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三十年代“《庄子》与《文选》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庄子论文,之争论文,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论争的由来及其发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围绕一两部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学术性的论争是比较常见的事，如20年代初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关于《红楼梦》作者身世的考据与讨论，40年代郭沫若、闻一多等亲自参与的关于屈原其人其诗的评价等等。这些论争由于局囿于学术性探讨的范围之内，而且许多著名作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与教授，参与讨论是发自一种内心的爱好与兴趣，讨论的质量与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在一起探讨的论点是学术史上的重要财富，有的迄今还为学术界所沿用，但其论争的过程则渐渐为人们所淡忘和忽略。相反，有个别的论争由于与时代思潮、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以致由学术缘起旋即溢出学术之范畴而进入到文化思潮斗争的领域，或者说一开始就并非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清理思想。这种论争理所当然地在学术建设上殊少成就，但其论争的过程，包括论争的缘起与发展、论争的背景与氛围以及论争双方的态度与思维特征等等，则对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流变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如发生在1933年底和1934年初，以《申报·自由谈》和《涛声》杂志为主要阵地的“《庄子》与《文选》之争”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争论。
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认为这场争论是由施蛰存挑起的，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现在回头检视当时的论争过程，应该说，这次论争的发动者正是在当时新文化思想界具有崇高地位的鲁迅。施蛰存当时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正在担负大型文学刊物《现代》的主编职务。他应《大晚报》记者之约，在“要介绍给青年的书”这一栏目中填上《庄子》与《文选》，确实是有感而发的。他说：“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①这当然已经是施蛰存受到丰之余（鲁迅）批评之后所作的辩解之言了。在他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推荐这两部书时，他是绝对料想不到此举会激起这么大的文坛风波，乃至于影响到自己的一生。施蛰存本来是一位才华超卓的小说作家，但此后他很少再搞创作，远离文坛，终于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与这次论争带给他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刺激不能说没有关系。后来文学史家们认为，正是施蛰存的这一辩解挑起了争论，因为施蛰存在辩解中语含讥讽，意气用事。表面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不然。且不说一个人遭到批评后应该拥有辩解或反击的权利，即使施蛰存在辩解时语气恭顺、态度和缓，只要他还在为读《庄子》与《文选》而辩解，这场论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鲁迅一开始批评施蛰存的劝读《庄子》、《文选》，就是把它作为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产物、一种征兆来分析的。这场论战尽管后来由于双方都有点意气用事，渐至牵涉到一些个人性的攻击与讽刺，在论争双方的个人关系上造成了令人遗憾的裂痕，但其论争的起因却是非个人性的。论争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它既包括当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冲突，文化需求的多向发展，同时也包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十余年间一种文化思维模式的膨胀。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析。笔者之所以指出鲁迅是这场论争的发动者，也就是因为在这种文化与思想冲突的背景中，鲁迅不可能不挺身而出阐述自己的主张。因而在论争伊始时，施蛰存是被动的，鲁迅则是主动的，有着明显自觉意识的。
