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何谓“中国传播学”
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中国传播学”？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构的传播学，而是指它的独特性，即：有没有中国独特的、具有“专利权”的（就好像“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那样的）“中国传播学”？答案是：目前还没有。
为什么？独特性不够，尽管有一些创新观点和大量研究案例，但没有独到理论，更谈不上完整体系。将来呢？可能有，但并不容易。以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界为例，他们有一句话叫做：“只见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不见中国经济学的崛起”，就反映了共同的问题，这并非说经济学没有贡献，而是说，在理论上没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突破。与经济学比较，传播学就更是如此。但正是这种情况，可以激发我们的雄心壮志，以创建中国独特的传播学为目标，来展开我们的研究生涯。
总之，对于何谓“中国传播学”，至少有以上两种理解，而本文叙述的是前一种，即：在中国生长、发展的传播学。
二、中国传播学的沿革
（一）起点
在中国生长、发展的传播学即中国传播学的起点在哪里？令人多少有点意外的是，从时间的角度看，它的起步是相当早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切地说，早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被公认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
由此可见，那时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已相当密切。传播学在美国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短短几年后就传到了中国大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少不了一个关键的中介，即中国留学生——有一位在美国衣阿华大学攻读传播学专业的郑北渭，毕业后回国服务，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但有史料显示，事实上，在更早的20世纪20年代，即传播学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已有中国人涉足这个领域，他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1925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为《美国传媒中的对华舆论之基础与趋势》，采用内容分析方法考察了美国报纸如何塑造中国形象。[1] 可惜，这方面的研究没能持续下去。
（二）动因
传播学在中国的萌芽，为何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相关联？其中原由，既不乏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这就要说到它的两个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自1929年建立复旦大学新闻系，迄今已76年，是亚洲现存历史最长的新闻院系（另一个“同龄”的新闻研究与教育机构，是日本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现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学环”）。但“最老”并不等于“最早”，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看，1949年前曾陆续出现40多个新闻系科，佼佼者如1920年诞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专业、1924年问世的燕京大学报学系等，[2] 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些新闻系科几乎统统被取消了——例如圣约翰并入了复旦，燕京并入了北大（作为编辑专业设置于中文系内）。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复旦的新闻系也差一点消失了，只是由于当时的复旦校长陈望道（他曾担任新闻系主任）专程上京向毛泽东说情，才使之得以“硕果仅存”。三年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与复旦大学新闻系遥相呼应，形成了“南北双雄”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如今则迎来了一个群雄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上可知，从美国学成回来的郑北渭想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放眼望去，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到唯一存续下来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任职，这可谓时势使然。
二是思想解放。在笔者看来，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的财富。试想，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在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王中领导下，郑北渭等青年教师就可以推出一套《新闻学译丛》，介绍西方刚刚兴起的传播学，如果没有开放的思路和改革的胆略，这种“密切追踪世界学术前沿”的行为，怎么可能呢？事实上，王中当时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商品论”，[3] 与传播学关于受众和媒介市场的原理，是完全相通的。因此，我们这些后人必须充分肯定王中的历史功绩，并视之为中国整个新闻传播学界的杰出思想代表。
当然，还不应忽略的是，传播学之所以在那时能“昙花一现”，是因为政治气候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春天”。但很可惜，在那个不平常的1957年，王中等改革先锋被打成了右派，传播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就被中断了。
由此可以看到，传播学的命运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休戚相关。在封闭的年代，她几乎不可能成长，但仅有开明的政治局面也不够，如果缺少一批富有改革理想和开放精神的人，那也不可能顺利发展起来。
（三）分期
