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协论文,党组论文,注释论文,年中论文,扩大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论是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还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都是重要事件。从当年的6月初到9月中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匪夷所思地开了25次会议。最初参加者二三十人，最后竟有千余人之众。会上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有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这次扩大会议当时被看作是革命与反动的文艺路线之争，事实上核心问题是已政治结构化的文艺权力阶层，在权力分配上的较量。80年代以来，围绕这个事件展开的资料搜集和问题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篇文章，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
主要引述的材料是：
一、邵荃麟写于1966年10月16日的《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一”)；
二、邵荃麟写于1966年8月19日的《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下简称“邵荃麟材料二”)；
三、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下简称“冯雪峰材料”)。
引述的其他材料还有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下面简称“发言集”)①。正如我在《“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②中说的，这些作者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正“以‘走资派’、‘黑帮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巨大压力下的产物，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细心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对于邵荃麟、林默涵、郭小川来说，1957年时他们居文艺界权力高位，“文革”中身份却出现逆转。冯雪峰的情况又不同，无论是1957，还是1966年，都处于被审查的位置——只不过，在1966年，审查重点转移到在1957年审查他的那些人(周扬等)身上。身份、处境的复杂变化，是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需要留意的。
下面，材料中需注释的词语我用黑体字标出，黑体字不是原来有的。为阅读方便，材料中的注释放在需注释词语后，并以不同字体标示。
一 修改“反党集团”结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共16次的党组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副书记是周扬和刘白羽；这次批判主要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最后形成提交中共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该报告对丁、陈事件定性为“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但是这一结论宣告不过几个月，它的真实性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就是批判的策划、主持者也不得不同意修改③。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1957年5月26日，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是件严重的反党罪行。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曾经中央批发全国各地党委。我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注：作协党组的报告，于1955年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到“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但是这次会议和所做结论，文艺界只在党员负责干部的小范围传达，没有公开宣布，也没有见诸公开发行的报刊；因此这里有“竟然在党内外群众面前”的说法。】擅自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这是违反中央的批示，破坏组织纪律的罪恶行为。这个罪行反映了我当时严重的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思想，它和同一时期中我在浙江、上海、北京的一些反动言行【注：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邵荃麟1957年4—5月到浙江视察，召开浙江文艺界联合座谈会、浙江越剧团座谈会等会议，随后到上海，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贯彻“二百”方针座谈会。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浙江省委宣传部1957年8月23日发函中宣部，在《对邵荃麟在浙江放火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称：“邵荃麟来浙江视察，声言是来帮助文艺界打开一个缺口……刚到杭州不久，即召集郑伯永、陈学昭(均党内右派分子)、董湘渠前去汇报情况，要郑等替他安排座谈和视察日程，并指示郑伯永积极起来，要在困难的环境下，很好坚持。在文艺座谈会上，邵荃麟两次发言……对浙江文艺界的右派分子的反党进攻，起了鼓动作用。”】以及下半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积极参与了为30年代文艺翻案的罪恶活动，是一贯的反党思想的表现。
关于我在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注：指1957年5月17日作协机关全体人员整风动员会。据会议记录，邵荃麟动员报告在谈到宗派主义、党内团结等问题时说，“比如陈企霞、丁玲同志的问题，过去说是反党小集团，现在这条结论不能成立”，“要坐下来好好谈。”】一事，我事先并没有和党组商量过，这件罪行应该完全由我个人负责。至于要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重新起草关于丁陈问题的结论这件事情，则是在1957年初首先由周扬提出，【注：似乎要早于1957年初。张光年1966年12月9日撰写的“交代材料”《我和周扬的关系》中说：“应该是1956年底，右派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2号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跟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会上周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然后指着在场的丁、冯、刘白羽和他自己说：‘作协的工作，反正总得我们几个人来搞(当时兼任党组书记)，大家把意见谈开了，问题就好解决。’但丁玲索价很高，这场交易没有谈成。……4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地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这次他还要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稿，他对我和侯金镜等人说：‘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从陈企霞到朱光潜，都要团结起来。’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我和侯金镜当时也右得厉害，便派出编辑找丁、冯约稿。丁、冯拿架子，不肯写。我和侯带着编辑杨志一同志，亲自到颐和园，请她谈谈深入生活的问题，搞出了一篇访问记。这一方面是替丁玲涂脂抹粉，恢复名誉，另一方面，也是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阴谋服务，是十分可耻的。这些事情，同时也说明了周扬的右派立场，后来反右派，斗丁、陈，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侯金镜副主编；东总布胡同22号是当时中国作协机关所在地。】作协党组赞同和执行，并经陆定一、张际春的同意。而在重新起草丁、陈结论的过程中，我又是主要的负责者，我也应该负较多的责任。我就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交代如下：
1955年作协党组批判丁、陈反党活动的会议我因病没有参加。(从55年4月到57年初，我一直离职休养，没有担任工作。)56年初，我在病中看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当时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1956年秋天，我在青岛疗养，中宣部机关党委派了一个女同志(已记不得其姓名)来向我调查丁、陈的材料。据说，丁玲、陈企霞对于55年作协党组的批判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了申辩，党委认为要进行调查。我因为没有参加55年的会议，只能就53年到55年初的一段时期中我所知道的丁玲、陈企霞的反党活动提供了材料。……
