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分析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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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79—1995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上涨7.95%,总体来看属于中通胀,但物价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很大,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改革以来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5年,通货膨胀率(指零售物价指数)达到8.8%,第二次是1988—1989年, 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8.48%和17.86%,第三次是1993—1994年,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3.17%和21.7%。与此相对应,1984—1995 年间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率平均约为60.4%, 但起伏很大, 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达155个百分点。 而每次高通货膨胀发生的前一二年(或当年)都出现了明显的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例如,1984—1985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增长率分别为82.46%和74.23%,高于上述12年平均增长率22和13.8个百分点;1988年外商实际投资额增长率达到41.25%, 比上一年和后一年分别高出14和39个百分点;1992—1993年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率更是高达150.73%和156.99%,比12年平均增长率高出90和96.6个百分点。因此,有人曾经这样提出问题:外商实际投资出现高增长,势必在今年两年内引发通货膨胀。

表1 1979—1995年通货膨胀与外商投资的增长

年份 通货膨胀率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

(亿元)

增长率(%)

1979

1.99

1980

5.99

1981

2.38

1982

1.93

1983

1.518.1

1984

2.83

33.02

82.46

1985

8.84

57.53

74.23

1986

5.97

77.48

34.68

1987

7.32

98.52

27.16

1988 18.48

139.17 41.25

1989 17.86

142.06 2.08

1990

2.06

179.61 26.43

1991

2.91

248.33 38.26

1992

5.41

622.65 150.73

1993 13.17 1600.15 156.99

1994 21.71 2925.70 82.84

1995

14.8 3157.07

7.91

注:1)通货膨胀率以零售物价年上涨率表示;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率是将统计数据中“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其他投资”的金额加总,并根据当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得到。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期。

二、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观点

关于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国内学者提出过两种观点:一是外资流入对外汇储备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外资以资金的形式注入,其中一部分在国内兑换成人民币购买本国物品,一部分记入企业的外汇帐户,用以进口国外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在国内兑换成人民币的外汇资金直接扩大了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从而构成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直接压力。这一作用过程,具体表现为:利用外资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中央银行以人民币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基础货币增加→国内货币供给总量增加,最终影响国内物价水平。二是外资流入对国内配套人民币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外资的流入除了以资金的形式注入,还直接以技术设备形式注入,这种以机器设备作价入股的方式在直接投资中尤为普遍。因此,利用外资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民币占款,而且对于以机器设备形式投入的外资,无论是直接以实物形式注入,还是以资金形式注入后再进口,国内都需要有相应的人民币资金与之相配套。配套人民币的构成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利用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一般会诱发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兴建一个开发区,必然先建设或扩大基础设施、修建厂房,这就要相应投放大量人民币(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建成1km[2]的开发区,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8千万—1亿元)。利用外资办合资企业,还需要一定比例的流动资金,用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发放工资奖金等。如果利用外资超过了本国的适应能力,势必会影响国内的货币流通和信贷平衡。因此,这一作用过程可以表示为:利用外资增加→对国内配套资金的需求增加→货币超量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三、外商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1 外商投资增长与基础货币供应扩张的相关分析。 外商投资增长对货币增长近期内有较强的拉动作用,长期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表 2显示了1984—1995年间中国的外商投资增长与货币供应M[,0]、M[,1]、M[,2]增长的相关关系。

表21984—1995年货币增长率与外商投资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注:1 )计算说明:M[,0] 增长率与当年外商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计算出1984—1995年间M[,0] 年增长率与同期内外商投资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M[,0]增长率与前1年外商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计算出1985—1995年间M[,0]年增长率与1984—1995 年间外商投资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余依此类推。

2)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期。

上表显示,M[,0] 增长率与当年外商投资的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6112,与前2、3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率出现负相关。这表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的增长对现金增长在当年有较强的刺激作用,而对后2—3年的现金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M[,1] 增长率与当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增长呈现一定的正相关,而与前几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均呈现负相关,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随着时滞的增大,这种负相关愈发密切,即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年M[,1]的增长,而并不刺激今后4年M[,1]增长,甚至在后4年对M[,1]的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M[,2]增长率与当年及前2 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增长率呈现的正相关,与前3 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增长率基本不相关,而与前4年的外商实际投资额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负。 这表明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年及滞后1—2年的M[,2] 的增长,而在后4年对M[,2]的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外汇储备增长率与外商投资增长率。外汇储备的增加与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其相关性总的来说较低,在其中3年甚至为负(参见表3)。这表明外商投资的增加并不刺激外汇储备的增加,即外商投资流入增加并不能构成当年及滞后几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从而并不推动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而引起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多。

表3 1984—1995年外汇储备增长与外商投资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前(i)年

0 1 2 3 4

外汇储备的年增长率与 -0.31545

0.00692

0.23074

-0.05862

-0.17012

外商投资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期数据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加对基础货币供应的增长有直接的作用,但不存在推动外汇储备的增加所引起的基础货币供应的增加。因此,这种直接作用表现在:短期内外商投资的增加对基础货币供应直接拉动,而长期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外商投资的增加明显刺激了当年货币流通尤其是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在接下来的2 年中这种影响相对减弱,并且主要是对M[,2]的扩张产生作用;之后2年则开始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产生抑制作用。

