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理论研究的路径转向——领导伦理、领导科学及领导哲学的历史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论文,断想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问题始终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点，“经世致用”被文人们视为不容置疑的“天条”。中国历史典籍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领导，许多学科与领导问题有关。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政治性和伦理性，以至于有学者干脆把它归结为政治哲学、伦理哲学或领导伦理。文人们对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研究之深透，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性。哲学密切贴近领导现象，两者融为一体，使得以官僚领导机制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结构更加牢固，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超稳定”政治结构。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专注于领导问题，使领导文化或官场文化异常发达，从而为人们研究和反思领导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当然，传统领导文化(官场文化)的主导地位也影响到科学、民主、自由理念的发育。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才开始逐步得到弘扬。30多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人们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领导问题，领导科学得到发展。回顾中国领导学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走上了一条“领导伦理—领导科学—领导哲学”的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哲学及其文化反思开始，引入科学理念研究领导问题，使领导科学研究繁荣发展，但时间不长，领导问题的复杂性又使得单纯依靠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变得无法令人口服心服。未来中国领导学研究要取得长足发展，还需要求诸领导哲学，这既符合中国政治哲学的历史传统，也体现出领导问题研究依赖哲学的发展走向。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领导问题研究未来的大趋势，应该是从具体科学或应用科学走向领导哲学。
一、领导问题与哲学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
哲学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西方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也很关注领导问题，他们不仅力图以自己的哲学理论影响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竭力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至于传统中国哲学，则更强烈地表现出关注领导问题的倾向。中国哲学与领导问题几乎融为一体，两者密切结合，并产生出特别完美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国家领导权及其运行机制异常牢固。就积极的方面讲，这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任凭内乱外患、大灾大难，总能顺利过关，内部再空虚，外观仍十分坚固。就不利的方面讲，它所显示的超时代的力量，又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使得中国专制主义的领导体制能够长盛不衰。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才逐步确立起来，专制主义领导体制不断受到批判，与此相对应的民主领导文化开始萌芽并发展。
有学者曾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称为“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有深厚的背景，而哲学与领导问题的密切融合是其形成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超稳定结构”问题展开过讨论。进入21世纪后，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所著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以“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为副题，进一步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理论。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亚南就对中国官僚政治进行过研究，他提出官僚科举制度与儒家哲学及宗法制度一起，形成了中国超稳定的政治板结式结构，这种结构不会因王朝更迭而改变，国家政治结构及其领导机制亦不以政治变动而改变。“政治变动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固然同那种结构的顽强性有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政治无论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从历史事实来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来，无论是汉人统治者还是蒙满统治者，都将儒家哲学置于崇高的统治地位。以“仁”、“义”、“礼”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准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宝，而且它高度协调了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地为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传统服务。文人们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对统治者的领导秩序进行论证，“训化”民众认同统治者所倡导的领导文化理念。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为统治阶级进行更好的统治进行论证，以避免被统治者的反抗。文人们将儒家哲学、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一体化，并将社会基层宗族传统和儒家正统带入国家管理中，使其观念不断扩大，使其行为不断修正规范，从而使贯彻儒家哲学与忠于君主制度的使命职能一体化。人一出生，就开始读同样的书，用同一种思想进行思考，读书—赶考—做官，做官之后，再按照这一思想去实施领导和统治。儒家哲学左右着中国文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并深深地注入官僚统治秩序中。
当然，中国哲学对领导现象的高度重视所带来的也并不仅仅是不足的一面，哲学与领导现象融合所取得的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中国哲学中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兼容天下”的价值取向，是贯穿古今的基本民族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们形成了一种关注天下兴衰、民族存亡的强烈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这些都是中国领导文化的精髓，激励着中国人始终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思索的主题。