又过了不久，大约在10月或11月间，刘白羽又到青岛来看我，他告诉我以下几件事情：(1)作协党组在检查55年肃反工作中，陈企霞、李又然等人带头攻击党组，接着丁玲、陈企霞又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关于55年党组对他们反党小集团批判的申辩。【注：丁玲1956年8月9日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交《重大事实的辨正》的申诉书。在给中宣部党委的信中丁玲说，“去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少同志发言，提出了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其中有的事实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合乎事实情况的。过去不容我就这部分事实做任何更正，有的即使及时更正了，还不为当时的会议领导人所理睬。”在此期间，因55年肃反、审干中作为“托派嫌疑”被隔离审查的陈企霞、李又然，因证据不足在1956年5月恢复自由，也分别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向中宣部机关党委提出申诉。丁玲的“辨正”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到了1957年4月26日，丁玲又给作协党组、中宣部党委写信，要求加速纠正、平反工作。据1956年分配到《文艺报》工作的阎纲回忆，我“1956年刚到作协《文艺报》的时候，丁玲正为审干一案上告中央，中国作协负责甄审。年底，评论组组长杨志一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探望丁玲(副主编侯金镜后来对我说，杨志一和我是《文艺报》党支部临时委派的，作协党组让每个支部都要派人看望丁玲)。丁玲平卧在躺椅上养神，听说《文艺报》来人了，不屑一顾，扭过头去，一言不发，问她什么，她不吭声，傲气十足，我大为惊诧，戳在一边发愣。过后不久，作家协会召开审干总结大会。刘白羽刚刚讲完，陈企霞跟着跳上讲台，疾言厉色地大吼：‘一定要说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有人跳上讲台驳斥陈企霞，陈企霞又吼了一嗓子：‘补充一句：还是一小堆木炭!’”见《多福巷16号》，载《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11期】中宣部决定由张际春主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2)周扬提出不兼任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决定要我回去担任党组书记；(3)作协书记处也要重新改组，改由茅盾担任第一书记(原来的第一书记是刘白羽)。……
我回到北京，约在57年春节前后，【注：邵荃麟1957年1月28日从青岛回到北京。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正式成立作协书记处，刘白羽任第一书记。12月，书记处改组，茅盾任第一书记，老舍、邵荃麟、刘白羽、曹禺等为书记，郭小川任书记兼秘书长。同月，邵荃麟接替周扬任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郭小川为副书记。】刘白羽因病住了医院，我去看了周扬，谈到丁、陈问题。他告诉我宣传部本来决定以张际春为首成立一个研究组来处理此事，这个研究组包括中宣部机关党委和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但除了派人进行调查外，研究组从来没有开过会。【注：1956年6月，中宣部组成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丁、陈事件的小组。小组成员有刘白羽、杨雨明、张海等。时任中宣部党委书记的李之琏称，“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到12月，“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并提出中宣部需明确：“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见《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文坛公案：秘闻与实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现在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也还没有处理。现在你回来，张际春可能会找你。我说我刚回来还不清楚究竟主要是什么问题。他说主要是改写丁、陈的结论问题，是否还用反党小集团这个帽子。我问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但是丁、陈的关系和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总得有个明确的概念。曾经要郭小川根据调查报告起草一个结论草案，意见也不明确。他要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等刘白羽出院后再一起商量。
过了一两天，张际春打电话给我，说丁、陈问题以后由作协党组来处理。我说宣传部不是决定以他为首的研究组来处理吗?他说，研究组是个空的机构，这个问题本来是作协的问题，应该由作协党组提出具体意见，宣传部才好考虑。我要求和他面谈，他说，现在也谈不出结果，还是你们先研究一下再约谈吧。这时我感到问题有些复杂，向郭小川了解一些情况。据郭小川说，主要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对55年的批判有些意见，现在张际春、周扬都没有明确的态度，却要他来起草结果结论，他感到很难办。【注：郭小川并未参与55年批判丁、陈事件会议，而写结论一事，又面临作协党组和中宣部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陈企霞等施加的压力。因此郭小川在日记中多处表达厌烦情绪。如1957年3月17日日记：“……许多情况不清楚，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38页)】我问他中宣部机关党委的主要意见是什么，他说，先是在肃反中间，刘白羽怀疑陈企霞有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公安部的命令把陈企霞隔离起来，后来又拿不出根据，弄得很被动。去年丁玲提出申辩以后，经中宣部机关党委调查，关于丁玲、陈企霞的有些事实也有出入之处，这样就产生了改写结论的问题。
我把张际春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周扬，过了几天，周扬约了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商谈。周扬说了这样几点意见。他认为结论可以改写，但是55年的批判基本上应该肯定，反党集团的帽子可以不用，但要有一个恰当的帽子，要大家斟酌一下。再则是丁、陈的政治历史问题可以不写入结论中间。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不用反党集团的帽子，至少应该是搞党内宗派活动。他说应说明是什么性质的宗派活动，他提出可以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注：据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这次商谈是在1957年2月15日，在中宣部周扬办公室讨论郭小川起草的陈企霞结论的第一遍稿，“他们对我起草的结论稿，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因为并没有完全否定1955年的斗争而且认为陈企霞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但是，他们觉得口气太软，而且不能一般地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问题，更不能‘赔礼道歉’。……大约就在这天晚上，谁想出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周扬也表示同意，甚至可能是他想出来的。”郭小川说，讨论时“他们谁也不分析研究材料，只在词句上打圈子”(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第77—78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检讨书”)。】大家同意他的意见，接着讨论如何起草。……决定仍由郭小川先起草陈企霞的结论。……大概是4月初，我和郭小川、黎辛找了陈企霞谈话，征询他对于这个结论草案的意见。陈企霞坚决拒绝，要求全部平反。【注：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据郭小川说前后斟酌修改了四五遍，参加修改的还有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等，也多次征求周扬意见。结论认为，陈企霞的错误，之一是在《文艺报》工作期间骄傲自满，“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之二是“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据郭小川日记，4月16日下午，“三时，与陈企霞谈话。他对党组的草稿意见极多，基本上不同意，但他如此主观，很多都不假思索加以反驳，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最后，我们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但态度似乎还好。”(《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78页)黎辛(1920—)，河南汝州人。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和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三期。1942年后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编辑。上述期间，他是中国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这样就无法谈下去。……
4月底，中央发布了整风的指示，我在5月中旬回到北京。我和刘白羽、郭小川到周扬处去商量丁、陈问题在整风中怎样搞法。当时决定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吸收丁、陈及55年参加批判的作协党员参加。关于会议开法，周扬指出要把团结的旗帜主动地掌握在手里，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丁玲、陈企霞愿意团结，愿意考虑党组新草案的意见，党组对于55年的批判也可以作适当的自我批评。要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一点错误，那就是他们自己违反整风指示的精神和团结的原则，我们就处于主动了。……
这时，我对怎样处理丁、陈问题，确实感到没有把握。在我起草整风动员报告提纲时，我想到万一丁玲、陈企霞等不顾党组的决定，把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先在非党群众参加的整风会上提出了，进行煽动和攻击，那时就会打乱党组的部署，使我们更陷于被动，不如主动地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关于丁、陈问题的错误性质要在党内平心静气坐下来讨论，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动。这是当时自己的表面想法，实际上是投降主义。
二 转向：从道歉到反击
