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农户基本经济特征分析——以山西高收入农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高收入论文,山西论文,为例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户经济运行中农户收入应该说是运行过程中的推动力和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获得高收入是农户生产的出发点，也是农户生产的终结点。我们以收入为主线，应用演绎发展比较法和回索收敛比较法，对观察农户进行收入序次分析，筛选出历年收入排序都处于10%最高收入的农户。研究中发现，在每年10%最高收入中总有一些新农户出现，也总有一些农户连续榜上有名，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历年连续处于10%高收入农户的分析，从中以期找出持续高收入农户和历年10%最高收入农户的经济运行特征，以探索山西农户经济运行的动力是如何传递和加速的。
一、研究方法与农户的筛选
农户的筛选：我们首先选取1986、1987、1988连续3年全国农户固定观察山西观察资料作为农户研究的基年，为消除数据中偶然因素的影响，进行数据平滑处理，即采用3年平均数作为标准数据。并剔除了调查农户年际间的变动因素，即将3年内户主没有变动的农户作为观察对象，共973户，以反映农户80年代末的基础水平（观察期初）。同样选取1997、1998、1999年3年农户数据作平滑处理，代表90年代末农户的发展水平（观察期末）。然后以农户收入为主指标，对固定观察农户进行排序，将农户收入分为十等份，抽取10%最高收入户（100户）为主要研究对象（简称10%高收户）；再抽出在观察期初和期末都出现在10%最高收入行列中的农户（21户），也即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10%最高收入行列中的农户，我们称之为持续高收入农户（简称持续高收户）；最后将全部固定观察样本农户（简称观察农户）作为研究分析的参照对象。通过对这些持续高收入农户和10%最高收入农户对照于观察农户的特征研究，分析山西农户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经济增长与运行的特点、趋势和机理，以探索山西农户实现持续、稳定高收入的途径。
二、高收入农户运行机制分析
1、农户经济基础好，户均占有资产多
我们选取了户均固定资产、年内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年内现金性支出、经营土地面积等反映农户经济基础的指标进行对照分析。结果发现，在观察期初与期末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两类农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大大高于观察农户，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差距呈扩大趋势。在观察期初，持续高收户户均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为3800元，10%高收户为1937.82元，观察农户为961元，持续高收户户均拥有的固定资产高出观察农户2838.12元，10%高收户高出观察农户近2000元，二者分别比观察农户高出2.9倍和1.01倍。发展到观察期末，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户均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分别增加到24498.47元和12120.63元，观察农户增加到3739.13元，二者比观察农户分别高出5.55倍和2.12倍。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始终保持着高水平增长，增长速度高于观察农户。由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山西农户从观察期初到期末，经济基础好，经营投资力度大是高收入农户的显著特点。
2、自然区位和经济环境优越
农户所处的经济地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它对农户经营类型、经营方式、收入的高低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选取出的21户持续高收户主要分布在山西中部盆地区的3个村，即定襄县镇安寨、太谷县武家庄、临猗县黄斗景。其中定襄县镇安寨村经济收入（有11户）在所调查的十村中1986年排在十村之首，1997年排在十村第二。太谷县武家庄村（有6户）1986年排在十村第二，1997年排在十村第一。临猗县黄斗景村（有3户）1986年排在十村第六，1997年排在第七。只有一户分布在东部山丘区的高平县谷口村，1986年排在十村第三，1997年排在第六。我们再从10%高收户的分布情况看，中部区农户占到绝对优势，观察期初有89%的农户分布在中部平川区，到观察期末，虽略有降低，但仍高达60%，远远高山东西两山区所占比例。
以上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高收入农户所处区域优势是他们实现高收入的又一重要外部因素。另外从高收入农户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变动情况看，地处山区农户跃入高收入类的比例在增加，跃入10%高收户的东部农户由观察期初的9%上升到期末的26%，上升了17个百分点，同样西部山区也由12%上升到14%，上升了2个百分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农户经济的不断发展，山区的经济环境会得到逐步改善，诸如山区交通、电力、资源开发、教育设施等项投资的增加，山区经济迈上一个大台阶是指日可待的。特别是目前国家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会给山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机遇，山区农户收入也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3、家庭劳动力综合文化素质高，人口负担轻
