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代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四十年论文,冯雪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2年秋天,冯雪峰好容易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炼狱”中调回了北京,我是前一年夏天调回来的,彼此又可见面了,互访了,在一起聊天了。我有缘从1965年起,就跟他这个“天涯沦落人”相逢甚至相处了:一起去河南安阳参加“四清”,非平等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一起下干校“改造”,直到他1976年逝世。在这些接触中,虽然我们是两代人,他比我父亲还大了将近十岁,我是实实在在的晚辈,从年龄上说是如此,从学养、阅历上说更是如此,他走过的路比我走过的桥还多,他是历史上的大名人,我是刚迈出校门的无名小卒;但不知为什么,他很乐意与我在一起聊天——无所顾忌地聊,聊政治,聊文艺,聊上世纪他所经历的文艺斗争,聊他所知道的众多大人物,如毛泽东、瞿秋白、张闻天、博古、宋庆龄;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周扬、夏衍、胡风、丁玲等;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他特别崇敬的鲁迅;外国人如史沫特莱、斯诺也聊。政治问题聊得最多,因当时正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后来追查的所谓“政治谣言”,我们聊得最多,我们简直成了这“谣言”的吸纳点和转播站。好在我只向社内可信赖的几个人如孙用、蒋路、刘辽逸、王仰晨等散布过,没被追查到。至于解放前的政治,共产党的政治,离不开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第三国际,他也跟我聊过。
他跟我聊这些问题时,是纯粹的聊天,不是听他专题讲演,也不是带任务的专访,所以多的是只言碎语,不成片段,不系统,不连贯,加之我们当时也只是乘兴聊天,我没当场做记录,在那个年代,也怕作记录,怕招致文字狱。只是到了1972年冬,因当时我与雪峰都在搞修订《鲁迅全集》的事,为工作计,开始简要地做些只供自己看的记录,而且不是当时记的,是当晚或隔日的追记。这记录的文字,为省时计,大都是用我自己半文不白的文字记录的,不能体现他当时谈话的语气,他的语言已翻译成了我的语言。而且太敏感的问题,也怕作记录,即使记了,也多用符号,如毛泽东成了M,瞿秋白成了维宁,周恩来成了×××……
《新文学史料》的同志知道我有这不成记录的记录,多次催促我整理成文章发表。但我颇多顾虑:一是现在好多回忆文章,都在编造故事,为读者不齿。即使写的确是史实,不合自己口味者也说别人在编造。历史是过去的事,很难说得清,即使是太史公的《史记》,现代人也能从各个角度,挑出它的不少毛病,就是司马迁再世,也百口莫辩;其二,冯雪峰所谈的这些问题,极富敏感性,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他甚至为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那些事,涉及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党内路线斗争,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预,鉴于这类文件还未解密,或未完全解密,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
历史是后人眼中的或一事实,后人难以还原全景式的、多维的既往存在。既然如此,冯雪峰作为当时参与那些事件的人,是重要的“人证”,而且此文所述及的,还有鲁迅文章的原稿影印件,算得上是重要物证。抛去为人的“世故”,还是将冯雪峰跟我聊的问题,整理了出来。
冯雪峰为鲁迅起草文稿,引起后人怀疑或指斥的,是1936年的几篇。其时,一是鲁迅重病,处在“两个口号”论争风口浪尖的他,欲说不能,二是鲁迅鉴于对敌人不可轻信的多年斗争经验,对当时“国防文学”派所阐述的抗日统一战争政策,不能苛同,甚至抵触,而对这一口号的国际背景更为他所不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有点茫然、忿激,甚而对一些中国共产党员的革命立场、人品道德产生了怀疑,厌恶。冯雪峰1936年去上海与鲁迅初次见面。鲁迅第一句话是:“你走了这几年,我被他们摆布得可以!”(“摆布”两字我当时听得不是太清楚,但他说明在《回忆鲁迅》中所说“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是有意抹去了棱角)。稍后,鲁迅又说,“共产党掌权了,第一个祭刀鬼就是我。”李霁野也有这方面的回忆,回忆主要谈雪峰的老实,忠厚,雪峰听了这话后的极度不安,很认真地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见李霁野《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1972年11月29日晚,雪峰又谈到,“鲁迅编辑出版《海上述林》,说是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也是纪念自己。鲁迅认为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弃儿”。
