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再定义与韩国的战略选择：进程与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同盟论文,进程论文,定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韩同盟“再定义”的提法最初始于美国对美日同盟作出再定义的1995和1998年，然而，当时美国发布的两个东亚战略报告中没有太多涉韩内容，更没有对美韩同盟作出再定义的安排。这既反映了日韩这两大盟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地位的差异，更彰显出美国在美韩同盟价值认知上的纠结与不同考量。2002-2004年，韩国激烈的反美风潮一举遏止了冷战后美韩同盟的不确定态势，朝核危机及东北亚政治生态的快速演变迫使美韩两国在犹疑与争论中启动了“再确认”和“再定义”的进程。朝鲜的两次核试爆及最近的“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则进一步驱动美韩同盟再定义的收官与定型。然而，韩国国内有关韩国对外战略选择的争论不会就此完全停息。
再定义进程的启动及三大焦点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同盟便步入多事之秋。2000年朝鲜半岛南北峰会的举行及中韩关系的深化大大动摇了美韩同盟的基础，美韩对于双边同盟的重要性认识都明显下降，不确定性远大于再确认的努力。与此相伴，韩国的国民意识、主权意识和“主敌”观念一度发生重大变化。2002年，以反美著称的卢武铉当选韩国总统，并迅速在韩国引发了一股猛烈的反美浪潮。
然而，激进的反美主义浪潮在韩国大致只盛行了两年便开始退潮，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使韩国人看到自金大中以来的“阳光政策”并没有真正软化朝鲜的敌对立场，南北和解依然任重道远。解决朝核危机，韩国从根本上离不开美国。韩国坚持与中国协调路线，并试图主导南北关系的进程显然力不从心。二是由于高句丽历史争议的发生，使韩国战略界对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严重疑虑，中韩关系不再一路高歌猛进，韩国国内的保守亲美势力重新获得对外战略取向方面的话语权。三是九一一事件和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使美国对朝鲜拥核的企图进一步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加强了与韩国、日本在六方会谈之外的三边磋商，要求韩国在同盟框架内参与全球反恐进程，并加入美国倡导的全球反扩散议程。
在此背景下，美韩双方同时对同盟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阻止同盟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瓦解，卢武铉同意在同盟的框架内向阿富汗派兵以显示盟国的团结，美国也同意在调整全球海外驻军的同时，就驻韩美军的地位、驻地调整等问题与韩方进行谈判。美韩之间早就存在定期的军事安全对话机制，但是对于同盟调整来说，年度的“美韩安全磋商会议”(又称“美韩安保会议”，SCM)和“军事委员会会议”已远不充分。2002年11月，美国向韩国提议制订“未来美韩同盟政策构想”(FOTA)，作为美韩进行同盟调整的协商机制。这一提议在同年12月举行的第34次美韩安全协商会议上被正式接受。两年后，这一协商机制又为“美韩安全政策构想”(SPI)所取代。2004年以来，美韩共同磋商的问题主要有三项：一是驻韩美军龙山基地的迁移安排问题；二是同盟内部韩国的军事安全角色和美韩军队功能的分工；三是《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修改及未来美韩同盟的政策构想。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涉及美韩同盟再定义和根本性调整的主要是后两个问题。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1990年，冷战刚刚结束，美韩已经就迁移龙山美军基地至乌山—平泽地区达成协议，但一直难以落实。2002年末，美国决意对美韩同盟做出根本性调整，驻韩美军基地的调整很快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驻韩美军调整是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海外驻军调整计划中最先推进的部分。①以九一一事件为契机，美国认为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和军事威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将大规模的驻军集中在特定盟国已不合时宜，海外驻军的小规模、机动化不可避免。为此，美国2001年推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要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这种‘基于能力’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具体是谁或者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它要求改革美国的军队、能力和体制，以扩大美国的非对称性优势”。②2003年11月25日，美国发表海外驻军重新部署计划(GPR)，强调海外驻军削减与再部署，并按地区调整同盟优先顺序。新的GPR计划要求驻韩美军在应对朝鲜威胁上，从强调数量转向提高质量，同时加强机动性和灵活性，提高与美国在东亚其他地区驻军的协同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地区安全保障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2004年的FOTA会议就驻韩美军基地调整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分两阶段推进驻韩美军再部署，即2006年之前将汉江以北的30多个小型美军基地集中到凯泽基地和红云基地，2008年之前将汉江以北的美军转移到汉江以南的乌山—平泽地区；至2008年分阶段裁减1.25万名驻韩美军；在2008年前将驻扎在龙山基地的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美韩联合司令部及驻韩美军司令部迁至平泽地区。在驻韩美军再部署问题上，韩方认为在朝鲜核问题尚未解决的状态下，美军在非军事区放弃警戒线作用将导致局势的不稳定。对此，美国作出了让步表示即使在第二阶段部署结束后，也将通过在美韩联合训练场上的轮换训练维持在汉江以北美军的驻扎。美国还承诺，美军调整将不会影响两国的联合防卫能力，相反将加强对朝鲜的军事威慑。美国决定在2004-2006年的3年中投入110亿美元用于驻韩美军约150种装备的升级。这些投入将用于提高驻韩美军的机动性，加强其处理非对称威胁(如朝鲜的弹道导弹和WMD攻击)的能力。