论争在《申报·自由谈》上发端，参与者除鲁迅外，还有茅盾、陈子展、洛夫、高植、周木斋等纷纷表示意见，后来曹聚仁参与进来，在他自办的《涛志》杂志上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场论争轰轰烈烈，火气颇旺，但实际上持续不到两个月，也就匆匆收场了。个中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整个论争过程中，除了个别人对论争双方各打50板，认为这种争论“空虚”而无意义外，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站在与鲁迅相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侧面对施蛰存劝读《庄子》与《文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施蛰存则是孤家寡人，以致他把自己的辩解称之为“突围”。二是这场论争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文人所利用。由于参与论争的大多是左联成员，或者是对左联有亲近倾向的激进作家，因而，一些小报就放出传言，说是鲁迅翁发号施令，“将令一出，有声百应”，轮番出来与施蛰存论战。有一小报甚至作漫画《鲁迅翁之笛》，讥讽论争者都是小喽啰似的“群鼠”，鲁迅笛声一起，无不盲目追随。这些谣言与讥讽固然卑劣不足道，但是，左联在连续同“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论争之后，已经开始省察左联以往具有的关门倾向，施蛰存在左联与苏纹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曾经充当过两方面的联系人，虽然他本人对“第三种人”的提法未赞一辞，但他的创作倾向、兴趣与地位均属于具有民主主义倾向与自由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左联所要团结的对象。所以当小报们纷纷制造传言利用这场论争来离间左联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关系时，鲁迅在写了《感旧以后》、《扑空》、《答兼示》、《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文后即默尔而息，曹聚仁也在《论突围》一文中向施蛰存表示学术讨论并非围剿之后，偃旗息鼓而去。两年之后，生活书店请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文库载文学名著六百数十余种，其中就有《庄子》一书，主编者认为此皆为“不得不读之重要名著”。此文库的特约编辑委员有些就是参加过与施蛰存论争的学者作家。所以，并不服气的施蛰存抓住这件事发了一通牢骚，另一论争者周木斋则在《如此这般》一文中认为失败了的施蛰存是想重新估定前年那次“推荐”的价值。但这两篇文章已是论争的遥远的余波，当然不可能再掀起风浪。争论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似乎没有结论，也没有谁说服了谁。但在论争过程中显露出的现代作家对于《庄子》一书的暖昧态度，以及对文言与白话问题的思考方式，却留给后代史学家们一串长长的思索。
二 论争的背景与论争的主张
如前所述，要重新估价《庄子》、《文选》之争的意义，首先必须剖解这一论争的产生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论争发生在30年代上半叶，新文化建设上整体的狂躁与冲动情绪十分普遍。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部分，早在20年代上半叶就开始由破坏反抗转向创造建设。但是，新文学的创造建设被认为是要从废墟上开始，古代的本土文学至少在理论上已被弃若敝履，而外面泊来的座标系统又是那样地迁移转换，因人因时而易。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么多的争论，硝烟弥漫文坛，看起来似乎是理论的繁荣，实质上潜隐着新文学建设者在难以确定追求目标时的集体性的困惑与急躁。所以，施蛰存在此时提出《庄子》与《文选》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的良好读物，尽管他本人意识不到，实际上他已触及到了新文学界的一根敏感的神经，这就是从什么样的方向强化新文学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新文学建设的潜在活力。
毋庸置疑，施蛰存指出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应该从《庄子》与《文选》两部古典著作中去吸取养料，扩充字汇，这是符合新文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时代要求的。自从五四文学运动中胡适极力倡导“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样说”的白话文建设以来，由于古典文学被作为死文学而打入冷宫，口语以及元明清以来白话小说语言被推为正宗，新文学的创造实践就一直埋伏着一个很大的隐患：文学语言的日渐贫乏与粗糙。如果说20年代初期，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第一代新文学作家都有着良好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当他们进行白话文学创作时，这种深湛的修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白话口语进行锻造冶炼，因而，文学语言的隐患尚不太明晰，但到了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第二代作家在文坛上活跃开来，新文学的语言建设的问题就暴露得很充分了。因为口头语言固然新鲜、有活力，但它本身并非文学语言。口头语言是明白晓畅浅直的，而文学语言则是复合的、象喻的、涵蕴的，愈是深刻的文学愈要求它的语言具有广博圆融的意义承载力。所以，口头语言进入到文学语言文本，还须经过转化重生的过程。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吸收外来词汇以增加口语的丰富性与适应生活的变易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语言的独断、承继与不容选择的性质决定了文学语言的革新建设必须是在本民族母语的基础上进行。