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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以前，只是按照自己所属的“种的尺度”和需要去对付世界，人在脱离动物界后首先是通过实践掌握“取得一定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5页。）的。正是实践掌握使人类越来越懂得了认识、掌握和遵循外部世界的固有本性和规律的重要性，使人类越来越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生产，按照客体本身尺度来规定自身活动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原先始终隐含在实践中的某种人对外部世界的审度、俯观仰察以及常识性认识逐渐发展成为以探寻事物客观规律，穷究万物之理为主要目的的，也就是以揭示对象“是什么”、探求其“为什么”、“怎么样”和“将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掌握活动。当然，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论掌握本身一开始也是没有分化的。科学理论掌握和哲学理论掌握是融为一体的。科学理论掌握作为一种独立的掌握方式是随着实践的推进才逐渐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并按照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而向前发展的。正如瓦托夫斯基所说的：“科学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注：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至于人们对社会历史领域的认识，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则一直处于前科学阶段。只有在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人类才开始进入对历史领域的科学认识阶段。
科学理论掌握并不是象实践掌握那样实际地直接地控制、驾驭、占有和享用客体，不是实际地改变客观对象的现实存在形式，并未重新创造出人与世界的新的客观关系，而是以科学理论体系的方式，观念地把客观事物的结构规律、建构规律、运动变化规律等外部世界客观对象的一般属性、内部本质和规律再现出来、描绘出来。爱因斯坦说：“科学就是对表达未知的东西的企求。”（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4页。）所以， 在科学理论掌握中人将自身限于看世界、审视世界、解释世界的范围，只专注于理解和认识那些未被人所认识的对象的客观规律性。
科学理论掌握作为静观、审视、理解、认识、把握客观外部对象本质、规律的观念掌握活动，所掌握的实际上只是信息客体或信息化的客体。它所关注的是外部对象世界的信息方面或信息过程。它凭借语言符号的中介通过对观念化、符号化、信息化的客体进行观念的分解组合，信息的采集、破译、重组、编码、符号的操作和思维作业，在思维中建立起同外部对象的结构和建构逻辑相统一的信息组合。这种信息组合以合乎逻辑的概念、范畴体系、语言符号陈述体系的形式存在。而这是通过人的思维的创造实现的。爱因斯坦说：“在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语言表述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5页。）
这种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在思维中再现外部对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作业过程，也是人们突破感性掌握局限的理性探索过程。人对外部世界科学理论掌握当然必须建立在感性反映基础上。感性反映尽管也有丰富多彩真实可靠的一面，但它只能达到对个别孤立事物的感性的存在、感性形象及其外部联系的感性掌握，但要科学地解释外部世界就不能仅靠外部对象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不能仅仅依靠我们的感观和经验，而必须要超越直接呈现的表象和感觉经验。因为，当我们不能把自然现象追溯到某一规律时，理解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本身就不存在。“自然科学的伟大就在于它们拒绝满足于观察的经验论”，（注：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5页。 ）而力求理解感性知觉材料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追溯、超越“不可能靠对我们的普通经验进行单纯的扩展、放大和增多而达到，而是需要新的秩序原则、新的理智解释形式，”（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通过理性思维的创造才能实现。 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才能超越感性反映的界限和程度，超越感性掌握的个别性和外在性，表面性和直观性，零散性和浅陋性，达到对事物的一般属性、内部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掌握。也就是在思维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54页。）从而形成有着逻辑结构的系统化的并且可以验证和证伪的科学知识体系、普遍性的思维形式。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用概念来建立一种逻辑结构，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样的逻辑结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5页。）这种逻辑结构、这种思维形式是外部世界客观规律在人的意识、思维中的存在方式，蕴含着客观对象的存在和状况、结构和属性、本质和规律的某种确定的信息。外部世界的本质、规律向人的意识事实的转化、外部世界的普遍性在科学知识体系中被思维地再现，也就意味着人对外部世界实现了真理性的掌握，实现了科学理论掌握。
由此可见，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承担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理解的职能。科学理论掌握是以实现对外部对象的客观必然性的理性把握为目的的掌握方式。它力图透过种种扑朔迷离的外界现象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为极其多样的现象提供某种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普遍性的统一解释。E.内格尔指出：“科学事业的明确目标就是提供系统的负责的基础牢靠的解释。”（注：内格尔：《科学的结构》英文1979年版，第15页。）人们通过科学理论掌握所形成的各门科学理论体系成为人对外部世界进行基本解释的构架和依据，从而能够满足人们理解外部世界各种现象的需要，满足人们求真的要求，也能帮助人们追溯过去，预见未来，并大大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视野。科学作为一种使其一切主张经受检验和批判的批判性的非教条性的事业，还能帮助人们破除迷信。科学理性拒绝迷信和教条。在科学的世界里是没有神灵的位置的。因此，它使人们“摆脱了我们在宗教、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常见的那种无休止的无法解决的争论。”（注：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从这个意义上说， 科学理论掌握本身满足了人类的追求真理、追求客观必然性的需要。
但是，人们从事科学认识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理论掌握作为自然界普遍性形式的规律，并不单纯是为了精神上的享用，而是为了“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它的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3页。）所以， 科学理论掌握方式对于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支配外部世界的一种工具的效能和力量。作为科学理论掌握活动的积极成果——科学理论具有工具价值。
