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语言论文,背景下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7）01 —0087—07
一、语言学转向：背景和小说语言变异之潮
“语言学转向”首先是哲学概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名为《语言论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者通过理解当下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中这种关于语言问题的自觉，人们通常用“语言学转向”来表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9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更在德国和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伽达默尔总结20世纪西方哲学时说：“语言问题已在本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1] 这是对“语言学转向”改变现代哲学研究走向的符合学术事实的评述。
对语言的推崇和关注使得西方现代文论在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后，文学语言基本上摆脱了以往的附属地位，成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在后来的“新批评”、结构主义那里，文学语言不只是第一要素，还是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本身，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语言。一连串的新术语诸如“反常化”、“陌生化”、“结构”、“文本”等，取代了传统的“再现”、“形象”、“创作方法”、“思想意义”，成为新的主要理论范畴。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其他理论流派也纷纷叛离传统的文学语言观，重新定位文学语言，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有关文学语言的各种观点。至此，文学语言第一次被当作一个显要问题得到各家各派的关注和研究。
上述思潮从80年代中期陆续被引介到国内，并使语言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前沿问题，谭好哲在《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中这样描述：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的立足点转向语言之思，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展现。人们有关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诸种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总体形态、影响功能和接受方式以及判断与阐释的标准与方法，在新时期的理论视野中以新的研究状态重新亮相[2]。
小说语言研究强调自己的哲学性支点和时代的理论需求，不能回避由“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研究视点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变革。这既是哲学研究的前沿态势在小说语言研究领域的影响与投射，也体现了小说语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的历史要求。
1979年，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意识流”小说《夜的眼》，与其他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相比，王蒙的这篇小说，不是以反映社会内容的重大和深刻受人瞩目，而是以语言的怪异和特别吸引阅读的。此后两三年时间里，王蒙抛出了一系列同类小说，作家在他的小说序言中总结了语言变异对惯常的阅读心理产生的审美震荡，指出这一变异对习惯于听故事、习惯于那些按浅显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文本的普通读者，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80年代中期，一批在语言方式上走得更远的作品颇受文坛关注：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上海文学》1985年2期）、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2期）、莫言《透明的胡萝》（《中国作家》1985年2期）、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3期）、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6期）、徐星《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7期）、残雪《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1985年8期）。这些作品，在新时期文坛引起过巨大的震动， 主要是由于文本表现出明显的语言变异特征而引起的经验变异和感觉变异。这种现象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语言学转向”的文化背景丰富了这类学术研究的观察点和解析角度。
新时期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由于研究者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的不同而体现出研究视野的区别：即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文学的研究视野；语言学——文艺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三者在概念认同、阐释路径方面有交叉，也有区别，研究各有侧重。
二、语言学视野中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
此类研究多从语言的使用层面，分析言语使用者有意突破语言规范，所追求的特殊表达效果。常按语言诸要素的变异运用情形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作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文字变异的分析。王培基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现象的调查与简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对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各类代表性作品的语言变异现象作了细致的抽样调查，通过数据揭示了文学语言各层面、各分语体的变异句与常规句的计量关系，提供了阐明文学语言性质及独创性特征的实证。并按语言诸要素的变化运用情形划分为语音变异、词语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文字变异等。
