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企业改革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 盖利Ｈ·杰斐逊 汤马斯Ｇ·洛斯基）
中国经济以其庞大的规模而引人瞩目，又以其垄断行为及超常的制度安排的
特异的结合向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流行观念提出挑战。工业——根据中
国习惯包括采矿、公用事业和制造业——验证了这种规模、垄断和不可预期的结
构特点的有趣的混合。工业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领域，占总产量的５０％、出口的
８０％，在１９９２年雇佣了１亿零２百万工人（１９９３年统计）。其８０年
代１０％以上的高年增长率加强了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地位。
由于中国最初经济改革的尝试就是以提高效益为目的，不同于东欧以建立西
方模式的市场体系为宗旨，其结构变化一直是缓步的、不平衡的，甚至至今仍带
有改革前制度的许多特点，是不足为怪的。正如诺敦于１９９４年所说，中国的
改革之路更像“摆脱计划的发展”而不是制造“轰动效应”。
工业是中国改革问题的核心。价格改革、银行改革、公共财政改革、所有制
改革、社会福利改革以及研究和发展改革均和国内工业的重组和注重活力的努力
紧紧相连，如果说中国近期的成就明显与政策设计有关，那么可能吸取教训的就
是工业——它的改革避开了私有化和其它标准疗法。
为探讨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本文首先回顾７０年代后期发动改革前的形势
，并描述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在８０年代国有行为和效益的影响。然后检讨非国
有部门工业的发展，讨论９０年代工业存在的问题和前景。最后我们再探讨中国
近期工业的经验对更广泛的传统经济改革战略问题的可能具有的意义。
改革初的形势
对中国社会主义计划时期工业的研究揭示了其与苏联中央控制工业化经验的
许多相同之处。厂长致力于数量指标，尤其是实物产量、总产值，而不是经济目
标。利润既不影响职工及领导收入，也不影响企业发展前途。
然而中国社会主义也演变出自己明显的特点。中国国家计划机构远不如苏联
那样包罗万象。比如早在１９７９年，６４％的水泥、４１％的煤炭和２３％的
钢材就在计划外分配。尽管从５０年代起，中央对生产和投资决策的控制程度就
时有起伏，但范围广泛的责任常规地委托给了省和地方。地方当局取得了对企业
资产的监护权和使用权，有时还转让给企业管理者。
更有甚者，中国中央计划机制往往在其意欲控制范围之内也难以确定目标。
诺敦于１９９４年写道：“由于计划机构的极其无力，计划制定人要求服从其具
体详尽指示的能力一直颇受局限。”华、张和罗於１９９３年发现这种断裂结构
的特有后果是：“计划体系相当虚弱无力，造成７０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尽管
设备落后、资金短缺——的迅捷发展……市场交易或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间的“
计划外关系”即便在传统体制之内仍相当普遍。
表一 中国工业效益纵览（１９８０—９２）
Ａ．实际产量
实际产量指数（１９８０＝１００）年平增长率（８０—９２）
所有制类型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国有１００
１４８ ２１０２５７ ７．８
集体１００
２４７ ５５４９１４１８．４
私有［a］
１００
２１７５２ １２６０５７ ２４１４５５ ６４．９
其它［b］
１００
４９２ ３５３０ ８７３６ ３７．２
合计１００
１７６ ３２８４８０１３．１
Ｂ．各类公司在名义产量中所占份额
名义产量份额（％） 增加产量份额百分比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１９８０—９２
国有７６．０６４．９５４．６４８．４ ４３．６
农村１３．７１３．３１０．３１１．８ １１．５
乡镇９．９ １８．８２５．３２６．２ ２８．８
私有［a］
０．０ １．９ ５．４ ６．８７．９
其它［b］
０．５ １．２ ４．４ ７．２８．３
合计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人民币１０亿）５１５．４ ９７１．６ ２３９２．５ ３７０６．６
资料来源：年鉴１９９３年，４０９、４１３页；洛斯基１９９３。
注意：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总数可能略有出入。
a.私有企业指雇工８人以下者。
b.包括雇工８人以上的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它所有制企业。
于是，行政设计加上计划实施中的缺陷均造成改革前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的计
划外半市场工业活动的发展。显而易见，旧有模式的扩大较之新生产和分配模式
的建立要容易的多，这些中国改革前工业体系的非典型特征为改革铺平了道路。
除这些因素之外，中国大经济环境的某些方面也强烈地影响了局部的缓步的
工业改革的成果，其中包括在香港、台湾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华人社会的财务、商
