姓资”以及一切工作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一下子使人们放下了思想包袱，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大解放。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总是在讨论哲学问题，并在价值取向上力图使社会现实符合某一种思想、观念，而上世纪90年代人们常常谈论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或者是“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某某思想观念”等等。因此，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动物”开始被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变成了经济动物）所取代。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务实的时代，人们不再去思索“人为什么活着”的带有目的性意味的形而上的问题，而是要很现实地获得“人怎样活得更好”的带有手段性意味的形而下的答案。这是20世纪90年代青年的价值思维转向，即从原来追求理念到强调操作性，从坐而论道到强调行动的转向。
二、与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同质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既在性质上相同，又在过程上同步。其总图景是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神圣/理想价值观向神圣/理想价值观与世俗/现实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与上述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变迁是一致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论是青年价值观还是成年价值观，都经历着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其价值观是高度集中的、官方钦定的一元价值观，“革命”是惟一的价值取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惟一的价值目标。比如，全体社会成员只能信奉和遵循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不能有与这些价值观不同的任何其他价值观，或者说，与此不同的其他价值观都是“错误的”。而对这些价值观的解释，也只能有一种，如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解释，实质上就是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甚至把集体作为压制个人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世界各种价值观的交流和碰撞，中国社会逐渐否定了只有一种价值观的做法，承认多元价值观的存在，甚至主张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但是，事实上，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既不是完全一元的，也不是纯粹多元的，而是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处于互动之中。一元价值观，就是社会所倡导的、对其他价值观具有导向或引导作用的主导价值观；多元价值观，就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各种价值观。多元价值观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之分。多元价值观要服从主导价值观，主导价值观要允许和容忍多元价值观的存在。
其次，青年价值观和成年价值观都经历了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整体价值观、群体价值观、集体价值观所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其共同点就是有别于个体（个人）价值观。整体价值观既是我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统价值体系的支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积极性对市场经济的作用日益重要，人们的自我价值意识、开拓进取意识越来越强，个人对金钱、财富和感官享受的追求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对功名的追求得到充分肯定，总之，个体的价值因而越来越突出，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从整体向个体偏移。个人及其利益和价值目标，与整体及其利益和价值目标的传统关系遭到怀疑和质疑，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极端忽视个人及其利益和目标的价值取向，既合乎逻辑又必然地遭到唾弃。在青年中进行的多次有关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孰轻孰重的调查中，选择个体价值观者总是超过选择整体价值观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然，选择个体价值观只是对过去否定个体价值观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整体价值观的否定。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青年价值观还是成年价值观，都没有对整体价值观表示抽象的怀疑，而是力求在现实选择中融合整体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
第三，青年价值观与成年价值观都经历了从神圣/理想价值观向神圣/理想价值观与世俗/现实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教化之下，人们都把“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样具有宏大叙事意味的理想作为最高理想和价值目标，同时将这些理想和目标神圣化，不容有半点亵渎。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主义、现世主义、实利主义等世俗和现实的价值取向异军突起，大有潮水没顶之势。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对暴发户采取鄙视态度的理想主义还是人们特别是青年不忍放弃的价值追求的话，那么，进入上世纪90年代，表现为对金钱不遗余力地追逐和对感官生活不加掩饰地享受的世俗的、非常现实的价值取向，使理想主义的诱人光彩几乎褪尽。但是同样的，这也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在人们特别是青年心目中毫无地位，理想主义仍然是他们的追求目标，只是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宏大叙事般的空洞理想，有的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理想，赚钱对于还处于比较贫穷处境的社会大众来说当然是最大最高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处于神圣/理想价值观与世俗/现实价值观共存的变迁过程中。
第四，青年价值观和成年价值观都经历了从精神至上的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这个方面的变化与上述各方面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过去把精神看作是一种神圣和理想的表征，“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就意味着人是要有理想的。人只有有理想，追求精神至上，才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总之，才能成为一个“精神的人”。而物质总是卑下的、卑琐的，对物质的追逐，必然降为动物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逐渐淡漠精神追求而追求物质待遇，这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即使是现在，有关调查也表明：人们特别是青年在经受着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的内在矛盾的煎熬，常思精神与物质分离之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力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平衡，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并重也表明了当代中国义利关系的新格局及人们对义利关系的新理解。
三、青年价值观发挥肇始和引领作用
