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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德语文学综述
1996年的德语文学由回忆过去、表现现实，描述异域风情和展示乡地气息的乡土文学构成。
历史，只有当它变成了个人的记忆时，才从知识层面转化成为生活素材。奥地利著名女诗人艾兴格在她五十寿辰的时候曾断言，1945年后她感到无聊。由于过去的经历，完整意义上的现实对她来说不可能再存在。她告诫年轻人，他们生活的当下也受到过去的历史的规范。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巴黎的作家戈尔德施米特所进行的创作正是试图改变固定的追忆情结，实现完全个人化的描述方式。短篇小说《移栽》描写了童年遭受打击，无法抹去对家的思念的痛苦。尽管他的作品在内容上都很接近，但其语言的运用方式与众不同，从而使每一部小说都给读者带来一种特殊的体验。
在小说《美好人生》中，维也纳犹太作家万德尔以过来人的眼光，对他的一生以及充斥恐怖的百年历史做了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的观点。卡内蒂《1992-1993年札记》中的一句话大概可以总括这本书的主旨：“不适应社会的人是大地的精华，生活的亮色，是他们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幸运。”
哈利希最近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人与狼共吼，便成了狼》也是如此。小说以诚恳的口吻，再现了希特勒青年团员哈利希如何接触法国、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如何与他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导师马克斯·本泽邂逅，并获得新生的经历。近年来，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进行创作，喜欢细节描写，风格简洁。
原民主德国的作家布鲁因在他七十岁时推出以其自身生活为内容的第二部回忆录《四十年》。这是自传体小说《中期结算》的续集，着重描写了他与国家尤其是国家安全局、文学状况和个人创作的关系。在遣词上他谨慎小心，一再地解释、道歉，显得过于拘谨，但该书的基调是为自己辩护。
弗里斯是讽刺小说家兼翻译家，他的想象力丰富。以中国生肖“鸡年”为题的《在鸡年》是他的日记节选，大部分写于1993年。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弗里斯为国家安全局从事间谍活动一事便被揭露出来，从而使原本已淡漠了的关于国家与作家的关系的争论又激烈起来。
有些读者期待从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新作《美狄亚——声音》中读出她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隐喻，然而他们失望了。如同在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小说《卡珊德拉》中一样，她避免使用单纯的寓言形式。故事主角美狄亚被改写成一个拯救生命、维护传统的好女人。小说对女人和男人在人类历史意义上对立的叙述更加显而易见，某些段落像是对父权的历史批评。
杰纳茨诺在运用短小、轶事风格的叙述方式上很老道。他对那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具有独到的识别能力。在新散文集《光把白天烧了一个洞》中，叙述者害怕有一天会失去记忆，便把那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舍弃的回忆分给朋友、情人或妻子，从他们那儿听到自己的回忆。
维德默的小说《在刚果》，讲述的是父与子的故事，回忆在其中也占了一席之地，而且其作用奇特。然而小说的情节有些离奇夸张。
而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洛杉矶作家罗特在他的第三部基督启示录式小说《基督的证物》中，试图证明一点，即对深层记忆的叙述便是对精神的拯救。在这部小说中，他运用了圣经里的语言，在情节安排上加入了戏剧性的冲突，并且还玩起了逻辑的游戏，以至于读者只有完全沉浸在其中，才能体会到他所要表达的观点。
总而言之，不论是对历史和生活的回顾，还是将历史作为叙述的主题、反省的对象、个人心灵净化及隐喻的模式，回忆在多方面影响了今年的德语文学。当然，文学原本就是回忆的一个媒介，特别是在本世纪末，当那场巨大灾难的直接见证人越来越少，被记录下来的回忆自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1996年德语文学第二个突出的主题是旅行和异乡。当然，这两者并非总是相关的。沃尔克的《美国之旅》中的主人公被安排在纽约，他对上帝、吸烟和美国人作了一番详细的论述。
