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的尴尬与颉颃——社群文化视阈中的“学衡”重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社群论文,尴尬论文,文化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1-0159-0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学衡派”表面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际上“学衡”无论作为一个杂志的存在，还是由杂志形成的一支作者队伍的独立文化群体而言，从其开始被新文化的主流确认“复古”、“反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平反”定位的文化保守主义，再到文学史约定俗成的“学衡派”。在近百年“学衡”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学衡”可以说一直处于“尴尬与颉颃”之状态。它本是一个松散自由的文化杂志的作者群，却长期“被”确立为一个打杀的派别，即便现在趋同认知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有“派”的贬意。它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场域里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学衡”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早将现代文人自由思想、学术派别与政治党派相混淆模糊的群体。社群文化视阈强调的是，任何一个群体的存在首先置于人与事的文化关系中，非单一的身份和角色，更不是某某派别给定的。我认为“学衡”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的观照，必须认真还原和厘清三组关系的脉络：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元对立与现代“文人”自由思想；二，文化命脉的承传与现代“文人”立场的坚守；三，一个标榜“主义”的时代与现代“文人”聚散非主义情性。这中间“学衡”独立知识分子个体与群体学术品格的形成过程，既始终伴随着文化承传的坚守，又面对着文化新旧裂变的是是非非。“学衡”的命运和现代中国文学流派的生成有着值得反省的学术话题。为此，今天“学衡”重估的重心不在什么派别之定位，而是更为深入细致地清理诸多关系中的“学衡”存在之由、变迁之故，珍视“学衡”艰难行进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学衡派”的由来是不能脱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体二元对立的思想文化氛围的，同时，也不能够否认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现代“文人”自由知识分子思想解放之先河。只有在对立和冲突中才最能够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学衡”的核心人物是梅光迪，他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发起者胡适、陈独秀，不仅是安徽同乡而且与胡适先后赴美留学。胡适“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文学改良的动因，被“逼上梁山”闹起五四文学革命的缘起[1]，正是1915-1917年在美留学的期间，他与“学衡”的梅光迪、任鸿隽两人在白话可否做诗与文、白话与文言死/活上的激烈争论。最初，梅光迪反对白话的新文学之辩论，不是新观念新事物的不理解，而是多有个人自负过高，不随意附和他人之故，用他的话说“TOO SCEPTICEL TOO INDENDECT(太过怀疑，太过有主见)”[2]。而胡适旧文人气息多恭谦，提倡文学革命用词“刍议”(《文学改良刍议》)、“尝试”(《尝试集》)。即便1922年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杂志创刊号后，也就随兴调侃，回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你怕不怕？’/老胡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学衡”之前的胡适与梅光迪等的论辩新旧文学纯属学术分歧，彼此是友好而轻松的，可是随着国内胡、陈大张旗鼓发动五四文学革命后，学术意见的讨论也就转向了越演越烈的争议，并且经“老革命党”“一个坚强的革命家”陈独秀“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3]。关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4]。陈独秀的态度如此鲜明而坚定。正是“革命”“运动”的思维和方式，五四运动之后，《学衡》杂志的诞生也就意味着批判的开始。 由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中坚的《学衡》杂志，1922年1月在南京创刊，在“简章”和“弁言”中表明该刊的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里虽然有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者认同的“融化新知”的接受西学，但是“昌明国粹”，激烈推崇文言文、以“籀绎之作必趋雅音”，显然是与新文化新文学针锋相对的。本来，五四整体文化氛围学术争鸣的“兼容并包”，有这一不同声音也并不为怪。比如，鲁迅那篇著名的《估〈学衡〉》虽是杂文笔法，但也是针对“学衡”发表的文章逐篇在评述，以应对“《学衡》诸公的说理”[5]。还有周作人对《学衡》的“复古”也很宽容，不论是事后忆起，认为他们“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还是当时就说，他们“只是新文化学的旁支决不是敌人”，“不必去太歧视他们”[6]。 问题的关键是，《学衡》诞生前后正值新文化运动分化之时，也就是新文学新文化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一方面五四新文化以来共生并进的反对声音尚不绝于耳，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林琴南)最先起来维护旧观念，直指新文化的倡导者是“覆孔孟，铲伦常”，并且视白话文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7]。还有刘师培、黄侃创办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己任。与此同时，紧随《学衡》其后相呼应的南京高师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编辑的《文哲学报》1922年3月创刊；《缃君》文学季刊1922年6月在长沙创刊；《华国》月刊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为社长；还有《智识》旬报等报刊问世，他们均互相转载文章，同声一气“昌明国粹”，绝不与新文化新文学为伍。