第二个问题有关韩军与驻韩美军之间的安全角色分工。起初，美韩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在卢武铉执政后期，由于韩方的妥协，这一问题也获得部分解决。对于提高“自主国防”，卢武铉政府一度非常积极。2005年3月8日，他在韩国空军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曾表示，“韩国政府争取在未来10年中获得完全的军事自主权。”韩国前总统金泳三也声称，“必须相信和只能相信某一种力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韩民国最终应当担负起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的责任。”卢武铉还提出了韩国要充当“东北亚区域平衡者”的国家战略，其目标便是试图在保持美韩同盟的前提下，通过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多边合作，“保障韩国的安全、民主与繁荣”。韩国为此加强了与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并开始与新加坡、印度、印尼等亚洲国家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建立军事对话渠道、开展军事技术交流等。韩方的上述举动客观上对美韩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构成了威胁，并促使美国决心对美韩军队的分工做出重大调整，以服务于其地区安全的整体目标。然而，追求自主国防和平衡外交这一“双重战略”的卢武铉政府却又不愿意在朝鲜核危机爆发并升级的背景下，改变美韩同盟对朝鲜的联合防卫态势，而是强调美韩协调政策，优先解决迫在眉睫的朝核问题。由于对未来同盟的功能、驻韩美军及韩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没有明确的一致认识，双方在谈判中发生诸多争执。美国认为，随着东亚安全环境的变化，美韩同盟的功能应从单纯的防卫韩国扩大到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驻韩美军应改造为更机动、灵活的军事力量。韩国虽然同意美韩同盟未来将向着半岛内外安全都介入的方向发展，但要求美国考虑半岛核危机的实际情况，强调同盟调整阶段性推进的必要性，放缓调整速度，减少调整给韩国安保带来的影响。
在此问题上，双方迄今已经达成三条协议：一是至2006年，将驻韩美军遏制朝鲜的十项任务移交韩国军队。这些任务包括联合警戒区的保卫、布雷、在后方去除生化和辐射物质的污染、搜寻和营救行动、针对朝鲜特种部队的保护行动等；二是驻韩美军将更多地处理半岛外的地区事务，在半岛则承担减少但仍有效的防卫责任，韩国军队在半岛统一前或统一进程中承担更多的国防责任，为国防独立做准备。2005年2月，美韩举行第一次SPI会议，开始全面协商驻韩美军的任务和作用，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即：驻韩美军将不仅是为防备朝鲜而部署在半岛的固定部队，它将作为“地区快速机动部队”进出半岛，参加反恐战争以及处理地区安全纷争。在同年4月举行的第二次SPI会议上，美韩双方决定在考虑南北关系、东北亚局势变化等情况的前提下，拿出分阶段确定朝鲜半岛安全状况、重新调整美韩同盟关系的方案。韩国同意将驻韩美军的责任扩大到围绕半岛的事件，美国则保证这些变化不影响两国的联合防卫能力，韩国军队不被用于与韩国国防无关的事件，美国在将驻韩美军调遣到半岛之外时将与韩国协商。③三是到2012年4月17日，美国将韩军战时指挥权正式移交给韩方。
第三个问题涉及美韩同盟未来的发展方向，即美国需要韩国在其东亚联盟体系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美韩同盟在推进美国在东北亚安全利益的进程中到底有多大的功能？美韩同盟在朝核问题(朝鲜威胁)解决之前和之后具有怎样不同的利益基础？新的美韩同盟的战略基础是共同的威胁认知还是扩展的联盟利益？
进入新世纪，随着韩国摆脱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实现新的经济飞跃和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深化，韩国人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国内民族主义急剧抬头，尤其是所谓“386”一代对美韩同盟之间的不平等现状非常不满，韩国战略界也对美国继续高度重视美日同盟，却迟迟不愿与韩国重新界定联盟关系感到心中不快。在卢武铉执政期间，美韩在对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加上驻韩美军士兵的暴行，使韩国的反美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而且矛头直指美韩同盟的重要基石之一——《驻韩美军地位协定》。1966年签定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实际上赋予了驻韩美军治外法权，因此，驻韩美军在韩国的行为一直肆无忌惮。韩国人普遍认为，《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与驻日美军和驻德美军地位协定相比，更加单方面有利于美军，是一个“举世难觅先例的不平等条约”，是“韩国与美国不平等关系的象征”。④
