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状论文,国史论文,唐人论文,材料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4－0015－09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从史料学的角度，将正史以外那些通常称为杂史、杂传、杂记、郡书、地志等的作品归为十类，分别部居，统称为“偏记小说”，认为这些作品“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史通·杂述》）。揆诸唐代史学史，品类繁多的偏记小说不仅独张一军，而且本朝国史的修撰，也时常取资于这些文献。它们不仅是正史的旁参，也是正史的骨肉。本文将通过分析典型个案的方式，考察行状这类偏记小说在唐国史的应用及改编，藉以透视史官和文士处理相同内容时采取的不同叙述方法，探讨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这些偏记小说的一些特色。
一、唐代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
贞观三年（629）闰十二月，唐始建史馆。自此，六朝以来原本归属秘书省的修史职权转移到了这个新设置的机构手中。随着国史修撰工作的展开，一系列制度逐步建立，这当中，史料征集和报送制度为官修史书的史源提供了保障和依据。《唐会要》卷63《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详尽地记录了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应向史馆交送的材料：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
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
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
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
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刑部有即报；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
诸色封建：司府（当作封）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
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
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
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
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
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
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
以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①
可以看出，这份《事例》所开列的材料，涉及范围极广，包括了政治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内容。关于个人生平史迹者，则以行状和传记为主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档不仅限于官方记载，对于私家记录同样重视。这说明唐代史料征集制度中对于私人史料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此举为偏记小说渗入国史留下了制度化的通道。
二、传状材料的访求
为了弥补送纳材料的不足或失当，《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特地赋予史官采访的自主权，那就是条文中特别以附言的方式说明的：“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所谓“牒索”，是指史官向有关部门发文，要求提供可载入史册的某些人物或事件的资料。从现有的这类例子来看，史官主动去采访获得的并不多，主要的倒是个人通过关系向史馆提交材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对名垂史册的热切心态。提交人的身份不同，叙述对象的地位不同，材料上达的途径就略有差异。这里可以举元和八、九年间，韩愈担任史馆修撰时发生的两件事情为例。
柳宗元跟韩愈私交甚笃，他撰成《段太尉逸事状》后，便写信给韩愈，请史馆录存此文。段秀实事迹原本已载在国史，柳宗元补充了一些被遗漏的嘉言懿行，该状遂被接受。可见若提交人与史官关系较深，传主又是达官名士，材料就容易传达。