如果以1956年作为中国传播学的起点，那么，从1956年到1977年这20多年间，在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就陷入了一种“休眠”状态。
1978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它是传播学的“重新崛起年”。尽管“反右”和十年“文革”给传播学的生长带来了厄运，然而，当年的学术根基和改革土壤被保留下来了。这种根基、土壤，不仅是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是指那种勇于改革、开放和创新的精神的传承。因此，一旦政治格局扭转，也就是1978年“四人帮”刚被打倒之际，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执教的郑北渭等学者立刻重新开始了对西方传播学的介绍和引进，创办了专业期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后改名为《世界新闻事业》，再后来又更名为《新闻大学》），发表了大量译文、论文，积极普及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当时，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涨，希望以传播学来推动新闻学的教育、研究和新闻事业的改革。在此背景下，王中复出，再次担任系主任，拨乱反正，给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机构的一批教师、研究生，也积极地投身于引进、普及传播学的热潮。从此，传播学的火种就迅速地播撒开来。
一般认为，可以将1978年—1985年作为传播学获得正式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初步的普及，
1986年以后，则是传播学者们普遍提倡本土化的时期。换句话说，第二阶段是1986年—1991年，在此期间，传播学研究一方面深化了，更结合实际了，另一方面，又遭遇“八九”风波，从而再次受到政治局势的牵连，甚至被当作了“精神污染”的批判对象。
幸运的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由紧转缓，经济格局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策的重大变化，给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极大驱动力。因为，在此情势下，中国的媒介发展逐步确立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新思路，媒介一旦在经营上走向市场，争夺受众就成为媒介竞争的必然趋势，这就强烈地刺激了受众调查的兴盛，刺激了传播学的发展。尽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过于迎合市场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至今，这是传播学的研究持续深化、整个学科建设全面走向繁荣的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1997年，传播学与新闻学合并、升格为一级学科；2000年，建立了国家级的传播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它是教育部直属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创办了高校主导的“中国传播学论坛”；2002年，成立了“中国传播学会”（全称：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英文缩写：CAC）。由此反映出，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高校的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团队已形成规模、走向成熟，无论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的诞生，还是全国性论坛的举办，皆非偶然，而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
三、中国传播学的现状
（一）路径
20多年来，中国传播学日益发展壮大。就其研究的主要路径而言，不外两种。
一种是以传统的视角展开的本土化研究。前面说到，1986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本土化的问题，希望开展自己独特的研究。因此，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回到过去”，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的观点，例如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就力图从四书五经、成语、谚语等资料中，梳理古代的传播思想。这种研究取向，确有必要，也很有特色，但最大的难点在于，过于零碎，难以抽象成完整的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已过时，例如大臣对皇帝委婉说话的技巧，那其实是古人在一种扭曲状态下的生存术，如今的中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残余不应再有立足之地了。
另一种则是借鉴世界前沿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努力摸索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特色，可谓“拿来主义”的取向。实际上，早在1981年就有过一次初步尝试，即复旦新闻系77级同学开展的关于“林彪与四人帮集团受审”信息流程的调查，虽然规模很小，调查对象仅100多人，但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一是开了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二是明确依据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即：通过了解“林彪与四人帮集团受审”这一重大事件新闻的传布状况，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流程，结果发现，人际传播渠道的作用十分活跃，与大众传播媒介“旗鼓相当”，这一结论与已有的“二级传播”理论成果相符。
1982年，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首都新闻学会的共同主持下，实施了著名的“北京受众调查”，这是我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从那以后，运用定量方法研究受众的观念和实践，就逐渐地蔚然成风、深入人心了。如上所述，市场经济兴起之后，除高校和研究机构外，还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市场调查公司，包括国际知名的AC尼尔森公司等，也纷纷涉足这一利润丰厚的领域。