2002年12月30日，韩国政府和驻韩美军方面签署了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协议书，协议书当日生效。修改后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规定，触犯韩国法律的美军官兵在审判前应由韩国拘留，修改后的协定对驻韩美军均有效力。韩国因此对在非执勤时犯罪的美军官兵有了较大的司法权。协定中规定的犯罪包括谋杀、纵火、强奸、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等。但美军对在执勤过程中触犯韩国法律的美军官兵仍拥有司法权。2004年1月，驻韩美军一名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士兵已被移交韩国地方当局。这是韩美两国就韩国对驻韩美军拥有更大的司法权协议达成后的首例案件。从近期看，美国迫于压力，在民怨较大的刑事管辖权、环境保护、劳务等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的可能较大；从长远看，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修改为类似美与其他盟国的协定恐怕难以避免。
再定义的路径：“双扩展”与“双平衡”
由上观之，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美韩同盟在过去的数年中就上述三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和合作，取得了某些实质性的进展，特别体现为驻韩美军基地的调整、《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修改、美韩军队的安全角色分工、驻韩美军的灵活性及韩国军队战时指挥权的交接等。目前，美韩同盟再定义最大的困境在于，美国在地区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中到底赋予韩国何种角色？以及美韩同盟在韩国的安全战略选择中处于何种地位？也即两国的战略利益如何实现平衡(利益平衡)，同时使两国对差不多相似的外部安全威胁达成共识(威胁平衡)。如果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的“双重平衡”则美韩同盟再定义的任务就基本可以完成。近年来，美韩双方主要试图通过同盟在“适用区域的扩展”及“联盟内涵的扩展”这一“双重扩展”战略来实现其“双重平衡”的目标。
第一个扩展是“区域扩展”，主要通过加强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来实现。2003年10月，美国在第四次FOTA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实现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目标，希望能将驻韩美军的作用与任务扩展到朝鲜半岛以外。⑤由于韩美意见不一，加上驻韩美军的裁减与重新部署、向伊拉克派兵等问题的干扰，有关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讨论被拖延。自2005年2月起，美韩安全磋商会议才开始正式协商该问题。但当年3月，卢武铉总统即公开强调：“未经韩国同意，驻韩美军不得卷入东北亚冲突；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步的、十分明确的事。”⑥其后，韩美就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进行了12次秘密谈判，最终于2005年11月达成初步协议。2006年初，韩国表示“理解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变化，尊重美实现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必要性”；美国则强调“在实现‘战略灵活性’的过程中，尊重韩国立场，不会在违背韩国国民意志的情况下介入东北亚地区冲突”。⑦最终，韩美以战略对话形式对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予以确认。
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取得，使美国成功地实现了三重战略利益：一是使美国在继续保持前沿存在的前提下，摆脱了驻韩美军专守防卫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适应了美国“以能力为基础”的新军事战略，确保了海外驻军的小型化和机动化，分解了军事负担，提高了驻韩美军的作战效能，使其能随时介入地区冲突和全球性的作战任务，当然也包括参与反恐战争。二是通过驻韩美军与韩军的作战分工，使驻韩美军脱离了“三八线”附近的危险作战区域，不再充当军事前沿的绊网，同时平抑了美国国内的反韩情绪和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改变了韩国民众有关驻韩美军是对韩国的一种主权干涉或会妨碍半岛未来和平统一的认识。同时通过强化韩军的自主作战能力，继续确保对朝鲜的有效威慑。美国认为，从韩朝实力对比看，韩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超过朝鲜25～30倍，拥有威慑朝鲜的强大军事手段，并有驻日和太平洋基地的美高科技部队做后盾，足可以遏阻朝鲜军队南侵。三是通过赋予驻韩美军介入周边地区冲突的功能，事实上使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具有相似的地区角色，美韩同盟也将如美日同盟一样成为地区性同盟，这一方面有利于美国在必要时较容易地整合其亚太同盟体系，尤其是使美日韩“铁三角”形成实质性同盟，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进一步加强对中、俄、朝的战略威慑力，间接分化瓦解了中韩协作关系，并迫使日韩两国在东北亚安全事务上采取更加协调的步骤。
