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时代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大课题——“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紧迫性论文,纪要论文,研究成果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4月26日，上海市社科规划办公室、 《文汇报》理论部和《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上海地区部分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就当前经济体制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如何社会化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同志在开场白中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紧迫性和重要现实意义。他认为，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社会科学的现状已经越来越跟不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应用还是研究方式的转换，都成为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社会科学院进入改革的实践看，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曾经是改革的呼唤者，为其他领域的改革积极地摇旗呐喊过，但当改革进入自己的领域，涉及自己的利益时，就有人说对不起，慢慢来。这里需要有一个思想的统一过程，认识的转变和提高过程。他希望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工作者能够充分展开讨论，对社会科学领域改革的紧迫性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改革提出不同的意见。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这一命题在今天形势下提出，具有何种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兴趣。在讨论中，大家对命题的理论内涵、时代特征、实践操作性及其面临的困难等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一、怎样理解“社会化”
在竞争机制日益走向市场化的今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体现也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研究经费的不足，知识分子收益的不高，使人们很容易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这一命题的内涵，理解为社会科学研究将要走向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的途径，走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道路。对此，学们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浦东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教授认为，面临新世纪转折的社会科学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方向正朝着社会化方面发展。社会化不只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寻找社会科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更主要的是要走出一条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的道路。他从自己民间研究院四年的实践体验中感到，社会化命题的本质和内涵，就是要立足社会，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提出研究的课题，为社会服务，从中形成自己的良性循环。要真正理解这一本质和内涵，首先要让整个社会端正对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的认识。目前，社会科学领域没有自然科学领域的院士制，原因就在于无法确立科学的评判标准；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仅仅满足于完成著作和论文，很少考虑应用，缺乏价值检验标准。这些因素使不少人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偏见，似乎社会科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如何转换这种认识，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非常重要。
《上海管理科学》杂志主编闻继宁先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今天来提“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这一命题，其必要性是值得推敲的。因为能够被称为社会科学成果的，总是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被社会认可的，其社会化是题中应有之意。就这一层意义来说，历史上就有不少社会科学的成果是相当社会化的。如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战、科学和玄学问题的大论战，抗战时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建国以后从反面推出的孙冶方的价值规律、马寅初的人口论，文革后最大的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因此，就一般的意义上提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并不能体现时代的特征。如果就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出困境而言，那么在中国当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阶段中，我们不要羞羞答答，干脆就叫市场化，即社会科学的产品如何进入市场，按市场竞争的机制进行运作。
他认为，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大考虑经济效益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考虑供求关系，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成功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应是两种效益的统一。
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钟贤宾先生认为，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本不应该成为问题，这是由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只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片面强调了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现实性和应用性，所以，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问题才突出起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压力。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一直在呼吁别人如何走向市场经济，现在是我们自己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了。我们不可能要求市场经济来适应我们，只有如何去适应市场经济。
社会科学生产的产品或劳务是一种知识，它以信息的形式存在，并借助某种物质载体得以流通、供人们消费。社会科学初始产品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分散的、个体的、创造性的劳动，构成一种知识产权。其生产方式必须充分体现这种生产特点，并得到切实的社会尊重和社会保障。生产组织的简单和小型化、产权的直接和明晰化、运行机制的灵活与高效化等，是其基本的特征，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社会科学生产的产品或劳务，又具有高度的社会化特征。社会应该要建立一种产业链，用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将科学的初始产品与一定的物质载体相结合，转化为可供流通和消费的商品。在这一环节上，与其他一般商品的生产并无两样。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产出的效率不高，从而出现了社会科学生存的危机。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今天提出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应该是特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朱国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自然科学成果提产业化，对社会科学成果提社会化，是合理的。社会化的真正意义应该要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此，就要改革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首先是改变观念，其次是改革体制，最后要建立起新的机制。只要新机制建立起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了。
上海大学广告系主任张祖健副教授则认为，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无论是提社会化、产业化还是市场化，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要有一条合理的运作思路。研究是从自然人开始的，社会化、产业化或是市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将非常精深的理论思维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过程，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他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超导技术为例，指出中国的超导技术本来与美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水平，但我们没有获得良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转化途径，而发达国家及时转化了，结果现在许多产品中的超导材料，外国人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而我们仍然很昂贵，市场全被他们占领了。这种局面使我们的研究面临被淘汰的危机，这就是一个运作思路的问题。社会科学社会化，关键也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二、“社会化”的时代特征和操作性
在涉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转换的具体问题时，联系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学者们普遍感到“社会化”的实践性和如何操作是一个大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大悟研究员认为，无论历史上还是现时代，社会科学都是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为社会服务就是要走向市场，通过市场上的价值交换实现服务的功能。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把社会科学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仿佛应用学科是可以走向社会的，而基础理论则不必走向社会。其实，每一门学科都有基础和应用的成份，无法截然分开。只是不同时期，有些学科比较容易走向社会，有些学科则不很容易走向社会。这就需要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内进行综合平衡，但是任何门类和学科都必须走向社会，走向市场，则是毫无疑义的。