《约翰·F·肯尼迪交通》是迈恩内克写的旅行札记。该书的主题是：在传媒和流行时尚制造出来的图象和观点的一片混乱中，不可能真实地认识其他国家，甚至自己的国家，更不要说那些渗透了移民文化影响的地区了。这部小说是丧失主体概念的后现代长篇小说的一个范例。
瓦尔维茨的小说《沃尔克的方程式》中的沃尔克是个诗人，他嘴上总叼着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这个形象其实影射的是德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海纳·米勒。像一般德国知识分子一样，他把轻松愉快当成目标。温克勒则正好相反，他偏好描写生活和人的欲望的阴暗面。
犹太女作家芭芭拉·霍尼基希的创作更贴近自己的生活环境。短篇小说《索哈拉的旅行》是索哈拉被逐出阿尔及利亚并从而获得解放的整个生活历程的回忆。它讲述了南欧和东欧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讲述了诙谐智慧、率真质朴的女人如何周旋于宗教传统和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之中的故事。
究竟如何理解“异乡”，或者说“异乡”是否可以被理解，对于这一文化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学者兼作家的罗斯的回答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的也门游记《无人居住的地方》，借用了民族诗歌中对如何摆脱自身文化的主流观念，从而在形式上独立的问题进行反省，把旅行者的体验植入欧洲传统，如同兰斯迈耶的小说《冰与黑暗的恐惧》，或施罗特的《世界末日》一样，把历史旅行札记与具有现实意义的情节并列叙述，旅行者面对自身危机寻求彻底的放逐，却又长期受困于种族中心主义经验的危机之中。
1996年的德语文学第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乡土题材作品的卷土重来。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德语文学界在轻松愉快的内容与简洁的形式之间左右为难。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些被认为十分有趣、幽默的事，反而令文学家感到棘手。当然，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一般规律中的特例。
特雷希尔的《家乡志，或一切愉快高尚》一书无疑当列入其中。贝克尔的讽刺小品《美丽的德意志》影射柏林乐团内幕，其中对导致德国将来重新分裂的种种纠纷的描写，颇具魅力。蒂姆的冒险小说《约翰尼斯之夜》以明快的笔触将德国的历史与现实穿插连接在一起，不无幽默。
施塔得勒忠实于对黑森林和霍岑林山原貌的描述，将偏僻的村庄描写成孕育最动人、最伤感故事的所在。他的小说《死神与我是一对》，成功地把对立的两面——夸张和简约、痛苦和幽默、忧郁和快乐独特地结合成一体。施塔得勒系列故事的基调即悲世悯人。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批德国作家，特别是早已成名、年龄较大的作家总是定期对政治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属于这批老作家群的，除了马丁·瓦尔泽和格拉斯外，还有博多·施特劳斯和彼得·汉特克。今年，汉特克的叙事散文《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的冬季之旅，或公正对待塞族》引起很大争议，其情形不亚于1995年格拉斯的小说《说来话长》所引起的轰动。
门琴尔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漫游囚犯内心世界》中，把其短篇小说《蛇浴》里出现过的对人的心路历程的微妙观察，发展得更加悬念跌宕。通过书信体小说这种演绎性的宽泛框架，门琴尔设计出了错综复杂的情节。
谢尔顿拉尔伯的小说《女士的房间》在瑞士曾引起一场关于新文学中性与暴力的讨论。老人院和闺房之间有什么样的深层联系，读者得自己去挖掘。不过，与汉德勒尔的第一部小说《国会》相比，完成这个任务可简单多了。不止是从接受的角度，从任何角度来看，《国会》都是对读者的一种挑战。读者必须从文章中分辨出细微的对应和对比关系，有些内容只有从事哲学、推测、逻辑工作的人士才读得懂。
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有斯特伍威茨的第一部小说《诱惑》，它集中描写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情，在语言的使用上，她尽量做到通俗，并且避免作精神分析，从而如实地反映出主人公的命运。