反观韩国，在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和军事分工的问题上，尽管是被美国推着走，但也基本能确保其重要的战略利益。首先，从韩国传统的安全战略取向上看，在周边大国林立的地缘政治中，韩国习惯与某一个大国结盟，尤其倾向于与区域外的大国结盟。朝鲜战争后，韩国历来视美韩同盟为其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和最大的战略资产。韩国学者甚至称，“韩国是在美韩同盟基础上实现民主化与经济繁荣的”；“夹在中日之间、军事力量弱小的我们若与美国分离，还怎么搞自主？”⑧从南北力量对比看，虽然韩国的自主国防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在武器装备现代化方面对朝鲜形成一定优势，但是朝鲜拥有兵力达100余万人，而韩军只有68万余人，尤其是朝鲜的导弹及核开发对韩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朝鲜真的拥有了核武器，南北的军事力量对比将出现失衡状态。为了维持对朝鲜的有效威慑，韩国将不得不长期依赖美军的存在。从经济角度讲，驻韩美军如果在近期撤走将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引起外来投资的急剧减少，对韩国经济的打击将会很大，而且，填补因美军撤离带来的巨大真空所需的费用也是韩国一时难以承受的。此外，朝鲜弃核、和平机制构建及南北统一进程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美国。从区域安全角度看，韩国认为美军的存在可以有效钳制中、日、俄，维护东北亚地区战略势力均衡与地区形势的稳定，确保韩国的长远安全。在韩国，不管是哪一派政治力量当政，都不可能放弃维持美韩同盟的长期国策，差别只在于追随美国的战略与其区域平衡战略所占比例的大小而已。2002年3月，金大中曾明确表示：“对列强环绕的韩半岛来说，驻韩美军是为维护国家防御必要的选择，即使在统一之后，韩国仍需要美军继续驻守。”⑨即使是起初比较反美的卢武铉后来在对美关系上也是步步妥协，不仅向阿富汗派兵，而且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协议也是在其任内达成的。李明博总统更是直接指出对美关系占其对外政策的50%。
其次，作为同意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交易条件，韩国获得了美方可观的军事援助，既满足了韩国国内自主国防派的要求，又可通过美方的援助，名正言顺地提升韩军的战斗力，而且由于美韩双方达成的军事分工，将使韩国在未来的半岛安全问题上乃至统一进程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此外，韩国还借此成功摆脱了“抛弃”与“牵连”的联盟困境。卢武铉起初并不同意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主要是考虑到此举会影响到中韩关系，并导致在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韩国不期然地被卷入中美对抗中，但是后来鉴于中近期中美关系的现状，韩方转而认为，“韩国不能因顾忌可能性很小的中美冲突而漠视美国的要求”，“即使韩国在未来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也难保真正安全”。⑩而且韩方认为，在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上如果不妥协，韩国可能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调整过程中丧失其盟国的身份与地位，可能遭到“抛弃”，并导致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重心进一步向日本倾斜。“美日两国安全合作不是为了搞合作安全、建设安全共同体，而是一味结合两国的军事力量，这对东北亚安全机制而言是一大不幸，但又是严峻的事实”，此外，“对多边合作安全机制的期待与要求虽与日俱增，但现实仍要求我们对诸如强化同盟之类的周边国家物理力学关系的变化保持敏感。”(11)
第二个扩展是美韩同盟“内涵的扩展”。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军事同盟，然而，军事同盟的最根本基础是存在明确的军事和安全威胁。但在当前的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不少韩国人并不像美国那样将朝鲜作为明确的主要威胁，对于美国早先将中国作为其“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也难以认同。主敌观念的模糊与对外部威胁的不同认知，不仅使美韩军事同盟的基础发生动摇，而且成为美韩同盟再定义进程中重大的认知障碍。为此，美韩不少专家提出诸多方案，其核心便是扩展双边同盟的内涵，使美韩同盟超越军事同盟，成为像美日同盟那样的“全面同盟”或“战略同盟”，通过扩大的内涵和扩展的利益关联，使美韩同盟获得新的、扩大了的同盟基础。如果说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实现主要是满足了驻韩美军的功能扩展，使美国国内对美韩同盟关系抱消极态度的部分势力暂时噤声，那么，美韩同盟内涵的扩展则主要体现为让韩国在美韩同盟框架内，在政治、经济、地区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得以扩展，由此可以同时满足韩国国内“自主外交派”、“国家主义派”和“多边安全派”的政治与心理需求。
在2003年的美韩首脑峰会上，双方其实就已提出要建立“全面同盟”关系，“以推进两国人民分享的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等价值观”，在东北亚地区维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随着卢武铉政府后期对美政策的不断调整，一些韩国专家学者进一步阐述了“全面同盟”的含义。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的尹德敏教授认为，“全面同盟”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面同盟”将使美韩同盟超越军事同盟，发展为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全方位同盟，美韩同盟将致力于实现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价值观、加强经济合作、推进亚太区域合作、应对各种非传统威胁、保护能源安全等；二是同盟不针对具体国家，不以地理为基础；三是在台湾问题上，韩国应尽量保持战略模糊性，根据台海事态发展的具体情况选择同盟合作的程度。