农户人力资本是农户经济中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农户是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特殊的经济组织，人口既是主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并且只有先作为消费者成长到一定年龄后，才能成长为生产要素。因此，消费人口的多少必然影响农户收入的提高，以及生产投资的积累和发展的后劲。两类高收户人劳比指标较低，人口负担轻。在观察期初持续高收户人劳比较低，为1.77，10%高收户最低，为1.52，观察农户最高，为1.84。演变到观察期末三者分别变化为1.49、1.51和1.75，三类农户人口负担均趋向于减轻，受农户生命周期和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制约，经过十多年的演变，家庭中消费人口日渐成长为劳动力，人劳比呈下降趋势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两类高收户人劳比均低于观察农户，尤其是持续高收户人劳比从次低变为最低。劳动力负担人口少是高收入农户的共同特征。
由于农户生产经营组织的特殊性，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可以说是农户家庭经营组织的核心人物，其文化程度的高低是否也是影响农户经营好坏的一项重要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从观察农户平均受教育水平指标（平均学龄）来看，从观察期初到观察期末三类农户都有较明显的提升，持续高收户、10%高收户和观察农户从观察期初的6.98年、6.59年和6.31年分别上升为观察期末的7.29年、7.31年和6.98年。调查中发现，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农户中，有一部分为见识广，经验丰富的“能人”，其中文盲半文盲的农户占有较大比例（持续高收入农户中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8.33%）。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末以后，科技投入的加大，经营结构的率先转变，先进适用管理技术的采用，逐步成为农户提高收入的重要支撑。低层次的文化水平较难应付这种转变，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优势逐步显现出来，农户家庭劳动力逐步由80年代末占主要比例的小学文化程度让位于90年代末的初中文化程度。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使是观察期末农户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也仍然没有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龄低于城镇从业者（据1995年涉及全国11个省市的抽样调查资料，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8年，超过了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更低于相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从业者。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山西农户家庭劳动力文化素质与农户经济的增长是相关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今天，科学技术进步已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只有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用足用好先进的、适用的科技，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从农户经济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提高自身的文化程度已逐渐成为广大农户的共识。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产业资本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引进外资来补充，但在农户家庭经营这一特殊领域内，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靠农户自身的投资积累。
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结构图
4、家庭经营实力强，经济结构变动快
农户跻身高收入行列，尤其是农户持续高收入行列，在经济结构上也具有重要特点。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户收入都远远高于观察农户。在农户经济收入构成中，高收入农户家庭内部经营收入占绝对优势比例（80%左右），高于观察农户（70%左右），家庭外部经营收入占到较少比重（低于20%）。
从家庭经营内部结构变动方面来看，高收入类农户明显地实现了“非农化”与“非粮化”。观察期初持续高收户农业收入份额为35.41%（非农业占到64.59%），其中种植业收入份额为14.74%，粮食收入份额为10.90%。10%高收户农业、种植业和粮食作物份额三项指标分别为52.67%、31.73%和17.06%；而与此相对应，观察农户三项指标仍分别高达73.51%、53.79%和37.93。在家庭经营结构内部，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的农业份额大大低于观察农户，粮食收入份额也低于观察农户，经营结构中“非农化”与“非粮化”趋势明显。发展到观察期末，三类农户农业份额均呈下降趋势，非农业份额呈上升趋势。高收入农户结构中的“非农化”与“非粮化”趋势更为明显，持续高收户农业收入份额较观察期初下降近10个百分点，10%高收户下降近11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照的观察农户农业的份额虽然也有下降，但农业份额下降幅度仅为3.6个百分点，观察农户农业收入份额仍为69.91%，种植业收入份额为56.81%，农业与种植业收入份额仍然高于80年代末10%高收户的52.67%和31.73%的水平，更远远高于持续高收户的水平。