2.外商投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效应分析。从理论上讲,持续的价格压力肯定是由货币存量的增长超过公众愿意接受实际货币积累率所引起,过度的货币创造都将产生通货膨胀。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加在短期内对基础货币的扩张发生作用,因此也会推动通货膨胀。通过计算通货膨胀率与外商投资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这种刺激作用具有1—2年的时滞效应,即外商投资的增加对当年通货膨胀不产生作用,但在随后2年内尤其是第1年内会明显影响物价走势。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会在今后2年里带来较高的物价上涨幅度。

通货膨胀与今后2年外商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负, 表明物价上涨在当年和后2年并不能刺激投资增加,甚至在后1、2 年对投资增长有显著的阻碍作用。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不利于外商投资的增加。

表4 1979—1995年通货膨胀与与外商投资年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i)年

0 1

2 3

通货膨胀率与 (-i)

-0.071330.539560.455060.26918

外商投资的年增长率 (+i)

-0.07133

-0.57481

-0.577160.10914

数据来源:根据表1数据计算得出。

再进一步,根据表1中1979—1995年17年的时序资料, 对通货膨胀率与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以上1年和上2年的外商投资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i[,上]和i[,上上]表示,通货膨胀为被解释变量,用p表示。样本期为1986—1995年,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方程的结果为:

p=0.0588i[,上]+0.028i[,上上]+5.455

R[2]=0.34

F=1.80

t[,1]=1.1882,t[,2]=0.5674

上述方程式中,判定系数R[2]为0.34,F检验值为1.80,t检验值分别为1.1882和0.5674。在此回归方程中,自由度为7,临界值F[,0.05]=4.74,t[,0.05]=1.943。回归方程的F<F[,0.05],说明方程不显著,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低,总体线性不成立;t[,1]<t[,0.05]、t[,2]<t[,0.05],说明变量t[,1]和t[,2]都不显著, 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并不主要,即通货膨胀率与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外商投资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是绝对成比例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通货膨胀状况不可能从外商投资的增长中得到完满的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并非构成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而且是滞后相关关系,即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滞后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这一结果应当是正常、合理的。

四、分析与结论

改革以来,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经历了两次高增长,一次是1984— 1985年,另一次是1992—1993年,而这两次高的投资增长都引发或伴随了高通胀。此外,投资的增长在年度间是否均衡也很重要。过去十多年的投资增长,特别是若干年的高投资恰恰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或跳跃性。因此,进一步的推论是:非均衡的高投资有通货膨胀的隐忧。引进外资之所以与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主要是由于二者的内在机制有一定的联系。

1.引进外资增加了对国内配套资金的需求,有可能引发货币超量发行,诱发通货膨胀。前文的相关分析表明,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长对基础货币供应的增长有直接的拉动作用。从现实情况来看,引进外资是一种缓解国内资金紧缺的方式,但并非得到外资即可形成生产力,而是需要相应的内资配套,这是外资项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构成。固定资产投资的配套资金来源,以往主要是财政预算和银行信贷,但目前已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股票、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等等。外商在国内开办三资企业,还需要一定比例的流动资金,用以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发放工资奖金等,这部分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银行贷款。从配套人民币资金来源看,外资的国内配套人民币资金对国内货币发行、信贷扩张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国内银行贷款(包括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这一软约束贷款。此外,外资投资活动还会通过技术上和信息上的扩散,使许多经济部门受其激发,某些行业或部门应运而生,从而产生更为巨大和复杂的对内资的诱导需求,这种间接地对内资产生的配套需求将是更为庞大的。随着引进外资的增加,配套资金亦将增加,这必将扩大对银行信贷的货币需求,对其造成重大压力。一旦超出了信贷的承受能力,就可能造成信用膨胀,导致物价全面上涨。如此巨额的配套资金,再加上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引发的诱导需求,势必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的压力。

2.引进外资的投向不合理会影响商品供给结构,从而产生供需矛盾。外资在国外寻求投资场所的目的是追求更大的利润,因此其投向往往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相矛盾。我国引入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向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热销产品和加工工业,这主要是外资看中了我国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外资投入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电子、纺织等行业。这种外资投向使得我国原先紧张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状况进一步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此外,外资引进过多还会冲击生活消费品市场。因为投入基建的资金,约有30—40%要转化为消费基金,就形成巨大的对生活消费品的购买力,这种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增加了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压力,产生对消费品市场一定程度的冲击。

3.外资引进产生了价格诱上效应。这种价格诱上一方面表现为外资企业高价进口对国内物价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的收入和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引发超前性质的高消费或工资攀比。当个人收入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为需求扩张和通货膨胀创造收入方面的基础,同时形成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压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既受结构性供给不足的制约,又受资金短缺的约束,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吸收外资仍将是发展经济一条重要途径。外商投资的进入并非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源于引进外资而产生的通货膨胀效应,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因而有必要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将外商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控制到最小程度。

其一,控制外商投资的增长速度。要根据我国社会总供求的平衡状况,考虑利用外资的国内吸收、消化及配套能力,确定一个适当的引资规模,避免出现过高的投资和过快的增长。同时引资的重点应当放在其质量上而非在数量上。

其二,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转移到对已有外资项目的消化吸收和挖潜改造上。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效益不理想,搞好部分外资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外资的需求,减缓投资膨胀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

其三,优化外资投向,协调供需关系,减轻供需压力。我国引进外资在结构与使用方向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甚协调。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大量建材、能源等原材料的投入,却不能更好地增加供给;另一方面使某些消费产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国内需求和居民购买力水平,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因而,优化外资投向主要是要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严格控制消费品项目的超量引进。

总之,要消除利用外资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切实改变盲目引资的状况,根据国内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增加长期总供给的需要,决定外资的适当规模和投向,确保我国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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