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风[1]2008年在《李锐小说的生命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李锐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个重要小说家。他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与文坛上的创作潮流保持着距离,“拒绝合唱”。他二十多年的小说创作走过一条坚实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生命叙事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小说理论术语,它从生命的角度理解小说,认为小说的生命叙事注重对生命的肉体和精神的关注,对生命有深切的关怀,同时,小说从作家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理解生命、理解人。另外,从形式上也要与内容有机融为一体。文章从生命叙事的角度探讨李锐小说的内蕴。李锐把“表达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把“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作为他的文学追求,他的人生经历给了他许多刻骨铭心的体验,表达这些生命体验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动机。但是,他在创作中没有成为单纯的情感宣泄者,而是对自己的情感表达有着相当的克制,追求小说艺术的高境界。他的小说充满了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对生有着一种神圣感;在他的小说中也写了许许多多的死,从对这些死的书写中,表达了出了李锐对生命的同情、怜悯、理解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二是对人的生存处境特别是困境的关注与表达;叁是包含有对人的拯救与超度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女性人物的母性光辉和佛性慈悲。李锐的小说创作在形式上有着相当的自觉,文章从叙事时间、口语倾诉和命名艺术叁个方面看他小说的艺术形式与生命表达的有机统一。李锐小说的生命叙事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对当前小说创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刚[2]2010年在《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李锐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吕梁山系列”的小说是影响较大的一个系列。本文主要探讨了这个系列小说中的叙事伦理。本文主要从叁个方面来研究：第一,故事伦理的角度。主要通过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关于农民和知青的故事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二者所处的伦理境遇。对农民故事伦理的分析中,通过对农民生存境遇与两性关系的故事书写,展示了一种合乎人性的民间模糊道德的存在。对知青故事伦理分析中,通过对知青一代命运的书写,表达了对被规训一代的同情和批判,这一独特的伦理观念。第二,叙述伦理的角度。主要从话语类型和叙述视点的角度来深入发掘作者对待笔下人物的具体态度。话语类型主要分析了权力话语、民间话语、国家政治话语叁方面的特征,以及叁者在对话过程中所凸显的国家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伦理关系。独特叙述视点的设置,通过对“我”和“他”背后隐藏的作家视角的挖掘,来研究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建立的伦理交流。第叁,阐释伦理的角度。主要探讨的是作者、读者、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读者对文本的重新阐释方面。重点分析了作者对“文革”的书写的独特方面,以及在其中与读者之间建立的对于七十年代的各种伦理对话。最后,分析了作者和读者对他者“面孔”的交流、阐释的伦理背景,以及李锐在这一切书写之后的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建立的终极追求。总之,本文主要通过对李锐小说叙事伦理个案的梳理,深意在于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的研究。
李晓娟[3]2012年在《论李锐小说叙事话语》文中研究说明李锐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崇尚艺术，追求独立的文学品格。他的小说数量不是很多，可以说他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但却是一个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比如：《旧址》和《银城故事》；一个是以他后来下乡的吕梁山为背景的“吕梁山系列”，如：《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后来还创作了“农具系列”，李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痛苦与对历史、理想、人生、人性等的深刻思考。李锐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对于生命的深刻体悟在他的作品里表现的淋漓尽致。他是一个行者，始终行走于流行之外，不仅在他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上，另外，在形式上，他也在不断追求自己的个性，不断超越自己，进行创新。正如李锐曾经给自己定过的一个写作原则，一个苛刻的写作目标——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一、在文体、叙述形式上的突破；二、表达上的深刻。李锐小说的叙述时间安排、语言、视角、结构等都体现了他在创作中的独具匠心，通过对这些叙述结构和叙事方法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文本形式更深刻地理解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本论文是以李锐的主要小说为分析主体，打算从叙事学角度入手来进行解读，分别从李锐小说的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语言来分析，从而挖掘李锐小说的内部涵义。第一章分别从以想象的故乡为背景的历史叙事时空、以“文革”为背景的山村日常生活叙事时空和以现代化为参照的乡土叙事时空来分析，来揭示作家不同题材创作的内在主题意蕴；第二章从第一人称和第叁人称的叙述视角，来细致地剖析李锐小说文本在形式上的独特性；第叁章从叙述语言的角度，来揭示不同阶层人物的特点和生存境况。