(12)该研究院的崔刚教授则从联盟理论的角度提出，美韩同盟的性质应实现三大转变：即从军事同盟转向全面同盟，从以地理区域为取向的同盟转向以问题为取向的同盟，从以威胁驱动的同盟转向利益驱动的同盟。(13)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不少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也提出类似的转型方案。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维克多·车(Victor D.Cha)认为，扩展后的美韩同盟的地区功能应该包括“反力量投送、反恐怖主义和干涉性、预防性的国防”。其中，“反力量投送”是指利用美国的前沿部署阻止其他国家的力量投送超越东亚沿岸；“预防性国防”是指美韩同盟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防止半岛统一后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在亚洲出现，即阻止出现驱逐美国、孤立日本、韩国与其邻国关系紧张化的情景。为此，要拓宽美韩同盟的功能，使美韩同盟更持久、不为地缘战略形势变化所左右。同时，他还认为，未来美韩同盟应不仅仅是针对威胁，而且应包括维护地区稳定和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不扩散、人权、反恐、维和等地区问题进行合作。(14)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查尔斯·佩里(Charles M.Perry)教授则提出了使美韩同盟多样化的方案。他建议可以模仿伊拉克战争中的新联盟战略模式，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意愿者同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作为东亚安全合作的新模式：这种联盟战略以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为根基，使韩国成为联盟核心成员的途径是美韩同盟多样化，即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使反恐等议题成为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补充。(15)
虽然美韩双方对美韩同盟扩展转型为“全面同盟”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双方有三点明显的共识：一是都赞成同盟功能的地区化，使美韩同盟升级为地区同盟；二是将同盟变成所谓的“全天候同盟”，不以特定的威胁为同盟的基石，而是以共同的战略利益为基础；三是将同盟合作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将反恐等新内容纳入同盟关系之中。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全面同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对于美国来说，在两国因战略追求不同难以就同盟目标与功能达成一致的背景下，“全面同盟”可以缓和目前的冲突，并通过维系和扩大同盟功能，尽量协调双方的军事转型，为今后进一步调整同盟关系奠定基础。对于韩国来说，由于目前并不清楚南北统一后的地区战略形势，难以确定未来的战略需要，“全面同盟”可使其在保持与美国密切联系的同时实现同盟灵活性最大化，而且强调同盟的广泛性有利于弱化同盟对中国的针对性以及与台湾问题的相关性，从而减少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16)
2008年李明博上台执政后，美韩同盟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当年4月李明博访美期间，美韩商定将两国关系从“全面同盟”关系进一步提升至“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这表明，两国根据新的国际环境，将原本局限于安保领域的韩美同盟，发展为全方位的、围绕各种议题开展合作的同盟。美韩同盟的功能将从朝鲜半岛向东北亚乃至全世界进行扩展，并逐步上升到美英同盟、美澳同盟的档次。“美韩两国将致力于改善亚太地区的安全状况”，这意味着两国要将美韩同盟提升为“亚太同盟”，甚至“全球同盟”。根据这一构想，韩国应超越朝鲜半岛，“向外提供符合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地位的援助并做出有贡献的外交”。(17)
三大挑战及韩国对外战略选择的争论
通过“区域扩展”和“内涵扩展”，应该说美韩同盟再定义的任务至此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然而，再定义的最终完成依然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双方在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层面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否能尽快落到实处，新的待定的议题双方能否协调解决；二是目前在朝核问题上，韩国采取的“美主韩辅”的路线能否始终贯彻，而不会在韩国国内产生新的政策反弹，在涉朝问题上，韩国的民族利益能否与联盟的共同利益保持平衡；三是事关韩国的对外大战略方向，主要是韩国在中美的利益关切中将如何平衡自己的政策。