6月初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主题是整风，检讨1955年处理丁、陈事件的失误，提出改写丁、陈事件的结论。第三次会之后，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从休会一个多月后重开的第四次会上开始，主题发生逆转，变为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反击”。
郭小川日记(对前三次会议情况的记载)：【注：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荃麟、刘白羽、周扬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扬的进攻声。【注：会议参加者徐刚四十多年后回忆：“1957年6月初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是小规模的，在二楼北侧小会议室(按：指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约有二十多人参加，周扬和党组的几个负责人，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且向丁玲等同志道了歉。在会上，李又然说：‘我是个小人物，大事件落在我的身上，我就是大人物。’陈企霞说：‘房子都烧焦了，成了木炭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会上有十多人发言，提出1955年的错误结论应予撤销，要总结教训避免再犯等意见。丁玲在前两天的会上一言不发，到了第三天，丁玲说话了，开头是：‘我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人，是一棍子被打死了的人……’也是在追究领导的责任。”(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第12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陈(企霞)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注：指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给中央的关于丁、陈事件的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对于丁、陈，不知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6月7日，下午开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有陈企霞、唐达成、【注：唐达成(丁陈调查小组成员)发言时尖锐指出作协党组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三方面“严重的错误”。发言最后引了泰戈尔的话：“虚伪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事实”。唐达成后来说，周扬对这句话“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不止对一个人说：‘唐达成竟然用资产阶级的语言来猖狂向党攻击。’”唐达成发言记录，见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第39—41页，香港，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发言，指责去(前)年的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6月1 3日，【注：一般认为，头三次会在6月6、7、8三天召开。但据郭小川日记，第三次会是6月13日，6月8日召开的是党组“碰头会”，“一致认为还需要大鸣大放”。】……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了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马上作了一个令人作呕的发言，【注：这里的“□□”，在《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中作“康濯”。1955年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指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时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因而不被追究，不列入“反党集团”成员。1955年积极揭发丁、陈的康濯，政治风向一变就又向丁、陈靠拢。“令人作呕”的发言详情未知，推测是转而投向丁玲，所以郭小川就有丁玲“争取‘起义’”的说法。韦君宜90年代的回忆对康濯有这样的记述：反右期间，“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思痛录》第4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侯金镜“文革”期间写的有关“大连会议”的材料，也曾称康濯为“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当年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徐刚谈到，1955年批判丁、陈的会上，康濯“一再揭发丁玲的反党暗流问题”，但“1956年甄别丁、陈反党问题时，康濯带了河北特产红枣去看丁玲。1957年6月初，在王府井大街64号2楼北小会议室开小型党组扩大会，当一些同志对那位1955年给中央打‘报告’的主持人(按：指周扬)进行批评并追究责任时，康濯……推倒了他过去对丁玲的批判。但是，1957年7月底开始批斗‘丁、陈反党右派集团’时，康濯又上台激烈地批判丁、陈。当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横眉冷对康濯，大声地批评康濯的反复无常。”(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第117—118页)此后，康濯在“大跃进”、反右倾和60年代初调整时期，也都有不断翻覆转向的表现。这虽属于个人品格，但一定意义上，也是某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正如韦君宜所言：“按政策，他们还是不能苟(苛)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权力既需要，也鼓励产生这种性格，但又鄙视他们；这是吊诡的方面。】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一”)：
到了6月6日，第一次党组扩大会上，我又一次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要求大家重新来讨论丁、陈错误的性质，得到公平合理的结论，【注：据会议记录，6月6日邵荃麟的报告称，“今天的会，是整风中解决问题的会，不是斗争会……要求真正解决党内不团结的问题”。“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当时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个帽子应该摘掉”，“前年向中央报告中涉及到丁、陈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应该向大家交代清楚”。“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可见绝不是偶然的想法。在这次会上，周扬也作了一次发言，承认55年的批判有过火地方，是有斗争无团结，说他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刘白羽，并且也承认55年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他要求大家采取严肃态度，辨清是非，增强党的团结等等。这些发言，当时都有记录可以查。我认为除了我个人应负责的罪行之外，周扬和作协党组在57年上半年对待丁、陈问题上也是采取调和妥协和投降主义的路线，直到中央注意到这个问题，找了我们去开会，作出明确的指示，才把局势扭转过来。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前三次会，是在1957年6月6日至6月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正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那天。陈企霞、李又然等进攻尤烈。这天散会后刘白羽十分紧张，晚上和周扬赶到我家里来，要我通知暂时把会议停下来，另作布置。……这期间，整个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党组也就搜集了冯雪峰等人一些反党活动的材料，在陆定一那里谈过一次，【注：据郭小川日记，第三次会议之后到第四次会议之间，陆定一与作协党组相关人员谈丁、陈问题有多次。如6月8日日记：“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6月14日，“三时，到白羽处，上午他同荃麟一起见了陆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开展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6月16日，“得通知，四时到周扬同志处开会，定一、际春、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都到了。周扬同志先讲了他的发言内容，言下甚为激动；后来定一同志谈到，看人要看关键，现在党内外有股右的潮流，显得十分猖獗，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加以克服。他认为，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而陈企霞如果最后还坚持他的错误，就应当坚决把他开除。”】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参加。陆定一要我们组织队伍，进行反击。这样就召开了第四次小型党组扩大会，由周扬作了反击的发言。这次发言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也还没有点到冯雪峰。【注：休会后一个多月后，第四次会议7月2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刘白羽等都认为55年的批判有过火地方，是有斗争无团结，表示要承担责任。第四次会议(7月25日)上，周扬疾言厉色了：“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责问，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也是政治斗争……我们给中央的报告是根据会议的真实情形写的，会前请示了中央，会后给了中央报告，这完全是合法的”。邵荃麟说周扬发言仍“软弱无力”，指的是他有的地方仍承认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有缺点和某些过火的地方”，“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斗起来就没有充分注意到团结的一面，对会上揭露的材料没有及时地加以查对研究”等。但“反击”的基调已经确立。1957年(8月11日)《文艺报》第19期的长篇报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也说，从第四次会议开始，回击了丁玲、陈企霞他们的“疯狂的挑战”。】……