郑贵友《新时期语言变异现象概观》（《东方论坛》）1996年第2 期）从语表形式上的求新求异、语用手段的异彩纷呈、语体风格的交叉融合三个方面，对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小说语言变异现象作了概括性的考察。
江南对小说语言变异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她在《新潮小说语言变异摭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指出：8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几乎是前所未有地被强化了，许多新潮作家视语言为本体，将自己在语言形式上的开掘视为创作的首要目的。因此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比，新潮作家似乎不再循规蹈矩了，他们的语言出现了更多的变异，更经常地超越日常语言的规范，显示了相当新奇同时也相当芜杂的特点。江南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异：超常用词、超常搭配、有意识地望文生义、语言的“粗放经营”与集约式叙述，词语使用的杂色化。她最后指出：文学最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新时期所有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也大都同时是在语言变异方面积极的开拓者，但是如果说新潮作家在创造方面的成就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阐释，那么，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探险则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而这些正是现代修辞学应当承担的任务。江南在《新潮作家语言形式探索的三个向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7 期）中探索了新潮作家的修辞追求：通过对汉语音韵美的发掘凸现语言的指称功能、通过独特的语言形式表达特殊的情感体验、通过陌生化手法强化语言的审美表现力；在《语言的变异与创新——莫言小说语言实验阐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中，总结了莫言小说语言变异实验， 具体分析了其词语创新的两大途径：一是用变异手法改造旧词。包括：更换语素 （字、词）型、拆词重组型、截取语素（字、词）型、
语素（字、词）颠倒、紧缩型。二是在现有词汇外自创新词，包括：言语新词、生造词语。
祝敏青《文学语言的多维空间》一书中，专章讨论了语言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异：语音变异、词语与语义变异、语法变异、事理逻辑的变异。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她注意了文学角度的文学语言变异研究，书中又专章讨论了：叙事话语的狂欢——线性组合的跳跃、叙事话语与人物话语的交织错落；当代文学语符的解构；从颠覆到平衡——语符的重建。但所阐释的路径，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
冯广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硕士论文《试论词语的超常搭配》开始，到1992年出版的《变异修辞学》，1993出版的《超常搭配》，1994年与冯学锋合著《文学语言学》，1996出版的《艺术语言六十法》，都把语言变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的研究始终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修辞学理论做指导，在《变异修辞学》中，引入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概念，然后从语言结构入手，用修辞学的观点对语言变异（确切地说是言语变异）现象进行研究，尤其对共时的言语变异作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在《超常搭配》中，他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切入，通过研究语言的组合关系来研究词语搭配问题，或者说，通过研究词语搭配来研究语言的组合关系，进而从修辞学角度入手，探讨超常搭配问题，并力图从修辞学、语义学、语法学和逻辑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考察，从而提示出词语搭配的内部规律和外部功能[3]。
语言学研究视角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研究主体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及阐释路径大体相同：采用一般语言学的概念术语，关注小说文本的语言层面，对变异的语言形式作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如从词语的拆用、翻造、别解、序换、奇说等方面论析作品语言的变异美，揭示相关的修辞原理。分析作品中所运用的夸张、比喻、比拟、引申、反讽等修辞手法。从构成语言诸要素的各个方面：语音、文字、语汇、语法等，分析探讨小说的语言变异艺术。所阐释的路径是：起于语言学又止于语言学，具体的操作程序：“找出作品中语言运用效果好的词、句、段；指出这些词、句、段运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技巧；分析这些词、句、段所运用的修辞技巧为什么是效果优化的；运用语言学的理论资源、思维方式完成以上程序；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以上程序。”[4] 从研究者关于小说语言变异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小说语言变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语言的具体运用方面，从文本中抽取例证的可证实性及具体可感性，研究时忽略了语词、话语、文本之间的联系。虽然分析了文本中鲜活的语言，但却架空了文本。它所关注的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体，分析模式注重的是结合语境对具体文本语言层面的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结构组织的功能变异，作审美意义的分析，但分析时不是从词语分析向文本分析延伸、从句子分析向文本分析延伸、从语段分析向文本分析延伸的“逐层推进”式的研读，而是选择文本中突出性的语段进行分析，如：某些超常使用的词语，违反常规的句子，违反常规的句际衔接等，并进一步挖掘这些异于常规的突出性语言特征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及探查作者写作时的深层心理。这是一种“从语言到语言”的点状研究方式，“有句而无篇”。