冯雪峰了解到了鲁迅当时的这种处境和心情,很是焦急。当他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在议论鲁迅不是时,他借题把她痛骂了一顿,以致把她骂得哭了。雪峰说,他这样做,“有点借题发挥,找出气口”。为了让鲁迅摆脱困境,既然这困境最终是第三国际造成的,他转而就近去找也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对其有影响的宋庆龄。在冯雪峰看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对中国社会和对鲁迅的了解,远比远在万里之外遥控着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多了。所以他经常去向宋庆龄请益,即使文艺界的一些小事,也请宋庆龄参与。如有一次宋约请他吃饭,把林语堂也带去了,“席间,宋先生告诉林语堂,冯先生是从陕北来的,他有一件事求你……这时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置于桌上,赶鸭子上架,他碍着宋先生的面子,只好签了。”(1973年1月6日冯雪峰谈话记录)
冯雪峰意识到,反对鲁迅的“国防文学”派后台很硬,当时鲁迅是很孤立的,连茅盾也站在鲁迅的对立面。他从中国左翼文艺前途、中国革命前途考虑,也可能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鲁迅这面旗帜不能倒,中国革命文艺乃至中国革命需要鲁迅,冯雪峰说:“鲁迅的地位是谁也取代不了的,当时有人自以为可以取代他,而有些人又想另找人取代他。”(1972年11月间雪峰谈话记录)。为此,他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他与鲁迅促膝谈心,谈瑞金苏维埃政府,红军长征,谈国内、国际大事,重点谈毛泽东的“逼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冯雪峰对这一政策的解释,鲁迅是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以至于他对毛泽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当《海上述林》刚出版时,他就嘱咐冯雪峰,要将其“皮装本送毛泽东,绒布装本送周恩来。”此前一个礼拜,冯雪峰又“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1972年11月间雪峰谈话记录)。1973年10月19日,冯雪峰说,他多次与鲁迅谈“两个口号”论争的事,“力劝鲁迅与周扬等的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站得住……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认识基础,所以在鲁迅重病不能提笔为文的情况下,雪峰就成了他唯一的代笔人。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这期间冯雪峰为鲁迅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这篇文章,虽然遭谤了几十年,冯雪峰甚至为此断送了政治生命,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但文稿具在,用不着多说了,不过有些情况,冯雪峰多次给我作了说明,别人尚未说到,似有录奉读者的必要。
该文多次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冯雪峰说,是他说服鲁迅经鲁迅认可特地加上的。雪峰跟我闲聊时,大都只是只言片语,好在我于1974年4月7日专访茅盾将其访问记录给他看时,他才说了些成片段的话:“茅盾说他参与讨论了‘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提出的事,说得有眼睛有鼻子,煞有介事的样子,哪有此事!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力的……至于郭沫若,当时与鲁迅还是有隔阂的……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托我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写了《偶成》,(其时沈松泉已从日本归来)托我给他。其中一联是‘所恨芳林寥落尽,春兰秋菊不同时’,我问鲁迅后一句的含意,鲁迅说‘我不是与郭沫若搞不到一块嘛’。我自认为他倒是应该也可以搞到一块的,如能搞到一块,文坛当是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这是我的愿望,鲁迅也是同意的……”
答徐文的风波平息了,“O.V.笔录”的两篇鲁迅文章,即“病中答客问”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又陡起风波。有友人在电话中告诉我,去年有人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名义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掉。这文章发表后,一家名社名刊即予转载。这友人问我如需要看,他可以将转载它的刊物邮寄我。我答以“不看”,因我已垂垂老矣,不愿意也无能力卷入这样的学术纠纷中去。凭我多年来的所见所闻,类似的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即鲁迅不应该受冯雪峰的“蒙蔽”,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搞得那么热乎,这就使我更不敢涉及这类问题了。不过我可以就事论事,将冯雪峰跟我聊及的有关情况提供出来。