如果与史官没有直接关系，传主又寂寂无名，手续就要复杂得多。一位前襄州文学掾甄逢，因为其父甄济在安史之乱中有义烈之举却未能书名国史，将要赴史馆申冤。《元氏长庆集》卷29有一篇《与史馆韩侍郎书》，具载此事，而说：“以愚料之，甄子仆短马瘦，言简行孤，得不为骄阍之所排诃，则权力者疑诞以临之，固无自而入矣。”可见一般人的呈送，史馆是不予受理的。于是元稹致信韩愈，备陈甄氏父子节行，请将甄济事迹列于史册。今《旧唐书·忠义传下》有《甄济传》，却说是“元和中，襄州节度使袁滋奏其节行”。据前述条例的规定，史官“直牒索”后，“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即令有关单位考察其人其事的真伪虚实，另外撰写材料交送史馆。可知甄济的事迹还经过史馆向地方政府核实、索要，最终由地方官员整理汇报的过程。这跟柳宗元上《段太尉逸事状》的简洁程序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名义上由史官自己采集的资料，其中大量的是关于人物的传记，即《事例》中规定的“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的那类材料。行状的作者多为传主的故吏、亲交，这是唐代向来的一种制度，《唐会要》卷79《谥法上》即云：“旧制：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佐史就是亡故官员的部属。李翱在元和十四年（819）关于行状的奏议也说：“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② 可见行状虽然需要经过官方的层层审核，其性质则完全等同于私撰的传记。例如前面举的《段太尉逸事状》，柳宗元自称是“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案备具。”③ 它的记录方式和内容特征跟偏记小说中的小录、别传几乎别无二致。刘知几给小录的定义是：“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别传则是：“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二者微有不同的话，大概只是唐人行状都为单传而没有类传吧。我们另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魏六朝已有的行状，《旧唐书·经籍志上》杂史类著录有胡冲撰《吴朝人士品秩状》8卷，虞尚撰《吴士人行状名品》2卷；唐人的行状，《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有殷仲容（即殷亮）的《颜氏（颜真卿）行状》1卷，王起《李赵公（李吉甫）行状》1卷，这说明人们早已经将那些单行的行状与杂史、杂传视为同类了。因此，假如我们把行状称为唐人偏记小说，并且是其中进入国史的最名正言顺的部类，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当。由此可见，在唐代的史料征集制度里，原本就为偏记小说预备了一席之地。我们要探究国史与偏记小说互涉的文献渊源，必须认真考虑行状的作用。
三、行状与国史行文之比较
行状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兴起于汉魏，与同时繁荣的杂史、杂传一样，都是中古时代士族制度以及月旦人物风气的伴生产物，但是虽然同为传记体的门类，行状却具有更强的实用功能，带有一些公文的性质。《文心雕龙·书记》篇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④ 行状的用途，初时似以请谥为主——这是它跟一般传记最大的区别——后来渐渐扩大，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按行状者，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上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⑤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亦云：“汉丞相仓曹傅胡斡始作《杨元伯行状》，后世因之。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⑥ 由此可知，行状逐渐演变成了传记文体的一种，但凡记叙一人之行迹，无论史传还是碑志，都以此为最基本的素材。《新唐书·百官志一》“考功郎中、员外郎”条解释他们的职掌是：“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前引《唐会要》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也规定公主、百官定谥之后，行状由考绩（即考功）录送，可见其在唐代基本功能也无非议谥和修史素材两端。
谥号对于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来讲等于一生的定评，所谓“一字之褒，赏逾绂冕，一字之贬，辱过朝市”⑦，行状作为臣僚议谥的依据，当然就不免甘言奖劝，有褒无贬；作为提供状主生平事迹的原始资料，行状又必然叙事详尽，铺陈周到，篇幅曼长。殷亮作的《颜鲁公行状》将近七千字，允称唐代个人传记中的鸿篇巨制。因为行状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人物的全貌，“而其文多出于门生、故吏、亲旧之手，以谓非此辈不能知也”⑧，多有独到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史官编纂国史列传之时，便每每藉为主要参考。
唐人流传下来的行状极多，著名的如韩愈所撰《赠太傅董公（晋）行状》、柳宗元的《段太尉（秀实）逸事状》、李翱的《韩文公（愈）行状》，久已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史学方面，行状更被视作珍贵的文献，与史传比勘互补，用以考辨史实。通过比读文本，我们发现不少唐国史的传文基本上源自行状，甚至可以说就是行状的改写本，特别是那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行状，更受修史者青睐。张说被时辈推为“大手笔”，他撰有《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元振）行状》。郭元振《旧唐书》有传，赵翼的《陔馀丛考》卷10“《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据传中称开元为“今”、黄永年《唐史史料学》“《旧唐书》”条据传末“史臣日”称元振为“郭代公”，断定此传出于唐国史旧文。另外，查旧传所叙元振为凉州都督筑城屯田一事，亦载刘肃《大唐新语》卷4《政能》，文字相近，也证明了旧传必定录自唐国史。我们拿行状跟旧传两相比照，一眼就可以看出：唐国史的史料源头来自张说撰写的行状。兹先抄列二文，各分段标序如下：