业和技术实力，这些都增大了中国开放政策的影响，以及企业精神的扩展，将匆
忙的改革创意变成群众的变革，不断地拓宽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外国旁观者的期望
；还有由于集体农业废除所产生的农村收入和生产的剧增，放松了外汇控制，极
大地刺激了中国开始兴旺的农村工业。
中国国有工业：８０年代的体制改革
任何企图评估中国工业改革成效者无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国有企业，这是很自
然的。但问题相当复杂：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众多且庞杂；改革措施既局部又发展
不平衡；改革措施允许（不是命令）新行动路线；改革成果模棱两可。因此全面
的分析必须深入到企业，超越来自道听途说、微小例证以及不足为凭的统计结果
在此我们采用了工业领域使用的结构——行为——效益例证法。将此方法应
用于社会主义改革范畴时，我们将“结构”这一概念扩大到不仅包含生产和要素
市场的本质而且包含环绕和制约企业运作的整个环境。由于数据不可避免地局限
和不够可靠，我们但愿坚持用三维分析的数据能够比用任一透视法能够提供更令
人信服的发展或停滞的证据。我们先从结构开始。
结构
在改革初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不过是国家经济官僚体系的被动代理人。
企业领导对研究和开发、产品革新、投资规划、营销，甚至对生产进度、原料购
进、工资结构和职工人数等日常事务也没有什么权力。十年改革给工业产品分配
、投入物的采购、激励机制以及竞争程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到８０年代末，企
业领导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经济决定权。既便最大型的国有企业也深深陷入由供求
分散化所驱动的市场之中。这一新结构环境促使中国国有企业面临革新以因应两
项政策的明显的改变。
第一项改革措施，实施于１９８０年左右，包括在以指令性生产计划和行政
分配投入和产品为主的框架内旨在提高效益的若干试验性步骤。在国内，国有企
业获得拥有数额不大利润的权利，还有对超指令性计划指标外所有产品的破天荒
的控制权。分散化的半市场性交易，被长期容忍的某种形态的灰市场现在均成为
鼓励企业更主动地管理自己的事。对外，新的开放政策折除了长期设置的国际贸
易和国际投资的壁垒，南方各省在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时享有特殊的优惠。
从１９８４年开始的第二套改革集中于两项革新：双重定价和企业承包制。
双重定价将工业产品的供应分成计划部分和市场部分。在双重定价的环境下，大
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进行边际销售和购买，价格日愈反映供需要求。与此同时
，银行贷款开始取代预算拨款，成为工业企业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标志着要素
市场的萌芽。
既便是大企业，新的承包形式也逐渐取代了年度计划指标。实施承包制，企
业领导（有时是全部职工）承诺完成一定的职责，通常包括总利润指标、上交国
家利润指标和提高生产率的指标；而他们有权掌管企业大部分运作，包括全部或
大部掌握超额利润。
这些改革的明显后果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对国有企业的调查显示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９年，通过市场购买的物质投入份额从３２％升到５９
％，另一种说法是从１２％增加到６６％。同一调查也显示，在市场上出售产品
份额从４９％升到６０％，另一说法是从１３％增到６６％。调查也显示，在８
０年代，企业资金和银行贷款已取代国家拨款成为投资费用的主要来源。改革对
国有企业结构性运作环境的全面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三类：自主权、激励机制和竞
自主权
随着指令性计划范围的缩小，国营企业领导对产品产量和品种、生产方法以
及售价有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一系列有助于市场体制的开发，由于增加了选择
性、降低了经营成本从而扩大了国营企业领导从新安排经营的能力，提高了企业
的自主权。它们包括工业原料市场的建立；物物交易和批发贸易的放宽；贸易管
理障碍（包括与外商贸易）的垮台；招募顾问和临时工合同工机会的扩大；履行
合同及解决商业争端的新机制的引进；专利法和版权法的颁布；科学技术研究的
商业化；贸易协会和专业协会的增加以及广告、保险、银行和通讯业的发展。
较大的企业自主并未根除行政干预。有时国家机构不让企业行使自己的新“
权力”，尤其是涉及外贸、用工和财务管理。有时政府官员使用实际上使扩大自
主权无效的手段掌握剩下的权力。也有抱怨说，国有企业领导只追逐盈利的职责
而想让国家去对付亏损。虽有这些限制，自主权仍在扩大。８０年代后期的调查
数据显示，国营企业的决策权——从前紧紧由政府紧紧控制——现今已和城市和
城郊集体企业的领导自主权不相上下。葛洛弗斯等人使用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
