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变革与转型：新的思路与新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路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3)04-0074-07
一、导论
院校研究是对高等教育机构或大学的研究，旨在为大学提供有益的信息咨询，促进对大学的理解，改进大学组织的运行。院校研究是美国人的首创，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最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院校研究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院校信息系统，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为院校决策服务；另一种是基于院校变革史，通过问题的建构、历史的重新阐释，为院校当下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前者是一种技术化的路径，把院校研究严格限定在院校自我研究范围之内，旨在解决院校自身的问题；后者是一种综合性路径，认为院校研究既要着眼于为本校工作服务，又要着眼于学术积累；既要解决院校自身问题，又要发展理论。总的来说，技术化的路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已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基于院校变革史的路径则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尽管美国院校研究源于校史研究。本研究试图复兴基于院校变革史的院校研究路径，从问题史和微观史的角度描述和阐释院校变革与转型这一主题。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革本身，推动院校变革与转型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功用。正如美国学者彼得森(M.Peterson)所言，“院校研究是专门为学校的改进和管理提供信息支持的研究，其价值体现在它对高校适应变革能力的贡献，以及在帮助高校适应变革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要有效地推动院校变革，必须从院校组织结构变革、信念变革和权力变革规律的把握入手，从问题史的角度认真进行梳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通过历史理解当下”是院校变革史的研究逻辑，本研究试图以这种新的思路和新的分析来建构一种院校研究的新范式。
二、大学变革史：描述与阐释
从科学学的角度看，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有两个标志：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二是有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成熟的研究领域是由我们研究什么而不是由我们如何去研究来界定的，即任何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要取得合法性地位首先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
院校研究的独特研究对象就是大学的变革与转型。美国院校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学化时期”，早期的院校研究是校史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大学的改进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作为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副产品，院校研究在“大学化阶段”集中于课程与教学改革方面。20世纪上半叶美国院校研究进入院校自我调查阶段，作为社会问责的产物，院校调查运动实际上是利用社会舆论压力迫使大学进行改革，其主线也是大学变革。二战之后，美国院校研究进入制度化阶段，作为有组织的决策研究，院校研究更加凸显了大学变革的主题。有学者明确地将大学变革进行了类型化的处理，正式界定了大学变革的四种形式：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大学变革、以竞争为目的的大学变革(包括同型竞争和错位竞争)、依循学术发展逻辑而实施的大学变革。中国院校研究的对象也应该定位于大学变革。因为中国院校研究产生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才应运而生的，主要运用一些可操作性的概念来取代传统高等教育研究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如果说中国以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没有情景化和空间感的状态下抽象地论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那么，现在的院校研究就是在情景化和空间感的条件下探讨中国大学的变革与转型，探讨富有个性特点的大学变革史。院校研究尊重每所具体院校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带有个性特点的发展路径，这种研究品格与追求普适性理论的宏大叙事形成鲜明的对照。
研究对象确定之后，研究方法就是决定的因素。如何卓有成效地研究大学变革史，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院校研究从校史研究演化而来，但大学变革史研究不等于传统的校史研究。传统的校史研究强调以时间为向度的客观叙事，这种叙述式的史述方式要么成为学校的大事记，要么流于档案资料的汇编。传统校史研究的最大弊端是校史与理论的分裂，校史研究与现实的背离，无法发挥校史研究为当下境遇指点迷津之功效。大学变革史研究需要一种新的具有理论品格且密切关注现实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就是问题史学。问题史学把跨学科研究和强调理论阐释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引入校史研究，为基于大学变革史的院校研究路径的复兴提供了可能。问题史学是年鉴学派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年鉴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界最著名的史学流派，创立于20世纪初的法国。年鉴学派反对传统的叙述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一宗旨为问题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是最早提出问题史研究范式的历史学者，如其所言，“提出一个问题，准确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问题史与叙述史相对，叙述史是沿着时问维度来重构一种经历，问题史是以阐释性因素取代描述性叙述。也就是说，问题史学一改关注时间的研究传统，强调和凸显历史研究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所言，问题史学“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由此可见，问题史研究是立足于社会现实语境，向过去发问的一种行动，是历史事件在“过去时态”与“现在时态”两个时段内的对话、互动和融通。20世纪60年代后，问题史在西方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阐述模式：首先是提出假设，提出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是收集和分析史料，证明假说成立与否，最后是解决问题，找出历史过程的逻辑。