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主党派实现新民主主义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民主党派论文,政党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及其历史命运
自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民主党派的势力以来，它们一直是以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面目出现的。多数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只要中国社会上存在着适当的条件，它们就会为此而努力奋斗。
抗战胜利后，人民切望和平。走和平建国之路，是民心所向，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相对于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还都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无论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没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优势。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曾认为，国共两大党都不具备战胜或消灭对方的力量，中国的政治局势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意志向前发展。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中间党派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解放战争期间，民主党派提出走“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国内政治背景。
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鲜明地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和“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的建国纲领，并把实现此目标作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
对于实现这个政治理想，民盟充满了自信和使命感。此次大会强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这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为此，在建国问题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斡旋于国共之间，力促和平实现和谈判成功。《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全面地提出了对新中国政权建设和国家体制的构想：第一，实行议会制。由参议院及众议院合组成为国会，“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第二，实行责任内阁制。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采内阁制，对众议院负其责任”；第三，主张司法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第四，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提出“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之基础”，提出中央与地方采取分权制度，并以宪法明定。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提出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主张关于整编军队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是“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
民盟的政纲和关于军队问题的提案，实际上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共同要求。即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作出让步，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以促成民主联合政府尽快成立，并使民盟等中间党派在政府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实现中间党派的建国纲领。但是，民主党派的上述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改变其内战与独裁政策的。国共两党之间所进行的政治及军事上的较量，实质即是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新中国的斗争，当然也关系到各党派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在未来新政权中的地位问题。民盟等民主党派为实现政纲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实际的斗争中，却处处碰壁，所得到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和政治迫害。
促使民盟等民主党派放弃“第三条道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党独裁和内战到底的政策。破坏国共“双十协定”、破坏国共停战协定，1945年“12.1惨案”，1946年李、闻惨案和南京下关惨案的发生，伪“国大”的召开，内战的不断扩大，这些事实都使民主党派人士认识到，和平与民主离中国的现实差得太远了。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共同斗争中，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与友好合作的关系，同时使得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越来越靠近。坚持独裁政策的国民党，对民主党派与中共的日益接近，感到十分恐慌。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了一个诡称从延安搜获、由毛泽东签发的名为《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的绝密文件，同时发表了一个所谓的观察家谈话，宣称民盟、民建、民促、民联“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10月7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在一个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取缔民盟，迫使民盟组织自动解散。与此同时，国民党对其他民主党派也极尽高压迫害之能事，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实行严密控制，下令军、警、特、宪机关，对民主党派的下层人员“不必客气”，“一律格杀勿论”。民盟被迫解散后，其他民主党派也相继被迫停止公开活动。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了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民主党派所渴望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根本行不通的。正是通过这些铁与血的事实，民主党派认识到，要推翻中国的独裁统治，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1946年6月下关惨案发生后，受伤的马叙伦向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被打的人中，还有的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我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与独裁政策，使民主党派的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彻底破灭，这就是资产共和国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这是民主党派放弃政治幻想，转而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密切合作，为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争取民主党派共同进行反对独裁与内战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主党派视为朋友，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等待工作、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多次会见和拜访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铭枢等著名人士，同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多次举行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就和平民主建国问题互相交换意见，希望他们和中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为建立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接触中，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提高了他们对国民党坚持独裁与内战政策本质的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重庆和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作的大量工作，使在人民群众中孕育着的和平民主要求，形成了一股强大舆论推动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
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挫败了国民党企图操纵多数、控制政治协商会议的阴谋。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额分配的问题上，原定国民党、共产党、民盟、社会贤达各占9人。由于出现了国民党怂恿民盟内部青年党强要名额、分裂民盟的复杂局面，共产党主动让出两个名额给民盟，务使民盟保证9个席位坚决不能让步，从而顾全了反独裁斗争的大局。在国府委员名额分配问题上，同样如此。在40名总名额中，共产党提出要10名，民盟要6名。而按照国民党的分配方案，国民党占20名，共产党8名，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占4名。为了争取到三分之一票数的否决权，共产党提出从10名减至9名，民盟从6名减至5名，如果民盟内部不够分配，共产党还可以让出一两个名额给民盟，总之两家共要14名，超过三分之一票数形成否决权即可。另外，在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表示可以让出名额给民盟，务使共产党与民盟代表名额之和达到形成否决权所要求的数字。中国共产党不为一己私利顾全大局的做法，深为民主党派人士所折服，充分赢得了民盟等民主党派的信任。