另一方面，以“新青年”为代表新文化阵营的内部，经历从“问题与主义”到“整理国故”论争后的分野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被捕，胡适编辑《每周评论》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后发起筹办《读书杂志》，附于1922年创办的《努力周报》刊行；1923年1月创刊《国学季刊》宣言称“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来整理与解释”三大主张。显然，在新旧思想文化界论战中、新文化的分化之时，1922年的“学衡”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维护旧文学死守国粹的代表，首当其冲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围攻和批判。 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学衡派”的命名，最早是出自1935年第一个十年“新文学大系”由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中的第三编标题“学衡派的反攻”之命名，“导言”中郑振铎称为“胡梅派”。[8]实际上，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学新文化倡导者就以“不容匡正”的主流姿态，将“学衡”的抗争置于对立面，通常还只是新旧文学观、文化观点的分歧，在认知态度上温和与激进的差异。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变革情势的政治转向，学术论争的观点对立逐渐发生了绝对打杀的派别倾斜。 “学衡”作为反对派、复古(旧)派、反动派的认知逐渐加码，实际上，一种文化学术“流派”的认知弱化，而党同伐异意味的政治“派别”渐浓。在1935年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从来自“学衡”内外三方面史料可见：(一)论辩所指对象已非个人而是群体。比如最早1919年5月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长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的改良论》，最先明确地表露对立双方的两“班”势力相斗的信息。(二)“学衡”自身也不自觉地以“新与旧”应对，也借政治话语反批评。在1923年9月-1924年7月的《学衡》上，吴芳吉在“再论、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的长篇文章中，针对新文学的历史进化观、胡适的“八不主义”等辨析，却全篇统一冠名“新派”直指新文学的倡导者。1922年2月底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文章中就已经以“群众运动”“党徒”“垄断”“专制之势”等[9]带有强烈派别情绪和政治论战的术语来评述新文化新文学了。(三)文学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合流，新文化反对派的“学衡”身份之确定。且不说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茅盾，在1920-1924年前后，发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文学界的反动运动》等系列文章强化了新旧文学的二元对立，旗帜鲜明地表示目前文学与政治一样是“反动运动”，“已经到了最高潮”。还有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1924年1月的《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就直接点名“文学之中‘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同当时思想战线上的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自治派、三民主义的政治家等有很多相同，呼吁联合起来，“对这一些思想反动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10]。同时期前后，在《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晨报副刊》等报刊上，也不乏有批评守旧传统，坚持复古的大量文章。比如，192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改刊《文学》的宣言就明确强调“认清我们的‘敌’和‘友’”，只要“抱传统文艺观”，“我们则认他们为‘敌’”。1924年8月又撰文《新与旧》讽刺“学衡”诸君是“‘遗少’的青年们”[11]。至此，一方面“学衡”明确的文化复古立场自然而然地纳入五四新文化分化反对者之列，另一方面思想文化革命以政治化思维和方式之取向，“学衡”也是必然跌入了革命式声讨围剿的泥沼。 由此可见，“学衡”1922年问世后，始终没有获得一个容忍它作为一个自然生成的文化学术流派而存在。他们以坚守“道德理性”和文学传统的“模仿”、追求文化历史的“纯理智、纯知识”，反对启蒙批判理性的怀疑和激进。这些学术思想和文化立场虽然十分鲜明具有个性，但是没有人能够认真倾听胡先骕《文学之标准》、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汤用彤《印度哲学之起源》佛学研究、王国维古文字研究等等学术文化历史思想之我见。而一味任凭着变革之中的现代性的焦虑，“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之鼓动[12]，再加客观上，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迅速激变的推手，历史将学术流派的生成的论辩，变成了“反攻”“攻击”“斗争”的政治讨伐。历史的回溯不是苛求或简单评判，而是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之启示。“学衡”文化特性与其生存命运的悖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流派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典型性。 严家炎在研究现代小说流派时说，“流派”无论是文化学术的还是文学创作的，“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而且由于他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因此，这种文学现象也令人注目”[13]。它的形成“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自然形成的，通过作品来显示了自己的特点的，而不是认为地主观地划分出来的”[14]。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容丰富多彩，名家辈出，创作繁荣，这与众多“自然形成”有“特色”的文学流派纷呈密切相关。1922年的“学衡派”是以《学衡》杂志作者为主体的文化学术群体。五四高潮刚刚过去，新文化革新运动面临着新的抉择。“学衡”重树“文言”，寻踪传统文化精髓的历史延续和表达方式，以反思新文化倡导中“废文言崇白话”之利弊。这何尝不是时代驱动下的一种“自然形成”文化多元对话的可能。同时，它明确提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作为一支独立文化派别学术“特色”也是鲜明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正是秉承独立人格、学术乃“公器”。但是，历史往往并非尽遂人意。