问题史的研究策略很早就被引入到教育史的写作中，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J.S.布鲁贝克。1947年布鲁贝克出版了《教育问题史》，在该书的前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史学宗旨。问题史“编排的优点在于，每一章都以问题开始，又以问题结束……因此，有助于读者不断地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有助于加深对教育史的理解”。问题史研究策略引入大学变革史研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大学的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巨大交切层面，而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大学变革史研究强调，在大学发展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寻求现实与历史的契合，从丰富的校史资源中找寻与发掘解决当前大学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将历史阐释与大学现实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院校研究的功用。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生动写照。
与问题史同根同源的微观史学也可以为大学变革史提供方法论借鉴。微观史学也源于年鉴学派，它是年鉴学派的最新发展形态。微观史学既继承了年鉴学派又超越了年鉴学派。微观史学兴起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与卡尔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微观史学特指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种组织或制度等等所做考证、排比、叙述性的历史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特征的研究，其基本程式是：通过对微观现象的描述，阐释其文化内涵，进而折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现状。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究对象从大人物转向底层的行动者；其二，研究方法坚持跨学科研究和总体史的理想。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的超越突出表现为：创造性地复兴了叙述式的史叙传统。微观史学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观点。深描是美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提出的术语，原意是指一种对意义的无穷无尽的分层次的深入描述。微观史学的深描特指“研究者在大量占有调查材料的前提下，通过现代人的历史想象，为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构筑出一幅解释性的图景，并力图从细小但结构密集的事实中引出重大结论”。深描的引入塑造了微观史学的表述方式，即情节性的叙事方式，尤其偏爱运用人物传记体裁。但是，微观史学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解释而叙述。微观史学旨在通过他们叙述的事件和人物揭示其社会和文化内涵，具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微观史学也鼓励历史学家放弃“让史料说话”的客观主义治学传统，大胆进行历史“重构”，这与问题史学的立场是一致的。微观史学倡导以个别的、具体的事实或地方性事件为研究对象，与院校研究的学术理论十分契合。第一，微观史学主张研究视野下移，建立“自下而上的史学”；院校研究强调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大学内外的普通行动者，如校长、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第二，微观史学提倡研究重心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使历史分析具体化；院校研究强调对具体大学进行个案研究，在情景化和空间感的背景下解释行动者与大学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微观史学坚持多元的史料观，尤其重视民间史料，如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方法获取资料；院校研究强调通过调查研究和访谈，建立各种专题性数据库和分析性数据库，为院校决策提供咨询。
有效开展大学变革史研究，必须把问题史学与微观史学结合起来。微观史重视描述，“贴近生活、具体细致”的深描克服了宏观研究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枯燥性，提供了另外一个深刻观察大学变革和转型的机会，克服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弊端。问题史强调阐释，作为面向理论言说的史述模式，问题史要求一种合乎逻辑关系并自成体系的问题抓取与编排原则，从而成为一种以“问题”为主体的话语体系，有利于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大学变革描述。两者的结合有利于对大学变革史的描述、解释、预测和评价，真正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目的。在大学变革史关注的领域和范畴中，对史学问题的裁选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基于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及作为院校研究的大学变革史的自身处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与划分：一是对大学组织变革的研究，特别是对大学组织赖以存在的活动“场域”的考察，呈现出大学组织与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人们所关注的大学变革，实质上是指大学内部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变革，即大学组织变革。如周光礼、张芳芳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同构：亚洲大学的挑战》通过对香港科技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亚洲三所精英理工大学的变革研究，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三所大学变革既体现了普适大学模式在全球扩散中导致的制度同构，又体现了新思想、新原则、新实践与地方经验结合导致的制度转化。二是关于大学行动者的研究，主要探讨行动者的文化-认知结构的变化与大学组织变革的关系。如王炯华的《朱九思评传》通过描述一位大学校长调整和改造学科专业，在工科院校中率先开办文科和理科，进而提出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的理想与实践，揭示出朱九思改造华中工学院的心路历程。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通过对清末塾师刘大鹏的个案研究，彰显一位塾师在科举废除前后的心路历程。张素玲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聚焦于20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群体，探讨她们在不同教育文化环境中的生活。