翟永明[4]2005年在《生命的表达与存在的追问》文中指出作为当代文坛颇有影响的小说家,李锐始终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中,他的《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都在当代文坛制造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对于李锐及其小说的研究又是不够理想的。这是一个有着独特探索精神的作家的必然遭遇,因为他不去追逐所谓大的文学主流,不去迎合,也不去媚俗,更不去故做惊人之举,而是始终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写出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不断的艰辛探索中去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 李锐的整个小说创作一直是围绕“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的人类困境”这一命题而展开的,对李锐而言,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小说创作核心,它极其精炼的概括出了李锐整个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价值立场、终极指向及叙事策略。本文就是依据这一核心建构起整体的论述框架,在对李锐小说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与阐释中力图透视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特点。 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总体论述李锐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及价值立场,这是整篇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石,意在捕捉到李锐创作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本文将其概括为以“人”为核心的表达、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维护与捍卫、立足“本土”的书写叁大板块。在以“人”为核心的表达中,李锐着力表现的是人的自然本性,而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主潮文学所长期缺失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李锐的小说只是偏重于人的生物性本能的描写,实际上,相较于“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九十年代的欲望化写作,李锐的小说皆显示出一种提升,这种提升使他对“人”的表现并没有仅仅盘旋于人的浅层本能上,而是具有了精神性与哲学性的韵味。对“人”的表现当然离不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李锐的小说鲜明的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尊严的维护,具体显现在叁个方面:自然生存中个体生命的闪光、社会历史中个体生命的捍卫、众语喧哗中个体生命的狂欢。李锐对“人”及“个体生命”的表现并不是虚浮的,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这就是李锐“本土中国”的立场。相对于李锐的具体创作,“本土”是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西方”作为“本土”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
沈杏培[5]2011年在《小说中的“文革”》文中提出论文抓住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演进与流变这一中心论题,考察文革题材小说在叁个不同时期的历时性的发展及其特点,首先,归纳总结出每一阶段文革叙事的叙述内容、叙述方法和叙述重心所呈现出的特点；其次,分析文革叙事在不同阶段间发生流变的影响因素,除了分析每一阶段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特点与叙事演进的原因,同时注重从宏观上分析探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这些文革叙事类型与叙事特点的形成原因。具体来说,考察这些不同叙事形态的文革题材小说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历史观念,文学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市场与读者),在不同因素制约下这些文革叙事是否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如代际化、意识形态化)。同时,以西方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分析文革叙事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得失,即这种小说现象从叙述形态、历史观念、文学观念、思想价值等方面给新时期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因素和重要价值。