自主权导致企业雇佣更多合同（非正式）工，增加和效益挂钩的补助收入，从而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激励措施
新的激励机制重新安排了个人努力、经济效果、个人收入、企业对资源的控
制之间的关系。大约始于１９８０年左右，国有企业被允许自留部分利润。匈牙
利和波兰所进行的相类似的改革却未能改变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平衡性倾向，而中
国的数据揭示了利润和自留收入间的巨大而又日愈增长的联系。表二中归纳的世
界银行对９００家国有企业调研的数据显示，在１９８０—８３年间，总利润增
加１０％可使自留收入增加７．６％，在１９８４—８７年间，可增加自留收入
８．７％；而到了１９８８—９２年间，可增加自留收入９．２％。现在许多企
业已将超过上缴限额的利润百分之百地留作已用。
尽管对亏损企业及其职工有直接预算补贴、弹性税率以及银行“软”贷款的
不断的扶助，这些激励措施在产生奖励的同时也带来了惩罚。莫利斯和刘于１９
９３年发现，虽然８０年代后期为了对付恶化的利润效益而增加了补贴，但对国
有企业的预算控制却在减弱。１９８８—９０的反通胀政策引起的衰退迫使许多
国有企业减少了奖金、部分工人下岗只发基本工资的一小部分，有些工人发实物
而非现金。即便在繁荣的１９８８年，对煤炭行业（价格控制肯定造成普遍的亏
损）的一项研究注意到，如若“企业巨额亏空越积越多，必将影响职工生活水平
竞争
改革不仅意味着扩大市场，也增加了竞争。诺敦于１９９２年观察到，中国
工业国有企业利润水平和分摊给各单位的利润率均剧减。他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和
集中是由于壁垒的持续折除。正是这些壁垒过去曾保护国有企业免遭集体企业、
进口商品以及国有企业部门内部具有革新精神对手的竞争。过去由于强调建立各
省工业的“成龙配套”，中国工业八大部门的集中率大幅度下降；大大低于美日
可比数字；并逐年下降（见表三）。由于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内贸壁垒减少，
进口渗入上升；而如中国能参加关贸总协定，大幅度减少进口限制极有前景。我
们发现中国工业经济已准备成为竞争的市场。
表二 国有企业经营效果估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对大约９００家企业的调查。
注：最后一组评估数涵盖１９８４—９０；评估公式为Iny＝α＋β［，１
］Inx１＋βS［，２］Inx［，２］＋ε。
经营
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亦导致经营的改变。几乎无庸置疑的是，利润已经成为
中国国有工业部门领导的首要目标。董辅祁于１９９２年总结一大项调研时指出
“企业现在是根据市场条件以增加利润为目的来安排生产。”许多专家同意这种
观点。有些作者批评国有企业领导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果；承包合同上要加上投
资和产品革新指标显露出管理部门对此问题同样关注。但是也有观察家注意到大
公司和企业集团为争取长远战略优势而牺牲当前的利润。
对计划体系态度的转变形成对国有企业目标的另一种观点。早在８０年代后
期，国有企业领导就争取减轻来自地方政府兴办的集体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这种强烈的抱怨来自几十年以来一直享有资金、设备、外汇、大学毕业生、熟练
工人以及稀缺物质优先分配的企业，确实显得有些古怪。我们认为，他们这种要
求反映了国有企业领导日益确信，继续参与计划体系的代价已开始超过其好处。
表三 八家企业工业产品集中率（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产品名称中国 中国中国日本 美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啤酒 １６．２ ８．１ １０．２９８．９６４．０
水泥５．７ ３．８２．５４６．０２４．０
棉纱４．１ ３．９２．８２８．０４４．０
柴油机２２．６［＊］１５．６［＊］１６．２［＊］６０．１无资料
机械工具 １２．５１０．５无资料 无资料２２．０
尼龙 ７６．０６２．４ ５１．２ 无资料７８．０
冰箱 ４２．３３５．７ ２６．１７３．３８２．０
钢３７．１３４．７ ３２．５６５．０无资料
建筑玻璃 ４０．６３３．６ ２５．６１００．０ ９０．０
电视机３５．８２１．２ １９．８５９．２无资料
资料来源：陈晓红等《中国工业集中性的初步研究分析》１９９１、ＰＰ、
１９６—９７。
＊三家企业集中率。
有些观察家振惊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和津贴急剧增长，认为在国有企业领导
者的头脑里，职工收入的考虑已超过对利润的考虑。确确实实，国有工业企业职
工的平均货币报酬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２年增长了２５２％。而同期名义劳动
生产率增长了２３１％，或者说几乎相等于工资的增长，那就是说工人收入（工
资加奖金）部分在总量中增加的极为有限，在７％—７．５％之间。既便我们认
为如将住房和其它实物津贴完全计算为工人收入，其对总产量的比率可以翻一番
，而工人实际收入份额也不会超过０．１５。
黑依和刘于１９９２年得出相似的结论。他们研究抽样调查的数据后发现，
标准新古典主义成本功能可以成功地模式国有企业的行为。
如果国有企业的决策主要考虑利润驱动，那么企业领导人是如何分配较高利