但问题在于，单纯的应用性、商业性研究再多、再繁荣，也不等于理论的成长、学术的兴盛。况且，不能忘记的是，学界与业界还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即必须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从这个角度看，20多年来，尽管不断有人努力探索，如陈崇山、卜卫、孙五三、张学洪、王怡红、裘正义、柯惠新、方晓红等学者，就大众媒介与农村、现代化、儿童、女性等课题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方法较为规范，成果也相当显著。[4][5][6][7][8][9] 但总的来看，即把这类研究置于整个学科的发展中看，是不成比例的，可谓“凤毛麟角”。
不过，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这种“拿来主义”的研究取向毕竟越来越明晰了，诸如“议程设置功能”、“知识沟”、“涵化”等前沿理论的实证研究在中国逐步展开了，随之，中国传播学界在这方面的特色也就日渐显现了。
（二）特色
以笔者本人的经历为例，在“拿来主义”取向的成果中，较为典型、富有特色的个案，还数“议程设置功能”研究。这一最负盛名的媒介效果理论，在很多国家都被借鉴过、验证过，但在中国却一直没有开展过实证研究。因此，我和研究团队于2001年决定依据这一理论框架，采用相同的定量研究方法，首次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主要结论是，在当前中国，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10] 这一发现，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在两个议程之间通常保持着高度的对称性、一致性）迥然不同，从而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不仅被同行关注，而且被《南方周末》（例如2001年11月29日第20版）等媒介广泛引用，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刊登，这表明，其影响已超出新闻与传播领域，而到达了社会一般层面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换句话说，这一成果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皆可称十分显著。
然而，对于这类研究及其代表的“拿来主义”取向，也存在着一些误解。
一是“不言自明”说，即认为：所谓“议程设置”不就是“舆论引导”吗？这类常识，难道还需要证明吗？言下之意是，在一贯强调媒介“舆论引导”作用的中国，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的高度一致性，是无庸置疑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结果却与此不同，这样一来，“不言自明”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何况，即使研究证实了两个议程的一致性，也自有其意义）。
二是“不合国情”说，即认为：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不能照搬人家的理论。这听上去似有道理，但何谓“照搬”？首先必须合理界定，不然，就有可能构成对“拿来主义”的全面否定，使一切外来文化都失去进入本土的理由。我对“照搬”的理解是，当发现别国理论的缺失（即不适合本国实际）时，仍坚持让“实际”去适应“理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了。而“议程设置功能”等研究的逻辑却与此相反，即参照别国的“理论”，发现了本国“实际”的欠缺。为什么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不尽一致？为什么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不够理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媒介没有充分按照传播规律运作，换一个角度说，我国媒介的公信力亟待提高。不仅如此，研究还具体指出媒介究竟忽视了受众的哪些议程，如“就业”、“反腐”等等，这就为业界改进工作、学界深入探讨传播规律，提供了可能。如此，“理论”对于“实际”的指导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再打个比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假设究竟是否适合中国？也曾有人以国情为理由，试图证明中国人民具有与“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特性。幸好，我们坚定地排除了各种干扰，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终于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
总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拿来主义”的研究取向，体现了改革、开放、务实、创新的精神，是发展中国家得以后来居上、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宝贵经验。
（三）问题
有点奇怪的是，上述“拿来主义”的路径或取向，虽然对于学科发展极为重要，但在很长时间里，却迟迟没有形成气候，并受到非议和误解，这在其他社会学科看来，可能颇为费解。其原因何在？大概有这么几条：
1.我国传播学科的背景单一。如前所说，如果没有复旦以及人大、中国社科院等新闻院系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传播学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新闻学的范畴里，大家关心和研究的面很窄，而不像欧美那样，有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广阔而多元的学科背景和资源。换句话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影响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一种先天不足，即：传播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依附于中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其成员中鲜有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传播学研究队伍中有许多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者加入），这就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训练不够全面（主要问题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