青年文化并不完全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亚文化。青年文化只是在它还没有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才是亚文化，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全新条件下，青年文化已成为了社会主文化的重要部分。与青年文化的这种基本转变相应，青年价值观也已不完全是成年价值观的附庸，它甚至对社会全新的价值观特别是成年价值观有一种肇始和引领的作用。这种作用有人理解为青年对成年的文化反哺，或者是如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所说的“前象征文化”[4] 的特征。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中，青年价值观对成年价值观的肇始和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价值观的演变过程中，青年价值观总是走在前面，因而青年价值观的演变相对于成年价值观的演变而言总是具有先行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通过对青年价值观的一项大型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研究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演变，乃是研究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最佳视角，这是因为在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中，青年的先行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5]。青年人憧憬未来，对社会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对事物变化的反应最敏感，因而最少保守思想。与成年人相比，最大限度地向未来开放是青年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不仅意味着青年是建设和改造未来社会的主体，而且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对未来的憧憬。青年的价值取向，往往代表着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从改革开放之初到80年代末，中国青年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文革”后进入青年期的，一是稍晚几年进入青年期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青年。特殊的时代经历和人生经验，使这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念演变较之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社会成员来说，更具有独特性，也正因如此，他们对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包括成年人的价值观念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80年的“人生观大讨论”。讨论中最值得深思的倒不是青年最终在确定某种新的人生价值准则方面是否达成了共识，而是他们毫无保留地摒弃了改革开放前一直居支配地位的人生价值准则。这场讨论表明：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对一系列事件或现象的价值评价才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才有机会第一次勇敢地表现出来，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如大讨论、文艺作品、学术研究等）汇成一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演变的趋势。1988年的“蛇口风波”也可以说是一次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价值观念最前沿的青年所保持的价值观与成年价值观的碰撞，并通过这一碰撞使青年人有机会针对成年价值观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代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一些振奋全社会精神状态的价值观方面，也同样是如此。比如，20世纪80年代最振奋人心的一个口号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一个最能表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建设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口号。《中国青年》曾以《一代新人的崛起——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意义》为题撰文指出：“有些善良的人曾满怀忧虑地问：‘80年代的中国青年是怎样一代人？’一些人作出了他们的概括：‘唉，这是吃喝玩乐的一代！’如此等等。正值人们议论纷纷之际，一声呐喊‘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激越铿锵，振聋发聩。这毫不含糊的回答，解除了人们的疑虑，它集中体现了这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其实，它也不正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吗？在这个口号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适用。不难预见，它必将在更多的青年以及中年、老年当中获得赞同和支持，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行动口号。看吧，在奋步新长征的雄壮行列中，挺身在前的，又是中华民族最年轻的儿女们。”[5] 进入90年代，虽然没有了豪言壮语，社会的价值取向更加务实和世俗，但即使是务实和世俗的价值取向也是由青年所肇始和引领的。也正因为如此，青年价值观一方面往往遭到来自成年人的指责和诟病，另一方面成年人又不无反讽地、或迟或早地、也许是“迫不得已”地奉行曾经批评过的青年人的价值观。青年价值观演变在社会价值观演变中的先行性，还使青年价值观在社会整体价值观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90年代，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革命性的变化：青年的文化表达正在逐渐走出边缘化，并对社会的中心话语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社会中心话语的一部分。”[6]
第二，在青年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青年人在价值选择等价值行为方面也勇敢地进行了一些新的价值实践。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价值标准越来越多元化，价值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这给青年人勇敢地进行价值实践和价值探索提供了广阔空间。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青年人在价值实践方面的各种“热点”，如“经商热”、“海南热”、“退学热”、“出国热”、“三资企业求职热”、“下海热”、“上网热”、“消费时尚热”……诸如此类，瞬时即变的各种“热”，反映了青年价值观念的演变进程中相伴而生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选择，它们一次次构成了对社会生活、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成年人价值观念的冲击。在一次次热浪扑面而来之时，发生在老年人与年轻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价值选择上的差异和冲突可谓司空见惯，但是我们不又一次次地看到老年人和父母们尾随青年人价值选择而来的价值选择吗？
当然，在社会价值观演变过程中的青年价值观演变的先行性，总免不了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并且还不时显得稚嫩，因此，青年价值观确实还需要成年人的精心呵护和善意矫正。我们仍然用一种对青年价值观的调查所得的结论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价值观演变的先行性及其结果：“尽管当代青年价值观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们的观念演变并没有显示出对于传统的全盘否定，也没有显示出与主导价值体系绝对对立的倾向。当代青年价值观念演变与整个社会演变趋向基本上是步调一致的，虽然在许多方面他们接受新观念的速度要快于成年人，但他们的观念演变没有过度超前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某些传统意识和道德规范仍对青年价值观念发生影响，从而限制了某些极端倾向的发展。这就使得我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没有发展到像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那种现象——青年人对现存社会的全面反叛，激烈的代际冲突，青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和主导价值体系的对抗。这种渐变的演进步伐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荡。”[6]
