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183;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经济学论文,古典论文,思想论文,斯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3)11-0013-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理论界涌动一股复活亚当·斯密分工经济思想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力量，这就是以杨小凯等人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横空出世，不仅在西方，更在中国产生了日益渐长的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中国在改革发展中遇到了诸如城市化滞后、二元经济转型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分配差距扩大等重大问题而主流经济学又显得力不从心相关。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经历了好比“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本文是对这一发展过程的初步梳理。
一、亚当·斯密：确立了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有许多圣贤哲人讨论过分工问题，看到了分工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但第一次真正把分工置于经济学之首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正如熊彼特在他所处的时代所说：“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285页。）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1、28页。）而分工正是“富国裕民”的重要途径。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获得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促进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进而有利于增进劳动生产力。他通过扣针制造例子说明正是周密的分工导致小工厂的一个工人一日可制针4800枚；又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比较，说明农业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比制造业低，关键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的分工制度。他由此推广，认为若一国各行业的分工都达到极高的程度，则该国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也会达到极高的程度。于是就有了“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的论断。（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
2.分工有利于促进社会普遍富裕。他认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我认为分工有利于促进社会普遍富裕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因为社会的普遍富裕要求尽可能增加就业，而就业的本质就是在分工社会找到自己的分工位置。这就要求分工发展，创造足够多的有效分工位置。从整体上来看，分工越发展，就业容量就越大，在根本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
3.分工起源于互通有无的倾向，从而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认为，尽管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分工程度决不是人的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要受到市场范围即市场购买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相反，市场扩大有利于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分工发展。而市场大小取决于运输条件（包括运输安全）覆盖的范围及相应的人口与财富数量。所以，交通是分工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他说：“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
4.货币起源于分工的发展。一旦有了分工，一个人只能解决自己需要的少部分，而绝大部分的需要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满足。在一定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本身也是商业社会，交换对于社会经济运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货币正是一种减少交易困难、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正如斯密所说：“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
5.资本是实现分工所创造的新生产力的物质条件。他认为，当分工进步时，即使雇工人数不变，由于工人劳动生产力因分工而提高，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更大，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生产资料会按更大比例增加，这时，必须预先储备的生产资料就要比没有分工进步时多得多。否则，分工所能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会因生产资料储备不足而不能变成现实。另一方面，一个行业分工越进步，就业人数就越多，即使劳动生产力不变，就业人数增加同样也需要增加储备的生产资料。所以，斯密认为要通过分工来“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储资财是绝对必要的”。（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
6.城乡在分工体系中相互依存，农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斯密认为：(1)城市发展依赖于乡村发展，只有当农业劳动生产力高到能够生产超过农民自身需要的剩余物时，“才谈得上增设都市”，并且都市发展不能超过农业所能支持的限度；(2)都市发展又为农村剩余物提供广阔的市场；(3)城乡需要按比例发展。他特别指出，乡民和市民是相互服务的，农村为城市提供“原生产物”，城市为农村提供制成品，城市居民生产及生活资料的增加，“只能按照乡民对制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这种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发展”（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所以，斯密认为，“都市财富的增长与扩大，都是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5、11、16、17、267、253、347页。）
7.绝对优势与自由市场经济。斯密认为，每个人把自己的劳动用来生产他最擅长生产的东西，然后用它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擅长的东西，比自己去生产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更有利。他把这一点推及到国家之间，“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1、28页。）从个人交换到国家交换始终贯彻着后人称之为“绝对优势”的思想原则。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他主张自由交换，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减少国家干预。尤其反对政府官员越位代替私人作出经济决策，认为这“是再危险也没有了”（注：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版，第1、28页。）。
二、马克思：对分工组织及规律性的探讨
马克思高度重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并把它视为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资本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篇开始探讨分工问题的。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分工组织形式与技术变迁的关系。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技术变迁为基础的分工组织思想。他认为，工场手工业分工组织的“混成”和“有机”形式“起源于制成品本身的性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即制成品的技术性质。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生产出机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形成机器大工业制度。在技术不发达时，劳动工具的分化和生产过程的分解程度不高，工场手工业还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而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劳动工具不断分化，生产过程不断分解，形成了以机器为器官的生产机构。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而在机器体系中，则是客观强制的，“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