对于靠国家财政拨款（俗称吃“皇粮”）的研究单位来说，走向市场是否就意味着完全独立自主，自负盈亏了呢？他认为这种将“皇粮”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即使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大量的“皇粮”存在，用现代词汇来说，就是“政府购买”。像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既出钱购买工业产品，也出钱购买社会科学成果。问题在于这些成果有没有价值，是否符合政府的要求。这里，成果价值的评价只能由购买者决定，这与市场上商品价值的确认完全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决定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有的价值评价系统，靠几个专家按主观意志投票，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基础理论研究能否市场化的问题，他认为像钱钟书和季羡林这样的大学问家虽然其高深的专业很难直接社会化，但他们学识渊博、能够深入浅出，经常有价值很高的社会化成果闻世，所以经济收入不菲，活得也十分潇洒。过去有一种提法，叫做“甘愿坐一辈子冷板凳”。他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如果深刻的理论总是坐冷板凳，那么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应该提倡将冷板凳坐热。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小平副研究员认为，要实行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就是要让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出经院模式，摒弃学究习气，打破学科界限，走出一条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道路。此外还需要社会多方面的条件相配合，他提出了四条操作方面的建议：1.要进一步加深、加大我国决策机制由“官本位”向“学科本位”的转变步伐，强化专家参与力度。2.应建立社会科学成果开放性的社会公报制度和社会公享机制，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推介制度和推介机构，对社科成果的应用价值进行社会评估和社会推荐。3.设立社科成果的推广应用基金，对有重大应用价值和效益前景的社科成果给予必要的支持。4.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陈湛匀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产业化或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对不同的学科应采用不同的标准。从高校的特点来看，又不同于研究单位，教师的教学任务很重，考核指标集中在教学方面，科研成果又不能代替教学指标的考核，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为此，他呼吁要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并提出四点操作建议：1.课题设立要找准契合点，事先选派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深入实地调查，采取需求方发题和承担方选题相结合的原则；2.加强研究过程和实业部门的联系，防止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在对具体研究成果作鉴定时，应分出向社会效应转化的等级，如A级，高转化；B级，中转化；C级，弱转化，等等；3.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建立专家咨询小组，形成学科优势与社会需求的信息沟通渠道；4.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和有效使用，扩展经费来源的渠道，设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化的投资基金。
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朱华教授认为，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化的途径。如果一种新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大学教师接受，进入课堂，传给学生，就必然会渗入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教育和科研缺乏交流，教学不能及时吸纳新成果。吸收别人成果不注明出处是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更需要改进的是有些教师不吸收人家的新成果，自己搞自己的，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除课堂教育外，大众媒介的普及教育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化途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市场花花绿绿的书不少，但许多都是劣质的、抄袭的、胡编滥造的，有多少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去占领？是不想占领还是占领不了？就以历史学为例，我们专家的成果拿不出去，赶不上三流的写手，他们一两个月就可以推出一部厚厚的“内幕”类作品。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反思。
三、“社会化”在当前面临的困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振华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要实现成果的社会化，首先要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而在这个方面，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例如在分工体系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门类很多，即使是经济学领域也有很多分类，这就要求现代化的研究必须形成有机的协作体系。但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是小而全，单干户，一个研究人员要做许多方面的研究，这种状况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其进入社会化的程度是相当低的。
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是以成果的价值为前提的，价值的评判是由需求决定的。由于研究过程没有社会化，合理的评判标准也就无法形成。现在许多研究你抄我的，我抄他的，没有一个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出来后，究竟是引用的还是自己创新的，根本无法鉴定。于是就出现了人人都可搞研究，个个都能制定发展战略的局面，这势必将事情搞乱，造成社会科学研究市场的无序。此外，一些掌握信息的政府部门搞课题，实际是一种串换手段。原先作为政府服务部门应该正常提供的信息，不从正规渠道出来，需要信息的部门只能以课题的形式，提供资金，换取信息。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成果社会化的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
发达国家的资料可以共享，检索十分方便，而我们目前资料掌握不多，觅取也很困难，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缺少，成果出来后得不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此等等，都给社会科学的社会化造成了相当的难度。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冯绍雷教授则从一部分社会科学专家的内在心理原因，指出了社会化的困难。他认为，有些学者不愿意走社会化的道路是希望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有一种国际性的突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大的突破希望在东方。所以，在一些基础较好，功力较深的中国学者心中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自己作为东方的学者，应该要花全部的精力去攻克这个学术高峰，而社会化是一条普及和应用性的道路，投身这条道路，需要顾及和平衡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势必分散表力，不利于攻尖。另外，大部分学者不知如何走社会化的道路，在这方面，教育者首先要接受如何社会化的再教育。
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徐中振副教授认为，如果从市场化的角度看，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已在进行，课题经费已经自筹了。现在的问题是，经费进来后，在原来单位的体制中运作时往往会发生很多困难，对进行社会化实践的学者的积极性打击很大。许多学者希望，如果再进行尝试的时候，能够同自己原来单位的旧体制脱离开来。不解决现有单位管理体制中的弊病，要实行社会化是会遇到很多障碍的。
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许红珍副研究员在发言中提出，目前社会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社会科学工作者地位的问题。她从自己管理工作者的体会中感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地位问题天天要碰到。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障碍，一是观念，二是体制。她以社会科学成果社会化的瓶颈现象为例，分析了其中具体的症结在于：1.供需相悖。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涌现了大量的问题有待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去思考，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往往很少能够作出有效的解答；另一方面，政府和实业单位的决策管理层尚缺乏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应有的需求和认同。2.观念陈旧。中国传统文化重“学”轻“术”的观念在研究者中根深蒂固；决策者中，对应用成绩肯定不够，评职称、评奖励的政策对应用研究成果很不利。为此，她呼吁只有改革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体制，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进程。
尹继佐副部长在总结发言中归纳了社会科学成果社会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能够作更深入的研讨。最后，他强调指出：“社会化”命题所引起的议论纷纷是正常的，这是一种压力，把压力变成动力是一种机遇。我们展开“社会化”命题的讨论，就是要切实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从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从上海社会科学的地位来看，社会化的进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样一种必然性面前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要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就是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