此时中央注意到作协的问题，有天晚上由总理、小平同志通知我们去汇报，去的人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我，在座的还有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和陆定一。……周扬就将我们事先商量过的，把冯雪峰、艾青等人也作为斗争对象，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的情况作了汇报。这样就把斗争对象确定下来。决定从第五次起召开几百人的党组扩大会议。
三 现实问题与历史清算
从第四次会议开始的反击、批判，自然是针对丁玲、冯雪峰等的“反党”现实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等一开始就将事情引向“历史”的清算④。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经中央指示后，第二天【注：指周扬等向周恩来、邓小平汇报后的第二天】即由周扬召集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黎辛等人在作协开会，讨论大会如何安排。决定先攻陈企霞、丁玲，然后斗争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等人。记得当时周扬就提出这场斗争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搞各人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反党材料，搞清各个历史阶段中的问题，如丁玲南京叛变，冯雪峰在上海的分裂党的活动等等【注：丁玲在南京被捕这一历史问题，自1940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进行过六次审查，其结论因为不同情况而有不同，详情参见徐庆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百年潮》2003年第7期)。这次批判会在没有提出新的有力证据情况下，就坐实“叛变”的事实，采用道德审查这一在当代政治斗争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批判会也一度成为“道德法庭”(方纪、刘白羽对陈企霞、柳溪的批判，个人感情、婚姻等隐私情节，成为批判者们认真挖掘，津津乐道的“道德攻击”手段。参见“发言集”第6页至第26页)。
对于丁玲，“忠诚”问题一开始就被显要提出：
周扬在第4次会议的反击发言中，首先将丁玲问题归纳她历史上三次“对党不忠”(南京时期、延安时期、北京时期)。刘白羽第8次会议(7月31日)发言中也宣称“丁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党不忠诚”。
林默涵第12次会议(8月6日)详细描述丁玲三次“不忠”之后，将性别作为另一攻击点，说“丁玲对冯达，是没有什么仇恨的，那时，她只记得自己是一个女人，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左翼作家，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冯达养病时，丁玲对他的照顾是很好的，据说在他的床前经常都有鲜花。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伏契克’这出戏，这里面也写了一个出卖同志的叛徒，他也出卖了自己的革命的爱人，当那个女革命者在监狱中看见那个过去的爱人、现在的叛徒时，她给了他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我不知道丁玲同志看到这个场面时，她心里有什么感想。”“我们知道，丁玲的第一个爱人胡也频同志是在丁玲被捕的头一年被国民党杀害了的，时间不久，胡也频同志尸骨未寒，而丁玲却好像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她曾经向党不忠诚，而且后来隐瞒这种不忠诚，因此，她就可以继续不忠诚，而且迫不得已要继续不忠诚，因为她只好用后来的很多不忠诚来掩盖过去的不忠诚”。
夏衍在第17次会(8月14日)上对丁玲的道德评价，使用了骇人的极端字汇，说“我亲眼目睹的和找到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是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丁玲同志被捕之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黑体为引用者所加)，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的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丁玲、雪峰都有很阴暗的一面，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灵魂深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以上周扬、林默涵、夏衍发言均引自“发言集”)。
“忠诚”问题也内化为“包围丁玲的梦魇”，“对‘忠诚’的证实也几乎成为她生命的最主要内容和‘内驱力’”：“她三年囚禁后决心奔赴延安，与其说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吴舒洁：《知识分子与“大众化”革命》，博士论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如她80年代回忆南京被捕之后的心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好像对我倒是一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一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丁玲全集》第10卷，第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扬说起要分别找郭老和茅盾、老舍党外的作协主席、副主席说明要开大会的目的和情况。当时没有提到许广平，约许广平参加是周扬后来加的。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第5次党组扩大会前几天的一个早上，周扬约定在茅盾家里开在京的主席、副主席的会。我先到周扬家里(他当时和茅盾住在同一院子里)，他告诉我，还约了许广平，因为许广平和丁玲、冯雪峰都是上海时期的熟人，让她了解情况。当时我体会到他的意图是要许广平到大会上去批判冯雪峰。……到茅盾家里，由周扬向大家说明，谈到冯雪峰在上海一段时，装作很激动很受委屈的样子，说冯雪峰1936年从陕北出来像钦差大臣一样，不找自己同志，封锁中央消息，却先去找了胡风，勾搭一起，打击他们，搞分裂活动。他避开谈到鲁迅和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而是用种暗示的手法，妄图利用反右派斗争的空气，使许广平同志相信冯雪峰那时就和胡风一起搞反党活动而鲁迅则是受了他们的蒙蔽。在周扬谈话中，我也插了话，说冯雪峰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怎样和博古吵架，自动脱党回家。【注：第16次会议(8月13日)邵荃麟的长篇发言，除批判丁玲之外，重点谈了冯雪峰的这一“历史问题”。郭小川当天日记称“这一部分讲的特别精彩”。邵荃麟发言见“发言集”第89—102页。】……最后周扬希望大家准备在大会上去作发言。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现在回想起来，周扬企图推翻毛主席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评价，要对鲁迅进行反攻倒算，实在蓄谋已久。解放后我在北京遇到他，他就不只一次的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同鲁迅关系没有搞好，是我终生的遗憾!”……我记得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最初的十多次会中，主要的是斗争丁玲、陈企霞。同时也揭发了我的严重的反党错误，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我支持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翻案阴谋，但还没有把我明确地划到丁、陈反党集团中去。记得在8月初，可能在第11、12次会上我做过一次未起过发言稿的初步检讨发言……在承认我对周扬有宗派主义错误时，还说了一句很错误的话，说周扬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以后就应该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这次初步检查，许多人不满意，有人批评我虚伪，特别指出说：“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怎么说‘团结在周扬周围’?”因而不少人认为我仍在耍花招，说自己只是反对周扬，并不真的承认反党。【注：“宗派”、“反党”等的定义和界限，在50年代批判胡风、丁玲、冯雪峰时，都是颇费口舌的话题。会上虽然批判了冯雪峰的这个说法，但又有许多发言者，把周扬看作是党的化身并进行颂扬。典型的如曹禺第9次会议(8月1日)发言：“……我看见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透明的，使人看得见他的心；另一种人是浑浊的，心中七窍都堵塞着泥巴”，“读了周扬同志的发言，我感到就是透明的，诚恳的，是真正的党员在说话。看见反党的活动，就一定要揭发，要斗争。这是光明磊落的。但丁玲、陈企霞的话就都使我感到是一片乌糟糟，很不干净”(“发言集”第34页)。曹禺的这一描述，林默涵在12次会议(8月6日)上进一步发挥。郭小川、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时也都谈到“党”与具体任务的关系。邵荃麟说，针对丁玲的“党是在他们那一边”这个说法，邵荃麟批判道：“好像党是一个皮球似的，可以踢到这一边，那一边。你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站在党的一边’呢?而且既然懂得这个，为什么还要反对这个‘他们’呢?”这种诡异的分析，倒是透露了问题的症结：“反党”与否，有时候端看“党”被放在哪一边。】