《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全唐文》卷233，《张燕公集》卷25）：
1.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阳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汤阴令，因居于魏。公少倜傥，廓落有大志，仪观雄杰，身长七尺，美须髯。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同业。时有家仆至，寄钱四百千，以为学粮。忽有一人，缞服叩门，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齐举大事，苦乏资用。闻君家信至，颇能相济否？”不问姓名，以车载去，一无所留。深为赵、薛所诮。公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
2.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公独请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县，落拓不拘小节，尝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令录旧文，乃上《古剑歌》，其词曰：“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煅炼凡几日，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生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且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那知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则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遂授右武卫胄曹、右控鹤内供奉，寻迁奉宸监丞。
3.属吐蕃请和亲，令报命至境上，与赞普相见。宣国威命，责其翻覆，长揖不拜，瞋目视之。赞普曰：“汉使多矣，无如公之诚信。”远近疆界，立谈悉定，因遗金数十斤而还，公悉以进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隶役久矣，成愿早和。大将论钦陵不（“不”字疑衍）争四镇，独不欲耳。但国家每岁不绝其使，而钦陵常不禀命，自然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兵徒，难矣；斯乃反间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怀猜阻矣。”则天甚然之。无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贰，遂诛钦陵。弟赞婆及其兄子莽布支并来降。公声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迁主客郎中。
4.吐蕃与突厥连和，大入西河，破数十城，围逼凉州。节度出城战没。蹂禾稼，斗米万钱。则天方御洛城门酺宴，凉州使至。因辍乐，拜公为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调秦中五万人，号二十万，以赴河西。公至凉州，吐蕃素闻威名，相谓曰：“我赞普犹惧，吾辈何可敌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馀众，缮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复，公之功也。公以凉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扬天威，因征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二百万，集于湟州，营幕千里，举烽号令。时宗楚客为相，素与公不协，令人告变。则天惶惧，计无所出。狄仁杰、魏元忠、韦安石、李峤、宋璟、姚崇、赵彦昭、韦嗣立、张说……二十五人抗表请保，如公有异图，并请身死籍没。则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齐进，过青海，几至赞普牙帐。赞普屈膝请和，献马三千匹，金三万斤，牛羊不可胜数；所获凉州人士皆放归。塞上从此方镇肃清，蕃落长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遗。凡所规模制作，率为后法。河西、陇右十余处置生祠堂，立碑颂德，阎立均（闾丘均？）等为其文。
5.寻有诏许入朝。公素无宅第，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马前送状。开缄，前人已去。状中惟有物数而无姓名，便于树下获骡马二十余匹，帛三千匹。公曰：“岂非太学请葬之士乎？”因以买宅居止。薛稷、赵彦昭闻之，皆嗟叹良久。
6.景龙年中，宗楚客、韦处讷等潜结朋党，憎功害能，授公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时乌质勒久恃众倨傲，不屈朝廷，纵兵远略，道路不通。公以众寡不敌，难以力制，因率麾下数十骑，径入部落。乌质勒大出兵卫出迎，望见公威容端毅，风鬣若神，不觉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国威命，抗声于语，自朝至暮，雪深尺余，竞不移足。质勒频拜伏，语毕归帐，相去二十余里。质勒久立雪中，仓促疾发，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诸将曰：“汉使杀我君父，今须复仇。”大举兵众，将追杀。公闻质勒死，迟明素服来吊。道路相逢，兵围数匝。娑葛见公忽来，未之敢逼，但言卫护汉使。公至其帐下，大哭流涕，因抚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数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献马三千匹，牛羊十余万，移居千里。西域无事，道路肃清。诸蕃闻之，遣使归降者十余国。时人语之曰：“郭元振诡杀乌质勒。”