三是关于大学各种活动的研究，诸如教学方式和模式的演进，学科、专业、课程的演变，学术研究和学位授予活动的变迁，教师职称评审活动的变化，管理和信息保障方式的变革，财经来源渠道的转变，等等。如郭卉的《权利诉求与大学治理：中国大学教师利益表达的制度运作》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大学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运作的描述，揭示大学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大学微观秩序形成的机理。宋文红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通过对中世纪大学进行综合的历史叙事与分析，展现西方大学传统学术活动的生发流变过程。四是院校研究对大学变革与转型的影响问题，即理论和大学变革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大学的变革与转型。如赵炬明、许海涛的《一个战略的诞生——在中国应用院校研究方法的一个案例》通过对一所中国民办高校制定战略规划的描述，揭示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管理方法如何进入高校管理并改变高等学校的传统经验管理模式的过程。周光礼、查强的《大众化时代中国重点理工大学的转型》通过对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战略变革的描述，揭示出中国重点理工大学选择不同的基标大学与各具特色的转型之路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几个方面只是基于现实问题而采取的列举法，并不是全面审视和罗列中国大学变革的“问题”，这四个方面的归纳与分析仅仅是一些初步的设想。
三、大学变革的动力机制：传统经济学、政治学与制度学派的解释
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它深深地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大部分学者都从开放系统的角度界定大学变革，代表性的观点有：大学变革是大学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在受到外力或内力的推动下发生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上的更新与改造。大学变革是指大学根据其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自身的内部结构，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涉及组织成员态度、行为、价值观等的重塑。也有学者从行动者的角度界定大学变革，如其所言，大学组织层面发生的改变不是真正的变革，只有组成大学的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变革。从内涵上说，大学变革实质上是大学组织行为和具体结构的变化。从外延上来看，大学变革涵盖的范围很广泛，大至一项重大制度的改变，小至一项工作流程的变动，都是大学组织变革关注的对象。
大学变革的描述一般采用微观史学的“深描法”。“深描法”不只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套用于某个理论框架中，而是将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的象征性的事件或事实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进行解释。可见，“深描法”旨在通过对最微小的事件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而获得最重大的结论。为了收集和鉴别大学变革的数据，可以借用微观史学的提名法与推测范式两种方法。提名法是指“缩小历史考察的规模到可以精确地确认身份的个人”。提名法有利于对院校行动者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因为由一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重建起围绕在这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推测范式强调研究者从有限的、不完整的资料中，通过必要的推测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正如著名的微观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所言，“自始至终，我都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工作，确定我的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构成原则，把从许多地方得来的线索整合在一起，确立一个能对16世纪的证据最合理的、最可能的推测性论点。”实际上，在中国大学变革决策是不透明的“黑箱”的情况下，推测范式在院校变革史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大学变革史的研究，我们不能满足于经验性描述，更重要的是探讨大学变革的理论，以解释大学变革在具体情境中的动力机制，最终为院校当下的决策提供借鉴与启示。院校研究致力建构的应该是一种中层理论。正如斯科特所言，“我们在质疑是否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的那些跨越所有时空的普世法则的同时，也不应仅仅满足于一种非理论的描述。尽管某些机制可能会在所有情景中运行，但是某些机制只在几种情景中运行，因此，对它们进行说明，可以使我们超越非理论的描述，但不会提出站不住脚的普世法则。”应该说，当前中国高教界对院校变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院校变革研究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于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阐释层面而不能自拔，在经验性研究上又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因此存在着宏大理论阐释和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两极分化。“宏大理论阐释的那种评古论今不着边际的演绎和归纳，就事论事个案分析的那种缺乏理论想象力和反思能力的琐碎，体现出中国高教界在院校变革研究方面的理论贫乏。在宏大理论阐释方面东拼西凑的借鉴，以及在个案分析方面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和离散，使得相关研究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认识的提升。”笔者认为，只有围绕大学变革动力机制展开相关研究，才能形成中国院校研究的中层理论。
