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转型阶段的宏观政策取向——基于对经济周期转型特点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宏观政策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阶段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定位问题
在1998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外贸政策、消费政策等刺激总需求的一系列宏观政策出台之后，人们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的成效如何？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大对总需求的政策性刺激？政府政策是否存在进一步刺激的空间或存在多大的空间？1998年已经成为历史，那么1999年的宏观政策如何运用？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应大致定在什么水平？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采取上述的提问方式和按上述问题确定思路，那么，就是将政府政策定格在近期目标上，即单纯的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上。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当前的经济背景和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情况，政府政策仅以近期的增长目标为出发点，是存在偏差的。
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存在短、中、长期之分，相应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也存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差别。
如果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是短期的、暂时性的问题，那么，宏观政策就是属于瞬时调节性质，例如，年度宏观经济目标和年度宏观经济政策，是指预期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物价总水平、国际收支状况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年度货币政策、财政收支政策等。
中期宏观经济目标和中期宏观政策一般理解为“五年计划”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政策，其实，还应包括反经济周期目标和反周期经济政策。一个经济周期在时间上跨越数年，因而，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工具及其运用也应是跨年度的。
长期宏观经济目标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是指“十年计划”或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其政策取向。除此之外，根据中国的情况，它应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中国所面对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近年来的一些迹象反映出，人们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大多将目光倾注在短期的即年度的经济增长和年度的宏观经济政策上，热衷于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明年应是多少，今年或明年的宏观政策应是怎样等问题上。这就需要我们分析当前的或者说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是由短期因素引起的，还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目标应定位在中长期目标上还是在每一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属短期的瞬时调节性质还是应属于中长期调整性质？
二、本轮经济周期的特点
在改革开放2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 %的高增长水平，其中有10年的GDP增长率超过了10%。在这20年中， 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了三年周期的波动，目前正处在第四个经济周期的进一步收缩阶段。如下表：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状况表
周期 年份GDP增长率(%)周期长率
1977 7.6
1978 11.7
Ⅰ
1979 7.6
5年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1983 10.9
Ⅱ
1984 15.2
5年
1985 13.5
1986 8.8
1987 11.6
1988 11.3
4年
Ⅲ
1989 4.1
1990 3.8
1991 9.2
1992 14.2
Ⅳ
1993 13.5
1994 12.6
1995 10.5 8年以上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表看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个周期中，其中前3个周期总长度为14年，从70年代末开始，到1990年结束。而第4个周期横跨整个90 年代，这轮周期到什么时间结束、谷底在哪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谁也难准确预测清楚的未知数，就现有的发展趋势，在时间上很有可能要跨越世纪。仅从上表反映出的情况，与前3个周期相比， 本轮周期显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周期所跨越的年份显著增加，前3 个周期平均波长为4.6年，而本轮周期，其波长在8年以上；第二，前3个周期GDP增长率若以10%增长率为平台，其扩张长度分别为1年、3年、2年，而本轮周期则为4年；第三，在收缩阶段，前3个周期中两年间的落差十分显著，而本轮周期则相对平缓，以1992年GDP增长率14.2%为波峰， 以后每年较前一年回落的落差（百分点）分别为0.7、0.9、2.1、0.9、 0.8和1.0。年平均落差约为1个百分点。如果将本轮周期与改革开放前的若干周期进行比较，以上三个特点更为明显。
从根本上说，经济周期只是属于一国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状况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系列因素通过经济周期表现出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和影响不同阶段经济周期的因素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周期都存在不同的特点。但是，在时间上具有承继性关系的几个周期，由于决定和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具有相似性，那么，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几个周期可能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例如，中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改革开放前的5个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改革开放后4个周期则存在很大不同，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前3个周期与第4个周期又存在显著差异。（注：参见王洛林主编《经济周期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樊纲主编《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大体上，决定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动主要有两个层次因素：第一，体制因素（包括整个经济运行制度、企业体制、投资体制、银行金融制度、财政体制等）；第二、政策因素（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而约束扩张长度的因素则是资源供给条件、物价总水平和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前的5个周期基本是由计划体制决定的政策性因素决定的，经济周期的启动主要由“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计划者投资冲动”决定的，谷峰的上限和扩张度主要受资源供给因素的制约（资金短缺制约和产业瓶颈制约），消费需求和外需不构成约束因素，物价水平也不是属于决定扩张长度的制约因素（因物价不反映货币供应量。因而调节经济周期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行政方式上调或下调由政府直接作为投资主体的投资规范）。