7.知娑葛与阙啜有衅，奏请移于瓜州。制从之。会中书令宗楚客受金，遂寝其事。公具以状闻。楚客恃势，嘱请召公，将陷之。公不从，又奏请斩楚客，清蕃落。时韦庶人窃弄国权，中宗竟不之省也。
8.初，安西南有毒河源，远在葱岭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辄死。公威震西域，所向无不从者。因验图经，知其源，率兵三万人，历于阗、康居、大食等十余国，令供资粮，仍署其国王为左右总管，率兵前进，北至葱岭牙帐前，十二国王兵百余万。其河源上有大树高千余尺，垂阴数顷。大军至日，有黄龙绕树，以口吐毒气而拒官军，三军悉睹焉。公手书操檄文，令左拾遗张宣⑨ 抗声读之毕，黄龙解树而下。公率诸军诛之，数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绝，数十里内悉为良田。在安西十余年，四镇宁静。
9.韦庶人知政，屡征不至，因下伪诏，令侍御史吕守素、中丞冯家［嘉］宾相继巡边，欲将害之。未及，皆为娑葛等诸蕃劫杀之。
10.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敕至之日，举家进发。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请留。因绐之而后即路。其至玉门关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诸州百姓、蕃部落闻公之至，贫者携壶浆，富者设供帐，联绵七百里不绝。公旌旆下玉门关，百姓望之，宛转呼叫，声动岩谷，自朝至暮，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门不受禁制。都督司马逸客闻之，谓公近矣，陈兵出迎，会候骑至，云始入玉门关。都督嗟叹良久。
11.且状闻至京，同中书门下三品，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兵部尚书，封馆陶县男，依旧知政事。寻转吏部尚书，知选举。嘱请不行，大收草泽。睿宗屡下诏褒美。后默啜大寇边，拜刑部尚书，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筑丰安、定远等城以拒贼路。寻加金紫光禄大夫，再迁兵部尚书，知政事，仍旧元帅。会太平公主、窦怀贞潜结凶党，谋废皇帝，睿宗犹豫不决，诸相皆阿谀顺旨。惟公廷争，不受诏。及举兵诛窦怀贞等，宫城大乱，睿宗步出肃章门观变，诸相皆窜外省，公独登奉［承］天门楼躬侍。睿宗闻东宫兵至，将欲投于楼下，公亲扶圣躬，敦劝乃止。及上即位，宿中书十四日，独知政事，因下诏曰：“大臣立事，夷险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馆陶县开国伯元振，伟材生代，……”
12.是岁，大征兵众，阅武骊山，兵一百万，号三百万，并奉公节度。是日三令之后上将亲鼓，公虑有大变，因略行礼。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张说犯鳞而谏，上乃曰：“元振有保护之功，宜舍军法。”流新州，未至，属开元元年册尊号，赦曰：“……可饶州司马。”未至，卒于道。时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
13.公少负气纵横，遣意磊落，作尉巴蜀，不修名检。及登朝，受任屡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贞节，言行忠正，居取俭约。饬体杂于皇王，致君期于尧舜。公务之暇，手不释卷，虽子弟家人未尝见其喜怒。前后上事切谏得失十数道，俱焚其稿草，不以语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尝曰：“元振正直齐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其英谋宏亮过之矣。”旧于宣阳里居二十余年，不至诸院马厩，每朝回，对二亲言笑，归室，俨如也，不问家事。……事父母以孝闻，父爱，授济州刺史，后以为相，奏请解职，授银青光禄大夫、济州刺史致仕。公殁后，二亲犹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亲者惟公而已。
《旧唐书·郭元振传》：
1.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举进士，授通泉尉。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
2.时吐蕃请和，乃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充使聘于吐蕃。吐蕃大将论钦陵请去四镇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还，上疏曰：……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愿早和。其大将论钦陵欲分四镇境，统兵专制，故不欲归款。若国家每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丑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必可使其上下俱怀猜阻。”则天甚然之。自是数年间，吐蕃君臣果相猜贰，因诛大将论钦陵。其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并来降，则天仍令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以接之。后吐蕃将麴莽布支率兵入寇，凉州都督唐休绿勒兵破之。元振参预其谋，以功拜主客郎中。