2.与此相关，我国传播学者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中国早年的一批传播学者，除郑北渭等先驱者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外语、特别是英语能力普遍较弱（我自己的第一外语也是日语）。这一缺陷，导致学者难以直接阅读、理解外文原版经典和前沿文献的内容，也就多少妨碍了“拿来主义”路径的传播学研究。
3.我国传播学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不强。学界尽管编写、发行了大量教材，用很多篇幅介绍了外国的各种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却很少展开自己的研究，就像毛泽东曾比喻的那样，革命者手里拿着“马克思主义”之矢，连称“好箭、好箭”，却不射向“中国革命”之的。与此类似，传播学者（包括我自己）也往往拿着“传播学”之矢，连称“好箭、好箭”，却不射向“中国传播实践”之的。这样，理论对实际的影响就难免大打折扣了。
相对而言，第一条缺陷即学科背景的单一，是一个关键或者说“瓶颈”，因为它带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学术视野不宽、方法训练不足、外语水平不强等。怎样突破这个“瓶颈”呢？无非是两种方法：“请进来”和“走出去”。一方面，要让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另一方面，传播学者也要主动充实自身的知识结构。换句话说，必须扎实推动跨学科的交叉发展。与此同时，研究团队的结构、人才培养的模式、研究方法的训练、外语能力的强化等问题，都急需列入议事日程。
四、中国传播学的未来
（一）定位
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
学科定位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政的定位。如教育部目前把新闻学、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然后由它们组成一级学科。另一种则是学界的定位。但学界的看法不太一致，有人认为传播学应包含新闻学，也有人认为二者应分开，各自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这种分歧的根源，还得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如前所说，传播学兴起于新闻院系，早年与新闻学只能是一种依附关系，是新闻学诸多研究方向中的一个。可是，后来它逐步成长壮大了，壮大到一定程度，新闻学再也无法将其包容，就必然出现二者应分开的呼声，但历史渊源又使二者难以完全分家，它们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总体而言，学界有一个共识，即：传播学的引入对新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新闻学与传播学之所以能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学的力量。因为传播学的学理性更强、适用面更广。也就是说，二者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动的良性关系，迄今为止，其主流是“合作大于矛盾”。但今后如何维持这种良性关系，对双方都是考验。二者最终会不会分家？从中国的特点看，恐怕一时很难彻底分开，更可能是有分有合、局部分开、有限分开。但我个人认为，到一定时候，出现若干以传播（而非新闻）为主的学院，是完全可能的，也可说是大势所趋。因为，这二者既有交叉，又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
例如，从人才培养看，新闻学的目标比较单一，即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等，而传播学的培养目标则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传播管理者，类似于国外的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即传播主管。换句话说，他们是通晓传播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传播技能的专才，既可以从事媒介工作，也可以到各种组织和部门开展传播管理工作。目前，国内的传播学科相当热门，无论硕士、博士，报考人数都成倍增长，很多文科甚至理工科的学生，在本科阶段结束后，都希望转入传播学的硕士专业学习，这无非反映了我国社会在信息化进程中对传播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这样一种趋势。
又如，从课程设置看，一般来说，新闻学更偏重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操作的训练，而传播学更注意传播理论、方法和实务的传授。不过，我国传播学的本科教育其实刚刚展开，2002年起步，作为试点，教育部只批准了少数几家院系设置传播学的本科专业。但由此也不难看出，社会对于新闻传播院系的人才培养目标，越来越由单一的新闻或媒介人才需求，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适应各行各业的传播人才需求。
不仅如此，在科研方面，传播学的发展前景也远比新闻学广阔。其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是以整个人类传播为考察对象，从而涵盖了包括后者在内的各种具体传播现象。
（二）前景
近几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发展势头很好，在前辈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者在迅速成长。从总体趋势看，可概括为这样四个特点：一是研究取向的理论化；二是研究题材的多样化；三是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从最初的很不规范到目前的有所规范，当然还很不够；四是研究视野的全球化、国际化——尽管还只是一种起步状态，但学者们确已普遍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不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而需要与更多的各国学者交流、对话。
从研究的题材看，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些领域：媒介经济、网络传播、媒介体制、传播法律与伦理、国际传播、舆论监督、受众与传播效果等。这些“热点”课题，都与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学界对实际问题的积极回应。