改革开放后的前3个周期所立足的体制背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但周期的启动和收缩仍然是由投资的扩张和收缩发挥主要作用的。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第一，消费需求的作用逐步发挥作用，有的周期出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第二，物价总水平成为扩张高度和扩张长度的边界。
总体上，以前的经济周期启动快、波幅大、扩张时间短、收缩速度快。而本轮周期虽然仍是主要由投资规模的扩张而启动的（1992年开始的投资热、开发区热带动的），但在收缩阶段由于一系列因素尤其是体制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这轮周期显现出的特点既不同于改革前的所有周期，又不同于改革开放后的前3个周期。
本轮周期呈现出不同特点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因素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本轮周期之所以在收缩阶段具有平缓特征，是因为：
第一，继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加上90年代初的全面性的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尤其是9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外汇外贸体制等与宏观经济运行直接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过热提供了条件。政府以实现“软着陆”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较成功地避免了在本轮经济周期收缩阶段经济增长急速下滑。
第二，在先前的各轮周期中，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的速率直接决定经济周期扩张和收缩的速率，但在本轮周期的收缩阶段，投资规模的收缩通过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而得到了弥补，使得经济增长不因投资规模的缩小而出现急剧收缩。从下表可以观察到这种互补关系。
表2 90年代消费、投资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年份消 费投 资净出口
1991 60.1 36.23.6
1992 61.2 46.2 －7.5
1993 49.0 62.2 －11.1
1994 55.8 33.8
10.4
1995 59.5 37.63.0
1996 62.0 32.95.1
1997 60.6 22.4
17.0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1998 年第9期。
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增长依存条件的转型使得经济周期在收缩阶段避免了大落型的“硬着陆”弊端，但是，重新启动经济增长则比先前变得困难。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经济增长依存条件已发生转换。中国前期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基本实现了由“短缺经济状态”、“资源约束型”体制条件下的“投资决定型”的经济增长转变成由“市场约束型”体制条件下的“总需求决定型”的经济增长。（注：参见黄桂田“买方市场、有效需求与宏观调控”，《金融研究》1998年第12期。）在计划体制中，消费需求是属于“压抑型”，外需受对外开放有限性的制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因而，启动经济增长或调控经济过热都可通过由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投资规模的扩张或收缩进行调节。在经济转型后，经济增长由投资规模的直接决定转变成受总需求的直接约束，除投资外，还包括消费需求和外需的约束。
第二，经济增长所依存的体制条件的转变。随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不断施放，预算约束强度的不断变硬，收益与风险对称性机制的形成，长期潜存在国民经济肌体中的由“预算软约束”决定的扩张冲动机制将不断弱化。银行经营机制的转轨、投资主体的非政府化比重的不断提高，中央政府直接可控制的部分就是预算内投资，而预算内的资金占投资的比重已经不断下降，决定了政府通过直接控制投资规模的反周期政策的实施成效将不会象先前那么显著。
三、多重转型背景与宏观政策的出发点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决定本轮周期具有与以往各轮周期不同特点的根本因素是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依存条件的转变，也就是说，体制因素和决定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转变通过本轮周期的特点表现出来。从本轮周期所显现出的特点，结合经济体制的转型，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周期已开始发生第2次转型，第1次转型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型”向“双轨体制型”转变；第2次转型是“双轨体制型（改革开放后的前3个周期）向“市场经济体制型”转变。以计划体制为体制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型”周期反映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政府或称之为“计划者冲动”的经济波动状况，以“双轨体制”为基础的经济周期则反映了体制双轨阶段经济波动的状况，当经济体制转换成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周期所依托的体制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周期的类型就会发生转换。因而，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周期类型的转型期和本轮周期的调整期。（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提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是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大调整，认为周期性波动解释不了这轮经济下滑的原因。笔者认为，将两者分开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既可能是短期因素，也可以是长期因素。反周期的政策选择就需根据每一周期的具体情况决定，由短期因素决定的，就选择短期的、瞬时调节政策，反之，则应是长期政策。该课题组提出解决当前的问题不宜选择短期政策，而要立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进行大调整，这与本文的政策含义相一致。——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体和必然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已提高的情况下，由外部经济波动加剧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外部经济波动所引起的经济调整促使中国经济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在90年代前和90年代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别，从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看，1981～1990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构成中，利用外资平均每年为149.608 亿元人民币；而1991～1997年平均每年为1558.9685亿元，其中1995年为2295.89亿元，1996年为2747.41亿元。