同时,以此坐标,通过文学信仰、价值诉求、叙事策略的不同来反思中国文革叙事的限度、困境与可能性拓展维度。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及本论文的突破和创新之处,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抓住政治文化这一影响新时期初期文革叙事的主导性因素,分析了新时期之初(1977-1985年前后)的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形态和叙事特征。主流话语通过决议、文件对文革进行历史定性与政治定位形成对文革认识和讲述的规范,从而影响着作家文革叙事的限度和深度。本章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新时期伊始的文革叙事,分析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如何规定文革叙事的限度、叙事特征和审美风格。第二章,抓住新时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转型以及作家主体意识觉醒这两个重要因素,分析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文革叙事的叙述方式和叙述重心。认为以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颠覆了此前与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的文革革书写,主题层面不再是去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淡化主题并呈现出高度的象征化、寓言化；在文学表现和手法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碎片化的痕迹、荒诞变形的历史,作为历史、写实的文革逐步转向心理化、感观化以及寓言化和象征化的文革。第叁章,梳理了90年代中期以来多元文化语境下作家多样化的文革叙事的形态和特征。分析这一时期文革题材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以及叙述重心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的新的变化。第四章,主要从代际文化差异角度考察出生于上个世纪50、60和70年代叁个时期的作家在文革叙事上呈现出的不同特征,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遭遇、文化教育和知识系统,形成了具有代际意义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到文学叙事上具有代际差异的审美趋向和叙事范式,本章围绕代际文化差异与文革叙事分野的关系,分析不同代际间文革叙事的方式与特征,试图通过代际文化的比较视角昭示不同文学世代处理文革叙事的差异以及各自优长与得失。第五章,从作家历史观的角度综合考察作家文革叙事的差异性。人们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规律、历史起源的看法所形成的历史观影响了很多作家对文革的理解以及文学表现方式。本章梳理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并分析这些历史观对作家文学话语方式的表达(“人民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对历史起源认知(“对文革历史起源认识和归咎方式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第六章,从文革叙事的功能和意义来看,它起着见证历史真相与社会劫难的重要作用,体现着文学的见证功能和叙事传统。本章主要讨论了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能否见证历史,为什么要见证历史,以及如何见证历史。第七章,“文革”与二战时的“奥斯维辛”作为社会性灾难,都属于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作“极端年代”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社会事件,西方知识界和文学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与叙述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成熟的传统和维度。本章将中国的文革叙事放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以奥斯维辛叙事作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文革叙事的特点、困境与限度,并探讨文革叙事的可能性拓展维度。结语,从宏观上俯瞰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分析当代作家与知识界叙述文革呈现出的方式、角度,进一步分析文革叙事的困境与局限,通过西方文学的启示探讨中国作家如何想像和叙述文革。
侯京晋[6]2007年在《“历史”之外的人生》文中研究指明李锐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他“拒绝合唱”的姿态和执着地坚守“生命写作”的立场使得他的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李锐的创作和思想，揭示出李锐小说创作的独特性，无论是他的“吕梁山”系列，还是“银城”系列，最终试图揭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本相，是关于“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导论部分首先对李锐疏离文坛主流话语的创作姿态和沙里淘金的创作方式作了说明，指出李锐当之无愧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第一章主要考察李锐文学创作和历史观形成的背景因素。