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有特色的流派如鸳鸯蝴蝶派、新月派、京派、七月派等，几乎均走了一条与“学衡派”同样命运的曲折之路。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偏重文学的休闲和娱乐，追求形式的通俗性，并借助报刊传媒运作，以适应刚刚新兴的市民对象为主体接受者的需求。在他们身上是最早最具代表性地传达出中国社会历史转变中“现代”气息的。可是，它的鼎盛时期正面临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讨伐接踵而来。五四之前对其“肉麻”“嫖客”“黑幕大观”等指责；接着文学研究会直指“游戏”和“消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世纪30年代初，一是《申报·自由谈》辟“春秋”以引起读者兴趣又触发论争；一是革命文学运动深入，左翼文艺批判鸳鸯蝴蝶派“维新的封建道德”，“改良礼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至此鸳鸯蝴蝶派恶名远扬，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花花公子的代名词。20世纪20年代初叶，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归来的青年聚合，从文学沙龙酝酿的新月社到筹办新月书店，再到1928年《新月》杂志的问世，新月派随之产生。新月群体也是信奉欧美新人文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从反思五四新诗诗体的大解放和情感的放纵，提出“理性节制情感”，追求唯美、纯正现代新格律诗的创作原则。群体松散而流动较大，大家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自觉坚守道德理性的自律，及“人性”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样，“新月”的流派风格形成之时，遭遇过革命文学的兴盛，普罗文艺运动提出的“阶级社会的艺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大众化。恰恰是在批判反动诗人、布尔乔亚“开山”又是“末代”诗人徐志摩，批判文学的超阶级性，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中，我们才逐渐知道了文学史的新月派。20世纪30年代文坛有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该流派形成原初出于南北地域戏曲演出不同风格派系，后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人们看重超越地域的“京派与海派”，是沈从文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暗中指责“海派”作家的商业化现象，引发的这场文坛广泛论争，及最后集中到沈从文的文学独立性的坚持，也是由批判“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反对作家从政”激发了人们要深入认识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群体文学特色和美学追求。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中诞生的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本质上是坚持为民族而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流派，只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解上强调了主观拥抱客观，即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与周扬等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阐释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的“讲话”精神上发生了分歧。从延安文学时期到建国后，逐步升级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涉猎人员之多，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了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创作流派的“七月”，令人难以置信。 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终刊，“学衡”11年形成了以杂志作者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群体，无论自身还是历史都承载着一段不能忘记的文化过渡和转折。在历史激变中，他们义无反顾坚守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又是最先接受和传播外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完整推进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今天重新回顾这个流派的形成过程，旨在尊重历史、理解历史，尽可能还原、走近历史，更在于激发我们思考当代文学文化的生存发展。就文坛学界言，学术与文学流派的生存是文学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但是，它需要大时代的呼唤，历史重大转折时期的推波助澜，更需要赖以生成发展之文化氛围宽松自由。就个体聚合的群体而言，自由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独立人格的风骨，鲜明学术理念或自我追求的艺术美学精神，影响带动着一批志向趣味相投的自觉追随者。就流派风格形成而言，特色个性越是鲜明的流派越是呈现其极端的排他性、小团体性、边缘性。它自然会受到主流话语所排斥，这中间的势不两立和互相攻诋往往是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尴尬。这正是流派生存的不幸和有幸的悖论。 重述“学衡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被批判的历史，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也不是要肯定这些流派的完美。任何事物都是正反的、矛盾的、优劣的，更是变化发展的。社群流派的自然生态也不例外。批判、斗争、论争和独立个性、平等对话、学术论辩的相互交织状态，就是现代中国文学流派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常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胡适与梅光迪私下的交锋，没有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公开叫板，那么还有我们今天谈不尽的“学衡”话题吗？今昔“学衡”应该如是观。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学衡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梅光迪论文; 新文化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