3.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馀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後，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风神伟壮，而善於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4.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於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因遣使进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5.先是，娑葛与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屡相侵掠，阙啜兵众寡弱，渐不能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朝宿卫，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从之。阙啜行至播仙城，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以悌谓之曰：“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资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以助军用。既得报仇，又得存其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阙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阗、坎城，获金宝及生口，遣人间道纳赂於宗、纪。元振闻其谋，遽上疏曰：……疏奏不省。
6.楚客等既受阙啜之赂，乃建议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阅啜，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持玺书便报元振。除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便领甘、凉已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讨娑葛。娑葛进马使娑腊知楚客计，驰还报娑葛。娑葛是日发兵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时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栅不敢动。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啜，杀嘉宾等。吕守素至僻城，亦见害。又杀牛师奖於火烧城，乃陷安西，四镇路绝。
7.楚客又奏请周以悌代元振统众，征元振，将陷之。使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曰：“与汉本来无恶，只仇于阙啜。而宗尚书取阙啜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状。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奏其状，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称西土未宁，事资安抚，逗遛不敢归京师。
8.会楚客等被诛，睿宗即位，征拜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二年，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宋璟为吏部尚书。无几，转兵部尚书，封馆陶县男。时元振父爱年老在乡，就拜济州刺史，仍听致仕。其冬，与韦安石、张说等俱罢知政事。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始筑定远城，以为行军计集之所，至今赖之。明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
9.及萧至忠、窦怀贞等附太平公主潜谋不顺，玄宗发羽林兵诛之，睿宗登承天门，元振躬率兵侍卫之。事定论功，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未行。
10.玄宗於骊山讲武，坐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将斩以徇，刘幽求、张说于马前谏曰：“元振有翊赞大功，虽有罪，当从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寻又思其旧功，起为饶州司马。元振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开元十年，追赠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郭元振一代名将，生平大略具于此二文。由张说来作行状，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文宗、朝廷元老，可以给逝者增添哀荣，更因为他与郭元振是旧雨挚交。《张燕公集》卷6有《新都南亭送郭大元振、卢崇道》、《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诗；睿宗景云二年（711）两人又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四年（716）张说贬谪岳州，缅怀故人，拟颜延之诗作《五君咏》，其四即为咏元振，可见二人交情之深切。