例如“媒介经济”，作为传播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反映了媒介处于从“事业”转型为“产业”过程中的迫切需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媒介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总的来说，媒介之间的竞争还很不充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媒介环境还相当封闭和垄断。长期以来，我国媒介资源的分配，采用批准制的行政方式，如一个省只能有一家电视台，这就导致了媒介环境缺乏必要的竞争机制，而且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不仅不能跨地区发展，也不能跨媒体、跨行业发展。这样一来，就压抑了媒介的竞争活力。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观，从报纸开始，出现了跨地区发展的势头，跨媒体的集团化探索也在进行之中。总之，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以媒介的集团化为例，“集中”究竟在哪些条件下、在什么程度和形态上最为适宜？如何正确处理“集中”和“竞争”的关系？如何避免过度“集中”和过度“竞争”态势？等等，都有待深入研讨。
又如“网络传播”，也涌现了大量成果。概括起来，一是对于总体状况的把握：我国对互联网的总体描述，主要由“中国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即CNNIC进行；二是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和影响：对此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很大，有人却认为很小，总的来说，这尚属于“现在进行时”，因此，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三是关于互联网对个人的影响：同样是热烈而不确定；四是关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其研究课题极其广泛而多样，包括政治层面（如电子政务、信息公开等）、经济层面（如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文化层面（如虚拟群体、网络游戏等）、社会生活层面（如网恋、电子购物等）的影响；五是关于互联网与信息化的研究。
说到这里，有一种趋势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对于互联网——扩而言之，包括其他所有人类传播活动的研究，都不仅需要传播学者加入，更需要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我们必须切实扩大跨学科的交流，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电子科技）的学者“借火”、“取经”，协力合作，唯此，才能有效推进研究。
（三）目标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纷繁、热闹的表象之下，切勿迷失我们的方向或目标，即：理论追求。既然号称“学者”，开展“科学研究”，就一定要追求学术品位、提升理论水准，或者说，注重发掘传播现象的深层规律（前人把浅层规律都总结完了）。换句话说，作为学者，务必正确对待理论和实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如上所述，传播学的应用面向非常广泛，并可以有多种方式，诸如危机传播、健康传播、动画、儿童与媒介、女性与媒介、大学生与媒介、新传播科技（手机短信、数字电视）的影响等等，举不胜举。同时，传播学一些基本原理的普及，尤其是对业界的普及还远远不够，目前大多偏于经营管理方面，其实传播学的理论非常丰富，直接与媒介相关的内容也不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
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是，学界必须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理论目标。还应指出，有些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未必可以直接与业界关联，它可能更宏观、更抽象，或者更适合给高层决策参考。也就是说，不宜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
说到这里，笔者有一个深切的期盼，即希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有更多、更强的企业——不只是媒介机构——能加大资助传播学研究的力度（但并不干涉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性），如同美国的“洛克菲勒”、CBS那样。这种资助，其实化费不多，而影响巨大，能让企业自身与那些里程碑式的研究一道流芳百世，对社会的回报和贡献可谓山高水长。特别是当今世界，媒介的力量空前扩张，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对相关研究的资助，其意义就更彰显了。
除此之外，对于传播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健康发展来说，科学、公正的学术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也非常重要。在笔者看来，现行的学术机制有两大弊端：一是过于偏重数量。根据科研成果的数量多寡，奖勤罚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评估标准也容易掌握，但问题在于，这种忽视甚至无视质量的评估机制，导致了大批平庸乃至变相抄袭的所谓“论文”、“专著”的涌现，极大地浪费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生产力。目前，这种状况似乎有所变化，如南京大学推出的CSSCI，开始在一些范围里试用，但CSSCI本身还有待完善。另外，我们还需要引入国际通行标准，如SSCI，如果不置身于国际学术环境中，我们的研究水准和成果竞争力将很难提升。二是过于繁琐，众多环节，流于形式，各种表格铺天盖地，这也构成对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实际上，科学研究的唯一评估标准，不就是看最终成果吗？我们的科研管理，应重“目标”、轻“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力和责任心，“过程”的表面文章再漂亮，对“目标”来说也无济于事）。通常，无论个人、单位的研究成果，只要以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即SSCI、CSSCI的标准（发表率、被引用率）加以衡量，辅以同行专家的评价，其学术品质和影响，就可以大体把握了。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播学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只要学界力戒浮躁、善于反思、不断进取，就一定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