2.分工组织与劳动生产力的集体力。关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机器发明与运用的一般分析上，而是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他在对工场手工业分工进行总结时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这种生产力要理解为协作的生产力，“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
3.分工的三大规律。(1)分工的技术规律。分工的发展，劳动工具的专门化，生产过程包括局部操作的不断分解，使过去曾经在时间顺序上不断继起的生产过程转变为在一个总机体中空间上可以并存的生产过程。分工导致局部生产过程既可以在时间上继起，又能在空间上并存。就完成一个工厂的总任务而言，各局部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劳动人数是不同的，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这是由分工的技术性质决定的规律性。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2)分工的资本循环规律。马克思在职能分工上把产业资本划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条件就是这三种职能资本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这是分工的技术规律性在企业资本形态上的延伸。(3)分工的供求规律（或按比例发展规律）。从整个社会来看，国民经济是由社会分工所形成的担当不同功能的部门、企业及个人构成，其顺利运行也需要他们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一定的生产总是产生一定的需求，一定的需求总是要由一定的生产来满足，它们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供求体系。要使供求均衡，各行业、企业及个人之间也需要在数量上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性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有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717页。）
4.分工与就业的关系。从整体上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但他关于分工与就业关系的思想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机器的使用，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排挤工人的效应；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又会导致市场扩大，老部门将得到发展，新部门会应运而生，从而产生吸纳工人的效应。只要吸纳效应大于排挤效应，总就业量就会绝对增加。马克思曾有条件的指出，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若不变，“尽管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厂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379、407、423、403、365、384、492页。）
三、马歇尔：对分工与工业组织的研究
马歇尔是19世纪末经济学集大成者，他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一言以敝之，他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上分析了分工对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
1.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在斯密那里是没有报酬递减规律的，但斯图亚特和杜尔阁都分别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并为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所继承。关于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的问题是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热衷于讨论的问题。开始时，许多人只把报酬递减规律局限于农业，后来也扩大到制造业。马歇尔自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他同时注重报酬递增趋势，并且分解了不同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或递增中的作用。他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认为自然也就是土地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的作用即劳动、资本和组织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版，第328页。）只要人类的作用强于自然的作用，生产者就可获得报酬递增；否则，只能得到报酬递减；若两者相等，则呈现报酬不变倾向。
2.组织与报酬递增。在人类的作用中，马歇尔特别重视组织对报酬递增的积极意义，也就是分工的作用。因为分工总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组织的改进，通过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条途径，可使生产获得报酬递增。例如，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方，通过行业秘密公开化、技术与组织发明、新思想的激荡、高价机器在众多企业的有效使用、辅助行业的发展、熟练和技术工人市场的形成以及职业多元化，就可以产生外部经济进而获得报酬递增；企业大规模生产通过“技术的经济”、“机器的经济”、“原料的经济”产生内部经济进而获得报酬递增；私人合伙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等组织对职能分工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家的形成，分散经营风险，保持企业生命力的可持续性。
四、20世纪初到80年代：分工从主流经济学中淡出
如果说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是经济学确立分工地位并发展分工经济思想的时期，那么，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分工从主流经济学中淡出的时期。这种“淡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过去的“肯定”之中已经孕育了“否定”的因素。
1.“边际递减”不仅是规律，而且变成了一种分析工具。虽然在李嘉图之前就有了土地边际报酬递减理论，却是李嘉图明确把地租与它联系起来，并认为“地租总是由于追加的劳动量所获得的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版，第59页。）这种联系不仅把它视为是生产的规律，也看作是分配的依据。约翰·穆勒尽管承认生产技术的进步是抵消报酬递减的因素，但他认为，“农业的这一普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为重要的命题，如果规律不是这样，则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几乎全部现象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了”。（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202页。）到了19世纪后期，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发展，就不仅说明生产中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在消费和需求之中也存在边际递减规律。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的基础。我们所熟知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形成的交点均衡正是“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典型图解”。（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版，第38页。）在马歇尔的均衡理论（也包括一般均衡理论）中是不能容纳“报酬递增”的，正如舒尔茨所说：“报酬递增活动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公理性核心分析中不存在，因为无论哪种报酬递增都意味着某种失衡。而这种失衡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存在从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获利的机会”。（注：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6页。）再者，报酬递增如果始终存在，生产规模就可以无限扩大，形成垄断，与自由竞争的思想理念不相容。尽管马歇尔重视报酬递增，并批评李嘉图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没有充分考虑来自组织方面的力量之增大”，（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版，第184页。）但正是他的均衡理论，把“边际递减”变成了一种分析工具，为后来在经济学中排斥报酬递增埋下了伏笔。
