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合并的历程与反思——基于大学理念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历程论文,理念论文,院校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院校合并运动，被称为继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轮院系大调整”。这次院系大调整的指导方针是“共建、调整（划转、转制、下放）、合作、合并”，其间涉及到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但以合并为主要形式。本文主要讨论合并问题，为了行文方便，统称为“院校合并”。
一、院校合并的缘起
这次院校合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大调整。
解放初，中国只有205所高校，其中公立学校约占60％，私立学校约占30％，外国津贴的学校约占10％，且大多集中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内地高校很少，很多省份甚至没有高校。中央人民政府先是花了两年时间对原有高校进行接管和改造，所有高校一律改为公立。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到1957年，在学习前苏联的同时，全面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除保留北大、南大、复旦、武大、中大、厦大等17所综合性大学外，其余高校分科设置为专业院校，如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医药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语言学院、艺术院校、体育学院、民族学院等，其中设置较多的是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和医药院校，而且许多院校分属各行业部委主管。
从总体上看，这次院系调整，改善了我国高等学校地区分布不合理的状况，内地增设了不少高校，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如作为新兴工业基地的西安，高校数目由1951年的8所增至1957年的22所。另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当时经济建设急需的各类专门建设人才。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如：
1.使高等教育走向过于狭窄的专业化，削弱了宽厚的学科基础，影响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和发展后劲。
2.对原有综合性大学调整幅度过大，导致文、理、工、农、医分家的局面。
3.学院分属中央各业务部门主管，形成了教育上的“条块分割”及专业上的重复设置。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方面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规格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上述弊端越来越暴露出不适应性。因而，上次的院系大调整就为新一轮院系调整留下了伏笔。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革命，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进行。此种背景下，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时势所趋。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1992年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以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表，标志着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始。
因此，在某种意义说，新一轮的院校合并渊源在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启动了1992年《纲要》的颁布，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在结构、布局、质量、效益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1]。而在实际操作中，则体现出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有政府的行政推动，也有市场因素和院校发展因素的作用。对此，通过院校合并的历程可以略见一斑。
二、院校合并的历程分析
这次院校合并运动历时长，涉及面广，过程复杂，难以做一清晰的阶段划分。这里试做一粗略的划分，以便大致了解其来龙去脉。
（一）初始阶段：肇始于地方院校的合并（1992）
院校合并首先是从地方院校开始的，例如，最初合并的院校有：
资料来源：http://www.edu.cn/20021125/3072865 3.shtml
地方院校的合并，大多是必须而有益的。因为他们原来大多规模过小，专业过窄，低水平重复。合并目的也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增强实力，提高效益。其中，政府最初主要是起“媒婆”作用，后来才慢慢加大推动力度。与此同时，管理体制改革也在进行。也是在1992年，原国家教委在广东试点，国家教委与广东省共建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开始打破高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二）第二阶段：院校合并范围扩大，进程加快（1993—1997）
院校合并进行不到一年便迅速升级，不再仅仅是地方大学参与合并，各行业部委所属院校及一些重点大学也纷纷加入合并行列，例如：
资料来源：http://www.edu.cn/20021125/3072865 3.shtml
这期间，先后有几百所院校参与到合并行列之中，并刮起“升格风”——中专升大专，专科升本科，单科性院校变成多科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变成大学。其间，一度连具体主管教育发展规划的官员都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学校在合并，“因为今天和明天的数字不一样”。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行政参与力度不断加大，并与中央各部委机构改革相关联，借以改革原有体制中条块分割、重复设置、布局不合理等弊病。当然，其中一些院校的合并是不切实际的，纯粹是没有校际合作基础或互补基础的行政性“拉郎配”，并有“聘金”或“嫁妆”相赠，合并就增加拨款，不合并就没有。其间还引发不少关于合并利弊得失的讨论，最表层的就是校名之争。[2]
（三）第三阶段：重点大学加盟，院校合并进入高潮（1998—2000）
1998年以后，院校合开始与“世界一流大学之梦”相联系。199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上，江泽民主席发表讲话，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期盼：“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许多重点大学加入合并行列，例如：
资料来源：http://www.edu.cn/20021125/3072865 3.shtml
重点大学的加盟，使得院校合并进入高潮。同时大学排行榜和一些似是而非的“一流大学观念”误导又进一步推波助澜。例如，所谓“一流大学必须要大”，“一流大学研究生人数必须超过本科生”，“一流的大学必须是综合性大学”等。一时间，合并似乎成为奔向一流大学的终南捷径。