行状称郭元振为“少保”，可知作于开元十年（722）追赠之后。张说从开元七年直至十八年去世，一直兼领史职，因此该状进入史馆、修入国史很可能都是张说一手操办的。而由于体例和功能的不同，行状与国史相比显示出迥异的风貌。
（一）记事的原则和侧重点不同
旧传中提及的事迹，《郭元振行状》全部包括在内，而行状记录的一些奇闻逸事，如第8过毒河源及第10郭元振入京二事，史传则摒弃不录。相反，旧传载录了元振的两篇疏文，又详述阙啜与娑葛相仇怨、娑葛袭杀朝官等一系列事件，树立起一代安西名将的形象。显然，作为正史的名臣传记，负有惩恶劝善、垂诫千秋的责任，所以更关注传主的政绩，重视人物在政治事件中的立场和处境，《史通·书事》篇引干宝解释荀悦“立典五志”的说法可以用来说明旧传对史料的取舍：“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这些都是所谓行谊出处之大节，必须浓墨重彩，而对于人物本身性格面貌的刻画却不妨轻描淡写。行状的政治诉求较少，可以淋漓尽致地铺陈生平的方方面面，某些政事纠葛也可以退居次席，点到为止，如阙啜与娑葛之事，旧传的叙述重心其实已经偏离了元振，而转向西突厥首领间的矛盾和冲突，稍嫌枝蔓；行状则于第7、第9段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集中在表现郭元振豪迈个性和忠勤品德的事件上。
（二）行状更注重描写细节和编排情节
郭元振出身河北，此地民风劲直，因而素染豪强气概。旧传对此仅用“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一语概括，给人的印象更像强梁而不是豪杰。行状则从元振的堂堂仪表落笔，接着记叙在太学时散财助葬的义举，至第5段复以马、帛酬恩的奇事呼应结束，笔势起伏；又全录所作《古剑歌》，以见其胸襟怀抱，这样，状主落拓侠义的人格形象便得以丰满。元振戍卫西陲十余年，安边恤民，深受百姓爱戴。行状的第10段描写郭元振奉诏入京，西域人民夹道哭送，沿途传呼雀跃，以至于人尚在八百里外的玉门关，凉州城里迎接的人潮已经鼓舞沸腾。用烘云托月之法，不费一词一句细数功劳，而郭元振之深得民心就跃然纸上。旧传第3、第4段选择凉州屯田兴利和义感乌质勒、娑葛两件事例来表现其德政，对史传的体例而言还算简当得体，但和行状一对读，就不得不遗憾于列传行文的拘谨了。那些经过渲染的片段，以正统的史传标准衡量，也许文学色彩太浓，华而不实，二十四史里头只有《史记》敢于如此弄笔，所以把它割弃不用当是史家义例严谨的表态，未可厚非，可是历史人物的风神却因之减色不少。作为史源的行状，走笔之际不需要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恰恰给作者保留了想像、夸饰的空间和自由，给读者营造了更多回味的余地，郭元振的形象才塑造得更加生动具体，而不仅仅是皇帝家谱的符号和注脚了。
中古史家有搜奇志怪的风气，刘知几极力反对不加甄别地使用这类材料，认为“旌怪异……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史通·书事》），建议只采纳能够解释人事因果的内容。行状第8段毒河源斩黄龙一事，类似志怪小说的情节，旧传或因其荒诞不经，未予记载。行状由于束缚较少，正好驰骋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史书多称张说好作小说，中唐顾况的《戴氏〈广异记〉序》历数前代志怪，提到“国朝燕公《梁四公传》”，燕公即张说；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鹦鹉告事”条说他撰有《绿衣使者传》，“传书燕”条末又说他“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著名传奇《虬髯客传》作者亦旧题其名⑩。这些署名和传闻当然夹杂有伪托、附会的成分，可是由此行状看来，却并非空穴来风，张说的确对怪异之谈饶有兴致。这段情节发生的时间不明确，插在宗楚客、韦庶人两度陷害元振的中间，从史法说，是因时系事；以文则论，则可以调整文气，避免叙述平板；而这小小的舞文弄墨，正是小说和正史之间的一道鸿沟。
（三）人物的评价及其立场不同
行状是私家著述，而且作者往往与状主关系密切，难免附着上个人的感情色彩。《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载李翱元和十四年（819）四月的奏章说：“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李翱谈论的行状失实的问题，从作者说，出于私家亲旧；从文本说，起于行状赋有申请谥号的功能，因此，措辞之际难免文过饰非，为君子讳。《郭元振行状》第4段载“河西、陇右十余处置生祠堂，立碑颂德”，第10段载“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请留”，都有虚美过誉的嫌疑，是以旧传一概不取。而骊山整武阅兵之时，玄宗诛杀唐绍，贬谪元振，史家普遍认为是他对元振在剿灭太平公主党羽一役中护卫睿宗之举作出的蓄意报复，并借机向睿宗的亲信旧臣示威。元振非罪获谴，旧传说他“自恃功勋，怏怏不得志”，这本是人之常情，怨而不怒，也合乎为臣之节；行状为了塑造忠荩之臣的完美形象，则连这点怨望心理也回避不书，反不如史传显得真实。
文直事核的实录精神一直是史家述作的原则，但是格于尊尊、亲亲、贤贤的儒家伦理，人情意味浓郁的行状必然无法恪守公正记录的使命。当时甚至有的行状因为褒誉失当，引起舆论大哗。如李肇《国史补》卷中《行状比桓文》条载：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11)