这两篇文章,鲁迅在答徐信中已郑重声明过:是“我的”。当然他说的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不过该文中也提到过“托洛茨基派的先生们”,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口径基本一致。
实话实说,冯雪峰没有跟我闲聊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AI写作情况,而对《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AI写作情况,却聊了很多,且不只聊过一次,时在1972年11月间,特摘录如下。
“当时‘国防文学’派中有些人诬陷鲁迅为‘汉奸’,为‘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使鲁迅很伤心,很悲忿,以致使他怀疑这样的战友‘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托派陈仲山寄来的第一封信,还有他们办的刊物,使鲁迅大为惊诧。他将这信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不让任何人知道,也瞒着许广平,《鲁迅日记》也未记。这封信是六月初(按为六月三日)寄来的,许广平回忆错了,误将陈仲山寄来的第二封信当作了第一封……陈仲山的来信,他跟我见面尚未开口讲话,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要我看。我边看,他边说,‘托派真的来了,来引为知己了,你看讨厌不讨厌!’……我问他要不要答复,他说那就拜托你了,并嘱咐我,要把来信附上。我将鲁迅授意的这封回信寄给好几个刊物,由周扬掌控的《文学界》就是不愿意发表,好在别有两刊物都发表了。鲁迅看了,面带笑容地说,“这次便宜他们了,来信也用同一字号,没加区别,太便宜他们了。”
冯雪峰对《文学界》不愿意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颇有意见的,他说:“《文学界》是周扬他们搞的‘文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署名周渊,是假名,实际编辑是何家槐,还有夏衍、徐懋庸等,但掌实权的是周扬。他们不愿发表该文,是否心虚,他们中是否有人诬蔑过鲁迅是托派。如果有这样的人,当然就不愿意发表鲁迅辩诬的文章了。”为此,他又连带地谈到了“文艺家协会”。“‘文艺家协会’成立前,周扬拒绝接受我的两点意见:一、必须请鲁迅加入,以他为旗手;二、以赞成和拥护抗日为入会条件,不以赞成‘国防文学’口号为入会条件。”
冯雪峰的这些话,都是1972年11月间跟我聊的,1973年1月6日,他又谈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相关问题。他说:“陈仲山实有其人,真名叫陈其昌,是神州国光社的小编辑。神州国光社开始印碑帖,‘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要陈铭枢(沪杭警备司令部司令)打入,同时或先或后参加的有王礼锡、胡秋原等。王礼锡为其实际负责人……王礼锡的妻子是陆晶清,是许广平的同学,鲁迅的学生,鲁迅在《两地书》中称小鹿……也许是这种瓜葛,陈仲山才敢写信给鲁迅。”
冯雪峰与鲁迅的文字缘不从此时起,也不在此时终。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与鲁迅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时,彼此就互为代笔。这点,冯雪峰没有“炫耀”过,倒是鲁迅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1929年,鲁迅在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说,冯雪峰为他“改正了不少脱误”。1930年,鲁迅在所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后记》中“特行声叙”:“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
1930年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名义上是王黎民记录的发言稿,实际上也是冯雪峰在鲁迅发言后几天为鲁迅代笔的文章。这一情况,雪峰在1973年9月11日致薜绥之信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这里只据我与他闲聊的记录补充两点:一、他代笔的起因是原创造社、太阳社中的一些人,会后还在讥讽鲁迅,说“这老头子还在老调重弹”,而他却觉得鲁迅的话是空谷足音,非常可贵。二是他的代笔,经鲁迅审阅修改过,具体修改的情况他已记不清楚了,但其中的“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这些词语,肯定是鲁迅加上的,因为“当时我不会使用这类词语”。
在我与雪峰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有时也涉及到他给鲁迅增删文句的一些佚事。
如1931年他与鲁迅为了纪念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左联”五烈士,特地出版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所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原无标题,是雪峰临印时匆促拟标的,雪峰在1972年11月间谈及此事时说:“鲁迅文章的标题是极富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我拟得不好,鲁迅在将此文编入《二心集》时,还是采用了它,也许是它刊在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刊物上,所以就没有改动了。”