四、分化、碰撞、整合的变迁轨迹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变迁过程，可以发现这样一条变迁轨迹，即代际价值观在总体上呈现出一条从改革开放之初代际价值观的分化，到8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碰撞，再到20世纪90年代代际价值观的动态整合的变迁轨迹。我们暂且按照建国以来“五代人”的划分方法，即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缔造共和国的第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建国后17年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出生于20世纪40—50年代、“文革”时期的第三代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第四代人；出生于70、80年代、在应试教育和市场经济的浸泡中成长起来的第五代人[8]。我们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这五代人价值观的变迁，粗略地勾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从代际分化、到代际碰撞、再到代际整合的变迁轨迹。
中国社会的代际价值观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生分化，首先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反思过去的价值观的重要时期。那么，在价值观上如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或者说，在价值观领域，什么是需要拨的“乱”？什么是需要反的“正”？什么是需要正的“本”？什么是需要清的“源”？这些问题表现在价值观领域，就是如何全面而正确地反思建国以来所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如此一系列的问题，最终聚焦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当时严重地困扰着人们，人们不得不苦苦地思索和探求。从不同时代走过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经历的各代人，具体而言主要就是前三代人，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在1980年的“人生观大讨论”中已可窥一斑，在此不赘述。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使“代际隔膜”问题凸显起来。有一位长者在1979年以开明和大度的态度写了一篇文章，虽然讲的是“变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为友爱”，但其中所反映的代际隔膜在当时已非个别现象。他说：“作为老年人，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如何教育好这一代青少年，如何使被‘文革’破坏了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和谐、友好起来。”“我得承认，这几年来，我对青少年的态度是摇头叹气派。……就整个形象来说，我一闭眼就想起了一部分疯狂了似地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我一有机会就做一些教育青年的工作，但我又发现，对我的话他们没有完全听懂，有不少人目光还是那么空荡荡的，木然而坐，无动于衷。我的话没有产生多少效力。更可悲的是，在我讲话中本不该笑或者根本没有笑料的地方，他们却哄堂了。我承认我不被理解了，我们之间已经存在隔膜了。”“我的这种悲凉心情发生较大的转变，是在‘四五’运动的时候，‘四五’运动以来的事实教训了我，使我明白了这一代虽然受了伤，但并未垮下去；虽然受过骗，但终于觉醒了（并且比我们这辈人觉醒得还早）。把青年一代看得那样消极，是错的。事实证明，希望依然在青年身上。”“‘四五’运动中许多青年忧党忧国的高度觉悟和慷慨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我深受震动。这时又反躬自省：我们这些老一代人果真就那么完美么？……这样看来，无论对青年还是对老年，偏执一端都是不应该的，两代人各有千秋。”“要消除两代人之间这种让人不舒服的隔膜，我以为平等地彼此对待最重要。这种变隔膜为友爱的主要责任应在老、壮年这一边。”[8] 由此可以窥见，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发生了。
20世纪80年代除了前三代人之外，很自然地加入了以改革开放作为成长环境的、全新的第四代人。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活跃着全部四代人。但是，相对于第四代人而言，前三代人虽然毫无疑问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更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前三代人基本上成长于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代，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在本质上仍然是“革命”的价值观；第四代人虽然出生于60年代，但受教育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着他们成长。相对于前三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豪言壮语基本上是属于第四代人的，但第四代人比前三代人又更强调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甚至个人主义倾向已经令上几代人忧心忡忡；以现实利益为目标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以及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而出现的价值体系多元化趋向，使第四代人的价值观尤其是第四代人的价值行为与基本上是接受传统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前三代人自然而必然地发生了碰撞和冲突。
20世纪80年代既是一个各代人价值观相互碰撞和冲突的年代，也是一个各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历史调整的年代，或者说，代际价值观的历史调整就在代际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中得以实现。经过这一碰撞、冲突和调整之后，社会价值观包括代际价值观开始逻辑地进入整合阶段。而市场经济观念和体制的适时而至，又正好使这一整合从根本上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代际价值观得以整合的根本因素。虽然从表层或现象上看，20世纪90年代在不断地发生着、深化着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和碰撞，包括代际价值观的分化和碰撞（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代沟”现象似乎更加普遍和严重了，也更引起大众的关注了），但有一点却是以前任何时候都不具备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代际价值观的整合作用。亦即在20世纪90年代，前四代人（第一代人已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和新生的第五代人面对着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都普遍接受、奉行市场规则和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并按照和遵循这些规则和价值观念行事。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对代际价值观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整合作用的。不管哪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情愿，其价值观必然被市场规则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所整合。一般而言，代际价值观的整合有两种基本形式，即青年价值观整合于成年价值观和成年价值观整合于青年价值观，但在9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的代际价值观，不论是青年价值观还是成年价值观，在根本上全都整合于市场规则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
当然，市场经济只是在“根本上”对代际价值观具有整合作用，这种“根本性”排除了使丰富多彩的代际价值观“单一化”和“一元化”的企图。正因如此，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根基的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整合是“动态的整合”。动态的整合意味着不是使价值观成为铁板一块，这在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相反，在代际价值观的动态整合过程中，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和碰撞可能会更加激烈；动态的整合更不是以消除代际价值观的差异为前提的整合，而恰恰是以代际价值观的差异和多元为前提的；动态的整合还包含着代际价值观的新的分化，只不过这种分化是以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计划经济、更不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基础的非对抗性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