陈少游，新旧《唐书》有传，其人善于钻营，又惯能见风使舵。先是走权臣元载的门路，得以在当时最富庶的江淮一带地区“三总大藩”；后来唐代宗疑忌元载，他就向代宗密奏元载之子伯和在扬州的过失。李希烈谋反，扬言要攻取他管辖的江淮地区时，他迅速修表致意，表示愿意纳款输诚，并派人送去军费。德宗勘乱之后，于李希烈起居注中检得其上表归顺的文字。陈少游羞悸交加，不日而卒。《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逐势利随时”、“言行非真”，这应该反映了中唐士人的公论(12)。而在更加强调《春秋》大义的《新唐书》里，则干脆将他归入了《叛臣传》。刘太真之所以出此惊人之语，大抵是由于他跟陈的深切关系。刘太真的父亲曾受到陈少游的礼遇(13)，他自己则随陈幕辗转浙东、扬州多年。既感激于先人之恩，又顾念宾主之谊，行状中难免有回护过誉之笔。但是把一个反复无常、暗通叛贼的封疆大吏比作尊王攘夷的齐桓公、晋文公，就不是拟喻不伦，而是指鹿为马、“是非谬于圣人”的大是大非问题了。
傅斯年曾总结官私史籍的差别，认为“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4)。从郭元振的两篇传记和刘太真惹出的风波来看，有所“讳”的反而是出自私人的行状。也许我们将傅氏的意见理解为互文见义会符合实际一些。
行状博采传闻、行文生动的作风，更多地发扬了《史记》开创的传记文学的传统，然而，虚构和文学化倾向似乎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在严格的史家眼中，它损害了记录的可信度，因此行状只配作为辅助性资料，刘知几诟病武后时期的史官牛凤及史才低劣，其中一点就是“凡所撰录，素责私家行状”（《史通·古今正史》），不知甄别；而在文学家眼里，行状则大多不过是开列生平仕履的一纸报告，平铺直叙，文学意味寡薄，几乎没有可观的作品。事实上，受到自身史料功能的限制，类似《郭元振行状》这样较有文学意味的作品的确少见，大部分行状还是保守着纪实的规范谨慎写作，它们能给史实提供互证互补的机会，却未必有多少可读性。
四、余论
在一般观念中，官方修撰的正史和私人写作的野史之间，前者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而对于后者给予前者的支持，认识尚显不足，从而造成对二者的史料价值轩轾迥别。文史研究者或囿于各自学科之畛域，对于二者的互相渗透以及因文体差异带来的叙事变化了解不够。本文的考察则说明，由最早建立的国家修史机构唐代史馆所制定的史料征集制度，就已经为偏记小说进入官方史书颁布了“许可证”，征诸唐代的修史事实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行状与残存的唐国史遗文相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渗透的痕迹。
在采入正史的过程中，偏记小说中容易招致“虚诞”批评的内容被删削，本来就克制的文华意气受到进一步挤压，人物形象的政治特征被突出强化，人物自身的丰富性被类型化、模式化的叙事需要所裁剪。个性向共性折中，艺术向政治归化，这是史传文体自身的规范，也是史家述作的意识形态的自律。后世由史传衍生出的各式叙事文学作品，它们在艺术上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在人物塑造上通常不能摆脱扁平化、脸谱化的模式，这或许是史传给予后代叙事文学的一道最深的符咒吧。
收稿日期：2009－03－06
注释：
① 《五代会要》卷18也有一篇唐代的《诸司送史馆事例》，比此处所录多出《时政记》、《起居注》等六种。
②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二》及《旧唐书》本传。
③ 《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柳宗元集》卷31。
④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9页。
⑤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50页。
⑥⑧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7－148，148页。
⑦ 《旧唐书·于頔传》，载王彦威疏，语本范宁《春秋毂梁传集解序》“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⑨ 张宣，据《大唐新语》卷8《文章》“张宣明有胆气”条及劳格、赵钺《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2，当作“张宣明”。
⑩ 关于世传张说所撰小说的考证，可参李剑国：《张说的传奇考论》，《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11) 李肇：《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3页。
(12) 《旧唐书·陈少游传》的文字与《太平广记》卷239引胡璩《谭宾录》多有相似，应该都是从唐国史转写而来，故其中意见反映的当是唐人看法。关于唐国史的修撰可参李南晖：《唐纪传体国史修撰考略》，《文献》2003年第1期；关于《谭宾录》与唐国史的关系，可参贾宪保：《从〈旧唐书〉〈谭宾录〉中考索唐国史》，《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一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165页。
(13) 此事见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陈之镇宣城也，实厚于谏议府君。岁时礼遗，不绝于道。”刘太真之父若筠卒赠谏议大夫，故称“谏议府君”。裴文载《全唐文》卷538。
(14) 傅斯年《史料论略》第二节《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载氏撰《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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