1996年的诗歌可谓多姿多彩。瑞士作家伊姆哈斯的新作《罗纳河传说》，超越了所有诗歌类型和语篇样式，将散文和诗，对话和描述，赞美诗和哀伤诗，短诗和格言，陌生的语言符号和文学表述等等汇集到了一起，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它包罗万象，又难以捉摸，引得各种评论、注解和批评如暴风雨般地扑来。
迈罗克的新诗集《骆驼背上的笔记》倍受赞誉，她似乎要在诗的旋律中，给对人类充满讽刺却又献身于飞行并最终失败的朋友以安慰。
在科隆诗人克林的第五部诗集《腐烂》中，物品和话语相互交织，世界像是流淌的话语，被诗人重新整合。克林用特别简练的语言手段进行创作，使得读者只有在看了第二遍后才能理解这些趋于口语化的诗句的意义。
罗森罗歇尔的诗集《德累斯顿的艺术实践》则属于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诗人以一种略带忧伤的轻松和嘲讽的方式关注他的老家萨克森州以及东西部冲突和个人的衰老问题。
同样来自萨克森州的德拉韦特在《当时在哪里》中，更含蓄，更冷峻，也更直接地针砭现实。他偏好使用让幻想破灭的手法，却又迥异于同代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方式。
哈通的近乎经典的诗集《风车岁月》收入了五十首按年代顺序编排的诗，反映了他生命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今年的德语文学做了很多尝试，主要的任务是回忆过去。它基本与政治无关。作家们不怕直接面对读者，却又能把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有些长篇小说充满争议。
1997年德语文学综述
要将1997年定义为德国文学上的诗歌年，确实有些夸张，但海涅诞辰二百周年庆祝活动确实为诗歌的复兴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契机。有关诗歌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在文学领域，它表现为大量诗集的出版，以及大型辩论会、表彰会的召开；而在民间，在酒店和咖啡馆中，对诗歌的欣赏及讨论几乎成了一场全民运动。
提到当代诗歌，不能不提及罗伯特·格恩哈德的名字，诗集《澄莹的诗》的出版使他终于在1997年登上了经典诗人的宝座。在这部作品中，诗人使用的依然是惯常的简明风格，某些诗歌的创作灵感甚至来自最近的一次心脏手术，但它们讨论的却是严肃的哲学问题：“随时可能淘汰出局／所有的一切，绘画／诗歌，歌唱／只有在黑暗的映衬下才会／光彩夺目／黑暗，我们刚刚经过的驿站／我们永恒的归宿／您，您在这里不能永远追寻真义！”质朴简单的语言和生存的终极问题发生了碰撞，然而聪明的作者并未试图破译这个万古之谜，而是想用“老套的格式+令人发笑的转折”来营造一种滑稽的效果，实现文学的游戏特性。
以保罗·维尔为代表的诗人们则坚持一种抒情的，史诗般的风格。在长达八百页的包罗万象的《诗集》《Salve Res Publica Poetica》中，维尔摒弃了所有的精巧词汇，不再斟词酌句，而是致力于用“贫乏”的语言进行现代派的、反省式的诗化叙述。诗人继承了早期浪漫派的主题和建构方式，作品常常没有明确的结尾，同时特别注重描述的内容与诗句的形式之间的统一。可以说，维尔和格恩哈德之间的对立揭示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
标榜自己与传统精神的分离已经成了一种文学时尚，但德国中年诗人们却显然不这么认为。四处游历的拉乌尔·施罗特以《诗歌的发明》为题呈上了一部诗选，收集了从公元前2500年到中世纪末期整整四千年间的优秀诗篇。他自译了所有的诗，并编写导读，进行评论。这一行动为讨论继承的严肃性以及传统对当代诗学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契机。
老一代的大师们依然忠实于传统，遵循语法。奥斯卡·帕斯狄奥甚至将他的新诗集命名为《听见第二格》。海因茨·切霍维斯基的诗作《荒凉的科尔蒙边区》则重返萨克森风格。
远离舒适的西方生活，独居于波兰乡村的女作家赫尔佳·M·诺瓦克以她的林间经历为素材，写就了民歌风格的诗集《森林志》。这是一部神话、童话、梦幻、色情以及强力交织的作品，反映了迥异于西方日常生活的主题。值得一提的还有出生于莫斯科的诗人亚历山大·尼茨贝格。他深受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影响，其诗作风格粗犷、讽刺、自信：“我是个不受拘束的天才／有什么值得羞惭？／虔诚的人已跪拜在脚下／怀疑者还有待驯服！／因为：我已写就的绝对好／而我计划中的——更妙！”他警告读者和批评家们说：“赞同的人给我勇气，剩下的我会用刀子解决！”