而且，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它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交流活动，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直接的联系，许多符码本身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使用者加给它的丰富的能指与信息，这是民族审美心理共同性得以产生的基础。断裂与民族母语的联系，也就意味着对这种审美心理共同性的抹杀。古典文学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工具文言文，虽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由当时的口语发展成为体系较为完备的书面语言，但它无疑是汉民族母语中的一种主要表达形式，它的大部分字汇并不像胡适等宣布的那样已经死亡，而是继续在汉语言文学中通过转化重造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今天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在当年，“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新生代作家既不像前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而引进的外来词汇又并没有消化而与中国语言特点糅合，如30年代的理论著述中“奥伏赫变”、“音思披里纯”等莫名其妙的词汇随处可见。其实，感觉到文学青年文字拙直、字汇太少的并非只有施蛰存，就连第一代作家中学习口头语言最有成就的散文大家朱自清对当时中学毕业生的运用字汇的能力之差也是颇有微词的。朱自清认为这是中学国文教育（即古文教育）的失误。施蛰存则主张到《文选》《庄子》中去寻找与丰富词汇，可谓智者所见略同，反映出了新文学作家中已经出现了怎样向古典文学学习、以继承传统的方式来建设新文学的语言，强化新文学语言活力的一种积极的关注与沉思。
令人遗憾的是，同本世纪许多学术讨论的命运相似，施蛰存提倡文学青年应读《庄子》《文选》，很快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并被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理由似乎很充分，第一，专制政府为了思想一统，正在掀起读经尊孔的反新文化的逆流，你偏在此时劝导青年去读《庄子》《文选》，岂不是与新文化的反动逆流同声相应？第二，左翼文化界在苏俄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正在讨论大众语问题，为了振兴普罗文艺运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奉为圭臬的元明清以来的白话文学传统已经退居幕后；工农阶级的口语功能被夸大到统领性的地位，可你偏在此时劝导青年到古代的雅文学中去寻找话字汇，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由这两条理由出发，与施蛰存论争者的主张几乎都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白话文地位，如曹聚仁说：“我为什么反对先生的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呢，动机非常简单。戴院长在第一次高等考试，以文章衡士，能文言者高掇魁元，天下糜然从风，幸而洋翰林并无出路，天下士冷了大半截；又值九一八国难突作，大院长无心衡文，语体文偷延残喘，活到如今。近来，孔庙重建，高考再作，读经之声洋洋盈耳，南方还有人表彰汉人伪作的孝经，奉为治世大典，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时代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庄子》与《文选》，叫我怎能忍得住不反对呢？”②二是生活经验比学习字汇重要，“语汇之丰富，根本上是由于经验而来，单是读几本书，是枉然的。”文学青年要学习字汇，应“到实际生活中去，要描写工厂者，进工厂去，要描写农村者，往农村去。”③三是必须“保护”文学青年，《庄子》与《文选》是封建时代的思想产物，青年读了不免要中流毒，“青年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不应该引他们走死路。若先生自己看《文选》《庄子》，我绝无异议，要介绍给青年，也叫他们去研读，窃期期以为不可。”④事情既然有了如此这般的严重性，所以，当时参加论者的一位很有权威的左联理论界人士曾郑重地宣称：“《庄子》与《文选》的斗争，现在是有客观和主观的战线，要青年开倒车的，就跑到施先生那里去，如若认为青年是跟着时代要往前迈进的，不应当向坟墓中奔跑者，即就不客气的到反对者阵营里来。”“第三者的立论，绝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够存在的”。⑤
在情绪高扬、人心激荡的革命时代里，鼓动性与独断性的政治话语的力量是远远胜过学术话语力量的。论辩的对手如此咄咄逼人地进行政治性的批判，施蛰存除了有时抓住对手的把柄作些无力的嘲讽之后，就只有连连为自己作辩解的份了。而当时一些对《庄子》一书颇有好感与研究、对施蛰存的主张抱有同情的人，也不愿意卷进论争的漩涡，怕担负起误导青年的“罪责”。这里可以郭沫若作为例证。郭沫若当时虽然蛰居日本，但他与国内文坛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国内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几次重大的文艺思想论争，郭沫若都曾撰文参加讨论。他对国内文坛的动向也是密切关注着的，再加上他当时正在潜心研究古代历史与典籍，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发生在国内著名大报上的这次有关《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居然会无动于衷。