润和生产率的成果呢？表二采用了世界银行项目的调查数据描述在改革头十年中
某些主要关系的演变。表二第一行描述了前面提到的总利润和自留收入间日愈增
长的联系。以下三行显示工资支出（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愈来愈反映利润和劳
动生产率的变化。
最后一组结果表明，在１９８４—９０年间，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当前和
以前的效益。这种利润率和扩大生产能力间的紧密联系是长期经济成功所不可或
缺的。而科奈尔和马梯茨于１９８０年对匈牙利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间企业投
资行为的调查显示，他们正是缺少这种联系。莫利斯和刘在１９９３年的论文中
确认了中国国有企业在８０年代在利润率和扩大生产能力间存在这种联系。
效益
工业结构和企业行为的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工业效益的呢？高速增长就是
近期经济活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尽管工业总产量中国有企业部分已有下降，但是
国有工业的实际产量在８０年代还是翻一番以上：增长仍在高速继续。但是扩大
外延的高速高成本增长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表征。因此，仅仅国有工业的高速增长
不足以证明中国超常改革的功效。
外贸的扩大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尤其是用最近取消直接出口
补贴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关于国有企业出口的综合信息我们只掌握到１９８５
年的。然而，已掌握数据显示，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０期间，国有企业和城市集
体企业出口额年增长率大约为１６％。鉴于在１９８５年国有企业的产量接近城
市集体集业的５倍，而１９９０年还略高于此数，大约可以证明，在８０年代后
半期国有企业出口额在快速增长。
关于出口构成的材料显示，以国有企业生产为主的产品（发电设备、纺织机
械、机械工具）增长最快，从而加强了上述印象；调查结构确实显示，在８０年
代后期，国有企业出口额以年２０％速率增长。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也揭示了国有
企业出口额增值率在８０年代已增长到和美国制造业可比部分相匹敌的程度。显
而易见，许多中国国有企业已在国际市场上取得许多进展。
总要素生产率显现的各种趋势为国有企业效益提供另一景像。我们研究了Ｋ
·陈等人１９８８年的总的数据后发现，国有工业总要素生产率从５０年代中期
到７０年代末始终停滞不前，但在改革时期却在增长。我们鉴定了１３项对中国
国有工业在８０年代的总要素生产率的调查，大部分以实例调查为基础。９项研
究报告说，总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在２％—４％之间。其它４项研究中，两项
认为高于此比率，两项认为低于此比率。表四总结了我们自己的研究，更多以总
额而不是实例为基础。
表四 中国工业生产率年估算增长率
１９８０—８４１９８４—８８１９８８—９２
Ａ．总要素生产率
国有部分 １．８％３．０％ ２．５％a
集体部分
城镇 ３．４ ５．９
４．９a
乡镇 ７．３［a］ ６．６［a］ ６．９［a］
Ｂ．劳动生产率（真实条件）
国有部分 ３．８ ６．２４．７
集体部分
城镇 ８．６ ７．０１３．８
乡镇 ５．８１４．４１７．７
资料来源：杰弗逊、罗斯基和郑１９９２年文；１９９３年鉴；作者计算。
a初步结果。
我们能否用静态效率或动态效率微观层面增长的证据来证实总要素生产率提
高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用判定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统计关系然后在改革进程中对它
们的出现进行检测的方法在调查静态效率。
市场力量创造一种趋势，即经济回报等同不同行业使用的要素。有若干项研
究明确显示这类可测度的进步。中国也一直经历工业各分支部门各种所有制形式
利润率分散急剧下降。也有显示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资本、劳动
以及原材料经济回报集中的证明。在改革时期企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分散倾向在下
降，而销售完全不受计划限制的企业却极为集中。一项对省属国有工业的总要素
生产率趋势的研究发现，在全国、沿海、中部和西部，省效率水平指数有集中的
因应动态效率的提高，总要素生产率也可增长，即我们所谓通过采用新产品
、新工艺和新的机构调整加速生产领域的开发。尽管社会主义工业改革的研究很
少涉及技术改造资源，但是种种证据显示，改革确实大幅度加速了中国国有企业
的技术革新。
出口的增长可能就是革新成功的最为明显的结果。在７０年代，到过中国的
人都认为，中国的制造业似乎难于打入美国、日本或其它国家，因为那里的顾客
除了重视价廉和功能之外，还重视时尚、包装、完美、售后服务和交货迅捷。上
面提到的中国国有部门的近期出口狂潮就包括大量对美国和日本的销售。在服饰
等行业，中国出口商已开始突破低质量低价格原始模式；有的厂商甚至开始采用