从对外贸易看，按支出法计算1981～1990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累计为－283.1亿元人民币（即逆差），年均逆差为28.3亿元；而1991～199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累计为3304.9亿元人民币，年均顺差550.8亿元。 （注：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1997年）计算。）以上表明，在资本结构上90年代比80年代对外资的依存关系显著加强；在对外贸易上，80年代经济增长表现为对进口的依赖，而在90年代则转变成对出口的依赖，并且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大幅度提高（参见表2）。说明从本轮经济周期开始，对外经济发展状况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影响明显加深。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冲击，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区域性扩散，使得全球经济步入收缩期。全球经济的收缩尤其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密切相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急剧收缩，形成与中国本轮周期收缩阶段的叠加状态。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性经济收缩在什么时点结束，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和地区都纷纷进入调整期的大背景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仅局限在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上，也不宜局限在反本轮周期上，而应进行阶段性的全面调整，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打好基础。
第二，消费需求进入第二次调整期。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是处在60%左右的水平，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拥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保持持续、高速状态的基本依托点。但消费总规模及其增长率因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发生阶段性的波动和调整，从而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波动。中国居民的消费已经发生了一次转型，目前正经历着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78年～90年代中期，这次转型是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引起的。在前期改革开放过程中随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多元化，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使得长期受低收入水平严重制约的消费能量释放出来，80年代中期以前，消费热点集中在温饱型消费上（即吃、穿上），80年代中期后到90年代中期集中在以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和家具等耐用消费品上，并且以即期消费为特征，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在0.8 以上，有的年份在1.0以上。 （注：参见樊纲主编《体制改革与宏观稳定——中国体制转轨新时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不断刺激出的消费欲望和不断上升的居民支付能力相对应，使得前期的消费形成排浪式的推进特征。甚至因一些消费热点产品的供不应求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抢购风潮。居民在计划体制条件下消费经多年的“压抑”和多年的消费欠帐，在改革开放中随收入的提高将多年累计的消费欲望很快施放出来，成为前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也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转移的主要支撑力量（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转向消费品工业为主）。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居民消费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型。主要表现在：（1）城市居民新的消费目标转向私人住宅、私用汽车、 现代通信工具、电脑等方向发展；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农村居民由原来的追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为购买热点转向以提高家电占有率、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为主；（注：到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自行车139.82辆，缝纫机64.62架，手表154.78只， 电风扇100.46台；洗衣机20.54，电冰箱7.27台，黑白电视机65.06台，彩色电视机22.91台。——《中国统计年鉴》（1997）。）（2）福利制度转变带来的消费倾向改变：公费医疗、退休保险制度、就业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得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用于远期消费的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上升，所谓的“生命周期”对消费函数的影响作用开始加强。（3 ）“个人消费公款支付”的现象随制度的转轨和打击力度的上升其消费规模开始受到抑制；（4 ）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财富在少数群体中的进一步集中，使得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速率加快；（5 ）下岗分流力度的加大使得部分居民收入的随机性特征强，持久性收入具有不确定性；等。
这些转变，使得即期消费需求的增长更依赖于持久性收入的增长水平，新型的高额消费支出需要较长时间的储蓄累积过程，这是在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存款不断增长，并且不受利率下调政策影响的主要根源。居民消费的转型后，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才能使新的消费对象真正成为热点，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不断趋缓。
表3 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 单位：%
年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
1991 7.2
2.0
1992 9.2
5.0
1993 9.5
3.2
1994 8.5
5.0
1995 4.8
5.3
1996 3.8
9.0
1997 3.4
4.6
资料来源：马洪主编《经济白皮书（1997～1998）：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因而，中国的消费增长率因消费转型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进入调整期，新的高档次消费热点需要居民有一个较长的消费资金累积过程。
