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亨廷顿革命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5)03-0246-03
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不是结束历史，而是开启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机会 。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集团对于“革命”一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力图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殊要求，以获取其特殊利益。
“革命”在亨廷顿那里是作为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出现的，毛泽东则将 其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略的基本理念。由于二者完全迥异的东西方背景和时代背景，以 及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二者的革命观有很大差异，但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又使得 他们的革命观表现出诸多共同点(注：鉴于亨廷顿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止于1949年，毛泽 东超出民主革命的论述与亨廷顿的革命理论没有可比性，故不在比较之列，因此本文的 比较研究都是在毛泽东的民主革命理论和亨廷顿的革命理论之间展开。)。
一、关于革命起源的比较分析
对于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解释模式可称之为“压迫—反抗”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广 泛存在的剥削、压迫、奴役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人们不甘于受压迫受剥削，于是就 反抗，就斗争，就革命，希冀通过革命求得自身的解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革命 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 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1]
毛泽东的“压迫—反抗”模式是一种阶级斗争分析模式。他认为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 ，……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 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2]所以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亨廷顿对革命起源的解释模式则可称之为“制度—参与”模式。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僵 硬脆弱的政治制度无法容纳满足社会势力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参与要求在现 存政治体制内得不到满足，就只好诉诸体制外的非法手段——革命。可见，革命实际上 是政治参与要求在现存政治体制之外急剧爆发的结果，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 。所以亨廷顿指出：“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制度结构之外广泛而迅猛地扩大。” [3]革命的根源在于传统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严格限制和新生社会势力扩大政治参与 的强烈要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所以，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大多发生在专制独裁国家，这 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很少显示出有为新生社会势力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的能力。而 那些民主的政治体系，由于已经形成了同化新的社会集团和意欲参政的精英分子的一套 程序，所以对革命具有免疫力。这一事实说明，僵硬脆弱的政治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 材料。
他同时强调，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存在着抵制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而且需要有追求 此种扩大的社会集团。事实证明，在封闭停滞的传统社会中，鲜有革命的发生。只有在 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革命才有爆发的可能。这是因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 ，新生社会势力层出不穷，人们改变现状的期望值急速提升，参政要求不断膨胀，给予 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日益落后的政治体系造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不能及 时化解，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可见，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新生社会势力是制造 革命的又一原材料。由此亨廷顿判断：“革命发生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和政治制度较为 脆弱的地方。”[4]
不难看出，毛泽东亨廷顿二人对革命起源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全然不同。毛泽东对 革命起源的分析运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关注的焦点是阶级斗争，认为阶级利益的对立 引发阶级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导致革命。而亨廷顿的革命起源分析则是运用了政治 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参与危机，认为传统政治制度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与新生社 会势力对政治参与的渴求发生矛盾，矛盾的尖锐化引发革命。运用亨廷顿的分析模式， 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晚清政府僵化的政治制度所能提供的政治 参与通道过于狭窄，不能够有效同化具有强烈参政愿望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孙中山最初 曾对清政府抱有期望，1894年春他曾上书给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同样，1898年康有为和梁启超推动光绪皇帝开展的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即遭扼 杀。孙中山上书的失败和康梁变法的夭折表明，体制内参与的道路走不通，从此暴力革 命成为志士仁人们面对满清政府的惟一选择。
尽管两人的分析角度有很大歧异，但是实际上可以说他们是殊途同归。以1927年后的 中共革命为例。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阶级本质，指出，“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 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 害。”[5]在此僵化的专制政权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 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因此，蒋介石政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压迫——反抗”的模式，开展武装斗争，推翻蒋介石 政权成为下层民众的必然选择。而按照亨廷顿的“制度——参与”分析模式，1927年后 的中共革命同样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1928年蒋介石按照新专制主义政治模式建立了自 己的统治，拒绝进行任何社会改革，以暴力手段进行强制性社会政治整合，对于异己政 治势力，军事征伐、政治拘捕及思想迫害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本质而言，其统治实 际上是中国传统专制统治的延续。蒋介石政权基础的狭窄性使其无法为下层民众提供合 法的政治参与渠道，其他社会政治群体的变革要求只能诉诸体制外的表达方式。
二、关于革命动力的比较分析
对于革命动力的正确认识是领导革命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中国革 命最基本的动力，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 的生产资料等优点，“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 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6]。毛泽东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 的同盟者，也是革命的动力。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 梁的作用。