“准时”生产的诸多特点。
改革也提高了革新努力的效果。中国政府放松了国家领导的科研机构和工业
的商业需求长期分离的政策，权宜之法就是简单地削减科研单位的预算，从而极
大地刺激研究工作者更好地为经济服务。企业基金取代国家拨款成为研究和开发
的主要经费来源：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中国家拨款的比例于１９８７年下
降到１１％，到１９９１年进一步降到只有７％。
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在国有工业内部加速了革新活动。其中一项研究发
现企业集中开发新产品淘汰旧产品；另一项调查发现９０％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从
事某种形式的技术革新，８１％的企业在开发新产品；第三项调查发现新产品产
量比率在８０年代大幅度上升。最后一项调研中发现９０％以上的国有企业、城
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都认为在它们的产品系列中，国有企业是主要的革新力量。
我们的回顾导出一个结论，改革已将中国的国有企业推向以提高生产率而不
是增加资源消耗的“集约”增长的方向。尽管无用商品的生产以及其它社会主义
特有的缺陷仍在继续，我们观察到在静态和动态效率提高（反映市场力量影响增
长）背景下，一幅提高效果的连续场面——提高产量、增加出口、提高总要素生
产率以及增加改革的力度。
我们的调查揭示了中国国有工业部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调节、产品市场的勃
勃竞争、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崭新的逐步但仍不协调的“公司化”的大规模的
转型。尽管取得这些成就，昔日计划王国的某些功能紊乱仍或多或少保留下来。
尤其是财政体制的各种弊端代价高昂地维护着资源配置不当并威胁着宏观经济的
稳定，而持续地缺乏明确产权的安排危及激励和自主。既便这些缺陷并未阻碍中
国国有企业提高生产、出口、生产率和效率，但为这些未能解决的棘手问题所付
的代价确实不小。在研讨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非国有部分的发展情况。
非国有部门
研讨中国近期工业经历之时决不能忽视非国有企业所做的巨大而良好的贡献
。这些企业的产量、出口、生产率以及雇工的大幅度增长为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增
添了色彩。非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益将国有企业工业总产量的比例从改革初期３／
４强降到９０年代初的不足二分之一。
企业式的企业，削弱了国有厂商的垄断地位，普遍被视为“非国营”企业。
表一中的数据明确显示大部分非国有部门的生产来自集体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为
地方政府控制，为公有经济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产量比例下降了，但公有经济在
中国工业舞台上仍占主导地位。真正的私有企业的份额虽说难以测估，但大约为
１０％左右。我们重点研究非国有企业部分中的集体企业，特别是农村集体企业
（通称为“乡镇企业”。）
表五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特征值（１９８７）
资料来源：罗斯基１９９３；年鉴１９８９；中国乡镇企业年鉴１９８９；
《工业》１９８９。
a.雇工８人以下私有企业。
b.包括雇工８人以上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及其它所有制形式。
８０年代农村集体企业发展的基础是在此之前地方政府为促进农村工业而努
力兴办的一些单位。因此乡镇企业和其前身同样受到乡镇工业部门直接的监督管
理，提供启动资金，任命干部并直接参与重大决定。乡镇企业的发展受惠于中国
农业改革的成功；它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储蓄额，解放了数百万农工去寻求非农业
工作，极大地刺激农村消费品的需求。
表五描述了不同所有制（国有、集体、私有以及“其它”）企业的规模、资
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我们的重点是１９８７年的材料。这些数据显示，如若
我们沿着从大型国有企业到小型国有企业，再到城市集体企业、乡办集体业和村
办集体企业的顺序来看的话，企业规模（以职工人数衡量）、资本密集度和劳动
生产率均稳定系列下降。若进行动态透视则可发现集体和私有企业，尤其是较小
的企业其总产量、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均有进步。比方说，从１
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２年，集体企业（包括村办企业）的平均生产率由国有企业的
６０％上升到７６％。
中国非国有企业的成就可简单归纳如下：产量剧增——尽管标准的数字可能
夸大了实际增长，生产的发展吸收了数千万人就业；乡镇企业的出口（包括某些
非工业商品）从１９８５年的３９亿美元猛增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５亿美元，已