大学变革动力机制研究并不是新的领域，近30年来西方学术界已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范式。第一种研究范式是理性主义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把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引入组织变革研究，发展出了算计的分析路径，解释了大学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第二种研究范式是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从传统文化信仰体系来寻找大学变革的原因，认为正是组织共有的价值和规则决定了大学变革的基本特征和演进方向。第三种研究范式是结构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来探讨大学变革的原因，强调变革的社会背景是这种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周光礼、黄容霞、郝瑜的《大学组织变革研究及其新进展》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组织变革理论进行了述评，认为近30年西方先后产生了三种主要的大学组织变革分析范式：即同构性理论、分化理论和同质异形理论。其中，同构理论强调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大学变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分化理论强调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大学组织及其行动者，变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同质异形理论试图把两者综合起来，强调大学组织变革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这三种分析范式其实都是从制度学派中演化和生发出来的。应该说，当前学界对大学变革动力机制的探讨主要有经济学、政治学和制度学派的解释，这充分体现了问题史学和微观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特点。多学科的视角能更好地解释大学组织变革问题。下面我们分别阐述经济学、政治学和制度学派对大学变革的解释，并探讨三种解释之间的内在关联。
经济学从利益和行动者算计角度解释大学变革，认为效率因素会对新组织形式的采纳提供解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设想，绩效不佳会刺激组织变革，因为变革意味着对绩效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这种解释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借用经济学的理性行动者，强调决策者的理性特征，发展出了一种算计路径的解释。算计路径将利益和效率置于突出位置，将资源的获取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视为组织变革的动力。在他们看来，新的组织形式与旧组织形式不存在必然的历史关联，只要存在一种制度的逻辑需要，且个体是理性的，新的组织形式就会被创造出来。可见，算计路径主要从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的角度分析大学组织变革。某种组织形式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是因为行动者从组织创新中获得的利益比维持组织传统更多。因此，如果现有大学组织形式不能满足行动者从交易中获利的需要，组织创新就会发生。经济学的解释路径特别适合于分析组织创生问题，它能对如下问题作出很好的解释：大学制度从何而来？为什么一些大学模式的创新得到扩散而另外一些则没有？为什大学模式创新在扩散速度和最终程度上不同？一种大学模式为什么以及怎样式微乃至废弃？但是经济学的解释路径无法回答大学的许多改革并不指向单纯的提高效率的现实。
政治学对经济效率在组织决定采取何种结构时所起的作用提出质疑。政治学将大学组织看成一个竞争场所，具有不同利益和影响力的联盟为主导大学变革而竞争。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主导联盟会采纳有利于自身的权力结构，即使这些结构会损害组织自身的效益。大学组织内政治和组织间政治都可能影响大学组织变革。组织内政治使一个组织内部不同群体相互对立，不同群体在诊断组织的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时会突出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组织间政治使大学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互相竞争对大学决策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大学治理问题。大学变革政治学解释的基本假设是：围绕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政治过程的核心要素。大学变革是行动者为了完成他们的目标而做出政治努力的产物。组织创新的成功以及由此采用的组织形式，依赖于支持、反对或竭力影响它的行动者的力量对比。这一研究范式的突出特征是：在组织创新过程中，强调权力的非对称性。可见，这种范式实质上为大学变革提供了一种冲突路径的解释：组织创新可能源于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同时也可能来自于环境的变迁所提供的机会。政治学解释与经济学解释一样过于强调行动者的利益驱动在大学变革中的作用，这种功利主义的假设忽视了文化-价值观在制度变迁中的影响。
制度学派打破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利益-行动者模型，建立了不受利益动员过程驱动的大学组织变迁模型，开拓出一种有前途的解释策略。制度学派所谓的制度是广义的，它不仅包含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包括为人类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提供某种内在化“行为规范”和认知模板，即指明行动者在特定情景下把自己想象和建构为何种角色。制度学派聚焦于组织形式和组织实践的“广为接受”性质，聚焦于组织中不受行动者的政治上表述的具体利益所影响的那些方面。制度学派实质上提供了一种大学变革解释的文化路径：制度框架是一个严密的文化信仰体系，这是组成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文化-价值观的功用体现在能够为特定的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基础，却不能为别的一些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依据。大学为了提高组织变革的正当性和稳定性，也会遵从制度化的各类“神话”，这只是大学组织追求合法性的反映，与提高组织绩效没有多少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制度学派并不质疑经济或政治过程在组织变革中的重要性。制度学派认为，组织从效率出发进行结构选择，主要是在“场域”形成的初期或重组期间，随后，组织会采纳“场域”中其他组织都认为合法的结构，而不考虑这些结构的实际效率。正如迪马久所言，“政治学关注制度的创建与解构，而制度学派分析合法的制度运作”。这就是说，制度学派的解释肯定了在一个领域形成的早期或重组时期，政治因素主导着组织变革。制度学派解释大学变革的经验基础是科恩和马奇所谓“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模糊的目标、不确定的技术、不稳定的参与使大学决策者的行动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系统。也就是说，在复杂的制度化背景下，即使是强势行动者都很难精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成功地根据自身利益作出行动，这意味着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制度化的后期阶段对组织变革的影响很小。