就第一个挑战而言，主要是指美韩现在采取的修复性行动能否实现双边关系的基本和谐，双方不仅需要保持目前同盟关系继续深化提升的势头，同时还需提防出现新的不稳定性因素。李明博刚执政时情况似乎并不乐观。在驻韩美军基地的调整问题上，美方希望尽快完成基地调整计划，指责韩方因为政府回购基地、负担分摊和场地清理而拖延了这一计划的实施。而韩方却抱怨说，这主要是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经济环境的恶化、紧缩的财政支出及国内反美主义的制约，非韩政府不为也，而是不能也。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还一再要求与美方就战时军队指挥权问题重新举行谈判，因为韩方认为交接的前提是韩国自身的国防能力要有显著提升，而美方却一直坚持要按原计划在2012年4月17日交接。虽然韩国国防力量依照2020军力提升计划(2020 PLAN)有所加强，但由于不利的经济与财政状况，实际执行情况却是大打折扣。事实上，由于预算问题，韩国国防部早先拟定的军力提升计划必须进行修改。此外，在韩国军队扩大的军事职能和两军的协同问题上，两国也存在不同认知。虽然双方都认为应设计出一种新的军队合作体制，以服务于韩美战略同盟关系，然而未来的韩国军队到底要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和地区军事行动中扮演一种什么角色，双方莫衷一是。本来美韩曾磋商建立一个“联盟军事协调中心”，但后来由于韩国不同意，美方于2007年12月也放弃了这一提议。在驻韩美军的灵活性方面，双方虽达成了协议，但在驻韩美军在何种条件下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韩国军队是否以及如何配合驻韩美军的地区行动等方面都缺乏共识。
当然，对美韩同盟再定义进程最容易造成冲击的还是对朝政策与朝核问题。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后，布什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与韩国的对朝融合政策曾发生严重冲突，美国一度被韩国当作头号威胁。2005年4月，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定了美国军方拟定的针对朝鲜突发事件的“概念计划5029”，又一次暴露了美韩在针对朝鲜的安全合作中的巨大裂痕。临近2008年底，布什政府试图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突破，又使美韩关系笼上阴影。为了换取朝鲜停止修复核设施，美方再次做出重大妥协。2008年10月11日，美国突然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名单中除名。不少韩国人觉得美国此举是背信弃义。(18)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爆后，美国一度采取新的对朝政策，一是为了应对一个拥核的朝鲜，二是为了超越中国在核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其主要措施便是开启美朝直接会谈的后备渠道，然而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希尔在关键问题上却被朝方屡屡欺骗，2008年底有关取样核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朝鲜方面在与美方私下磋商时常常用模糊的承诺对美国的诱骗政策进行“反诱骗”，先是让美方相信朝鲜方面的弃核诚意，然后美方便压服韩、日追随美国的对朝政策，而当美国试图在多边机制中将朝鲜方面的承诺形诸正式文件时，朝鲜方面却否认它曾向美方做出过任何正式承诺，而美国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朝方曾做出过诸如此类的承诺。韩方则认为，在取样验证问题上，美朝没有达成协议是意料之中的，是美国政策失当。
第三个挑战是最难解、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一个。根据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地区性中等强国，韩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无非有以下三种：一是与现存的霸权国家结盟，尤其是与区域外最强大的国家结盟，并对之采取“追随战略”；二是与地缘相近的、可能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次强国家结盟，以平衡周边国家或区域外最强大的霸权国家，此所谓积极的“平衡战略”；三是采取内部平衡的政策，加强自主国防，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努力借助多边性制度安排，对大国竞争和结盟政策采取“规避战略”。(19)从韩国的国家安全实践来看，由于韩国周边大国林立，而且中、俄、日都有问鼎世界一流强国的实力，因此韩国即使处于统一状态，也无力单独平衡周边任何一个大国，鉴此，“内部平衡战略”从来没有成为韩国对外战略的优先选择。另外，由于韩国所在的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战略要冲，历史上韩国经常沦为周边大国争夺的牺牲品，是大国实现地区霸权野心必欲取之的桥头堡和对外进击的基地，因此，韩国向来难以采取“规避”或“中立”战略。如此看来，韩国采取对外结盟战略似乎是其实现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历史上，韩国与强盛时期的中国和作为霸权的美国结盟，都曾保持较长时期的和平。然而，目前的韩国虽然继续秉持与霸权国家结盟的战略，却并没有享受到稳定的和平，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韩国依然是一个分裂国家，这是韩国最大的安全隐患和战略劣势；二是作为盟主的美国虽然珍惜韩国这个小盟友，但美国却将本地区的日本作为最有价值的战略盟友；三是韩国面临中俄再度崛起的挤压，而韩日也非实质性盟友，美国与中俄也并非死敌，美国有着多重而复杂的战略思考，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难以在美国的战略框架中实现其全部目标。因此，在新世纪复杂的地缘环境下，韩国显然难以采取简单的对美追随战略。