……就在二、三天之后，周扬叫人(邵荃麟或别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文联大楼办公室叫谈话【注：据郭小川日记，谈话在8月11日下午。郭小川“文革”写的“检讨书”说：他知道会议要为“30年代”翻案，“确实是从8月11日下午四时周扬与冯雪峰谈话开始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周扬谈的左联问题，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闻所未闻。而在这次谈话之前，周扬们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谈话参加者除周扬外，还有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和郭小川，历时三小时。“记得，周扬问过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代你的任务的?’冯雪峰说：‘洛甫同志。’(张闻天)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雪峰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这以后，周扬才谈到他从日本回来后到处找党的组织，结果只找到了‘特科’组织(即情报组)，这样才搞起来一个摊摊，发展了党员。周扬还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么，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的。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活动。’……周扬极力‘描写’他们的‘困难’，外有白色恐怖，内有冯雪峰的打击，简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说到这时，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搞成小集团成员。周扬又说了一段话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叫冯雪峰准备在会上作检查。在这次谈话中，我记得，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只偶然插几句话，并未做长篇大论的发言，冯雪峰也很少插话，我则一声未吭。”(“检讨书”第199—200页。)】我到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经在那里等我，空气很严肃。周扬先说，态度很严厉：“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也把你在大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林默涵说：“斗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当时四人向我提出了一些我必须交代的问题，记得其中就有说我在上海曾经诬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的问题。
后来邵荃麟告诉我，斗争我，这是中央的指示。本来作协党组扩大会就准备要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又说：“陆部长(陆定一)也说，不斗争冯雪峰作协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注：虽然“中央”可能有这样的布置，但将冯列入重点批判对象，在7月25日第四次会议之后周扬等就已确定。“群众”、“中央”云云，在这里只是一种托词。】(上面这些话，都是在斗我的中间，我做检讨之前，我思想上有些未通找邵荃麟谈话时，他对我说的。)
四 夏衍“爆炸性”发言
8月14日第17次党组扩大会议上，精心策划的夏衍的发言引起轰动；被看作是会议的“高潮”。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冯雪峰(第一次)检讨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人参加，商量对冯雪峰斗争的布置。我把自己准备发言的要点向他作了汇报。我主要讲冯自动脱党以后在国统区一些对党关系极不正常的事实。……周扬认为这些材料也很重要，但主要关键是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大家当然赞成。此外我们还计划当时在北京的参加过左联的一些作家，如周立波、陈荒煤、沙汀、艾芜可以发言，由当时领导会议的核心小组(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和黎辛)去具体布置。夏衍则由周扬去约。……这是关于布置批判冯雪峰的第一次黑会。
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会，参加者多了一个夏衍，主要是讨论夏衍发言内容。夏衍讲了很多1936年的情况……他讲的有声有色。周扬把他的话概括起来，大意是冯雪峰在文艺思想上是修正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分裂党的反党行为，要他着重讲冯雪峰勾结胡风挑拨离间搞分裂党的活动，和鲁迅答徐懋庸信是冯雪峰执笔，捏造事实，蒙蔽鲁迅等等。这样就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
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懋庸信”的问题时，他很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原稿就在鲁迅博物馆，你可以去看看么。我看他说得这样肯定，也就完全相信。会后，我就用自己的口吻告诉了张光年，说我去看过。其实当时我并未去鲁迅博物馆……
夏衍在第17次大会上作了发言，【注：夏衍的发言有所改动后收入作协党组1957年9月编印的“发言集”，但从未公开发表过。当时刊发于《人民日报》、《文艺报》上的会议长篇报导，和重点发言选登，也都没有夏衍。这应该是周扬等的顾虑。当时由作协党组编写的会议报道对此仅有笼统叙述：“1936年，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他不信任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却把正在反对党的胡风一度拉入党内。他在上海的宗派活动对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起了分裂作用。”郭小川(当时负责编“发言集”并为报刊提供报道)在“文革”间写的“检讨书”说，本来给《人民日报》的报道，引了夏衍和许广平的发言，“但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段消息，则把30年代那一段删去了。我估计是周扬删的。因为，这时我仿佛听他说过：‘两个口号的问题，还是等中央讲话，我们自己不要讲。’(大意)显然，他是怕他的阴谋败露出去而不敢过早公开。另一件事是：17日的消息清样中，发言人名单里有我，登出以后就没有了。我估计这也是周扬的阴谋，他大约也觉得我的发言过了头，故意把我的名字删掉。”(“检讨书”第131—132页)。】煽动性很大，楼适夷当场大哭，空气十分激动，形成了一个翻案的高潮。接着许广平站起来发言，驳斥了夏衍关于鲁迅答徐懋庸信的胡言，【注：从这些材料看出，夏衍发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关于鲁迅“给徐懋庸信”，夏衍说：“我不能不想起20年前的一桩公案。我们几个人被诬陷了20年，今天要在这里讲一讲。”“直到今年8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请在座的同志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别的问题不谈，我只谈其中有关所谓‘内奸’问题的一段……真实的情况是这样：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人，——这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把话岔开了。当天没有谈到‘一个青年被指为内奸’的事。这个青年是什么人，就是彭柏山。事实是1934年底或1935年初，彭柏山被捕，不久，彭柏山的爱人静子叛变了，带了包打听捉人，再不久，彭柏山也变节了。党组织知道了以后，就决定通知和彭柏山有关的同志，不要和彭柏山接触，我奉命去通知和彭柏山最亲密的周文——即何谷天同志，周文同志不相信，说不应该怀疑好人。于是我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假如不听，将来发生任何后果要你自己负责……周文同志把夸大和歪曲的事实告诉了胡风，胡风再夸大歪曲了一下告诉鲁迅先生，雪峰同志，这就是答徐懋庸信中所说的一个青年被诬陷为‘内奸’的事实真相。20年后，在前年反胡风斗争中党审查彭柏山历史的时候，从发现的档案证明，柏山和静子的叛变是事实，这件事，彭柏山已经承认而做了结论了。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没有诬陷‘一个青年’，而雪峰同志却诬陷了我们达20年之久。”“请同志们想想，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这一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查对。缺席判决，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史的一个定案，究竟是什么居心?造成的是什么后果?这究竟是谁的宗派?”(按，彭柏山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1980年上海市委正式为彭柏山平反，推翻加在他身上的“叛徒”、“胡风分子”的结论，恢复他中共党员的党籍。)】是鲁迅看过亲自改过才发表的。她激动得哭了起来。当时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注：关于夏衍发言时会场情况，当时和后来多有描述：郭小川(当天日记)：“二时开会，先是蔡楚生发言，然后是徐迟，紧接是夏衍发言，讲了雪峰对左联的排斥，他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了，引起一场激动，紧接着许广平、沙汀发言，楼适夷发言，会场形成高潮。”林默涵十年后1966年写“交代材料”，却说“夏衍发言提出鲁迅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的，在夏衍发言之前，领导核心组(记得有周扬、邵荃麟、刘白羽和我)是否商量过，是否先看过他的发言稿，我实在记不清了……”冯雪峰10年后1966年写的“交代材料”讲到会上许广平痛斥他是个大骗子，而周扬则厉声责问对他的“政治迫害”。黎辛(当年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40多年后的回忆)：“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静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何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黎之(李曙光，当年中宣部文艺处干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作了文艺界熟知的‘爆炸性的发言’……他讲话声音不大，有条有理。