近代之后，文人们逐渐以新的角度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摆在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前的历史大课题。究竟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及形式来取代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到底由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领导这种社会转变？怎样实现这种社会转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领导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是围绕着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的斗争领导权而进行的。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其局限性，导致探索的失败。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明确提出和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成功和胜利，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哲学。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的关注和思考，虽然与传统中国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哪一派、哪一家，包括地主阶级开明派、各资产阶级理论派以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都与传统哲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源远流长，无论是其精华的部分，还是糟粕的部分，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它们对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和领导现象的研究成果，都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和存留于近代之后的中国领导哲学中，并对其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和领导问题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领导学研究在反思历史传统中走向科学
虽然对领导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由来已久，但真正把领导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对科学表现出空前的重视，领导学在中国被称为“领导科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领导学的早期研究者们，往往都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看成是领导学产生的主要时代背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从此，重科学、重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领导科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兴起的。有学者回忆道：“我国领导科学的研究，是从科学学的研究开始的。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和四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科学在八十年代初一经酝酿提出，就很快有了长足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它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张兴民：《我国领导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领导科学》1985年第1期)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改革的新任务，如何改革仍然是个领导问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论是宏观和全局还是微观和局部，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要求实现现代化，都要求加以根本改变。为了做到这一点，哲学首先发挥了其先导作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廓清了思想解放的道路，思想理论的解放，社会生活的活跃，带来了哲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应当说，这场哲学争论集中解决的是领导思想和原则问题，这是时代给予人们对有关领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肯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随后，1980年，邓小平又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343)。伴随着人们对领导问题的普遍重视，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领导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反思以往在领导工作中的非科学现象，这确实是领导失误的原因，也是领导问题研究的一个巨大缺憾，而造成这种缺憾和失误的，又似乎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有关。由此得出结论：领导应是一种科学，而不是哲学。
领导科学摆脱哲学的框架，作为应用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各类学术著作纷纷出版，各个方面的论文不断发表，国外有关领导学、管理学的观点和理论纷纷涌入中国，如科学管理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等，一时间，领导科学研究气象宏大，蔚为壮观。
与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相比，哲学却越来越被边缘化，学者们不时地感叹着“哲学的贫困”，在很多书籍和报刊上，随处可见有关哲学被边缘化的评论和叹息。人们感到哲学远离生活，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状况下，人们不再喜欢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哲学，其学科的现状确实令人担忧。哲学脱离现实的状况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与领导科学的繁荣同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圈内或圈外人士都觉得该学科被边缘化了，正是由于有这种感觉，才有那么多的哲学家主张要回归生活世界；二是从研究状况上看，要么是传统的空洞的“宏大叙事”，要么就故弄玄虚，把本来清楚的问题弄模糊了；三是在现实问题面前的失语。“在急剧变动的生活现实面前，哲学基本上游离其外或漂浮其上，对现实的疏离也导致哲学研究自身的贫乏，‘边缘化’就是疏离生活后被生活所冷落的一个后果，其实所谓边缘化并不是哲学被社会所抛弃，而是哲学‘自我放逐了’”(“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
哲学被边缘化有其学科的自身原因，并且与现实社会的特点相联系，但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并没有持续下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领导科学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相关的研究陷入了沉闷、踟蹰的局面。从表面上观察，领导科学的相关研究似乎是隔靴搔痒，存在不新鲜、不切实际、不成体系等缺憾。近年来发表和出版的领导科学论著，大多为先期研究成果的翻版，在“炒剩饭”，鲜有新意。1998年，在全国领导科学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上，领导科学界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学科长期在一个水平上徘徊，提高较慢；二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三是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的领导理论不够；四是研究方法单一、落后、随意；五是忽视了领导科学的发展研究等。
中国哲学决不甘心于“坐冷板凳”的局面，领导科学要想再度繁荣，也需要与哲学密切结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再度融合是有条件的：一方面，领导科学的成就为哲学关于领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繁荣的领导科学研究出现新的危机，又在呼唤着借助哲学对领导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同其他任何具体科学对任何问题的研究一样，具体科学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相应的哲学思考。哲学思考可以、而且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但是不能中止，也不能被取代。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和领导现象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领导关系普遍紧张，公共危机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意识到，要借助领导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对新时期的领导问题进行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
