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观建设之理念定位与人格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特征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都有与其相关联的某种整体性的社会理念和人格特征。我们说某个社会的价值观，主要并不是指这个社会中某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不是指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而是指这个社会被抽象出来的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如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等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各有其不同的基本价值理念及其表现出来的社会人格特征。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总是蕴含着与其相应的某种根本的社会理念，或者说，一个社会总会以某种根本理念来定位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同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理念又总会表现为或外显为某种社会人格，从而呈现出某种具有共同特征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趋向。基于此，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有着不同的理念定位，并外显为不同的社会人格。一般而言，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理念定位，社会人格表现为依附型人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理念定位，社会人格总体上表现为独立进取型人格。①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的理念定位和社会人格还可以且应该再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理念定位和反思型人格、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理念定位和经济型人格、新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理念定位和和谐型人格。以上不同时期的价值观人格可以分别用“政治人”“文化人”“经济人”和“和谐人”来表征。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科学发展为理念定位的，并表现为和谐型社会人格。 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理念与依附型人格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主要是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和穷则革命，但因严重忽视个人价值、生活理想和物质价值，因此集体价值与个人价值、宏大理想与生活理想、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之间是严重失衡的，而穷则革命更是只具有消极意义。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核心价值艰辛探索和孜孜追求的结果。然而，在这些核心价值中，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和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等原因，除“独立”这一核心价值外，“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在贯穿于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时，却遭遇了严重的障碍和挫折，甚至走上了一条与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相反的道路。因此，在核心价值“追求”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斗争的需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悖反。之所以会出现价值取向之间的严重失衡，以及核心价值探索中的悖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理念贯穿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价值取向和价值观探索之中。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问题都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主导一切，包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价值观念乃至私人生活在内的一切全都彻底“政治化”“革命化”和“阶级斗争化”。这样，改革开放前30年的价值观，就必然以政治为统帅、为灵魂，包括价值观在内的一切都“只有在当时的革命的背景中才能被解释”③。有学者深刻地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社会生活都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天平进行衡量，是1949～1978年中国人的基本政治生活方式。”④实际上，阶级斗争不仅是当时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还是贯穿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价值取向和价值观之中的核心理念，阶级斗争的核心理念又直接决定了或构成了改革开放前二元对立的价值思维模式，“左”与“右”、“公”与“私”、“姓社”与“姓资”、“市场”与“社会主义”、“计划”与“资本主义”、“革命”与“生产”等就是这种二元对立价值思维的集中和具体体现。阶级斗争的价值理念不仅主导着当时决策者的价值思维，而且也主导着普通群众的价值思维，并最终主导着决策者和普通群众的价值实践。可见，阶级斗争是贯穿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以及探索之中的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仅政治高于一切，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政治化，因此，说那个时代是“政治人”的时代毫不过分。政治人的时代无疑表现出典型的政治人社会人格。所谓政治人社会人格，即指这个社会的人们都表现出某种政治热情甚至政治狂热，并且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文化问题。不过，政治热情可以趋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公民自觉的政治参与，二是在政治控制和强制下的政治迷信和政治依附。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理念的政治人社会人格，不是独立自主型的社会人格，而恰恰是一种依附型的社会人格。 以阶级斗争为价值理念的政治人时代的依附型社会人格，体现了当时中国人价值取向和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人格特征。有学者指出：“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由此“造就了政治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⑤实际上，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不仅表现在政治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依附、社会依附和思想文化依附等各个方面，从而造就了经济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社会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和思想文化价值观的依附型人格。 当然，我们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表现出一种依附型社会人格特征，并不意味着这种依附型社会人格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消失。必须清醒地看到，依附型社会人格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仍然存在，只不过它具有了两个新的特点，其一是改革开放以后造成价值观依附型社会人格的原因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价值理念，而是官本位制度和传统臣民意识的影响；其二是相对于价值观的其他人格类型，比如经济型人格而言，依附型人格特征有所淡化，或者隐藏在其他人格特征之中。但不管怎样，价值观的依附型社会人格的继续存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20世纪80年代：文化理念与反思型人格 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观建设是建立在文化理念基础上的。价值观与文化本是相互包含的两个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而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文化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鲜明和重要的表征，而且价值观也已成为文化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心话语和关注焦点。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思想文化界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给予了必要的合理性论证和辩护，但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却是放在一系列的文化反思和批判上，放在价值观的探索和激辩中。⑥因此，完全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以文化作为价值观探索的核心理念的，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常常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哲学和文化的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当时的青年大学生对中外各种文化思潮如饥似渴地阅读、吸收和追逐，以及“思想导师”们的极度活跃。“20世纪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⑦没读过萨特、弗洛伊德、尼采乃至莎士比亚，就一定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不了解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实用主义、超人哲学和新儒家，就必定是一个思想的落伍者。他们争先恐后地投入到“理论沙龙热”“读书演讲热”“西方文化热”“异化热”的各种文化热潮之中。在“文化”面前，谁也不甘落后，不愿成为“老土”。他们俨然成为了“新文化”的旗手。正是有这种文化理念的支撑和托举，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才饱含着理想和激情，才坚守着高尚的价值观：虽然对脑体倒挂强烈不满，但文化知识界的多数人还是视金钱如粪土，保持着一种在物质和金钱面前的清高、矜持和尊严，守护着一方价值净土。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气息和强大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气息和文化力量铸就了一种“文化人”的社会人格。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作为职业群体的“知识分子”——虽然其主要载体无疑是知识分子，而是指以文化的方式思考、以文化的力量和功能促进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进步的社会性人格。在这里，“文化人”就是文化在整个社会的外在表现和人格体现，文化定位着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价值观探索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文化人社会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反思型人格。