但马上引起会场上的骚动。有喊的，有叫的，还有哭的。一位前辈作家哭着从我身后挤到台上，说冯雪峰欺骗了他。……夏衍发言后许广平的发言倒使我十分惊讶。我记得当时许也坐在主席台上坐在周扬右边。她站起来走到冯雪峰面前，流着泪说：‘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头上。’‘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后面许也讲了一些冯雪峰当年思想消沉、苦闷。”(《文坛风云录》第110—1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位前辈作家”应是指楼适夷。】散会后，周扬立即留下我们几个人(林默涵、夏衍、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又开了一次小会。周扬对夏衍发言觉得很好，当面还称赞了他，对许广平的发言，周扬有些沉闷，似乎不愿意去评论。大家议论的也不多，只是夏衍辩解了几句。【注：许广平有两次发言，一次是8月4日第11次会，主要批判丁玲。第二次是夏衍发言之后有对鲁迅“受蒙蔽”说法的反驳。郭小川“文革”检讨说，“在这个会议期间，我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由我主持编印的内部材料《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编选许广平同志反击夏衍、周扬的发言(即第二次发言)，而编印了她批判丁玲的发言(即她的第一次发言)”(《郭小川全集》第12卷第98页)。】……周扬说，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清楚，现在必须搞深搞透。他希望再有一个有力量的发言，这个人不好找。当时我问他自己能否作一个发言，周扬不愿意，林默涵认为也不适宜。记不清是林默涵还是刘白羽，建议开个各单位负责人的会，由周扬来讲。大家都赞成。这样就决定第二天开中型会议，把两条路线的斗争性质讲清楚，同时也确定以后几次大会发言人的部署。
第二天的中型会上，周扬讲了话，指出批判冯雪峰是三十多年来文艺上两条道路上的大斗争，必须搞深搞透，要大家领会领导意图。我和林默涵也讲了话，提出要搞材料，组织文章等等。我当时讲了要“看远不看近，看难不看易”，所谓“看远”，就是指三十年代问题，“看难”就是今后写文学史的问题。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斗争我，记得是在作协党组扩大会停开几天之后，8月13日第十六次大会上开始的，由邵荃麟的发言开始揭发和批判。第十七次会上夏衍的发言最震动会场，发言中最主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我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打击上海地下党，摧毁地下党，诬陷他和周扬是蓝衣社、法西斯；并且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假借鲁迅名义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分裂了左翼文艺界等等。【注：夏衍是这样说的：“1936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点，按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论争……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实际上不止于孤立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斯，这不是陷害，这是什么?”“胡风亲自说过，当时雪峰同志介绍和批准了胡风入党，而且还把他引进了党的工作委员会……胡风就是仗着你的全力支持，挂上了共产党的招牌才能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发言集”第111—112页)(按：这里说的“胡风亲自说过”，应是来自胡风被定为“反革命”之后公安部审问的口供。)】从夏衍发言开始，会场空气大变，同时都集中在1936年我在上海“摧毁地下党组织，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分裂文艺界”一点上。几天中接连发言的有陈荒煤、周立波、沙汀、郭小川等等，都集中在“蒙蔽鲁迅”和“分裂文艺界”上。这些发言，后来有的未印出，有的印出的书面上已删去许多，但大部分还可以在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9)中看到的……
当时十分激动的会场和空气和从夏衍到郭小川的这些发言，对我这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发生影响，因而使周扬等人能够达到阴谋目的的，正是下面这许多毫无事实影子的事情。例如说我摧毁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说我污蔑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说我为了调虎离山要送周扬到日本去游学，说我派人监视乔木同志到西安，说我不给钱给王学文同志的爱人致使他做了难民，等等。这些，我相信事后都可以调查清楚的。郭小川举了许多坏人的名字，说都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我根本不认识，我觉得也可以调查清楚的。但郭小川从反革命分子胡风那里得来的大堆“材料”中有一条，说我曾在胡风面前污蔑过周总理，那虽然完全是胡风的造谣诬陷，我心里却有些发愁，【注：郭小川的发言在19次会(8月20日)上。据“文革”问郭小川“检查交代”：“我发言，是8月17日上午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决定的；我在发言中引用胡风供词，也是他们决定的；胡风供词是林默涵给我的；我的发言的重要观点，也是从夏衍、冯雪峰、陈荒煤等人的谣言和谰言中形成和引申出来的。”(《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97页)据他的日记，8月17日是：“11时到大楼，与周扬、荃麟、默涵、白羽商量了一下会议的开法，决定叫我就冯雪峰的问题发言。我带着紧张的心情回来。”8月18日：“二时半起来，从默涵(处)取来材料，继续看下去。”】因为我不可能立即要求对证，而在会场上已经发生了影响，显然已经有相信我竟然污蔑过敬爱的周总理。不过，会场上使我最震动的是两件事：
第一，是夏衍发言使会场十分震动的时候，许广平也十分激动引发对我的怀疑，哭泣着站起来痛责我“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我当时和现在都并不怪许广平，因为她可能想到鲁迅曾被胡风骗取信任的事情，因而怀疑起我也是胡风一类人，在当时会场的背景下并不奇怪的。)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也就想到鲁迅当时告诉我的周扬等人那许多恶劣行为，胡风、周文等人也都告诉过我们，这中间很可能有胡风、周文等人弄的鬼。
第二，在夏衍发言中，周扬也几次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我：鲁迅答徐懋庸信前半篇中指责周扬等人一二段话，是我的笔迹已经对过原稿，这是对他的“政治陷害”，同时这也等于向敌人告密，让敌人知道他们在上海活动。
这“政治陷害”和“告密”的话更使我震动。心里想到这确实是损害了周扬。
……
在斗争我的几次大会中间，我找过邵荃麟一次(晚上，在他家)，我问他：“我错误的重点究竟在现在，还是在过去?”他说：“主要当然在现在，即在丁陈问题上和其他的反党错误。但过去的错误也不轻，特别是在上海同胡风勾结，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损害了鲁迅。”我说：“我承认当时对周扬我有宗派主义。解放后来北京工作，对周扬也不够尊重，甚至当面对他发脾气，事实上等于不接受他的领导。但这些都是现在的问题，我承认这是我的反党错误。至于上海的问题，至少他也有错；对我搞得这样严重，我思想上有些不通。”他反问我：“为什么许广平对你也很不满?”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曾有过对不起鲁迅的地方，没有欺骗过鲁迅，许广平应该是知道的。在对鲁迅的关系上，我也没有欺骗过党，这是同志们也知道的，也可以再调查。由于鲁迅在病中，我帮他起草了《答托派信》等，在政治上也不算错。”【注：许广平那个时候可能不这样想。10年后，许广平署名的《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一文，这样说到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周扬在这里表面上是骂右派分子冯雪峰，实际上是骂鲁迅。他们好像戏台上化妆上演的红脸杀白脸一样，在台上热闹打杀一阵之后，退到后台，都成了一家人，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这一点在会后就更加看得清楚了。会议一结束，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伙同刚刚受过他们‘批判’的右派分子冯雪峰，一起阴谋制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周扬和冯雪峰，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周扬骂冯雪峰，目的是打鲁迅。所以骂声未绝，马上就携起手来从事反对鲁迅的共同事业了。”遗憾的是，许广平没有看到周扬恢复名誉、冯雪峰平反昭雪洗去“蒙蔽鲁迅”恶名，带着“周扬和冯雪峰本来就是一丘之貉”的看法于1968年3月离开人世，而冯雪峰自己也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1月因癌症病逝；活不到“我觉得也可以调查清楚的”的那一天。】他说：“这些当然没有错。但你曾经跟胡风搞在一起反对周扬，分裂了左翼文艺界，总是严重的错误。”又说：“事实上，你损害了鲁迅，也损害了周扬。”……
郭小川发言之后，有几天我未去参加大会，在家中写检查稿。我的许多反党错误，我都容易搞通思想，但1936年的事情，特别是同鲁迅有关的事情，我思想上矛盾得很，反反复复地寻找既不“损害”鲁迅，又不“损害”周扬的说法和根据。在这中间，我又找过邵荃麟一次(也可能是两次)。这一次(或两次)的谈话，现在记得清楚明确的是这几点：1、他指出我这个人保卫自己(自我保卫)的本能很强。2、只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才能得到人们饶恕，个人仍有改造的前途。党对我的态度取决于我自己认识错误是否深刻。3、他说，一切应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护鲁迅”也就是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损害”鲁迅，不要把自己的错误“推到鲁迅头上去”。4、他说，周扬究竟是代表党的。又指出，我平日损害周扬的地方也确实不少，这究竟是错误的态度。这一次(或两次)他大半用劝说我的语气同我谈话。特别强调指出我保卫自己的本能太强。