通过对他的人生际遇和创作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知道，青少年时期的人生变故使他的心灵变得格外敏感，在吕梁山六年的知青岁月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和本源。“厚土”系列——“银城”系列——“农具”系列，他最有生命力的叙述从吕梁山开始，最终又回到了吕梁山。第二章阐明李锐“从真实的困境出发”的写作立场，主要从物质、精神、权力和政治的层面剖析李锐笔下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从个人出发对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的苦苦追问。第叁章通过李锐反启蒙、反英雄的立场表现他对所谓革命的强烈质疑。革命的残酷性、破坏性、倒退性以及革命对正常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李锐笔下表现得触目惊心。第四章指出李锐是个有着非常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小说家，他否认所谓的历史进程，否认所谓的“大写的”历史，他厌恶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的残酷淹没。他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还原和想象在历史进程中那些充满人性意味的生命历程，呈现“历史”之外的永恒人生。结语部分指出李锐对“现代汉语主体性”的思考和叙事探索，以及他在对本土中国的现实书写中所隐含的“人类的”意义。
徐阿兵[7]2006年在《本土中国的现代书写》文中提出在新时期文学的版图上，李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有着无法消解的本土情怀的作家，他始终如一地书写着他所观察和理解到的“本土中国”，表现出自觉的坚守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这一“本土中国”由“政治中国”、“乡土中国”和“汉语中国”这样叁个部分构成，分别对应于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和现实反思、文化反思、文学语言的反思。其中又融注着对民族和国家现代命运的深切关注、对当今汉语写作“双向煎熬”处境的深入体察。凭借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和叙述风格，李锐为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
朱云湖[8]2008年在《“变”与“常”之后的坚守》文中提出在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坛,李锐是坚持用思想写作、有着理性自觉和浓烈悲剧意识的悲剧作家之一。他在精神气质上与鲁迅有着某种内在传承与关联,对眼前的这个世界持有浓重的怀疑倾向,对文坛潮流也持谨慎态度,至今不肯淡忘或淡化那些刻骨铭心的东西,也只肯写刻骨铭心的东西,因而创作上呈现出不跟风、不追赶潮流的风貌。自《厚土》系列以来,李锐将自己创作的焦点锁定在人类恒常的苦难生存困境上,彰显出一个日趋成熟的作家清醒的艺术追求,而这与他自身的经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文革”期间,李锐遭受了家破人亡的剧痛;在吕梁山插队的六年,又目睹、体察了吕梁山山民深重的苦难,在对革命和历史等做出自己的反思之后,得以透过生活的体表洞察了生命恒常的苦难本相,认识到对苦难的深刻的表达可以是一种深刻的文学命题。通读李锐这一阶段的作品,发现他坚守着自身独到的悲剧意识,凭借着其理性的穿透力,直抵人类自身致命的缺陷,在小说中一次次呈现生命悲剧性的生存状态,诸如食色的煎熬、生命的隔膜与孤独,及其死亡等等,执着书写一部部生命的悲剧。而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的中国文艺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朗,潮流不断;到了1990年代整体上通向通俗化、商品化、甚至娱乐化;追新逐异成为文坛一大时尚;悲剧渐趋式微,门庭冷落,不再是人们创作和讨论的焦点或热点,并迅速处于沉默的边缘。李锐的执拗地坚持书写人类悲剧性的生存状态、去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生而为人的重重困境、揭密干扰损害人物生命意识的种种内外部压力、坚决捍卫个体生命意识、捍卫生命的事实等等文学举动不在潮流之内很正常。相对那些在形式层面高举先锋的旗帜进行的欲望化写作,他这种“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不放弃对生命个体的终极关怀的创作,就显示出抗争流行的勇气,大有“管它春夏与冬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气概。也是自《厚土》开始,李锐在文体上以契合内容为出发点不断地求新求变,其小说文本表现出叙事方式的多样化探求趋势,叙述语言也由高度控制的书面语朝口语的倾诉转换,文本的内涵随之丰盈起来。这说明李锐在文体上同样有着自身的思索和理性的追求,他认为文体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技巧问题,文体的转换是和文学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同为一体的,因而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实更是不同视线的眼睛,更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说到底更是不同的变化了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人”。李锐在寻找对生命丰富与复杂的鲜活表达中凸显出其创作的赤诚。他对现代汉语进行的反思和清理、寻求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建构的焦虑、期望达到与中国生命主体具有同一性的一种理想的语言的重建等等,都彰显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份良知。纵观李锐自《厚土》以来的作品,发现正是其精神内核里涌动的那股悲剧意识,他才自觉开创一个形式与内容相契合的悲剧世界,去呈现无限丰富与复杂的生命的苦难生存状态。