反思型社会人格意味着当时整个社会具有批判性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是对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反思，而对改革开放前价值观上的阶级斗争理念和依附型人格的反思，则是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反思的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基于文化理念的价值观反思，是全方位展开的。首先是在理论上的反思。理论上反思的典型事件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反思性的大讨论，被赋予里程碑式的思想大解放的巨大意义，它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了对“文革”的彻底拨乱反正，为中国此后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巨大的思想障碍。其次是对人性的反思。人性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理论禁区，但“文化大革命”却在事实上严重地压抑和扭曲了人性，人的权利被剥夺，人的尊严被践踏，把人不当人看。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解读，对“文化大革命”摧残人性、不讲人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彰显了人性、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价值观。第三是对人生价值观的反思。对人生价值观的反思与对人性的反思密切相关，但前者发生在社会层面，而后者发生在学术层面。对人生价值观反思的典型事件就是“潘晓来信”所引发的对人生价值的大争论。除此而外，在文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的反思，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领域，还有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等一系列的价值反思。所有这些，可以说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人的反思型人格，从而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文化理念的价值观探索的整体情形。 20世纪90年代：市场理念与经济型人格 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往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理念和反思型人格还没来得及扎根，就遭遇了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理念和经济型人格的侵略。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这是与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得以完成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嬗变直接相关。这些价值观的深刻嬗变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而与此对应的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却渐次从世俗生活或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隐。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观深刻嬗变的根源主要就是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所确立起来的市场理念和市场规则，产生了一种使价值观发生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物质化等深刻嬗变的巨大力量。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价值目标是趋利的，其内在动力是对利益和利润的追逐，其客观结果必将导致世俗社会的形成，其价值观则是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通过市场这一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经济成就，另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市场”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市场本身也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完全可以认为，市场理念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建设理念，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价值观建设的基本理念。但是，虽然政府所主导的自觉的价值观建设总是力求超越于市场之上，但实际上有意无意地使“市场机制”成为了包括价值观建设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价值观建设、文化建设逐渐开始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和配角，譬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例证。于是，20世纪80年代支撑价值观构建的文化理念在市场理念面前就显然不堪一击了。 市场经济和市场理念孕育了“经济人”的社会人格。西方古典经济学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⑧经济人的利己性和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使其与所谓“道德人”相对立。经济人的社会人格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三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价值观。”⑨这里虽然说的是“三十年来”的情况，但“经济人价值观”严格说来却是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形成的。与20世纪80年代强烈的文化气息和强大的文化力量相比，20世纪90年代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却是强烈的市场气息和强大的市场力量。本来，市场理念和经济人价值观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因素和力量，但是，被错误理解和运用的市场理念和经济人价值观却往往会成为一种扭曲的和破坏性的力量。 不能否认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发挥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确实也形成了某种错误的市场理念和经济人价值观或经济型人格，其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造成了长期对“GDP主义”的膜拜。有学者指出，GDP主义盛行多年之后，迄今已发展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并造成了对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解体。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如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障、环境恶化等等，而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解体。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价值体系解体的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包括社会关系的货币化或商品化。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是不讲商品化的，所有一切都是政治化的，一切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而GDP主义则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以钱为本”，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市场的一大魔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商品，冷酷无情地把一切珍贵的、高雅的、有尊严的、贞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展卖，变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政府的职能恰恰是要阻止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阻止它们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冲击，遗憾的是政府却没有这样做或做得很不够，甚至某些地方还与资本结合助推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进而成为了社会价值体系解体的重要推手。⑩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理念是如何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各级政府及领导人的心目之中，并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同时“十亿人民九亿商”的俗语也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形成了经济人人格和经济人价值观。于是，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价值观在中国大地蔓延。 如果GDP主义的市场理念和经济型人格不改变，不树立一种正确的市场理念，或者用当前通行的说法即不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和发展价值观，则必将重蹈一些国家已经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者、世行专家英德米特·吉尔的解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即人居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所依赖的从低收入经济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不能继续指导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在这一阶段，以往快速发展中积聚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果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难以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而导致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增长回落甚至长期停滞。历史经验表明，南美经济体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而东亚经济体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在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改变错误的市场理念和经济人价值观。因为从价值观上来看，错误的市场理念和经济人价值观背离了以人民群众为价值和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其本质是政府和干部的政绩观背离了民生取向，造成了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失衡。 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理念与和谐型人格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运动。这是一次对发展和发展观以及经济人价值观和经济型人格的深刻反思。这种深刻反思形成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并提出了构建价值观上的和谐型社会人格的新要求。