由于我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在我最后检讨稿中对于1936年的问题，我就作了违背事实的检讨，承认了不应该承认的错误了。……我的检讨稿在9月3日晚上送给邵荃麟去看，他看时我在外面街上转了一会，回去时除他指出几个不重要的地方改了一改之外，他认为可以通过。
第二天(9月4日)第二十五次大会上，我读了我的检讨，全场没有一个人提过意见，后来听说，大家认为我的检讨比丁玲、陈企霞、艾青等人都要深刻一些。
五 一个注释和一篇文章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党组扩大会结束以后……周扬、林默涵向我提起要改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说信中所说的那些事实既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改正。周扬要我找冯雪峰谈话，并要冯雪峰起草。……大概是11月间，我就找了冯雪峰谈话，把周扬的意思告诉他，要他承担责任，以免鲁迅受过，要“保卫鲁迅”等话。这当然是施加压力。冯雪峰也只好照办。……11月中旬，周扬约了我去，在林默涵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个人商量这个“注释”稿子。周扬对原稿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夏衍等对证”这句话认为不应写入，又嫌注释太冗长，他口授意见，由林默涵当场删改。改写后又经周扬改了一下，即《红旗》刊出的稿样。【注：指《红旗》1966年第9期阮铭、阮若英批判周扬文章所附的注释修改稿稿样。】以后即交林默涵去办。第二天，林默涵又改动一处，我就不知道了。
林默涵(1966年7月写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注：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中讲到，80年代初在北京开冯雪峰学术研究会，“几个发言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空旷在远方》第275、27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周扬对这个注释策划、修改的经过，似乎也记不清了。1977年10月下旬，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访问周扬，问及注释问题，回答是：“写这条注释的事我事前并不知道，但写成以后给我看了。当时觉得鲁迅注释工作一贯是雪峰主持的，而《答徐懋庸……》这篇文章又是雪峰代笔的，他为了交代自己的问题写了这条注释。《答徐懋庸……》信虽然是雪峰执笔的，但代表的是鲁迅的观点，信里还有鲁迅亲笔加上的许多话。鲁迅署名就是鲁迅的嘛。这个注释是雪峰检讨自己，实际上是批评鲁迅。我同意发表这条注释是不对的。”(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1975年10月，刚出狱不久的周扬，看望了已处于癌症晚期的冯雪峰。这让冯雪峰十分感动。去世后在冯的遗稿中发现了如下文字：“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吗?’‘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这段文字，被看作是有关冯雪峰和周扬的寓言，也是他们冰释前嫌的标志。1979年楼适夷致信周扬时，把这则寓言抄给他。周扬回信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周扬同志致友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这些话虽然说的恳切，让人心动，不过，50年代权力拥有者以“反党”名义所实施的那种严酷、无情的打击，仅仅以“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带过，也是过于轻描淡写了吧!】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道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退回出版社。……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讲到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我给王士菁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至于抽出《鲁迅书简》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冯雪峰(“冯雪峰材料”)：
但周扬阴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做了帮凶的行动也还有，那就是对鲁迅《答徐懋庸》加那一条注释的事。下面我叙述那经过。
我当时确实认为我那样检讨，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和“严重责任”是可以消除我过去对于周扬的“损害”，也不致损害鲁迅(因为之中提到周扬的某些地方，是由我负责)。因而我在检讨稿中也自动在括弧之内加了这样一句话：“在加注释的《鲁迅全集》中，对于这篇文章，我认为应该加上明确的注释，说明事实的真相。”
我拟定注释初稿的那一大段，时间是在1957年10月间，是邵荃麟叫我拟的。我答应拟写，在我自己方面，确实没有试图减轻处分或其它“交易”的动机和目的，【注：有关冯雪峰接受撰写注释这一事件，牛汉回忆他1959年下半年与冯雪峰的谈话中，有详细的，但也略有差别的叙述。可参见牛汉《空旷在远方》第276页。】因为这是在9月16日在首都剧场开的大会之后，在大会上，陆定一已经宣布了一批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字，我被放在第三名。在这次大会之后，我还找过邵荃麟一次，表示希望留在党内改造，并且有决心去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决心)。他说：“中宣部已讨论过了，多数人都认为你应该开除。要是不开除你，像陈涌那些人怎么处理，他们比你不严重多了。”我也找过刘白羽一次，向他表示同样的愿望。他说，还是努力改造吧，希望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他又说，邓小平同志说的，个人主义，以功臣自居，骄傲得不可一世的人，留在党内改造得不好，就让他到党外去，那样认识到错误，改好起来了。他说，邓小平同志引了一个井冈山时代的同志为例，那同志骄傲得不能碰，开除出去倒好起来了，后来又火线重新入党，现在在做某部的部长。刘白羽最后说：“希望你努力改造，将来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在10月间，不是邵荃麟打电话叫我拟写，就是我去看他的时候说的。……他说：“你熟一点，还是你先拟一个初稿吧。”我自己也以为我“熟一点”，就拟了。现在我从《红旗》杂志今年第9期上印出来的影印打字稿上，把这段初稿照抄如下：
这里应该指出的，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破坏，以及暗藏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其他坏分子在“左联”内部进行挑拨离间活动，本文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党员作家周起应(周扬)等等指责，例如说“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等，是同事实不符的。根据1957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的检讨以及周扬、夏衍等的对证，所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完全是敌人所造的谣言。又本文中“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一段里所说到的两个青年，现在也已经由事实证明，一个是叛徒彭柏山(系在1955年肃反中查出)，一个则亦非事实。当时新从陕北到上海而同鲁迅很接近的党员作家冯雪峰，根据他自己的检讨，对于上述这些不符事实的指责，也要负严重的责任，因为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一切事实都进行调查和对证，而本文是他同冯雪峰商量以后发表的，冯雪峰当时却由于对周扬等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相信了敌人和坏分子的谣言，并没有向鲁迅进行解释、分析和帮助他对证事实。
这段初稿，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没有采用，被全部划去了。他们所以不采用，我想，也一定如《红旗》杂志上阮铭、阮若英两同志所分析的两个原因。【注：在阮铭、阮若英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条注释》(《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这篇文章里，最早公布这条注释撰写、修改的过程。文章附有注释修改稿的照片，说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对注释稿删去一大段，改写了一段，“删去的那一段，看来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对鲁迅的攻击太露骨，而且抬出周扬的名字公开把他放在鲁迅对立面的地位，这样对周扬不利；二是仍肯定文章是鲁迅写的，只是‘同冯雪峰商量过以后发表的’。”阮铭(1931—)，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进北京燕京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曾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团委书记。60年代初到1967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文革”初期担任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起在宁夏贺兰县农场接受监督劳改。1977年任职于中央党校，参与中共中央若干重要文件起草。1988年赴美不归，后到中国台湾。1997年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2004年获聘陈水扁的“总统府国策顾问”。有评论说，他的一生，以“革命左派”、“造反英雄”、“改革先驱”、“民主斗士”、“台独分子”等多种面目出现。阮若英为其妻子。】……我拟写的注释初稿，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据最近邵荃麟自己交代，——还有夏衍等商讨后，被全部划去，另由林默涵改写了一个，【注：邵荃麟的说法是，由周扬口授意见，林默涵当场删改。】