毋庸置疑，1997年文学的中流砥柱依然是小说。1997年小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许多作家似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寓言中的寓言”的原则，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叙述。克劳斯·莫迪克在长篇小说《船上的男人》中描写了到美国大西洋海岸度假的一个作家家庭。偶然的一次飓风令作家回忆起了中学课本上的一篇叙事诗，遂决定以诗中遭遇海难的主人公从德国北海海岸漂流到美国大西洋的经历写一部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发生的地点是一致的，两者的内容通过种种方式交织在一起，同时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两部小说各有一个轮廓分明的主人公，分别构建自己的情节与高潮。在这里，叙述的真实性已被打破，而正是这一点，使得直接的，满篇充斥着航海学词汇的叙述方式给人带来享受。
1997年的作品中，既受广大读者好评又为批评界所称道的并不多，而布里吉特·范德贝克却有幸得此殊荣。就结构而言，她的中篇《阿尔贝塔接待了一个情人》与莫迪克的长篇惊人地相似：一位女作家在法国南部的葡萄园里写着一篇有关女主角阿尔贝塔的爱情故事。爱情一开头就被搞砸了，而其原因是接吻：“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人们是如何接吻的……我们两个原本都该知道，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所有人都无师自通，在每个十字路口和过马路时与身边的人亲吻。据说接吻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好办法，而所有人都反对越战，所以到处都有人亲吻，最后这似乎也确实起了作用。战争不知何时结束了……我也是反对越战的，因此我并不反对接吻，但那丹从不与人接吻，而我不愿失去他。”与莫迪克不同的是，范德贝克文中的两个叙述层面交错发展，段段嵌合，以致无法截然分开。这段“优美的失败”戏剧般地一幕幕缠绵悱恻地展开，一点也没有在兑现后现代叙述原则的意义上进行哪怕一丁点的夸张。
而年轻的萨尔茨堡女作家卡特琳·勒格拉的长篇小说《掉头就走》则是典型的现代派文本生成方式与彻底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结晶。在行文上，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法，通过对声调、语法及拼贴画面断片的直接语义运用，使语言材料产生了强烈的感性效果。同时，她选择了一种下层人物的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整篇文章没有落差，只是由不断跳跃的联想，离奇的对话，各类引言以及杂乱无章的思想构成。
比勒格拉更激烈，更出人意料的是来自马蒂尔斯·波利蒂基的《女人小说》，这部去年大受欢迎的地道的后现代小说同样运用了双重虚构的原则——书中的故事由某个整理出版断片的临时总编叙述。虽然这一原则在这里的运用显得生涩和表面化，作品却因为迎合了阅读者的消遣需要而获得了成功。
除了形式上的近似，不同作品的主题的恒定也很引人注目。爱情存在的美妙和失败的凄婉已不再是年轻作家的专利。约翰·席芒将他的长篇小说直接定名为《关于爱情的书》，同样的双重虚构原则，同样的日常生活路线，在中年作家中掀起了旧日时髦重新登陆的浪潮。
年轻作家们却热衷于政治性较强的题材。崭露头角的东柏林作家赖因哈特·伊尔格的作品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狂怒与恶毒的诅咒。柏林以及前东德的死亡边界，这就是长篇小说《该死的黑夜》上演的舞台，它与席芒的博物馆、书画店、珠宝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以逼人的忧伤姿态不断回忆统一前的社会生活，从新旧对比中总结出了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结论。
赫尔穆特·克劳瑟的小说《伟大的巴加罗基》没有这么激进，但荒诞的情节依然带给人窒息的感觉：夫妻之间既无感情，也无激情；丈夫转向报纸上的死亡事件寻求安慰，妻子则遭遇了魔鬼；更可怕的是，魔鬼居然是本文中最富有人本精神的形象。马蒂亚斯·阿尔腾贝格的小说《狼群出没的地区》中的主人公则是个完全的疯子，他竟然坚持把一条老母狗当作自己的爱情对象。路德维希·费尔斯的《琼先生》也是以日渐野蛮的时代中爱情的命运为主题的，文中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句子，如“不要相信你的感觉，心脏只是一块肌肉，尽管像运用肌肉一样运用它，健康的肌肉是坚硬的。”
政治和社会对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的最佳载体无疑是长篇小说。《美国屋和绕着女人跳舞》、《德国秋日里的初恋》、《成人游戏》以及《从头开始》都是将写政治和写人生结合到一起的典范。无论是生活还是文学，都再一次证明，个人与政治的融合是困难的。