占１９９０年中国国出口总值的１／５。诚然，由于产量和雇工统计方法的混乱
以及产量中剔除物价上涨因素的指数的不足，妨碍了对集体企业生产率增长的测
度，但仍可以说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人均产量的增长、单位资本产量的
增长以及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超过国有企业可比数据。表四中就有包括乡镇企
业在内的一组生产率比较。
非国有经企业的发展壮大迫使往往不那么心甘情愿的国有企业不得不采用市
场导向行为。我们的计算，还有辛、拉瑟和肖等人于１９９３年的计算都显示，
在非国有工业产值增长最快的省份中，国有工业的利润率最低。辛、拉瑟和肖等
人还发现，非国有工业产量省属中的大部分与国有工业总要素生产率的高水平有
关，即意味着非国有部门的急剧发展既在国有部门攫取了利润又推动其效率的提
竞争的影响甚至波及钢铁和石油这些行业，尽管它们很难受到集体企业的挑
战。整个工业界利润率持续下降，伴随着因企业利润流失和债权增长而造成政府
——工业资本的主要持有者——收入增长的急剧下降。由于担心通货膨胀，政府
只有限制增发奖金，把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推入喧闹的市场。
中国集体企业的成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究竟如何评估解释其行为和效益呢
？近期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农村集体企业不同于国营企业的若干特征：１）较
之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联系政府主管单位和企业领导之间的信息渠道既短又简
单；２）地方官员和非国有企业领导极为重视经济目标（利润和地方税收收入）
；而国有企业的领导除了考虑工业运作之外还有职工住房以及其它社会服务的沉
重责任，面临一系列远为复杂的目标；３）由于地方没有中央借贷的可能，因此
地方管辖的企业的财政限制较国有企业严重，极易破产。
也有研究人士指出，尽管没有明确的私有财产权，但是中国农业社区人口稳
定性促使出现“无形的机构”，提供“权利的道德框架”或者说“集体文化”，
以减少大多数公共企业常遇到的怠工和监督问题。
这些说法是否能够解释乡镇企业生机勃勃的原因，我们尚不清楚。其实非国
有企业成功发展的一个既重要而又遭受普遍忽视的因素是其与国有企业的联系。
在资金、原料、设备、专业人员、技术、分包合同以及销售收入方面，集体企业
均依靠国有企业提供。在苏南——农村企业蓬勃发展地区之一——三分之二以上
的乡镇企业和大城市的工业企业、研究单位及高等院校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企盼在贫困地区发展工业的官员被鼓励争取和科研机构或大中型企业共建。一
些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国有企业和市郊集体企业雇用的技术人员的经济回报几乎相
等，它为我们衡量改革发展打破长期市场分割模式的程度提供了一个衡量的尺度。
随着中国工业改革，竞争的障碍被打破，从而建立了国内产品循环，国有企
业革新引进的新产品、原料和工艺由非国有企业采用，因为它们具有成本优势。
这种做法侵蚀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并迫使国有企业进行新的革新。中国的厂家都有
一张多级革新网络，通过国营工厂、实验室和高等学校的中间人将国际公司及其
中国分公司和小型的不复杂的乡镇企业联系起来。
尽管非国有企业为中国近期工业成就作出重要贡献，但也不能匆匆得出结论
说，中国的集体企业就代表持久的组织革新。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资源的依赖
，非国有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的趋势以及它们所享有的国内价格优势的某种人为
的性质，均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８０年代中国经济的具
体环境。有些作者预言，随着基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在９０年的进程中，农村工
业将要失利于大型国内公司、企业集团和合资公司。
９０年代的中国工业
在９０年代，中国向市场化的突进是空前的，几乎不可逆转的。这种动态引
向注视中国南方诸省的异乎寻常的成就以及以市场为主体系的响往。在以市场为
主的体系中，国家的作用仅限于间接宏观经济调控、微观经济法规、固定资产的
消极的所有权以及宣布整个经济中优先部分。
关于“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机制转变”的若干规定就反映了这种新的态度，明
确了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及其对经济决策独立，根据市场导向所采取经济对策的财
政后果的责任。本规定允许企业有权拒绝官方指示，包括超出范围有限的指令性
计划的规定。侵犯企业自主权的过分热衷的官员“将负刑事责任”。企业有权解
雇干部和技术人员或者分派他们做兰领工作。企业有权“根据能力用工”和“解
雇职工”。
官员的拖后腿一直实际上拒绝给有些单位，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这些权力。