对于农民的革命性，毛泽东有一个基本理论依据，即“越穷越革命”，由此断定农民 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深刻内涵上肯定了农民的主力军作用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根基，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帝反封建，最根本的是消灭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封建的主力，当然是受封建压迫最深的农民。“经济落后之半 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之所以实 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 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 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7]“若无农民从 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8]
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中最复杂、最关键而又最难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以与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为标准，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即买办资产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9]。而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一方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革命中又表现出 软弱性和妥协性，总的特点是动摇。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他们同 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10]基于 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及表现规律的把握，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动力和无 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中不可缺少的同盟者，确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晚年 总结革命经验时说到：“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11]
亨廷顿也用自己的分析架构对各个革命集团的革命性依次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分析了 城市中三个一般认为可能最具革命性的集团：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 分子。他认为游民无产阶级不是革命的材料，是保守主义者，现实主义者。而城市产业 工人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也较少可能成为革命活动来源。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 工会组织的出现都先于劳工队伍的形成。而工会组织越发达，伴随着农村移民进入工厂 劳作而来的激进化和动荡趋势便极大的降低了，因为“工会通常是现行制度的衍生物而 不是现行制度的反对者”。[12]在一般情况下，工人的目标就是相当具体和直接的经济 目标，而不是去改造政治和社会的秩序，因此他们也不是革命的主角。
据此，亨廷顿强调由于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而游民无产者则斤斤眼前的目标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 府的主要力量源泉。”[13]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 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14]，“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15]。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 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
亨廷顿就农民与革命的关系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果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16]，“ 农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17]。这是因为如果农 村支持政府，政府就有潜力去孤立并遏制城市反对派。反过来说，即使城市集团能够推 翻一个政府，但是如果城市集团不到农村去找到支持力量，那么他建立的政府也将是不 稳定的。“城市集团推翻一个政府，一般并不意味着推翻政治和社会体制。……他们不 可能造成革命”[18]，“如果上台的政府都不能够得到农村的支持或默认，那么，政治 稳定的基础就微乎其微了”[19]。所以，城市内的反对派令政府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 反对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20]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 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它积极反对这个制度，它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
毛泽东亨廷顿对革命动力的分析，在农民问题上达成共识，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把农民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对于农民问题，他较之党内其他人，显得探索更为用心，认识更为深刻，行动更为积 极，他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 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1]充分显示了 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悟。对此，亨廷顿也极为推崇，并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论证自己 的观点，“关于革命的基本道理，还是毛泽东在1927年说得精辟。他写道：‘如果要给 予适当的分数，我们把民主革命的成就计为十分，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的成绩只有三 分，而剩下的七分应归之于农村革命中的农民……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 ，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22]
对于农民之外的其他阶层，毛泽东和亨廷顿的分析多有歧异。对于无产阶级，毛泽东 强调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亨廷顿则认为他们具有保守性， 甚至目光短浅，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角。相反，对于城市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亨廷顿最为看重。他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 是革命性的集团，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虽然也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作用， 视他们为革命的先锋和桥梁，但他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认为他们 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这就导致两人在建立革命联盟的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分歧。
在亨廷顿看来，“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并行或合作”[23 ]，只有把知识分子的大脑和农民的人数相结合才能赢得一场革命。因此革命联盟的主 体应当是知识分子和农民。而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即 工农联盟。虽然毛泽东也强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4]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25]。但是知识分子被认为“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 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 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 革命的敌人。”[26]知识分子的种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所以， 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是有保留的。