近些年来，韩国对外战略的争论主要围绕在与美结盟的前提下，韩国的安全战略思维应该补充哪些内容，这些补充的内容与韩美同盟战略应该如何排序。根据不同的优先排序，在韩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上主要分为三大派：一是“韩美同盟派”，二是“亲华派”(或称“对华接触派”)，三是“自主多边派”。“韩美同盟派”坚信与美结盟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在中、日、俄等周边大国的包围下，韩国只有通过与区域外的霸权国美国结盟，才能有效分解地缘安全压力，确保生存与繁荣。他们认为，因为美国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势均力敌的对手，因此，美国也需要维持韩美同盟以平衡周边大国，而且在周边国家都乐见朝鲜半岛维持分裂现状的情况下，可能只有美国最可能帮助韩国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目前的朝核危机也唯有美国有能力和决心真正予以解决。“亲华派”认为，韩国如果完全追随美国，继续与美国维持紧密的同盟关系，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将难以获得中国的配合。为此，韩国应在美中之间采取平衡政策，既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又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应减少对美国的倚重。而且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韩中经济关系将进一步密切和相互依赖，韩国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经济关系的价值已开始超过与美国关系的价值，从而提供给韩国一个重要的可供选择的利益中心。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国处于虚弱状态时，朝鲜半岛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因此他们乐见中国的强盛，而不愿看到韩美同盟以中国为目标，或是被动卷入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争端中。(20)“自主多边派”实际上同时主张“自主平衡”外交与“多边安全”保障，这一派的观点突出体现在卢武铉所提出的“东北亚区域平衡者”的主张上。他们认为，由于朝核问题以及中、美、日等大国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东北亚在短期内可能处于不稳定之中，但长期看，随着经济合作和地区多边安全对话的推进，东北亚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机会将增加。韩国应采取对朝和解政策，并谋求周边国家支持，寻求半岛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建立半岛和平体制。这一派人士并不排斥韩美同盟，而是认为在发展韩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应积极推进自主国防，使韩国在未来的自身防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与此同时，韩国应采取自主平衡外交，韩美关系、韩中关系同时并进，韩美同盟与多边安全对话并重，实现同盟和多边合作间的平衡，不同意韩国军队介入地区冲突，也反对驻韩美军功能地区化。卢武铉还试图让韩国充当美中和中日之间的桥梁与协调者。
在韩国对外安保战略的争论中，尽管存在着上述三大派别，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抛弃韩美同盟，而且从卢武铉后期对美政策的调整及现今李明博所推行的亲美路线看，第一个派别明显成为韩国对外战略选择的主流观点。作为韩国最重要的安全智库，外交安保研究院的尹德敏教授认为，自主外交路线、亲中路线和多边安保都不现实。“大国力量交汇的特定地缘政治环境使韩国难以利用自身力量实现和平与安定，美韩同盟是韩国安保不可替代之路。韩国虽然可以在中美力量发生逆转时考虑走亲中路线，但结果将导致韩国与美日关系的恶化。而且，韩美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将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韩中关系中”，“韩国(卢武铉——作者注)政府提出的多边安保过于理想化，参考欧洲的经验，成熟的、能够确保韩国安全稳定的多边合作体制，至少需要20年以上才能形成”。(21)
因此，从中近期看，在朝核危机没有解决、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没有建成、东北亚安全机制整体缺失、区域主义有待发育的时期，韩国依然会将韩美同盟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基石。通过美韩同盟再定义进程的持续推进，双方在区域和内涵“双重扩展”的同时基本达到了两国战略利益“双重平衡”的目标。2010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放弃对朝诱骗政策，转而采取不拒绝接触、不放弃外交压制、不惜武力强制的综合方针，以期达到促朝弃核和惩罚挑衅的双重目的，这与韩国李明博政府坚决应对挑衅、强调朝鲜必须弃核的“有条件的相互主义”的对朝强硬立场有相当的契合度，由此朝鲜再次成为韩国的“敌人”，(22)甚至中国也成为韩国的潜在威胁。韩方的这一认知变化不仅加快了美韩同盟再定义的进程，深化了美韩同盟，韩国的“日本化”趋向也更加清晰，同时还解决了美韩同盟中一些悬疑的问题，包括战时指挥权交接时间推延到2015年、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启动态势及韩国全面加入反扩散安全倡议等，而且还大大简化了韩国当前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困境，这无疑会对中韩关系产生一定冲击。然而，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国虽然在美国的压力和鼓动下对朝采取了强硬姿态，但从韩国政府和军方态度的反复中，人们仍不难窥见两国不对称的威胁感和应对分歧。从中远期看，除了中国因素外，朝鲜因素将持久困扰美韩同盟的发展方向，而且能够真正颠覆这一同盟关系的也只有南北关系，而一旦南北关系稳定或半岛统一，那么韩国将更趋向于推行国防自主、美中并重及多边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安全战略”，以保持在该地区战略选择上的灵活性。