既便如此，企业领导也开始对付国有工业富余人员这一棘手而又政治上敏感的问
题。在１９９２年，中国煤矿工业裁减了４％职工，在辽宁省——中国工业“陈
旧带”的中心——的大中型企业裁减了６％以上的雇工。国营工业企业正在把日
益增多的富余人员转向新建立的单位，大多数为服务行业，并逐步使他们与原单
位脱离经济联系。
激励机制的改革也扩大了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距。有些企业领导在协商
续订９０／９１年企业承包合同前隐瞒了大量利润，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新的
合同并未采取加重赢利企业负担的措施。由于国家名义补贴是固定的，而通货膨
胀严重，企业亏损加剧，因而效益不好的企业职工和领导均面临日益加重的经济
压力。过去不景气的企业可以指望“几乎无限的拨款补贴”，现在却面临对亏损
、价格暴涨或利润下降的部分补偿也没有把握的境地。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扩大了煤、石油、钢铁以及它种过去视作指令计划基
石的商品的市场交易比率。到了１９９３年，中央计划只控制７％的工业产值，
而即便这些指令商品的分配也往往根据市场价格。这些新措施加上国外技术及设
备的不断流入均有助于企业的效率领域向外转变。
尽管中国工业经济迅速染上许多市场体系的特点，但仍存在诸多重要不足之
处。我们必须区分足以潜在地障碍改革进程的基本问题和虽增添麻烦但却并未危
及改革出轨的无数变形和并颈。对中国而言，这些基本问题丛生于两大领域：金
融和所有制。
金融领域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滞后于影响工业原料和产品市场的平行改革。
官员干预信贷决定，贷款控制力薄弱，对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制裁不足均造成主
要几家银行坏帐越积越多。不大可能偿还的“政策贷款”据说达银行新贷款的３
０％。企业常常持续向不付款客户供货，冀望银行最终会承担款项以根除企业间
的债务链。
优素福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过这种财务安排所造成的宏观经济后果。在微观经
济方面，长期奉行的人为低率政策造成过度投资需求，尤其是为了实行机械化，
随之出现了三大不如人意的后患：与信贷配额相关的普遍的无效率；管理层过份
重视争取新设备而忽视籍助重组现有人力和设备提高效益的机遇；低利率促成的
资本密集技术加剧人浮于事从而增加了改革劳动市场的社会代价。
中国政府决定于１９９４年重新构造金融体系。将设立三种银行；中央银行
，谋利的商业银行以及为重大项目投资的专业银行（可以不按照商业贷款标准）
。但这些改革并不能保证中止商业银行大宗投资中坏帐的增加。然而价格控制的
迅速减少缩小了对抗实施商业贷款标准的一个主要力量，从而出现了乐观。若控
制无力偿还贷款积聚获得成功，可以打开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分散化的大门，
反过来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机遇和财务手段。退一万步来说，最近时期改革的良
好效果至少是将工业企业的补贴统一由银行体系办理，从而比过去增加了透明度。
所有制的改革又是如何呢？重要之处在于要记住，９０％的中国工业活动，
包括大部分非国有企业的产量都存在于公有部分（参见表一）。甚致外国公司合
资也常常以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伙伴。中国工业改革的经历促使经济学家倾向高估
在转轨过程早期私有化的重要性。政府推动企业经济自主的力度可能超过所有制
的演变。然而既便接受这种非正统的观点，也要当心不要夸大中国的成就。诚然
，改革扭转了生产率长期的停滞，但在国有部门充其量而言生产率的增长不大。
没人能够怀疑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生产领域运作堪称良好。所有制的改革为国有和
集体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潜力。
中外经济学家对国营工业当前实施的承包制所产生的激励表示怀疑。承包合
同通常为期３—５年，无疑会将管理激励引向提高效益。但是它们所引发的主要
承包人的问题远比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管理制的同类问题要严重得多。当前的
承包制决不可能为由急剧结构改变所伴生的众多意外预做准备。尽管负责管理９
３，７００家国营企业的官方机构为数不算太多，但监督费用太高，而信息渠道
不畅。当前能共同使用的企业领导人数难以增加，从而提高了实施费用；具有能
驾御国营环境的官僚复杂体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数有限。
所有制改革的探讨于１９８９年后曾一度停顿，现又蓬勃开展，并可自由试
验。省和地方政府已开始出售亏损企业。对合资企业多年免税期及扩大自主权的
规定驱使国有企业经理在市场上寻求海外投资者。工人、经理和管理部门已将数
以千计的集体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改变成地方持有的股份公司。除了这些根本性
的措施之外，中央政府从１９９３年未批准１５０家国有企业在上海、深圳、香