这种工具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为人类适应环境，适应外部世界提供了指南。可以说科学认识是人类适应的一种主要工具，因而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主要工具。怀特指出：“科学主要不是一种控制手段。科学是一种适应手段，控制只是适应的一个层面。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如果想继续活下去，便必须对之加以适应的宇宙之中。神话与科学都是适应的手段。它们是对于世界的说明，人则据之以活动。”例如，“我们不可能控制气候，而必须适应它，而知识与理解则有助于有效和令人满意的适应。”（注：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344页。）
科学理论掌握为人类适应外部世界提供了理解力的基础和前提，而改造外部世界是人类适应外部世界、依赖外部世界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科学理论掌握则为人类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人工世界提供了客观的尺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理论地掌握作为自然界普遍性形式的规律，形成科学知识，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在实践中应用这些规律以达到对自然界的实践掌握。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所以，当科学应用于实践时， 就会发挥巨大的工具的价值。可以这样说，人们在科学理论掌握活动中每取得一项新的成果，就意味着人类发展了自己的意识的普遍性，扩大了自己的内部构造——动力世界，同时就为人们实践掌握活动的功能圈向自在的自然界的推进，为自在的自然界向人化的自然界的转化开辟出新的可能的前景，为在实践领域发展人的普遍性奠定了基础。随着科学理论掌握向深度和广度的推进，人类实践掌握的形式和内容、广度和深度、对象和工具都将随之或快或慢地发生改变。外部自然界也会随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层次上成为人类掌握的对象。就此而言，科学理论掌握也是人类从外部自然界中求得解放、获得自由的重要方式和武器。
古代人之所以生存活动的功能圈如此狭小，自由度如此低、所能实践地加以掌握的对象如此之少，关键就在于那时科学理论活动的不发达，就在于那时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以至于那时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得不主要根据人的常识、经验和技艺。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践地掌握外部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理论掌握活动的发展，以及科学理论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可以说：“实现科学真正的概念的，是近代各门自然科学及其在经济与技术中的应用。”（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1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由于大机器的应用，“使得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用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6页。）从某种意义上说， 英国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把宇宙构造的近代理性图式——经典力学转化为机器工业的科学基础而已。以工业生产实践为主要形式的近代实践掌握方式所以能够通过变革自然物的物理化学形态，创造出大量在自然界中原本不直接存在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断地扩大着人的生存范围，关键就在于把近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科学理论掌握成果应用于工业生产实践中，所以近代工业实践所开辟的人的新的生存范围是离不开科学理论掌握的，离不开人对自然界的理性的洞见和对自然奥秘的科学揭示的。如果说科学理论掌握在近代工业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价值的话，那么，在现当代就表现得愈加突出。现代的实践掌握活动，不同于经验型技巧型的实践掌握模式，而是以知识型和科技型为其主要形式的，具有智能化的显著特点。科学、技术和生产呈一体化趋势。在现代化生产实践中，科学已经不仅仅是生产实践通过技术得出的概括性成果，而且它一跃成为生产的前提条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缺乏科学知识、手段与装备，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实践掌握活动。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现代实践掌握活动更加离不开科学理论掌握，另一方面，也使得科学理论掌握成果能够迅速地在实践掌握活动中发挥出工具的价值、实际应用的价值。
总之，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正把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应用扩展于整个世界。”（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1页。 ）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了科学的广泛应用，人类在今天才获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在将来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我们对种种贬低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人学价值的反科学主义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人类的实践掌握活动，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进步和自由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掌握，离不开科学理论掌握向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和推进。
但是，正如任何掌握外部世界的方式都有其局限性一样，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也不是万能的。这首先表现在科学理论掌握的历史性上。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因果性、规律性的唯一途径，但是本身又是历史地产生和发展的。并不是有了科学理论方式就能一下子穷尽对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论掌握的。人科学地掌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一方面是至上的，另一方面又是非至上的。从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人们总是不断地扩大着，逐步逼近着对外部世界客观规律性、因果性的科学理论掌握；但是，从其现实性来看，科学理论掌握外部世界总是由有限地思维着的具体历史时代的具体的人来实现的。每一历史时代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掌握只能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不断地得以实现。所以，对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依赖于科学理论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程度和范围总是有限的。在科学理论所掌握的领域之外，人们只能借助于其它方式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这在科学理论掌握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尤其突出。