美韩同盟再定义的收官与定型，尤其是韩国的“日本化”走向无疑将对中韩关系和东北亚安全产生深远影响。十多年来，中韩关系曾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最为成功的案例，如今却陷入战略反省期，传统的政治文化亲和力逐渐失去光泽，紧密的经济纽带并未转化为强大的战略推动力。韩国大众的厌华情绪和战略界对华普遍的警戒心理，导致着力构建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实际上，近些年来韩国战略界对美韩同盟的辩论一直与其对中韩关系的辩论相互交织，卢武铉时期曾一度热议的“中国崛起机遇论”已逐渐让位于“中国崛起挑战论”和“两面下注的‘软制衡’论”。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国国内的“中国不负责任论”与“打击中国论”更是快速抬头。事关中韩战略基石的FTA问题，韩方一直不愿积极推动，而且硬是要与韩日FTA强行捆绑。李明博总统曾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强烈希望签订FTA。两国的贸易规模正在扩大，而双方在贸易上没有什么太多摩擦，因此签订FTA可能只是取决于韩方态度的时间问题。”(23)“天安舰事件”后，韩国主流媒体针对中国的表态甚至发出威胁说，“韩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将影响今后100年的两国关系。”(24)
总之，过低评估美韩同盟的坚韧度，过低评估美国的联盟管理能力，过低评估韩国被美战略抛弃的恐惧感和挫折感；同时，过高评估中国与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和立场，过高评估中韩经贸关系的战略溢出作用，过高评估韩国左翼力量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当前中韩关系表里不一、似近实远的局面。夯实和重塑中韩关系需要中国及时采取新的对韩外交思维。
注释：
①Mike Allen and Thomas E.Ricks,"U.S.to Cut Forces in Europe,Asia",Washington Post,August 14,2004,p.A01.
②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2001,p.Ⅳ.
③"U.S.Said to Seek Regional Role for Forces in Korea",Joong Ang Daily,October 10,2003.
④News Weekly,July 24,2000.
⑤《韩美就“派遣驻韩美军到冲突地区的可能”达成原则性一致》，载[韩]《东亚日报》，2006年1月21日。
⑥《韩美就“派遣驻韩美军到冲突地区”达成一致》，载[韩]《中央日报》，2006年1月21日。
⑦《韩美就“战略灵活性”达成一致》，载[韩]《朝鲜日报》，2006年1月21日。
⑧《拥护韩美同盟的人也应发表自己的立场》，载[韩]《朝鲜日报》，2006年2月4日。
⑨《驻韩美军是韩国国家防御必要的选择》，韩国联合通讯社，2002年3月14日。
⑩转引自李军：《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内涵与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52页。
(11)南昌熙：《美日同盟的强化与驻日美军重新部署的战略构图》，载[韩]《国家战略》2005年第11卷3号，第91～92页。
(12)Yun Duk-min,"Envisaging Future of ROK-U.S.Alliance",Policy Brief,IFANS,December 2004,pp.8-12.
(13)See James J.Przystup and Kang Choi,"The U.S.-ROK Alliance:Building a Mature Partnership",INSS Special Report,March 2004.
(14)Victor D.Cha,"Forward Presence,Anti-Americanism,and the U.S.-Korea Alliance's Future",Korea Observer,Vol.33,No.4,Winter 2002,pp.507-539.
(15)Charles M.Perry,Jacquelyn K.Davis,James L.Schoff and Toshi Yoshihara,Alli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hip,Brassey's Inc.,2004,pp.53-74.
(16)杨红梅：《美韩同盟调整的动力、现状与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第45页。
(17)Cheong Wa Dae,"Global Korea: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Office of the President,June 2009.
(18)金大中(韩国著名时事评论人，而非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作者注)：《布什似乎无视韩国人对北韩的担忧》，载[韩]《朝鲜日报》2008年10月20日。
(19)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20)该观点来自作者与韩国统一部前高官文大根2009年在上海和南京的交谈。
(21)尹德敏：《韩国的战略选择：同盟、自主、多边安保》，[韩]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刊行，政策研究系列，2004年5月，第48～49页。
(22)韩国国防部：《2010年国防白皮书》，2010年12月30日。参见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12128/3739565_0.shtml
(23)李性勋：《韩政府拟推进与中国签订FTA》，载[韩]《朝鲜日报》2010年4月16日。
(24)《韩国人关注韩中峰会的理由》，载[韩]《朝鲜日报》201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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