事实上，从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大意义的言论中，我们不仅读 到了知识分子须要克服自身缺点的必要性，同时也体会到其中隐含着毛泽东对于知识分 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不自觉的承认。毛泽东尽管认为工农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 基础，却很少讲工人如何和农民结盟的问题。反复宣扬工人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 导地位、工农联盟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基础地位，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宣传的考虑和意识 形态的因素。这就说明，毛泽东事实上也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知 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农民，一个是领导力量，一个是革命主力军，这二者的成功结合， 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当然，知识分子仅与农民结合是不够的，还要和代表先 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相结合。但不论何种结合，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只 有把知识分子的大脑和工农大众的人数结合起来，才会形成“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 量”[27]。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提出了知识分子和农民沟通结合的障碍问题。有意思的是，这恰好 也是亨廷顿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亨廷顿认为，革命之难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 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而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则是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 、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 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 民。”[28]因此，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互相猜疑和误解。而且“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目 标也不相同，并且时常冲突。”[29]亨廷顿认识到了城市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鸿沟，却没有提出多少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成功 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成就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三、关于革命组织的比较分析
在这里，革命组织主要指革命政党。毛泽东和亨廷顿都很重视革命政党在革命中的作 用。在亨廷顿的理论体系中，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30]。政党的功能在 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在现代革命中，政党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31]。革命政党主要有两大功 能：一是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 化手段”[32]。在此亨廷顿引用了塞杜·库亚特对政党的论述，“这种政治组织已变成 将农民和市民铸为一体的大熔炉。它把前者从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克服后者对 乡巴佬的鄙夷倨傲，实现民族团结并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样，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 沟就得以填平，各阶层的人们也才能汇集成一股洪流，奔向共同的政治目标。”[33]所 以，亨廷顿认为：革命运动是政治组织的产物。他认为列宁主义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对组 织(政党)的强调并予以高度评价。二是组织政治参与，实现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制度化 。亨廷顿强调一切革命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需要造就强大的政党来组 织这种参与。他说，“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 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简言之，成功的革命要求创立一个政党体制。”[3 4]亨廷顿认为，20世纪每一场重大革命的胜利都建立起了深深置根于群众之中的政党体 制，从而组织起已经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稳定化和制度化。他高度评价列宁领导的革 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 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 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35] 毛泽东也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帜。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强调组织 的作用，强调革命党的重要性。“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36]。
那么革命政党究竟有哪些功能呢?毛泽东认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 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37]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深深懂得革命政党担负着 的“向导”作用的重要，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但它不是主导力量。他们的 主体力量只有在正确的主导力量的引导下，克服随意性、非理性的不利因素后，才能最 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教育 人民，带领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其次，毛泽东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功能在于组织人民。 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40年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38]，“要打倒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占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才有可能。”[39]1926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农 民革命运动，由于中共领导下的各级农会的组织，农民运动形势的发展之迅速，出人意 料。
根据以上论述，他们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对政党动员功能的强调，而政治动员的对象 也都主要是对乡村农民的动员。亨廷顿认为政党的功能之一是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 度化框架，而毛泽东也强调党的任务主要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但是，毛泽东和亨廷顿 在如何成功地实现政治动员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按亨廷顿的设想，革命党实现对乡村 的政治动员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民族主义斗争。而毛泽东使用的手段是制定出正确引导 革命发展过程的各种政策和各种政治口号。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动员是中国历史上最成 功的。不过，毛泽东和亨廷顿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政党功能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亨廷顿主 要强调和最为看重的是政党组织政治参与的功能。他一再强调革命政党的作用在于组织 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制度化。而毛泽东对革命政党的重视，主要在于它的向导功能， 认为革命党是革命的领路人，担负着为革命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制订革命的总路线、 总政策、总方针等重大任务。没有革命党作向导，革命必然要失败。两人的观点可以说 是互相补充，各有千秋。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亨廷顿二人的话语系统和理论分析 方法有很大差异，他们的革命理论各有千秋。在有些方面，他们可说是异曲同工，殊途 同归；在有些方面，他们则可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有些方面，他们可说是“英 雄所见略同”；在有些方面，他们则可说是各执一词，观点迥异。对毛泽东和亨廷顿的 革命观进行比较研究必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革命的内涵和一般规律，更深 刻地理解20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
收稿日期：2005-01-09
标签：亨廷顿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