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因果性、规律性的唯一途径，满足了人们求真的需要，并为人们摆脱各种盲目的自然力和盲目必然性的约束和支配，获得自由开辟了道路，为建构人类的生存功能圈和扩大人类的生存范围，为人类生活得更加富裕、舒适、更有保障和更有生存的主动性，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但是“科学总是一种片面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理智控制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压抑着人的其它力量。”（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页。）特别是当科学还只是局限于对外部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当社会历史领域还在科学的视野之外时，当真正的人的科学还没有建立之前，单纯的自然科学不可能昭示人生存的意义，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承诺、保证和根基，从而解决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所以，那种认为只要有了自然科学，人的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科学并不能满足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
科学理论掌握方式不但不能完全满足人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科学如果停留在理论和观念的领域其实用价值也只是潜在的。只有当它转化为技术并在实践领域加以应用时，才能使其实用的价值现实化。技术是科学应用于实践的中介，即使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呈一体化趋势的当代亦不例外。技术不只是改造世界的手段，也是一种认识，不仅有对世界的实际的（物质形态）掌握的一面，也有对世界认识上的掌握的一面，不仅表现为经验、技能等形态，也表现为理论形态、知识形态。在现代，技术的理论形态在技术体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现代技术首先看作是理论掌握方式。技术理论掌握方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理论掌握方式。因为技术理论掌握的目的不是发现客观世界的新规律更好认识事物，而是利用规律去设计器具，更好地控制和利用事物，它所建构的理论世界，是不同于以解释性、客观性为特征的展示客观世界必然联系因果联系的科学世界，而是以规范性、有效性为特征的体现实践——精神的人工世界的观念形态。正因为在技术理论掌握中人们把自然法则、客观规律与人的目的内在地辩证地统一起来，所以它才能直接成为人们利用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方法和知识，并能物化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手段，向实践领域过渡，才能成为科学理论价值实现的中介。因此，尽管科学与技术在其生成上表现为具体历史的相互依赖形式，但在功能上，科学只有在技术领域得到应用时，才能发挥出实践效能、实用的价值。科学的实用价值的实现是依赖于技术的中介的。科学理论的实用价值实现有赖于向实践掌握领域的过渡。历史经验表明科学如果不能转化为技术，不能在技术和实践领域中加以应用，科学就不能实现其巨大的价值。
科学理论掌握功能的有限性还表现在它不能够保证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一定有利于、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科学理论掌握是以实现对外部客观因果性规律性把握为目的的掌握方式，不涉及人的价值领域。所以，科学理论到底被应用于什么目的是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所无法加以把握的。科学理论掌握方式无法支配人类应用科学成果的行为。粒子物理学所揭示的微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既可以运用于和平利用核能为人类造福的各项事业，也可以被运用于制造毁灭人类的原子弹等核武器上。现代分子生物学所揭示的生物规律以及克隆技术同样既可以造福于人类，又可能被用于不人道的目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都与科学的不合理应用有关。可以说，科学既为人类开辟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道路，又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注：参见以爱因斯坦为首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的《迈瑙宣言》。）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曾对科学理论掌握方式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价值以及不足作过深入的反思。他说：“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样集中注意实在的一个局部的方面，并且局限于实在的特殊部分所获得的这些成就，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互冲突的回答。我们谈到了科学的善恶相克。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哪些部分，把科学和技术成功地联系起来了。贫苦阶级的物质贫困已经大部分消除了。现代医药已经防止了成千百万人因病死亡，交通和电讯已使生活方便了。另一方面，科学可以被误用来发展具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技术的优先发展损害并威胁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是除了这些直接的威胁，我们的价值（伦理标准）也改变了，对物质生活的富裕这一狭窄领域注意过多，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被忽视了。虽然科学技术只能用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的是否善良，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内部来决定，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和人类的整个实在的观念出发，不是从它的一部分出发作出决定，否则，我们将完全误入歧途。”（注：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3—164页。）总之，现代人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同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科学技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也有其历史性和有限性的一面。科学万能论、泛科学主义与科学悲观主义、反科学主义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