三、走向领导哲学是未来中国领导问题研究的大趋势
从一方面来看，领导哲学在中国的形成是哲学长期关注和研究领导问题的成果，是哲学发展中由理论哲学走向应用哲学，由对客观世界的一般性总体性研究向具体的分支性研究发展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看，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即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又体现了领导问题研究本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从纵向上看，领导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表现为由具体向抽象、由经验向理论、由科学向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事物的认识规律表明，对任何事物和问题的认识都是由该事物和问题的实践主体和经验主体出发，然后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思维和理性认识。对领导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也是如此。首先思考领导问题的是担负领导实践主体角色的历代统治者及其集体，然后逐渐转向专门为领导主体服务的知识群体。在此，领导实践和经验主体与知识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严格，某些高明的领导者本身既是领导实践和经验的主体，又是思考和研究这个领导实践和经验的当事者。但是，从大的发展走向上看，具体的领导实践和经验主体的自我体验和反思总是在前，然后走向专门的理论研究，形成指导当时并传诸后世的理论著作，《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都是研究和整理统治阶级领导经验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既是领导中国革命或建设的领袖，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理论家。
从横向上看，领导问题的研究及其科学研究与哲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领导者在任何时代都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包括各个具体领域的领导，其主体都有一个居高临下、主宰全局的地位和作用，其所承担的使命、发挥作用的对象和环境，都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智慧，而人类智慧的最高层次正是哲学。领导工作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其综合性，领导主体可以不是精于某一具体领域或方面的专才，但必须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了解和研究的通才，而成为这种具有广泛综合性的通才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哲学思维的能力，因为在人类的各种知识和理论中，只有哲学才具有最广泛的综合性和普遍性。领导主体的工作环境和面对的情况千变万化，极其复杂，要驾驭和处理好这一切，仅凭某项单一的方法无济于事，领导主体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掌握和运用哲学的辩证方法。
就领导者所作用的对象——被领导者来说，他们与领导者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领导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驾驭有一个过程，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适应和配合也有一个过程，领导活动的成效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双方的共同利益。从领导学的意义上讲，作为领导客体的人在领导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在总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归根结底是一种主动的决定的力量。因为这种特定的领导客体在宏观的社会生活中，正是我们所说的决定历史命运的人民群众。他们不仅是整个社会实践和物质文明生产的主体力量，而且是总的社会精神文明生产的主人。因此，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也是哲学思想的真正主体。
另外，从领导的本质等因素来看，关于领导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必然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领导是统治”、“领导是控制”、“领导是决策”、“领导是指挥”、“领导是管理”、“领导是沟通”、“领导是服务”等，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来定义领导的本质。但这种定义最多反映了人们对作为整体的领导问题的不同方面和角度、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思考。而在哲学的层面上，领导则是一种社会实践，这就是把领导问题研究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必然性。说领导活动是一种指导性的实践活动，这种指导性主要针对领导活动的主体而言，是指领导者对于领导客体中人的因素的指挥、导向、控制和驾驭。这不仅需要凭借权力地位发出命令，还需要用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来吸引被领导者，用一定的理论观点和精神力量来影响和推动被领导者，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组织和实施。领导者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其思想就要有预见性、超前性，要有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总之，领导者要使其指导性的东西变为现实可能性的东西，就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在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具有哲学修养并善于进行哲学思维的能力。
哲学对领导的作用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领导目标的确定和完成，对领导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和改进，对领导环境的认识和改造等，都需要领导者把领导活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要着眼于各领导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综合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始终局限于具体的、局部的思考和研究，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有关领导问题的思考就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就中国哲学本身的特性来讲，它决非远离生活的学问，尤其是对于时代、领导这类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哲学决不能视而不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的问题，不少学者以“学术凸显，思想淡出”作标榜，搞学问上的“自产自销”，使哲学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的东西。这其实并非中国哲学的传统，如果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必然导致其自身的贫困化。当然，哲学在一段时间内的隐退，确实也为应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这也正是不少应用学科在20世纪末繁荣发展的部分原因，如同前面所讲到的领导科学得到快速发展一样。但是，一方面，中国哲学决不会长期甘心处于边缘化地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另一方面，领导科学等应用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借助于哲学，这也正是笔者提出要由具体科学走向哲学、由领导科学走向领导哲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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