但他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十余年后，他才吐露了自己的看法。“往年曾经闹过读《庄子》与《文选》的问题，经过鲁迅指责，在近人的论调中还时时发现其微波；但平心而论，这两部书依然是值得一读的。”⑥在稍后一次向文学青年的讲演中，郭沫若更明确地表示“五四过后有些人过于偏激，斥一切线装书为无用，为有毒，这种观点是应该改变的时候了。我自己要坦白的承认，我在中国古书中爱读《庄子》《楚辞》《史记》，这些书对于我只有好处，并没有怎样的毒。”⑦像郭沫若这种性情冲动的作家当时竟不愿意加入论争为施蛰存的主张说句客观的评价，可见，在新文学白话语体建设走上日益狭窄的道路的情况下，要提出从古典文体中寻找与丰富白话语体文的字汇的主张是多么的艰难与不合时宜。尽管左翼文学界意识到关门倾向的严重性而自动休止了论争，但是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强力干预，终于压制住了这次有可能强化语体文与母语传统之间联系的带有必然性的偶发的努力。
三 论争夭折的主体心理探源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缓慢的、滞重的，但有时历史的脚步却快得让人无暇思索，新旧时代就已经莅临。今天，《庄子》与《文先》中的某些优秀篇什已经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庄子》不仅在一些高等学府里成为高年级学生选修的课程，而且成了文史类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人们站在今天的视点上回眸反顾，一定会诧异，不理解为什么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读读《庄子》与《文选》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会被人弄得那么复杂，一个对文学青年不无裨益至少没有害处的建议为什么会被人目为洪水猛兽，必欲“给一无情的严厉打击”？前面，所述论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政治情势与学术活动的相悖、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介入，这些都是论争所以发生与夭折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原因只是外在的。为什么这些外在的因素能在新文学建设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关键在于新文学作家群体本身（包括思维模式、认知心理等等）已经出现问题。
中国社会由千百年的中世纪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是由外部力量强行推动的，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遽然的，仅仅只有短短的数十年，远不如西方文明由中世纪跨入近代文明那样从容与主动。在两个社会形态转化的夹缝中崛起的改革家们，不得不一方面张开胸膛迎接西方文化滚滚而来的剧烈冲撞，一方面挺起腰杆承受本土文化传统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确实太沉重了，以致改革家们每一次向文化传统提出革命的要求时，都不得不摆出一副“逼上梁山”的悲壮架式，不得不有意实施一种矫枉过正的论辩方法，不得不特别地采用一种“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独断论语气来增强自己的勇气与信心。这种情况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自觉。当时有人向《新青年》提意见不要扬西抑东，而陈独秀大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进，犹属望尘，慎勿抑扬过当为虑。”⑧可见他们在推行白话文运动时要的就是这种偏激与独断。所以，要建立国民文学，就必须推倒贵族文学；要建立写实文学，就必须推倒古典文学；要建立社会文学，就必须推倒山林文学。要推行白话，就必须灭掉文言，要建设新文学，就必须横扫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在文化冲突特别尖锐对立的特殊氛围中，这种偏激与独断的形而上学最容易为文学作家群体互相感应，糜然成风，从而演变成一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复杂的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状态被简化为一对对水火不容的对抗性矛盾，新与旧、雅与俗、白话与文言、传统与革新，对其中一项的拥护必然包含对另一项的反对。从五四以来，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逻辑被公认为最具革命性，几十年新文学作家一直是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推动历史的。
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方式的操演，必然使施蛰存的批判者们陷入一个个理论的误区。这里我们略举数例来说明。譬如，有的论者为了确立白话文的正宗地位，坚决否认文学语言的承继性，声称“古人不必赖前人书，而能自创新语，今人知识易求，生活更繁，反而要从前人书中找语汇，这是退化论的意见。”⑨这种观点无疑是把民族语言的源与流割裂对立开来了。现实的生活当然是语汇产生的源泉，但几千年来民族文化典籍则是民族母语奔腾不息的河流。在这语言之流中，新的源泉不断汇入，而河床进程的曲折蜿蜒也会使一些语汇沉积消失，但只有将现实之源与典籍之流不断地交汇创生，民族语言才会永葆其生命的活力。否定继承就是拒绝民族母语的生命之流，没有这一生命之流的灌溉，所谓现实之源也就成了涓滴之水，难免枯竭。就连批判者们也承认的文学青年的文字拙直粗糙，无疑便是缺少民族典籍文化之流的灌溉。