彼得·汉特克的最新小说《一个漆黑的深夜我离开我寂静的家》游戏似地选取了早期浪漫主义的主题，从赞美中世纪到克服认识主体和世界的分离，汉特克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述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
回忆性的作品也是1997年文学的一个热点。艾德加·希尔泽拉德在他的第八部长篇小说《鲁本·雅布隆斯基历险记》中详细描述了一个犹太少年在二战结束后寻找新故乡的故事。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希尔泽拉德使用了简洁的对话，保持了自己独有的意味深长的幽默。
希尔泽拉德的下一代人，随笔作家、小说家拉斐尔·泽利希曼的《模范犹太人》和更年轻的作家多隆·拉比诺维奇的《寻找M》也专注于犹太人题材。而扬·菲力普·雷默斯则以亲身经历的绑架事件为题材写下了叙述及反思性报道《地窖中》。瑞士作家克劳斯·默尔茨的诗意文集《雅各布睡了》是作为叙述者对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家庭生活的回忆。家族历史的宏大场面竟然成功地浓缩在短短七十页内，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才能。
与上述回忆迥异的是来自瓦尔特·肯波夫斯基的《1997年的黄金日》，这篇报道性的文章摒弃了叙述，几乎只是材料或者说是信息的堆砌。虽然纯粹的记录无法引起足够的阅读兴趣，但是通过改进，这一写作方式还是很有前途的。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1997的几篇处女作：托比亚斯·O·迈斯纳的《海星规则》是一部实现了现代实验主义与后现代“垃圾作品”的古怪结合的小说；斯特芬·科佩茨基的《臆想的旅行》中，便衣警察和暗杀者成了主要人物；二十三岁的瑞士女作家策·燕妮的《花粉屋》则描写了1968年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他们子女的关系。
1998年德语文学综述
在这一年的德语文学中，值得注意的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文学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即通过再现的手法对历史进行回忆和反省，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从纳粹灭亡，二战结束直到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这一时期的历史；其二是与之相反的所谓流行文学，它的任务不在于延续民族历史，而是要告别那种以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的谅解为目的的语言模式。这种文学，不管它多么独特，在美学上又多么地与众不同，但它的总体思路是清晰的，即把时尚主题作为创作构思的源泉，这使得科技、时尚、传媒和消费等对文学的创作构思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应当怎样再现历史呢？从作家马丁·瓦尔泽在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颁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说所引发的争论，我们可以有所思考。瓦尔泽认为，历史既然已经过去，就不必为着其它目的再对它纠缠不放，而德国犹太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格那兹·布比斯则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这场争论最后已经和纯文学相距甚远，成了德国人在政治、道德层面上自我认识的缩影。这也是在过去几年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而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纯文学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令人遗憾地越来越遭到广大读者的冷漠对待；另一方面又经常有作家挑起这样或那样的讨论，使德国公众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围绕马丁·瓦尔泽的新小说《喷泉》而展开的讨论，全新地展示出文学构思、小说的情节编排和本民族特有回忆习惯之间的联系。然而，这部以三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对纳粹恐怖却只字未提，这就将文学引向了不健康的田园牧歌方向。瓦尔泽将视角完全局限在生活于封闭环境中的年轻主人公约翰的身上。约翰赖以了解世界的那些所谓“真相”却丝毫没有涉及到纳粹的排犹恐怖。于是人们不禁要追问，回忆文学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在马丁·瓦尔泽的小说中，历史事实渐渐变得无关紧要，但是怎样认识历史的问题是和史实本身密不可分的。