第三，投资活动约束强度的转变和微观经济的调整。主要体现在：（1）买方市场形成，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 使得各产业的进入壁垒提高，从而也提升了新创企业原始投资资金规模和投资的潜在风险。 （2）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非政府投资主体占主导地位，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由“软”变“硬”，投资主体的投资预期和投资决策将直接受市场需求的制约。（3 ）各产业随市场竞争力度的不断提高和国有经济的改组，正通过企业间的资本重组、并购等方式进行着企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由分散到集中度的调整。（4 ）城乡集体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在经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随市场竞争力度的提高和经济景气因素的影响，潜存在企业内部的问题开始全面暴露，正面对着经济景气收缩阶段的检验和调整。（5 ）银行系统正处在全面的经营机制转轨阶段，尤其是巨额的不良信贷资金和银行潜存的风险需要进行消化和调整。
总之，决定和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主要因素正处在调整期，经济周期的类型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正处在转型期。这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所面对的基本背景。
四、政策取向
根据以上分析，本轮周期在收缩阶段不仅与世界经济的收缩叠加在一起，而且与本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主要因素的转型重合在一起，由此决定了反周期政策不可能象先前那样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决定了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仅局限在短期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上，而要立足长远，顺应经济周期的自我调整而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为下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准备条件，使下一个周期能继续保持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进一步延伸扩张阶段的长度，构筑较高的增长平台和谷底平台。
应该认识到，虽然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具有破坏作用，但是，它也是经济运行肌体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经济周期本身具有自发的调节功能，它可以校正失衡的供求关系；调整和优化结构（产业结构、行业内部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优生劣汰等。因而，政府政策与其急于反周期，不与顺应周期的自我调整而引导调整方向。
根据本轮周期与多种变化中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特点，除了进一步落实前一阶段出台的包括扩大农业基本建设、国家专储粮库建设、电网改造等政策外，加大经济调整方面的政策倾斜力度。
第一，前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集中在刺激投资和消费上，以期实现预期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当然，采取相应的政策抑制经济的收缩幅度是必要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市场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最终需求受消费转型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制约，在短期内很难加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最终需求增长率上不去，与最终需求相关的产品过剩状况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改善，加上外需在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观，决定了市场空间在短期不会得到大的扩展，也就决定了非政府性的投资活动不会因单纯的政策刺激发生实质性变化。因而，政府政策在为实现增长目标的同时，要加大调整的力度。
第二，财政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在加强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同时，需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更新的政策刺激力度。固定资本更新不仅不会产生重复建设，而且为下一轮的增长周期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能够改善因多年的欠帐而造成的技术设备陈旧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固定资本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自动走出萧条并进入新的繁荣的物质基础）。在这轮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落实之后，要像为启动投资需求而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的力度那样刺激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包括企业三废处理工程投资的政策倾斜）。
第三，在加大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调动能够调动的资金、物力加快发展小城镇发展步伐，曾经部分地区以卖城镇户口方式筹集城镇建设资金，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对小城镇的发展给予了很好的启示。如果不是以卖户口方式，而是以卖房产的方式吸收乡村部分富裕了的农民在小城镇购买房产（购买一定的房产就等价于购买了城镇生活权和投资经济权）。这样即可调动部分农民的购买力，拉动需求，又可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
第四，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20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分配格局，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得到了多倍提高，但也累积了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仅仅直接涉及到社会安全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的消费市场的主体部分在普通阶层和农民手中，财富过度集中，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因少数富裕阶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速率加快而下降，直接影响总消费的增长率。因而，一方面要加强税收的杠杆作用，加大调节力度，另一方面在加强政府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时，加强社会性的转移支付功能作用。政府拿钱投资与拿钱搞转移支付，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等价的，并且还得到非经济性的政治安定方面的收益。
总之，在多种转型叠加和交织期，政府政策所注重的应是调整，而不一定是近期增长目标。
标签：经济周期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宏观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