可惜批判者们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反而以偏概全，强辞夺理。比如有的论者以“子虚”“上林”两篇最为佶屈赘牙的大赋为例来否定阅读古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但是，人们不是也可以举出《庄子》的秋水马蹄之类文辞优美晓畅的篇章来作反驳吗？有的批判者则把作者的思想观念的成熟与文学语言的技巧生硬地对立开来。当施蛰存以鲁迅为例来说明从古书中学点字汇对创作能有裨益时，有的批判者就反驳说：“鲁迅的新文章写得好，其原因是思想与观念的成熟，所以中学生与其读《庄子》《文选》，不如把功夫用在思想与观念的训练上与新知识的增加上。”⑩这里争论的前提当然是如何作好文章，而不是如何修炼人格，而要作好文章，如果仅仅只是强调思想与观念的修养而不重视表达技巧的训练，显然也是片面之辞，不足以服人，也并不合符鲁迅作为新文学大家的成长历史的。还有的论者甚至认为“现在的新文学是继承了世界文学传统的，采用的是外国的方法，所以中学生到《庄子》《文选》中去寻找词汇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11)论者虽然是就读《庄子》与《文选》而言，但其言论背后的思维路线显然是把学习西方文学与继承古典传统对立起来了。鲁迅在这次论争中写的一些文章，多系针对文化人的复古心态与文化现象而发，眼光锐利，分析深刻，但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结论时，即使贤如鲁迅，也似乎并没有贯彻他一向注重的辩证思维。譬如他讽刺刘半农：“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哪一方面呢？”(12)我们认为，教授如此刻薄当然是可笑的，但写错字尤其是如此通行的字也并不值得宽宥。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这次论争之所以没有取得本应该取得的理论成就，并不仅仅是由于论争双方的意气用事，更主要的是由于批评者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雍蔽了论争双方进行沟通的渠道。论争本身是场对话，对话者不仅要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而且要首先弄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双方才能找到共同的对话基点，把问题的探讨深入或者提升到新的理论层次。而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并不需要去寻找共同的对话基点，而且它使用的是一种权威话语，我自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我要拥护自己的主张，就一定要打倒你的主张。施蛰存在论争中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在这一次所谓论争中我经验到现在的作文者（或说文人）太会‘挑字眼儿’，太会‘曲解’。我曾一再说明我的推荐《庄子》与《文选》的态度和意义，我并没有叫一切青年非读这两部书不可，我并不是说一切青年只要读了这两部书就得救了，可以不必管到其他一切现代青年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些声明，始终没有人了解的，一定要拿我当作一个开倒车的蟊贼似地骂我：‘为什么一定要看这两部书。’”(13)这段话大致描绘出了这场论争过程的基本特征，而所谓“挑字眼儿”和“曲解”正是二元对抗思维模式在论争中经常采用的手法。施蛰存不愿充当洋场恶少，默尔而自息了，像郭沫若这类并不以批判者的意见为然的现代作家也不愿参与意见，剩下的倒是一些文坛好事之徒利用论争散布流言。这场本来对新文学的创造与建设会有一定理论意义的争论，就这样在二元对抗性思维模式的控制下窒息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现代文学史是把这场论争放在反封建复古思潮的逆流中加以论述的，把它作为新文学理论斗争的一项成果，而一些比较慎重的史家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存而不论。对于前一种文学史定性，处在今天的理论水准与认识能力上，恐怕支持者不会太多了。但回避也不是办法，它显示了史家们为贤者讳与为真理争之间的二难心态。我认为，《庄子》与《文选》之争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一件很重要的论争，涉及到的人也并不是很广泛，但是，它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作家在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承继关系上的精神焦灼与困惑，暴露出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怎样通过各式各样的论争，积淀在现代作家的主体精神结构之中，影响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建设与理论水平的提高。文学史家们应该从这种角度对《庄子》《文选》之争予以相当的重视，以鉴现在与未来。
注释：
①《〈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15日。
②④《论“突围”》，《涛声》2卷44期。
③⑨致立：《一点异议》，《申报·自由谈》10月20日。
⑤洛夫：《咱有点疑义》，《涛声》2卷44期。
⑥《今昔蒲剑·今昔集》，《沫若文选》12卷254页。
⑦《略论文学的语言》，重庆《文坛》1943年4月。
⑧《答张永年信》。
⑩(11)高植：《识字与用字》，《申报·自由谈》10月19日。
(12)《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5卷第335页。
(13)《关于围剿》，《涛声》2卷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