迪特·福沃特在去年也创作了一部以儿童为叙述中心的回忆体小说：一个十岁少年用其独特的眼光观察已被炸成废墟的杜塞尔多夫市。作者没有用沉重的笔调去逼真描绘被摧毁的城市，而是用隐喻的手法间接地表达了人在情感上的扭曲和裂痕。
以1945至1948年间发生的家庭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我们并不陌生。汉斯－乌尔里希·特莱谢尔的三部曲——《楷模》、《穿血鞋的少年》和《记忆中》在时间上跨越了二十世纪初、纳粹统治时期以及战后“经济奇迹”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他今年发表的小说《失散的儿子》中，他同样选取了孩童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德国经济复苏时期。在战争末期逃往德国西部的路上，母亲丢失了刚刚出生的儿子。父母在为生活奋斗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执着地找寻丢失的儿子。他们后来生下的儿子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作者在叙述上的简练和表达上的朴实使得《失散的儿子》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了持久的阅读享受。相对而言，瓦尔特·坎泊夫斯基的小说《完好的世界》就显得很单纯。小说讲述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处于经济奇迹时期的德国。主人公马蒂亚斯在历经挫折后决定把当乡村小学教师作为他新生活的开始。他满怀着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来到了克莱恩－温泽。然而，很快他就发现，隐藏在单纯表面下的却是永远也铲除不尽的纳粹糟粕。
以上的几部小说与马丁·瓦尔泽的《喷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喷泉》描绘的是在战争恐怖中存在的偏于一隅的幸福，而汉斯－乌尔里希·特莱谢尔和瓦尔特·坎泊夫斯基却与之相反，他们让对世外桃源的追求最终走向失败。
尤尔根·罗德曼在集当代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于一体的新小说《轼母》中，彻底摒弃了田园牧歌式的写作风格。他以纳粹时代和经济奇迹之间的联系为主题，写下了这部围绕罪责和复仇而展开的小说体的历史剧：靠掠夺犹太人的金子起家的巴登－巴登地区的一个商人，霸占了一个犹太家庭的别墅，并且用上流社会的全套清规戒律来残暴管教这个犹太家庭的儿子。多年以后，犹太人的儿子为了得到这所房产而回到在别墅中独居的母亲身边。在与母亲的交谈中，他回忆了其家族悲惨的历史和自己倍受虐待的成长史。
里亚娜·迪尔克的小说《那么爱情呢？我问她》，是围绕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波兰女作家克里斯蒂娜·齐乌斯卡展开的。作者用高度浓缩的诗化语言和隐喻的手段讲述了波兰籍犹太女人和德国青年之间“错误的爱”。
米歇埃尔·克雷贝尔格的小说《北方的花园》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离乡背井多年的主人公阿尔伯特·克莱恩在回到德国后，坚定地站到了反对希特勒暴行的立场上。从这里我们能感觉到作家对田园牧歌的偏爱。
继《大约翰》后，海德堡女作家赫拉·艾卡特在她的另一部风格简约的小说《哈诺玛格》中，凭借精炼的语言和悬念跌宕的情节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对职位升迁以及对爱情的憧憬。
为了清晰地再现一个局部世界，去年的很多小说都抛弃了对素材及叙述者的精雕细琢，而选取了孩童或年轻人有所局限的视角。《失散的儿子》和《哈诺玛格》两部作品都回避对外部世界作大量的评论，而专注于典型人物的塑造。作者在展示他们的叙述才能时，没有丝毫炫耀卖弄之嫌，在制造浓厚的情景氛围时，绝无含沙射影之意。
以刚过去的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平凡故事》，无疑是去年最享有盛誉的小说之一。英戈·舒尔策的简练的叙事原则在这部“来自德国东部省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小说的二十九个章节中，读者完全不必受叙述人的指引，每一个插曲都几乎是在平凡的角色或对话场景中演绎出来的。小说着重描述了德国重新统一后，阿尔登堡一群离乡背井者的错综复杂的命运。《平凡故事》因而是少数描写德国历史大转折，即重新统一以及统一带来的后果的小说之一。