现照《红旗》杂志上的影印照抄如下：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为，事前上海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AI写作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改稿，是王士菁同志拿到我家里来给我看的，说是邵荃麟的命令。【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曾给相关人士发信：“送上鲁迅著作《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三本注释稿，请您予以审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稿，则是由冯雪峰同志在此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后所写的。在您审阅之后请把意见提出，以便遵照修改。”在注释由周扬等改定后，邵荃麟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士菁去信：“鲁迅全集中关于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已和周扬、默涵同志共同修改了。稿子在默涵同志处，你取回后可抄份给雪峰一阅。”】我看了，当时只认为把这篇文章说成为别人“执笔AI写作”是太不应该了，曾经带着气愤的口气对王士菁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别人AI写作的，又何必编进全集中去呢?”于是就拿起浓铅笔来，把“AI写作”两字改为“拟稿”；又在第二句中“鲁迅”下加上“当时在病中，他”六字，以作别人拟稿的理由，在最后的“鲁迅”下加上“在定稿时”四字【注：阮铭文章中，说注释稿样上“改写的一段，钢笔字是林默涵的笔迹，铅笔字是周扬亲笔”。根据冯雪峰这里的说明，铅笔字应是冯雪峰的笔迹，而非周扬笔迹。】但我这样一改，虽然仍然肯定文章是鲁迅写的，可是林默涵的有意含糊笼统的原文仍在，仍然可以否定鲁迅全文的价值，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和为周扬翻案的阴谋目的。……
我由于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注：“我由于自己没有毛主席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这句话，在冯雪峰的这个“交代材料”中重复出现达四五次之多。“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检讨、交代“文化”，目的是让人屈辱，摧毁其尊严；即使优秀者有时也难以抗拒。】而做了周扬等反党阴谋的帮凶，犯了真正损害了鲁迅的历史罪行，我将另行检讨。
以上写的只是同我有关的我所知道的材料。【注：在写这份材料的同时，冯雪峰还写了《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材料(1966年8月撰写，1972年修订)。该材料在“文革”中就已传开。后来刊发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邵荃麟(“邵荃麟材料二”)：
在57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早上，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和我还有一个文艺处的工作人员，带了很多材料到了西山八大处作协休养所去集体讨论修改。头一天上午由周扬讲了一个轮廓，内容很多，中心意思是这篇文章。【注：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不仅总结反右派斗争而且应该是总结三十多年来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实质上就是把鲁迅的正确路线和周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根本颠倒过来。……
这天会开到下午，大家讨论了一番……由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三个人分头写初稿然后由周扬综合修改。……第二天搬到万寿山饭店，在那里改了很多天。
发表后，林默涵来找我，说这篇文章很重要，中央也很重视，【注：张光年1966年“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我与周扬的关系》中说，“周对于《大辩论》这篇大毒草，自己非常得意。1958年春此文临近发表的时候，一次在他家里，他对我和林默涵说：‘我们的这篇文章，是有的放矢，既反对了修正主义，也反对了教条主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这是从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提炼出来的。’又说，‘这场斗争，搞清了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大疑案，很不容易!’当时我也认为此文‘得之不易’，又听说其中有的经主席改过，更是得意忘形……”】文艺界应该学习，有所响应。这样决定由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应认真准备发言。关于座谈要点，林默涵和我交换过意见，主要强调这篇文章是三十年来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结基础，特别是三十年代那一段的问题要加以阐明，以便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参考。【注：座谈“大辩论”的会议，于3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作协主要负责人、部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参加者以及文学史家出席会议。在会上发言的有郑振铎、臧克家、陈荒煤、巴人、王瑶、袁水拍、艾芜、郭小川、严文井、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等，部分发言，刊登于《文艺报》1958年第6期“为文学艺术大跃进扫清道路”的专栏中。发言都强调周扬“大辩论”一文，不仅总结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分析了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根源，而且对“我国长期以来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邵荃麟在发言中，特别谈到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说现在的一些现代文学史对左翼阵营中的斗争写的不清楚，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民族形式论争，仅仅看作是左翼内部学术争论，没有看作是两条道路斗争；说周扬的文章“在这方面把脉络理清楚了，对写文学史有很大帮助”，特别希望写文学史的同志研究一下，“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比较好的文学史来”。】……我是写好发言稿去谈的，袁水拍看见就要去作为专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周扬几次对我说过，要搞一论一史(文学概论和文学史)作为建设工作，又说过，“趁三十年代的人还在，要赶紧把活材料收集起来”等话……1959年底，中宣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周扬要作协起草一个“关于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建议”提交会议讨论。这个建议是由我起草，在党组讨论过的。其中就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左联以来的文学史料应在1960年内完成，争取在三年内编出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等话。……1960年起，唐弢就调来编现代文学史提纲，换了多次稿。到62年秋，周扬仍叫我负责审核唐弢编写的提纲。62年11月由周扬召开一次现代文学史讨论会，讨论了这个提纲。
1960年3月，在作协由《文学评论》和《文艺报》共同召开一次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座谈会，由何其芳主持。此事曾由我和周扬、林默涵谈过，并列入60年作协工作计划，由作协召集。后来林默涵主张由两个刊物联合召集，以便组织文章和搞资料……林默涵不满意(座谈会)，原拟在报上发消息，散会时林默涵说，在《文艺报》上发一简短消息即可……
甚至到了1965年我已经受批判后【注：指因提倡“中间人物论”而受到批判，被撤销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职务等处分】，周扬在找我去谈安排工作时，还提到要我留在作协研究三十年代文艺。可见，他的野心未死。
注释：
①“发言集”收入这次党组扩大会议39人的发言35篇(部分为联合发言)，包括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郭小川、夏衍、刘白羽、茅盾、许广平等。“发言集”由当时作协党组成员、作协书记处书记郭小川负责编辑。按照事先拟定体例，多次发言者只收入一次发言。收入时，有的经过修改删节。被批判者的发言、检讨则一律未予收入。“发言集”虽然没有公开出版过，但它在研究者中流传甚广。
②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③结论受到质疑，面临修改，与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的政治气氛有关。在这一新的情势下，丁玲、陈企霞等当事人不断提出申诉，撰写“辨正书”。另一重要原因是，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在中宣部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中宣部机关党委李之琏、张海等就不同意对丁、陈作“反党集团”的指控。
④将事情导入历史清算的轨道，是周扬等在1955年和1957年批判丁、陈、冯的自觉策略；虽然与丁玲、冯雪峰等的矛盾，主要原因根源于现实权力分配(当时的说法是“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在周扬等看来，之所以现实问题需要借助历史清算来解决，一是可能意识到所揭发的现实“罪证”的脆弱，另一是，鲁迅在当代迅速“政治神化”的情境下，30年代与鲁迅的关系问题，成为周扬确立其权威地位难以绕开的障碍。这次批判涉及的最主要的历史问题是丁玲的“南京叛变”和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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