港和纽约的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
辩论和试验仍在继续，当前看来所有制的改革有三种途径。政府肯定会继续
执行现行的政策，扩大管理自主权和强化激励机制。当前的改革计划要求重新结
构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办法是将股份分散于多个所有者——省和地方政府、其他
国有公司、银行、新建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及个人，冀望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
间树立的距离关系有助于提高效益。也有可能，最终地方、省甚至中央会提出全
面私有化、方式是拍卖、收购。出卖大批国有企业在经济上并无障碍。中国个人
在银行的存款，近年比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的增长快得多，已达１．３万亿元（计
算到１９９２年底），而１９９２年底国有工业净固定资产为１．１万亿。每家
资产超过１０亿的企业约７０家，占其中的２２５０亿。
结论
东欧诸国政府，经济目标明确：建立西方式经济体系，使其人民收入达到可
与西欧匹敌的水平，使其国家有资格参加欧共体。而中国领导人发动的工业改革
只冀望提高效益，对改革后欲达到的工业体系并无明确想像。无怪乎中国经济改
革沿着渐进的道路，经常转换方向以对付未能预料的后果。中国工业改革过程的
核心是彻底的创新、试验、借鉴和调整。
让我们从微观投资理论的方法来研究实际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如果投资决
策不能无代价地转换，那末面对不确定的需求前景和对技术、生产配置和股份的
投资的不确定回报的企业，必然会一步步进行投资，不同于对需求状况和计划后
果具有清晰概念的企业。这项研究对中国似乎朝市场机制转换时的犹豫不决提供
了纯经济上的解释。
如果说中国的形势为逐步进行改革的方法提供了一个理论实例，那么中国当
前的历史证实国有工业逐步改革是一项可以产生极其可观结果的切实可行的可供
选择的政策。不可否认，改革是一张“无缝的网”，一个方面的进展度会影响另
一些方面改革的后果。但这并不是说，每一长远有利的改革因素必须一开始就是
如此。对社会主义各经济形态的改革正如工业化和发展早期的插曲一样，进行比
较后得出的结论是：成功地进行经济转换并无什么灵丹妙药。
建立市场机制的方法并非一成不变。像中国价格双轨制和管理承包制，这种
通向半市场的临时措施所形成的体系所产生的效果可能高于立即实现价格全面自
由化或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中国近１５年的工业成就部分归功于良好的最初条
件。但是在中国工业产量、工资、就业和出口增长与国有工业间的效益之间的反
差过大，难以作为超始条件差异的唯一解释。于是我们不能不认为，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的理想之路应包括逐步改革和机制转轨的长期的过程。这个结论不仅
适用于中国。
在过去的１５年中，中国工业在建立市场体系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市场经验的积累，加上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所产生的信心，形成一种共识，有利
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而国家所有制、政府计划以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
理的作用应有限度。
这种新的目标共识在１０年、５年甚至３年以前还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逐步
改革的产物。出现了这种中国改革后经济的广泛的共识托宽了可供选择的切实可
行政策的范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批准了新的改革日程，许诺采取许多充分
市场经济体系特有的因素。新改革始于建立统一汇率、大幅度减少工业品的价格
控制。中国领导人大约已致力更复杂更困难的工业改革目标，包括银行信贷的商
业化，拓宽国内工业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真正独立的企业管理，减少与工
业相关领域的政府人员，降低到只进行战略计划需要所适应的水平，而不是对各
个企业实行微观管理的需要。
中国对工业改革采取的非传统战略真是再好不过了。最初一轮局部改革打开
了日益增长的竞争之门，其中包括新老公共企业。在８０年代，竞争成了中国半
市场工业体系各个领域得利改革的强大力量。结果，局部改革这一小插曲提高了
工业生产的水平和中国工厂职工的经济福祉，打下市场体系的基础。
９０年代初，在半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加速了工业改革的步伐，新重点是建立
类似于标准市场经济规则的环境。它可能打开束缚中国潜力的障碍，在工业生产
率方面进一步取得成就而无需产生难忍的政治紧张或社会代价。
白大丰译自《经济透视》１９９４年春季号
责任编辑：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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