柏林女作家朱迪特·赫尔曼在其倍受赞誉的处女作《夏屋，后来》中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赋予现实以更宁静的诗意。书中的九个平凡故事始终保持着忧郁基调。小说很现实地反映了一个柏林自由艺人团体里的氛围，这里的人虽然受到西方流行文化影响，但却愿意接受一切高雅的娱乐方式。在书里，读者同时会觉察到一种宿命论的、感伤的生活体验。这种感受的深层根源来自于幻想的破灭。很多东部德国人在统一以后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另外，尤尔根·福克斯在小说《玛格达雷娜》中表达了对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强烈不满。乌伟·科尔伯在杂文和演讲文集《叛变》里搜集了大量的1985年到1996年中描写前民主德国形势、重新统一、作家社会地位的文章。福尔德·布劳恩在1989到1998年间的笔记记录了一个实行全民公有和民主的乌托邦的衰败过程，同时也讥讽了德国西部在统一后露出的殖民者的嘴脸。这是一部记录德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作品。
在流行文学领域，去年达姆施塔特的德国文学基金会召集年轻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举办了一次以《后现代之后》为主题的研讨会。我们曾经试图对表面上基调轻松的游戏文学和为了追求激进、准确的表达的文学加以区分，这样的区分虽然可能没有实际运用价值，但至少是具有启迪价值的。
慕尼黑作家托马斯·麦耐克在他的小说《假小子》中非常直接地涉及了大学里专门就女权主义性学展开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在美国尤为流行，并且对人文学科和公共讨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耐克成功地把理论体系转接到人际关系上，使这部小说成为经典之作。
安德雷亚斯·诺尔麦斯特同样来自慕尼黑。他在小说《德意志方式》中运用节奏紧凑的对话，记录了柏林墙倒塌后大墙两边的变化。对这部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流行小说的解读，最好在上个世纪德国经历的灾难背景上进行。
第三位慕尼黑作家莱纳尔德·歌兹也是走在流行文化和夜生活最前列的人。他的小说《咆哮》始终以留声机边的音乐师、迪斯科舞厅里的浪荡子、流行乐坛的创作者这些生活在流行中并创造了代码文化的人为主人公。巧合的是，这三位来自慕尼黑的作家在创作形式上都借鉴了音乐，这种音乐是一种独特的代表自我的声音。
叙述可以是强烈的、呐喊式的、有力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这一点，在过去几乎被忽视了，而在这一年却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因为这一年文学发展的趋势完全偏离正常的生活，而形成一种表现吸毒、性等颓废阴暗主题的世界末日文学。冯·朗格的小说《放纵》选取了两个嗜好毒品和性的年轻人的视角，因而小说常被误解为具有社会批判色彩。“年轻”，并且“置身于潮流之中”，这作为流行文学的两个标准，在本·冯·施杜克拉德－巴勒的自传体小说《独本相册》的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克·克拉赫特的小说《纤维国》中的主人公，在游遍德国之后对生活感到厌倦，陷入毒品和性之中，不能自拔。这恰恰代表了年轻一代和他们的代码文化。西波勒·贝尔格的小说《性Ⅱ》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边缘人，他们被教会开除，站在人生的悬崖上。然而，人们无法从作品中找到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蒂姆·施塔弗的小说《恐怖场》如果离开了淫秽笑话、动作特技等为恐怖主题服务的手段，就不可想象了。《性Ⅱ》和《恐怖场》都通过暴露世界的丑陋和阴暗来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可以运用滑稽剧、动作片、恐怖小说或者科幻电影的叙事模式。生活在柏林的作家托比亚斯·沃·麦斯纳的小说《海星规则》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一年的文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格奥尔格·克莱恩的以间谍活动的恐怖和西方人对东方的幻想为主题的小说《利比底西》，而阿·尼·赫尔伯斯特的小说《西蒂斯，另一个世界》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世界末日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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