三、文学视野中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
黄子平是文学界较早关注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一系列短文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说。他十分重视语言在文学上的意义，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在《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1期）中强调：“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语言之中的线索”。因而他呼吁“文学批评应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去引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李国涛则是较早重视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的批评家，他在《经验的世界和语言的世界》（《山西文学》1986年第12期）等文章中，通过对新时期一些作家作品在语言方面的变异的探析，论述了语言追求与文体营造的关系。认为作家们对语言的自觉，在于他们不再“苦苦着力于‘再现’经验世界。”罗强烈《主体性与文学语言的选择》（《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更为明确地把小说语言的变异看作“创作方法的选择”的结果，而这在根本上又基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面貌的不同理解”。程德培《当前小说创作中的新因素》（《黄河》1985年第8 期）专列一节论述了小说语言表现力问题，他在简述了何立伟、贾平凹、阿城等人的语言追求后指出：在这些作家那里，“语言不仅只是一种表达的‘符号’”，“而且还是结合着个人乃至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思维方式的”。陈昭明《新时期小说语言探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更加鲜明地指出：“语言不仅是表现小说内容的载体、工具，语言本身也具有独立的审美值；语言不仅表现思想意义，而且创造思想意义。”赵卫东《新时期以来小说语言革新的几个特点》（《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新时期以来，小说家在经受了语言的痛苦之后，催生出先锋派等激进的小说实验潮流，因为变异了的小说语言所承载的，必然是更新了的小说艺术模式，从宏观上说，作为动态平衡的符号系统的小说语言，跟小说艺术秩序从解构到重构的无限运动过程相表里，新时期小说语言与20世纪前半叶的小说语言相比，表现出雅致化、粗俗化和陌生化的特点，这一特点又与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不断转型的大语境相关，折射出作家创作方法的日趋丰富，创作心态的更加开放，以及小说家对小说特征与类型认识的不断深化。
还有一些文章对小说创作中语言变异的各种形态进行了理论的描述与概括。比如，李国涛《缭乱的文体》（《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对小说中成语的妙用以及语言的古体化、散文化、杂文化、诗化倾向的做了系统梳理，徐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现象》（《文学评论家》1987年第2期）对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数理语言、 日常生活语言、电报式语言和其它社会实用语言进行了分类概述，白桦《语体与文体》（《小说选刊》1978年第4 期）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小说语言变异中的新文言体和新方言体的两大倾向进行了述说。这些文章均由作品的实例考察中立论，力求捕捉和呈显小说语言纷繁变异的内在轨迹和基本走向。陈金泉《当代小说非规范化语言的包孕美》（《文艺争鸣》1988年第1期）从小说语言规范化与非规范化角度研究小说语言，肯定了非规范化语言给小说带来的生机。并以王蒙、莫言、阿城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依据，从杂、乱、反、缺四个方面论证了非规范化语言在新时期作家创作中的运用。
周源《论新时期小说作家的语言追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5 期）敏感地意识到：语言学转向前的语言变异“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而王蒙等“小说语言的追求吻合着具体历史阶段中人们的情绪波动和思想变化”；王蒙的小说语言即便是“一种形式上的操作”，“也能透露出现代人特有的意识和心灵状态”。并进一步指出： 1985年以后的小说语言革命首先是一种文本语言的体验性密集。无论是刘索拉的荒谬嬉戏，还是残雪的意象重叠与抽象再现，无论是孙甘露的似梦非梦及语言隔阂，还是莫言感觉分解与复合，都实际地表现为作者对语言的主观加工，意在通过语句、语段参差错落的排列达到与人类生命的同构效应。他们越过了语言的普遍原则和规律，力图使语言反映内在生命的种种认识和感受；寻根派小说作家则尽心开掘语言的丰富内涵，研究者不是对小说文本进行语言学目的的分析，而是深入到语言形式的深层，探析其幽潜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内涵。在薛毅看来：“刘索拉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特点产生于她理想与现实的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富有创造精神的自我扩张的梦幻，一方面是平庸而又烦躁的渺小人生，她没有使这两者形成悲剧性的冲突，而是表现这双重控制下的人的精神世界……”（《刘索拉小说的语言及精神世界》，《当代文坛》1989年第3 期）程栋在《新时期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应》（《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 期）描述了新时期先锋派作家通过句子成分多重并列、语体变化、无句读和随意句读、小说写作过程的被述等等，造成陌生化，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尽可能多的能指拓展了主体审美想象的可能，使其在接受过程的再创造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
文学视角的小说语言变异分析，较多地引进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思维方法也受到语言学转向后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影响，李劼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中的一段评论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阿城从不坐实具体的物象，而通常以“乱得不能再乱”这样的叙述方式在小说中留下大量的空白。他的小说无物言之，却无不言之，使读者的阅读产生连续不断的想像。这种叙述方式的叙述魅力不在于故事结构和叙事结构的丰富多变上，而在于叙述语言在小说画面上所留下的疏密程度和修辞弹性上。而且不仅是《棋王》，几乎是阿城的所有小说，都是由这种写意性的叙事方式构成的。而他的全部小说语言，又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基本句式——车站上乱得不能再乱。反过来说，这个句子包含着阿城小说的全部语言信息。至于阿城后来在《遍地风流》中所作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原因也就在于他把这个句式的写意性下降成了一种修辞操作。