模仿、强制和社会规范的压力等合法性因素对大学变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模仿机制。不确定性是鼓励模仿的强劲力量。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当目标比较模糊，或者当环境创造出的象征性不确定时，某一组织就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这就是大学变革的模仿机制。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大学一方面倾向于模仿先驱组织采纳的结构，因为后发性大学可能认为一种大学模式在先驱者中的流行表明了它的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大学也会对目前流行的大学模式进行效仿，因为没有经验的后来者可能会把当前大学中的流行形式作为合情合理的标志。前者的突出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把西方古典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作为组织的“神话”进行模仿；后者表现为后发性的大学采用基标法对成功大学进行学习和模仿。如果说，前者表现为对一种久远“传说”的守护，后者则是对一种当代“神话”的皈依。应该说，在大学变革上，后者的影响要大于前者，因为一种结构在一个先驱者中流行的信息会随着时间而流失。第二，强制机制。组织变革常常源于组织所面临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这些压力要么由这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施加，要么由组织运作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文化期望施加，这就是大学变革的强制机制。强制机制的观点大部分源于资源依赖理论。根据资源依赖的观点，控制稀缺且重要资源的行动者要求对它们有依赖的组织采纳能满足它们利益的结构，而处于依赖地位的组织会遵从，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在大学场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组织的强制性力量能影响新组织形式的扩散，这也是组织趋同的重要原因。第三，规范机制。职业化所要求的规范性也会影响一个场域中组织形式的扩散。一般来说，职业化过程也会导致组织变革的趋同，这就是所谓的大学变革的规范性机制。职业化的两个方面影响大学变革：第一个方面来自正式培训和由大学的专家们所建构起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合法性；第二个方面来自于职业网络的增长及其在组织间的扩展，正是通过这种扩展，新的组织模式得以快速传播。通俗地说，相同的职业背景会塑造出行动者相似的认知结构，相似的认知结构会导致选择相似的大学组织形式。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术贡献是把大学变革动力机制建立在功利主义、行动者-利益模型之上；而制度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了导致组织变迁与组织稳定的因果机制是建立在组织行动者共享一种认知方式的基础上，而与其利益无关。应该说，每一种理论模式都有其最适合解释的领域，应该超越政治、经济模型与制度模型的对立。实际上，这三种解释路径是理解大学变革现象不同方面的互补性工具，而不是对立的世界观。
四、同质异形现代化：西方大学变革的历史想象
问题史认为，大学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理念构架，需要借助于历史想象。西方大学的现代化源于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变革。在这次变革中，科学研究必然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信念被系统建构出来。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德国大学把科学研究和教学组成一个单一的结构，实现了科教融合。19世纪末，美国大学创造性地复兴了洪堡科教融合的大学理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活动空间。德国和美国大学表现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使科教融合这一地方性观念获得了普遍性并在世界各地扩散，成为现代大学的主要制度框架。因此，西方大学的现代化就是科教融合模式确立的过程，西方大学的变革史也是围绕科教融合模式展开的。
后面的三篇文章分别对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变革史进行了描述和阐释，构建起西方大学现代化的历史想象：第一，建立科教融合的大学模式是西方大学现代化的共同趋势；第二，民族国家的制度环境和大学自身传统在西方大学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案例揭示：科教融合作为一种强烈的政策信念主导着西方大学现代化进程，使西方各国大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从英国的牛津大学到法国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再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它们相同的组织基模：科教融合模式。然而，由于不同的大学传统、制度背景和社会情境，这三所大学现代化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牛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大学体系，在大学变革路径选择上，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自由教育等核心价值观；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属于罗马传统的大学体系，在大学变革策略的考量中，坚持教育国家主义、功利主义、专业教育等核心价值观。作为英语国家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大学体系的开创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以住宿学院制和导师制为特点的隔离型大学模式。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牛津大学反科学的大旗不再高高举起，并逐渐注重科学导向，强化了大学对社会的融入度。但组织遗存的丰厚使其不可能像MIT 一样强调大学的经济功能，也不可能像巴黎综合理工一样投身政治的怀抱。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作为罗马传统大学体系的开创者，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其大学理念的基础。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也开始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但精英专业教育与结盟传统使其很难获得牛津大学一样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很难建立起MIT那样的科教融合和创业型大学模式。MIT是英国大学模式和欧陆大学模式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创立的大学，是社会嵌入型大学的典型代表。随着MIT由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一种基于大学-产业-政府互动的新大学模式出现了。MIT强调对工业需求的迅速反应，力图将大学转变成教学、科研和经济发展于一体的社会轴心机构。这种三螺旋的大学模式不同于牛津大学的隔离型模式，也不同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国家主义模式。可以说，这三所大学的现代化体现了一种同质异形的变革逻辑。同质异形现代化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大学的变革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当前中国大学变革与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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