1931年7、8月间,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该文中有几句肯定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话,是雪峰在原稿上加的:“在前两年革命文学起来了,革命文学之所以起来,自然是因为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后来鲁迅将它作了修改补充,但保留了它的主要意思。我与雪峰闲聊时,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本来他也记不起来,是看了文物出版社所出的鲁迅原稿手迹,才勾起了他的记忆。
1932年10月10日,在“左联”与“第三种人”、“自由人”论争时,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他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在文稿的末尾加了一句苏汶的原话:“‘怎么办’呢?”他说,当时党对“第三种人”的策略是既斗争又团结,通过斗争求团结,所以他就加了这么一句话,想给对方留条后路。
1972年12月3日晚,我与雪峰在闲聊时,他拿出一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篇》,将其中所收《半夏小集》手稿中几处墨迹较淡的改动处指给我看,如其中的“优待”改为“提拔”,“想头”改为“结论”,在“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在世界上有什么用?”这几句之后加了“只会乱钻,乱叫,多么讨厌!”这些都是我当着鲁迅的面改的。“有人问我这几处墨迹较淡的改动,是否用的是铅笔。不是的,用的就是鲁迅案头的毛笔。”这晚他谈兴很浓,又连带谈了《半夏小集》的其他问题。他说:“《半夏小集》的‘半夏’,李何林解释为半殖民地,茅盾解释为夏中。前者太泛,后者不合事实,文章发表在十月,是为秋。夏中鲁迅重病,日记也停记了,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半夏’是何意,当时我也不懂,当面问鲁迅。鲁迅说,半夏是一味以毒攻毒的中药,证之文章的后两节,也可见这种解释是实。这文章不像时下所说,只是反‘四条汉子’的,它的内容比反‘四条汉子’要深广得多。如第二、四节是反王明及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他们还‘受当’不起。”
冯雪峰跟我聊及他为鲁迅代笔写文章和增删文句的情况,大致如此。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友谊的深笃而致的彼此信赖,甚至互为依托。历观鲁迅一生,能与他有这种文字交谊的,除他早年与自己的胞弟外,就只有瞿秋白和冯雪峰两人了。瞿秋白被鲁迅视为“知己”,冯雪峰也是。后人很难理解,鲁迅高山仰止,别人只能俯伏在他脚下,不可能去影响他。而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却看到了鲁迅也受冯雪峰影响的一面,如陈望道、楼适夷、许广平等。这种影响,当然是建立在“知己”的情谊上,在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境界之上,但也与冯雪峰敦厚、憨直的性格有关。上世纪三十年代“左联”与“第三种人”、“自由人”论争时,他对他的顶头上司张闻天也常有这种“僭越”之举,此当另论不赘。
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当鲁迅在世时,他可以为鲁迅AI写作文章、增删文句,但当鲁迅百年之后,由他主持刊行鲁迅著作时,却一字、一标点也不许编辑改动,即使明显错了,也只能加注说明。但也有他难以左右的情况,如在《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中驱逐有关托洛茨基的文字。那是遵命行事。他曾经对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颇多感触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端恶劣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像王任叔等,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今后要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为此,鲁迅著作编刊社创建伊始,他就安排很有学养的孙用专门负责鲁迅著作和译作的校订。
很难想象,在鲁迅眼睁睁看着一切的时候,居然敢假冒鲁迅的名义去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人热衷于谈论此事,可能的解释也许是这样:公开去骂鲁迅,可能多少有些顾虑(新时期似乎例外),那就只好去“清君侧”。今天在雪峰为鲁迅AI写作文章上做文章,是否也在沿用我们老祖宗的这套老把戏?其实,冯雪峰早就被“清”过无数遍了,今后是否还将被“清”下去?
2010年3月18日草,2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