这样的批评话语，在语言学转向之前，在语言学研究视角中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中都是极少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前的小说语言研究：当人们进入句子时，他们的兴趣在于语法修辞上，而进入到叙事层面后，又把句子结构一脚踢开而沉溺于小说的故事结构（不是叙事结构）。李劼摆脱了语言学转向前的小说语言研究将句子和叙事断然分开的分析模式，研究者在力图求证小说文本和句子结构中的某种对称性。这反映出研究者新的认知方式和阐释角度。不足300 字的学术话语便已凸显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的渗透。示如表1：
王一川对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的修辞学阐释，引进了文学心理学概念“意识”、“无意识”，打开了小说语言研究的传统术语“象征”的解释空间。作者从“黄河作为父亲的象征”切入分析，认为小说主人公意识中的敬父情绪和无意识中的仇父情绪，交织在“黄河——父亲”的象征中，敬父情绪使他渴慕黄河、寻找黄河；仇父情绪使他征服黄河、横渡黄河。寻找黄河、横渡黄河的行为，象征小说主人公的成人仪式。寻河象征寻父，渡河象征弑父。主人公的成人仪式通过弑父卫母（他的母亲被父亲遗弃）印证自己关于“我就要成人了”的男子汉宣言。
文学视角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侧重的是小说的文本分析，基本操作程序是：“找出语言学知识谱系中的相关概念；借用这些概念，分析文学文本，但可能偏离概念的语言学内涵；根据现成的语言学概念，仿造新概念，分析文学文本，但往往丢弃语言实例；运用文学的理论资源、思维方式完成以上程序；运用文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以上程序。这种操作程序通常能够很好地解
释文学文本，不能解释文学文本如何以语言的方式而存在。研究者有不同的解读策略，也有不同的缺陷，例如：抓住了文学，丢掉了语言；抓住了部分语言概念，架空了文学文本中可分析的鲜活语言；抓住了文学文本中可分析的鲜活语言，缺少通过语言学的路径进入这种鲜活语言的操作实践。”[4] 从上述操作程序可以看出，文学视角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研究者注重的是文本分析，但缺乏形而下的语言形式的分析，形而上的审美文化分析，便会流于“有篇无句”的没有根基的架空分析。
四、语言学——文艺美学相结合的视角
语言学转向拉动了小说语言研究，但是小说语言研究不是纯语学的研究，也不是纯文学的研究，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呼吁：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得意莫忘言”。与此同时，南帆《小说语言：功能的开发与实验》（《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2期）、谭学纯、唐跃《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 （《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 期）把小说语言的功能开发和实验小说语言变异的价值测定纳入理论视野，研究思路与崔道怡、朱伟《语言——小说的一切》（《希望》1988年第4期）、李国涛《由语言而悟小说》（《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异曲同工，凸现出“从语言到文本”的由点到面的小说语言研究方式的理论探索。
对此，高万云作了很有见地的理论表述：文学语言是语言的最高存在方式；是一种具有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是作家对文学性和语言性的综合性展示，也是心理场、语言场、文化场和审美场交互作用下的智慧性运作。《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一书的命名表明了作者力图追求的宏阔研究视野。在文学语言异变规律一章中，他认为文学语言所呈现出的复杂的变异，“既是语言本身的自律性变化，又是文学传达的他律性促动”[3]。以此为出发点， 研究了语法的律变、语义的流变、语体的场变、语音的谐变、语链的形变。他力图在作品分析的实际操作中实践自己的理论，但由于研究者扎实的语言学功底，以及根深蒂固的语言学研究模式的迁拉，当理论表述转换为实际操作的时候，却经常显示出后者的力不从心：理论上，小说语言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是一旦离开思辨的王国，通过具体的文本使自己的理论对象化的时候，又每每习惯性地把语言拖回到解经的古老地位。不过，无论是理论倡导，还是实际操作，不能不说他是在文学与语言相结合的这条研究道路上走得较远的一位。
80年代中期以来，谭学纯、唐跃对小说语言变异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而且有独到的分析与论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谭学纯、唐跃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语言变异研究文章：《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功能拓展》（《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百家》1988年第2期）、《新时期小说的文体融合》（《艺术广角》1988年第3期）、《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现象描述》（《小说评论》1988年第4—5连载、《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理论评估》（《作家》1989年第9期）、《故事与反故事》（《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3期）、 《对话和泛对话》（《小说评论》1989年第6期）、《叙述和元叙述》（《小说评论》1991年第2期）、《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异的运动轨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描述了小说语言变异的运动轨迹，一方面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变异了的语言形式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语言变异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整体论意义、过程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他们的研究凭借扎实的文本分析，取得了相当好的批评成果，对如何进行小说语言的个案分析研究，谭学纯提出了“学科整合视野中阐释的路径”，认为唯其如此，才能使文学语言研究走出难局。