2.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把理论的视线引向了土地、资本、劳动对生产贡献的分解上，排斥了组织与报酬递增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边际生产力理论是萨伊的生产三要素理论与边际分析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价值是土地、劳动、资本共同贡献的产物，并依据这三种要素的边际贡献价值来分配。这既是后来用生产函数代替企业组织的理论来源，也是哈罗德以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构的背景。当出现产出超过投入增长之剩余时，一些人往往把“剩余”笼统地归结为技术的作用，这是“三要素”不能解释的解释，被谑称为“对我们无知的度量”。舒尔茨认为，理论家在对“剩余之迷”给出解释时，忽视了报酬递增，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报酬递增没有“合法”的地位。（注：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0页。）
3.用价格机制取代市场组织。尽管价格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但价格不等于市场应是大家都能认可的。市场在本质上是平等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价格不过是调节和实现契约关系中利益的机制。然而，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把价格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人们以为市场就是价格，价格就是市场。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把微观经济理论也叫做价格理论！
4.凯恩斯理论把研究重点转向需求方面，进一步强化了边际递减倾向。凯恩斯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之所以不足又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以及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凯恩斯正是以有效需求为中心创立了后人所称的宏观经济学。萨谬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1948)就是以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这就是延续至今的主流经济学。许多人认为构成萨谬尔森经济学的两部分理论缺乏共同的基础，是一种机械的综合。这种评价在整体上是可接受的，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边际递减”。
我认为，正是“边际递减”在经济学上大行其道，同时只注重孤立的生产要素而忽视经济组织，导致分工从主流经济学中淡出。
五、20世纪80年代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分工经济思想重新开始得到迅速发展，这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代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在“否定”阶段也同样孕育了再肯定的因素。
1.报酬递增理论的逐步发展。尽管“报酬递减”作为分析工具笼罩着经济学的天空，但“报酬递增”有如星星之火，在主流经济学的天空下仍依稀闪耀着不灭的光芒。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了“历史的报酬递增”概念，这是一个包含了动态性、创新性的概念。如果把主流经济学的报酬递减看成是一定技术条件下报酬递增然后是递减的曲线，那么“历史的报酬递增”是这条曲线的向上移动。（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版，第396页。）这一思想实际上早已体现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与许多经济学家强调孤立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他更强调生产要素不同组合对经济发展即报酬递增的作用。他认为发展是“生产的新组合”，“新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75页。）“所谓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106页。）尤其强调企业家对实现“新组合”的意义。1928年，阿林·杨格发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他认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作为劳动分工现代形式的迂回生产方式是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形式；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注：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第232页。）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带动了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1961年，舒尔茨发表《人力资本投资》一文，拉开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理论序幕。到了20世纪80年代，保罗·罗默(1986)发表《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卢卡斯(1988)发表《论经济发展机制》，标志着以报酬递增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的产生。
2.制度经济学的再次崛起。马歇尔之后，理论界对经济组织与制度的漠视，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满。首先是以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尽管由于缺乏规范的分析方法，没有对主流经济学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把“交易”抽象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则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之门。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使经济学家注意到了交易成本及相应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经济史学家如道格拉斯·诺斯通过分析以往西方世界的兴起也发现了制度的重要性。在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新制度经济学终成气候，重新把经济组织及制度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3.数学分析工具的新发展。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专业化决策问题需要有求角点解（即在可选择的决策集中至少有一个为0或不选择的解）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在马歇尔时代还没有被发明。在那时只能用边际分析方法来求内点解，不能把专业化与分工问题通过数学方法加以形式化。也就是只能解决我作出了生产粮食的决策之后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使粮食生产最大化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我为什么要生产粮食而不生产衣服、牛羊等产品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后一个问题是分工组织结构问题。马歇尔使用边际分析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改造，使经济学的注意力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库恩—塔克定理的发明，为求角点解及把专业化与分工思想形式化提供了分析武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被称之为超边际分析。（注：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这时，经济学不仅可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能解决分工组织结构问题。
分工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是经济组织问题。当报酬递增理论得到长足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又把经济组织再次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时，重新确立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就顺理成章、势在必然。而超边际分析方法又能使专业化与分工思想形式化，满足了主流经济学形式化发展的要求。正是在“否定”阶段的这些肯定因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及重新确立分工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以专业化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里不打算一一陈述，只想指出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新体系，是经济学新综合的开始。
收稿日期：20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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