在民盟被迫解散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新华社发表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和扼杀民主的倒行逆施，指出无论国民党采取什么反动措施，决不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相反地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时评还高度地评价了民盟的作用，指出民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是民主同盟的光荣。”一方面千方百计保护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帮助他们转移到香港或解放区避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民盟总部得以在香港继续开展活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九三学社的成立，致公党的重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建立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无不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广大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一方面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与镇压，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一方面又无时不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深明大义和无私帮助，这使民主党派人士无不为之所深深感动。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所形成的党派之间的友谊，为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当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要求民主党派必须作出选择时的关键时刻，民主党派毅然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一方，这是必然的。
三、民主党派主动接受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蒋军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于10月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也正是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把它的内战与独裁政策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在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急剧变化的关键历史时刻，民主党派的活动并没有因国民党的独裁与高压政策而消沉下去，而是相反更加活跃起来了。
1947年11月，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内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聚集香港，商筹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宣布民革成立。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和《告本党同志书》，通过了《行动纲领》和《组织总章》。会议宣布蒋介石是人民公敌，“蒋氏在党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在国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公敌”，并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会议指出民革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的成立，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说明国民党民主派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同时，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号召的一种积极的响应。
1948年1月6日，民盟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在被解散期间，沈钧儒、章伯钧等于1947年11月秘密离沪赴香港，在共产党帮助下进行组织恢复民盟的工作。民盟三中全会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宣言》、《三中全会政治报告》等决议案，宣布国民党解散民盟无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中间路线，并决定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民盟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实现独立、民主、和平和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民盟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
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表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五一”口号中特别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非法解散民盟等倒行逆施，用事实教育了民主党派人士，不仅使国民党民主派从国民党内部分离了出来，而且使一切真正希望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民主党派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才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只有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才能彻底实现。因此，各民主党派都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的一致拥护。各民主党派相继发表声明或宣言，积极参加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于5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热烈地响应召开新政协的号召。毛泽东于1948年8月1日电复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五一”口号，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希望就新政协参加者范围、何人召集、应讨沦的问题等具体事宜“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为开好新政协，各民主党派纷纷出谋划策。民盟利用《光明报》开展了对于新政协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李济深在《迎接新政协》一文中提出，要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作好准备，必须扩大新政协的宣传，要使全国人民对新政协都有所了解，有所建议；致公党提出新政协应该没有反动分子参加，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由各民主党派进行充分讨论并拟具出各种具体方案，供政协会议参考。对于何人召集的问题，1848年6月，中国致公党的声明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 领导者和召集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8年7月底召开了理事会在港委员第四次会 议 ，通过了《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 底 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
为了开好新政协和筹商建国工作，中国共产党邀请香港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社会贤达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邀请。在中共南方局和在港中共代表的精心领导与组织下，躲避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冲破重重险阻，秘密离港、沪等地，先后有750多人安全抵达解放区。1949年1月22日，已转移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55人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棉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明确而坦诚地宣布了各民主党派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各民主党派不仅在它们的纲领、宣言或声明中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基本政治原则，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自觉地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了。在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全面加强和巩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并努力学习和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例如，黄炎培等把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向职教社和所属工商届人士作了宣传。民盟上海支部和南京支部在1948年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苏州等支部出版了小报，介绍来自解放区的消息和共产党工商业政策和文化政策，民盟武汉支部、福建支部、湖南支部等地方支部为人民军队搜集情报、筹集设备、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等，农工党及民盟、民革成员协助共产党策动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工作，直接配合了人民军队的胜利进军，为解放战争作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48年4月各民主党派还会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谴责英美等国的侵略政策，表示坚决地站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一边；在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词和《评战犯求和》的文章以后，各民主党派坚决支持必须惩办战犯等八项和平条件，揭露了美蒋发动“和平攻势”完全是出于欺骗，是为了争取时间，提出：“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留情的摧毁。”“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民主党派还积极地配合共产党开展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批判，一致表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会成为美国所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和建立新中国的筹商，并一致同意以《共同纲领》为各民主党派的纲领，更是各民工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动例证。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表现出彻底的革命性，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化。中国各民主党派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并最终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就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民盟代表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决不再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我们已经有统一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党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并沿革至今的基本格局。中国的民主党派从此进入了新中国的政权体系，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随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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