本文就是依据他创作内容与形式上的这一“常”、一“变”及其悲剧意识建构起整体的论述框架,在对李锐悲剧书写的多层面多方位的文本分析与阐释中,论述其小说及主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前言简述对李锐的整体认知,李锐创作的研究现状,阐释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及其文学价值。第一章书写悲剧--呈现生命恒常的苦难本相。按小说中主要凸显的悲剧性生存状态从叁个层面论述:一、食﹑色的煎熬、二、生命的隔膜与孤独;叁、死亡。第二章文体上求“变”――更自由地呈现生命的复杂与丰富。分两个部分:一、叙事:方式与内涵;二、叙述语言的转换――从书面语的岛礁跳进口语的海洋。第叁章李锐的悲剧意识。分为叁个部分:一、悲剧意识形成的个人根源与文化传承;二、个体生命意识的捍卫;叁、理性的自觉。结语李锐在坚守着一种清醒的立场:以其悲剧意识为不变之宗,自觉承担起反思的责任。他秉持以生命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执意打捞那些被遗落在“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书写行走在中国这块厚土之上的生命的困顿、沉沦与抗争,呈现生命的复杂与丰富;挖掘生命与语言之间的同一性,并以此把主体和语言的关系、把作家“理想主体”的确立、建构、护持等至为重要的问题以前所未有之强烈度、尖锐度凸现了出来。这种立足生命、致力于祛除历史、革命、政治、权力、文化、语言等对生命的遮蔽的文学表达,为思索人类悲剧性处境提供了阐释空间。也许这些才是李锐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文学的真正重要的、无人可替代的积极的意义之所在。
李婷婷[9]2007年在《李锐晚近小说的叙事修辞研究》文中提出李锐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却几乎每一部的出场都会引来文坛的关注。本文试图从叙事修辞入手切入对李锐晚近小说的研究，分别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话语类型几个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在叙事时间方面，从时序、时距和频率叁方面研究李锐小说在时间上的策划和修辞；在叙事人称上，分别以第一、第二和第叁人称的叙事并结合其中的典型分析小说叁种人称混用的意义所在；在叙事话语类型上则借鉴前人已有的分类，试图分析每个话语类型背后的深意所在。
王秀红[10]2010年在《李锐小说的悲剧意蕴》文中研究表明李锐是中国当代独具风格的优秀小说家之一。由于其自身特殊的经历,形成了他特有的悲剧情结。所以,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描写了众多的悲剧形态,有历史造成的悲剧、有性格造成的悲剧,还有难以摆脱的命运悲剧,这使他的小说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李锐突出了实践主体在命运演变过程中所遭遇的苦难,以及对这种苦难的悲剧性体验,显示了李锐对于人类悲剧性存在的思考和关怀。与此同时,他小说中的悲剧主体在极端困境下,为了寻求出路与拯救,不惜用生命与命运做抗争,呈现出崇高的悲剧力量,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李锐小说的悲剧意蕴进行论述:引论简述李锐的创作情况和研究现状,明确本文的选题意义。第一部分李锐悲剧情结的形成。对悲剧及其本质做一界定和梳理,然后联系李锐的生平经历,探求其悲剧情结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李锐小说的悲剧形态。主要从叁个层面论述:一、历史的悲剧,以马恩悲剧观为基础,论述了启蒙者、革命者与普通人的合理的理想和愿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惨遭毁灭的历史性悲剧。二、命运的悲剧,命运是无法选择的,李锐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身陷历史困境,虽然百般挣扎,依旧难以摆脱自身的宿命,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叁、性格的悲剧,由于自身性格的软弱性或偏执性,小说中的启蒙者和革命者不仅难以承担时代的重任,而且导致了自身的悲剧。第叁部分李锐小说的叙事策略。探讨李锐小说的叙事艺术对悲剧性的强化。主要从叁方面来论述。一、叙事话语,主要通过权力话语和民众话语的对峙来呈现两种悲剧情境。二、叙事视角,探讨李锐的多视角叙事带来的个体生命悲剧性体验的丰富表达。叁、叙事意象,通过黄土意象、群山意象与黑夜意象,来烘托小说的悲剧氛围,暗示人物的悲剧命运,增添作品的悲剧审美。第四部分李锐小说的悲剧精神。悲剧之所以称其为悲剧,在于人物的反抗。面对命运、面对苦难,李锐小说中的男性和女性以他们不同的反抗方式,捍卫着生命的尊严,呈现出人性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李锐小说的生命叙事[D]. 董春风. 广西民族大学. 2008
[2]. 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D]. 曹刚. 西北大学. 2010
[3]. 论李锐小说叙事话语[D]. 李晓娟.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4]. 生命的表达与存在的追问[D]. 翟永明. 山东大学. 2005
[5]. 小说中的“文革”[D].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6]. “历史”之外的人生[D]. 侯京晋. 四川大学. 2007
[7]. 本土中国的现代书写[D]. 徐阿兵. 江西师范大学. 2006
[8]. “变”与“常”之后的坚守[D]. 朱云湖.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9]. 李锐晚近小说的叙事修辞研究[D]. 李婷婷.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10]. 李锐小说的悲剧意蕴[D]. 王秀红. 河北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