科学发展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根本的理念定位；和谐型人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建设的人格体现和人格特征。 错误的市场理念和经济型人格所建构的“传统发展价值观”曾一度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实践。这种发展实践在价值取向上把片面的经济增长或GDP主义作为发展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要求。虽然在理论上和文件上总是讲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却是把经济增长和对GDP的追求作为最高和唯一的价值追求。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和GDP标准是衡量政绩和提拔任用官员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依据，因此官员们必然要奉行GDP主义和GDP政绩观。这就必然导致价值理性从属于工具理性，社会发展必然滞后于经济增长。传统发展价值观的发展实践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甚至贫富两极分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造成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传统发展价值观把经济发展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奉行人为了发展的物本发展价值观而不是发展为了人的人本发展价值观，对人自身的发展重视不够，相反，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等价值观问题突出，人们物欲膨胀，道德水平下降，精神追求庸俗化，最基本最起码的核心价值有再次被解构的危险。“传统发展价值观”导致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发展不和谐的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这样的发展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反思和总结“传统发展价值观”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逐渐形成科学发展的发展理念和发展价值观，而构建和谐型社会人格也被提到了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日程上来。 科学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深刻蕴含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之中。以人为本，意味着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人的手段，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人为了发展，从而实现了发展目标上的价值转向(11)；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GDP主义的否定，是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了发展路径上的价值转向。 科学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还要求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又称包容性增长，是在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迄今为止，包容性增长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参与和分享型增长，即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和共享经济增长；二是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包容穷人的增长，即让低收入人群受益，使低收入者享有增长成果的权利；三是认为包容性增长在内容上包括经济包容和社会包容两个基本层面，强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可协调发展。实际上，这三种解释都可以且应该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但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公平”和“共享”，即在共享过程中所有人的机会均等，在共享的同时需要社会成员都能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首次提到了包容性增长，强调通过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科学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还要求和谐发展。和谐发展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也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和”或“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和价值取向。先秦各家学说、儒释道主流学说，广泛论及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个人身心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这些构成了社会和谐理论的完整系统。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丰富了科学发展的内涵，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不竭的智慧源泉。 科学发展理念的上述深刻内涵，内在地要求建设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并以科学发展为价值定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人为本，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蕴含包容性增长的人文关怀和公平取向，以和谐发展为内在价值追求。总之，科学发展理念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价值理念。 科学发展理念与和谐型社会人格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本质上就是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体现在社会人格上就是和谐型人格；和谐发展也就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和谐型社会人格也将有力地助推科学发展。所以，和谐型人格体现了科学发展时代的人格要求，科学发展时代也需要和谐型社会人格。 和谐型人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和谐型社会人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和谐型社会人格的主要标志，应该是社会成员有共同的和谐要求、和谐追求和和谐意向，和谐理念已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和谐价值观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成员能自觉地为建构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已基本达致和谐状态。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其次，和谐型人格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和人格基础。和谐社会既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高度民主的政治、最为先进的文化、良好的生态等基础之上，也要有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格基础；同样，和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格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第三，和谐型社会人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格体现和人格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效如何，其重要指标就是看和谐型社会人格是否形成，社会成员是否时时处处表现出和谐理念和和谐行动，和谐素质是否提高，和谐人格的特征是否鲜明。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和谐型人格及其形成提供了价值基础和价值方向。追求和谐价值、建设和谐社会、塑造和谐人格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也为和谐型社会人格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基础、价值方向和价值引领。 基于上述对科学发展理念和和谐型人格的阐述和分析，完全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以科学发展理念为指导和定位；和谐型人格应该是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人格特征和人格特质。 注释： ①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创新”“发展”“进取”“开拓”“奋进”等等，诸如此类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随的响亮口号，既通行于各种文件中，也流行于民间观念中，还成为校训、企业文化、行业和地方精神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这些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立进取型人格”。 ②参见廖小平《论改革开放前30中国社会之基本价值取向》，《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1期。 ③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40页。 ④任剑涛：《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30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⑤⑨廉思：《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306页。 ⑥对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观建构，还难以用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建设”来表示，用学术界的“价值观探索”来表示可能更为客观和准确。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价值观建设主要表现为学术界的“探索”而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虽然20世纪80年代在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词汇和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党的决定，笔者仍然坚持这一看法。 ⑦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⑧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修正了这一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 ⑩[新加坡]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 (11)唐钧：《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湖湘论坛》2013年第6期。标签：经济人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人假设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依附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