（四）第四阶段：院校合并渐趋平静（2001年以后）
院校合并之风渐渐平静下来，只是不时还有些零零星星的院校合并，又多是一些地方院校的合并，目的多为了升格。
三、院校合并的理念反思
（一）院校合并的得失分析
如此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的院校合并运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世无先例，影响深远。
首先应该肯定，院校合并为构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为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进展，并切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如：
1.原来分属国家各部委以及分属中央和地方管理的高校，重新明确归属，中央部属高校大多数统一归口到教育部管理，其余全部划归省级政府统筹管理。这就进一步理顺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调整了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改善了大学分属不同部门管辖的条块分割的局面。
2.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新的高教管理体制的框架基本确立，促进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
3.某些方面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4.产生了一批更有优势的学科、高校和综合性大学，有利于跨学科的发展。
5.人才培养的面向有效扩大，多学科的氛围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但是，不可否认院校合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如：
1.校名混淆，模式趋同；
2.勉强合作，貌合神离；
3.文化冲突，品牌丢失；
4.定位不明，特色模糊等。
当然，合并的利弊得失，已有很多讨论，这里主要从大学理念的角度略作反思。
（二）基于大学理念的反思
当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匠心独运，在其《大学的功用》一书中用神来之笔为现代大学创立了一个新名词——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在克拉克·科尔看来，现代大学面临着三大相关领域的调整：发展、学术重点转移以及介入社会生活。他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名称。这意味着它似乎更具有丰富的意义”，“它又类似于一个政府体系，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邦。”[3]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古代有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叫太学，这实际上是传播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的中国古典大学[4]。为什么称“太学”呢？《说文解字注》对“太”的解释是：“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据此解读，太学便是一种“大得无法形容的大学”。当然，这种称谓也许带有一种中国文化中的“尊大”心理，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大”。
那么，近十余年来的院校合并，是不是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尊大”心理，或者片面误读克拉克·科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呢？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可以肯定，大学并非指“越大越好”，也不是指“大而全”，更不是说“大等于强”。通读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看不出克拉克·科尔说现代大学就是指规模巨大。作为“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的太学更不是指规模巨大。
其次，现代大学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研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是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要全面履行这些职能呢？当然不是！三大职能之说，是就普遍性而言，是由作为类的大学或大学整体共同完成的，不是指具体的每一所大学。具体到每一所大学，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不同的科研取向，不同的服务取向，从而产生不同类型的院校——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服务型大学等。之所以如此分工，这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社会需要的多样化，决定了高等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办学格局，构成各尽所能、分工互补的体系。
因而，就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来说，学科齐全既不等于结构优化，也不等于实力强大，更不等于办学效益提高。那么，大规模的院校合并，盲目追求“大而全”，造成巨型大学林立、综合性大学林立，就不仅不利于形成多样化的格局，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千校一面”，造成院校模式趋同，进一步导致大学走向分类不清、定位不明。这需要引起我们认真反思。
这方面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体系”。它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也多种多样。美国大约有2,300所四年制的大学和学院，以及超过1,800所的两年制院校。在4,100所学校里，只有约100 所学校可称为研究型大学。在研究型大学里，更只有少数大学——包括常青藤大学，以及少数享有盛名的其他公立大学，如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具有全球性的声誉和影响力。然而，即使那些不那么出名的美国大学，也向他们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证。[5]
总之，近十多年的院校合并是一次高校布局结构的大调整。从教育管理的角度来说，院校合并有利于促进教育体制改革；从参与合并院校来说，总期望出现“互利双赢”的局面。现在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合并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而以科学发展观和先进的大学理念为指导，扬长补短，长善救失，脚踏实地工作，才能促进大学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本文为厦门大学“985 工程”二期创新基地研究课题“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研究”之“中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研究”（A20052001）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