他指出：“只有在语言系统和文学系统的参照中，才能产生更有解释力的论证。以文学语言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不管是出自语言界，还是出自文学界，都不能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科经验的自我认证，借用巴赫金的理论，就是不能用我的价值系统遮盖或者压抑他者的价值系统，而是参照他者的价值系统建构我的价值系统。用他者的眼光，返观我的不足、审视我的智慧，激活我的思考，完成自我的提升。只有语言学的训练和敏感，没有文学的敏感，只有语言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不参照文艺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语言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同样，只有文艺学的训练和敏感，没有语言学的敏感，只有文艺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不参照语言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语言的解释力也是有限的。”[5] 唐跃、谭学纯在1987年第5期《文艺争鸣》发表了《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一文，论述语言的文学功能。按照他们的观点，文学语言不是载体而是本体，具有表现性价值，这种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与形象思维的生动性、含蓄性和模糊性相对应，蕴含着情感内容。他们发表在1988年第1 期《文学自由谈》上的《语言表现：创造性外化活动》也体现了相同的意向。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坚持了文学语言的功能主要不是作为载体的传达，而是作为本体的表现的观点，从语言表现的艺术化价值、风格化价值、内容化价值分析文学语言，得出了语言表现不仅是文学技巧或简单意义上的形式因素，而是形式要素与内容要素的综合呈现的结论。
谭学纯新近在《小说语言的阐释空间——兼谈我的小说语言观》中强调：“我所理解的小说语言研究，起点在语言，但落点不能仍然在语言，小说语言研究与纯语言学的语言研究毕竟不同，后者的研究对象在语言自身，前者的研究对象从语言向小说文本延伸，向作家的精神世界延伸。小说语言研究，存在着本自语言学，又超出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只做语言分析的文学语言研究关注的是一般的修辞技巧，把语言分析纳入文本框架和作家的精神世界，是超越技巧论的修辞诗学。”修辞诗学就是研究作家的修辞行为如何转化为修辞文本的语符化过程。很明显，谭学纯的小说语言观是超越了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而走向了“诗学”意义上的“本体论”[6]。作为理论的证明，他的实践操作也显得别具一格。 我们看他对陈村获奖小说《一天》从一个句子延伸到整个文本的分析：陈村获奖小说《一天》的语言，从表面看，实在是低水平的。例如：“（张三觉得）能发出非常好听的声音的冲床也是很好的冲床就发出非常好听的声音。”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个句子，我们只能认定它属于语病意义上的“重复”。但这恰恰是作者设计的一个叙述的圆圈，以名词“冲床”为圆心，在圆心至圆周的词际空间，置放着相同的话语成分。用这样的句式，承载自我封闭的语义循环。他进一步指出，《一天》中句式也大量重复。判断句式之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短篇文本所能容纳的同一句式数量，判断句式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最具凝聚力的表达模式，仿佛它还没有出场就事先控制了话语。《一天》走不出作家设定的这种句式，张三也走不出《一天》所规定的生活，整个文本都锁定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语义重复和句式重复之中。他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追寻句子和整个文本建构的修辞策略，正是现有的语言学理论所拒绝的“话语重复”，建构了小说文本，主题推进也始终与话语重复同步。这里句子层面的语言重复的反常规表达，向接受者揭示了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因果关系。正像整篇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段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生活。小说家把无价值的语义循环，成功地转换成了有价值的叙述形式，冲床发出的丁丁当当声，在小说主人公张三听起来觉得“非常好听”——那是一种诉说，诉说着张三庸碌的一生。他的一生即他的一天的不断重复，如同主人公平庸的话语，啰嗦重复，絮絮叨叨[6]。
这样的文本分析，在语言变异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他采用了语言学与文艺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分析程序具有以下特征：“找出作品中对作品整体有解释力的词、句、段；指出这些词、句、段通过什么样的修辞设计完成了文本的建构；分析这些词、句、段在文本整体建构的意义上为什么是效果优化的；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学的理论资源、思维方式完成以上程序；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以上程序；同时面向语言界和文学界读者，同时接受语言界和文学界的学术评价，寻求语言界和文学界的共同认同。”[4]
应当承认，谭学纯是采用语言学与文艺美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小说语言变异，解决问题更加深入的一位。起于语言分析、终于文本解读的阐释路径，既重视解释文本的语言变异，也重视解释变异了的语言所建构的文本。文章理论视野的开阔、理论资源的丰富、理论提升的自如，为小说语言变异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以上，笔者对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作了概括的分析和描述，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实际上反映了问题意识及解决问题路径的不同和对问题言说方式的不同，它在深层包含的建立学术研究格局所依托的治学理念以及将学术理念转化为实践操作能力的启迪性思考，也许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收稿日期：200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