以上分析得出，高收入类农户较观察农户提前10多年率先完成了经济结构方面的“非农化”与“非粮化”转变，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给农户带来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山西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从80年代末就出现了明显的、超前于观察农户的结构变动，率先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以粮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农村非农业为主、非粮作物为主的经济结构，这一明显的变动可以说是部分农户实现高收入的重要经济基础。发展到90年代末，这种趋势呈进一步加强，农户经济收入的提高在经济结构上越来越倚重于非农业和非粮食经营，持续高收入类农户以更快的速度、更剧烈的结构变动保持了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积累，为更大规模的非农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进一步实现持续高收入奠定了基础。
5、资源配置合理，管理效率水平高
农户家庭经营的特殊性，使农户的经营项目可以多种并存，多业并存，那么高收入农户的经济资源配置是否依照经济学中的比较效益原则进行呢？我们通过农户家庭经营中资金资本、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动，结合前面经营结构变动来进一步分析研究。
首先，从农户经营业别间的综合经济效益比较来看，持续高收户与10%高收户家庭经营综合效益在观察期初与期末都高于观察农户，在观察期初持续高收户高出观察农户0.22元，10%高收户高出观察农户0.20元。家庭经营内部各业综合经济效益也均高于观察农户。到观察期末，山西农户家庭经营综合效益总的趋势呈下降态势，特别是农业及其内部各业别如农作物、粮食作物、果园和畜牧业均较观察期初有所下降。而农户的非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均呈现出上升态势，三类农户非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分别高出期初0.07元、0.15元和0.15元。这种农业与非农业间不平衡的变动，使农户从期初非农业效益低于农业的状态，变动为期末非农业综合效益高出农业。因此从经济效益角度可以说明，农户经济实现高收入的基础是经济效益的提高，高收入正是农户经营管理效率高，经营效益高的结果。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逐步将资源配置从农业、粮食作物转移到非农业与非粮作是从利益角度出发的，是符合经济比较原则的。
其次，从农户家庭经营的物质资本净收益情况来看，也与综合效益存在有同样趋势，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投资效益高于观察农户，90年代末高于80年代末。从观察期初到观察期末各业别效益变动情况看，农业投资效益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持续高收户和10%高收户和观察农户农业投资效益分别从观察期初0.74元、0.83元、0.14元演变到期末的0.34元、0.79元、0.14元，非农业效益则呈上升趋势，三类农户分别从期初的0.16元、0.15元、0.17元演变到期末的0.25元、0.34元、0.34元。农业内部各业别效益明显下降，从而拉动农业部门投资效益的下降。非农业内部各业中，工业投资效益上升幅度较大，由于工业在农户经营结构中占到较大比例，因此也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非农业效益的上升。
第三，从农户家庭投工效益看，同样存在有两种趋势：一是高收入类农户高于观察农户，二是非农业由80年代末低于农业效益水平，演变到90年代末高出数倍（这其中存在有农户用工工价的可比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用工平均价由观察期初的3.78元上升到观察期末的14.58元，因此需要考虑农户用工影子价格的变化）。观察期初持续高收户家庭经营用工效益为3.00元，10%高收户为2.67元，观察农户为0.50元，到观察期末三者变动为14.04元、11.20元和2.58元，高收入类农户与观察农户之间差距日益扩大。与此相对应，在农业及农业内部各业别和非农业都呈现出此种扩大趋势，高收户的高效益、高配置、高层次经营也体现在农户投工效益方面。此外农户非农业别投工效益增长速度较快，观察期末非农业效益高出观察期初数倍，与农业投工效益差异也进一步加大。
综上所述，高收入农户在资源配置和管理方面都优于观察农户，他们在快速的结构调整中遵循经济比较原则，在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上向非农业与非粮业别转移是经济理性的行为表现。与此同时，高收入农户综合经济效益、投资效益和投工效益均高于观察农户，反映出具备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农户实现高收入的重要保证。
三、结论性评述
山西高收入农户经济收入起点高、经济地理环境优越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营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农户经济运行中的加速器；经济效益、经济收入是农户经济运行的最后结果，也是农户实现持续增长的合力。而且在农户经济运行过程中，各个构成要素和环节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形成自我发展、加速、制衡和调节，使高收入农户经济运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持农户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这也是农户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