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与青年文化：形式与表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一个过渡期
在研究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时，人们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过渡可能在哪些领域发生？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时，必须区分作为运动的过渡（从童年向成年的生命历程）与作为过程的过渡（社会再生产）。前一种过渡（看得见的生命历程）如电影中的一幕幕画面，历历在目，吸引人们随之走过弯弯曲曲的生命之路：悄然萌芽，成长发育，迟疑倒退，然后是稳固期，或突至，或提前，或迟到。向成年的过渡不应仅仅看做一种运动，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
新一代人步入成年，其根本方面为一复杂的社会化过程，亦即接受各种影响和（经济资源、财产以及文化的）传承过程，这一切决定着一个人进入所谓成年世界后的道路。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两种时间：个人时间和社会历史时间(Harris,1987,pp.24-28)。人的脚走在生命的路上，路也反过来作为负担压在他们的肩背上，作为资本装在他们的行囊里。（历史时间中的）过去之所以成为“过去”，不单因为它已不复存在（这仅仅赋予它外在的特征），更因为它反映出人们曾经经历并且“带入”现在的一些特定事件(Pais,1993)。
于是，年轻人的成长道路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生，它也反映了社会进程和社会结构。而生理成长的轨迹亦穿插其间，二者相互影响。这里我们还需区分另外两种经历或看待时间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过渡中的个人时间维度，年轻人的社会角色新旧更替；另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历程又与朋友及家人的生命历程发生关联，形成另一种时间维度。例如年轻人结婚建立新家庭，于是开始扮演与他在父母家不同的新角色，担负起新的家庭责任。而个人通过婚姻发生的转变其实导致了三个家庭的连锁反应：当事人父母家、新建立的家庭和当事人配偶父母家(Hareven,1982)。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生命状态都会成为一些原本无关（甚至经常矛盾）的因素的交流站。
然而，在向成年的过渡中，眼下的时间不仅取决于过去积累的经历，而且受制于对未来的憧憬和计划。这么看，现在似乎是由对未来的想象或期望决定着(Rezsohazy,1988,pp.191-201)。青年人如果对未来失去信心，就可能总盯着眼前那点“最近将来”(Willener,1984)。
向成年生活的过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特征。旧时代人们举行一些仪式（如割礼），表示一个人已进入人生新阶段，再也无法回头。而今天年轻人成长过程的一个特点，就是可逆转，他们能在青年与成年之间来来往往。年轻人离开家庭，好等着哪天再回家（慈母总是铺好床等待着这一刻）。他们走出校门，不过还是要回炉。他们找到一份工作，但随时可能丢掉或放弃。爱情更像“翩跹蝴蝶”，不会老呆在一个枝头。他们结婚，但别指望白头偕老……
换句话说，年轻人的生活像个悠悠球似的跳动不居。这种摇摆不定、去而又还的情形，说明年轻人向成年的过渡已经“悠悠球”化了：年轻人好似活在天上，像鸟一样飞来飞去。
今天青年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状态，都有这种流动不居的特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年轻人现今流行“多重感官崇拜”(cult of multiplied sensations)。这个词出自波德莱尔1860年代的私人日记《袒露心扉》(Mon Coeur Mis A Nu)。波德莱尔在这本集子中宣扬荒诞、冒险以及尝试。今天的青年文化正是这种尝试的产物。
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年轻人倾向于以相对主义的眼光看待一切，从文凭的价值到工作保障。他们这么做也不是毫无道理。文凭在“劳动市场”上越来越是空头支票了。劳动市场也同样变幻莫测，新的工作方法、分工和迁移等因素导致了不稳定。
情爱也一波三折。这个周末和一个男（女）朋友出去，下个周末就把他（她）甩了，因为爱又有了新的去处。即使他们相互做出承诺（“结”为夫妻），离婚总是假设在那里；他们不大在乎婚姻的失败，反正说过的誓言总能收回。
重要的是保持个人自主，这是一种生存自由，能提供足够让人自行安排、可以转弯的空间。作为消费者，年轻人通过时尚的春夏晨昏变化来探讨这种流动形式。青年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工夫乔装打扮？因为时尚的本义就是朝秦暮楚，充满运动与变化。跟潮也罢，弄潮也罢，都是进入最新潮的回音室，用新款式动摇传统。时尚总是对常规的破坏，对新意的追求。要“标新”不一定就是“自恋”。自恋将世界作为一面镜子，年轻人从中搔首弄姿。而标新却是一种“理性的自恋”：年轻人觉得自己是镜子，其他人都盯着看。最后，我们吃惊地在那种“来回摇摆”的生活中发现，父母为了孩子的社会化而扔球，结果球弹了回来：父母也被孩子社会化了，接受了日益走向中心地位的青年文化。于是老前辈们也来投资保持青春。
年轻人生命的过山车所做的这些魔术似的循环运动，说明年轻人向成年的过渡期延长了。几十年前，社会科学家瞧着手里的水晶球（理论），从容地预言青年人的未来——与社会再生产的齿轮靠得越近，对未来的预测也就越容易(Paul Willis,Pierre Bourdieu,etc)。预言成为现实，现实又支撑着随后的预言。可今天，预言更是预言，“占星问卦”（变量间的关系）屡屡失灵。在从学校向工作的过渡中，哪个因素影响更大？是文凭还是社会出身？是年轻人对未来的计划，还是他们过去的成长轨迹？是社会经济变迁，还是雇主的招聘策略？教育是帮助年轻人的就业做准备呢，还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失业避难所？
从校门向工作的过渡把年轻人带到命运的十字路口。而他们的命运受到两条路径、四种模式的影响。一条路径是“以工作为目的的社会化”，其中有两种相对的模式：“独立探索模式”和“传统模式”。处于社会等级两端的阶层（上层和劳动阶层）找工作时非常倚重社会关系网（裙带、举荐、机会），例如朋友、家人和邻居。这两个阶层似乎是以传统模式为主。而中产阶级中独立探索模式似乎更多，年轻人的“职业”和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是最关键的因素。另一条是远离工作世界的非社会化路径，也包含两种模式。强烈倾向于享乐和兴趣的年轻人以拖延模式为主。他们尽量延长自己的青春，以便更多地（作为学生、消费者、男／女朋友等等）享受青春的快乐。而在那些苦苦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则是排斥模式占上风：社会不安全机制使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失业成为一种常态(Pais,1993)。
过渡时期的青年
于是青年人的生活道路可能通过一些领域，具有相对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想必与当代社会的变化相关。一个变化的社会，怎么可能不影响其成员的处境呢？
雷奥纳多·达·芬奇在《画论》中写道：“绘画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形式，即确定身体轮廓及其细节的线条；二是填充于这些形式之内的色彩。”按照达·芬奇对绘画的理解，色彩从属于形状。而弗兰西斯科·达·霍兰达，这位在罗马米开朗琪罗圈子里学画的葡萄牙画家，则于1548年写道：“如果有谁问起我所从事的这门艺术（绘画）是由什么组成的，告诉他，这门艺术所包含的不过是欲念和线条。”他们就是这样看待绘画的：色彩从属于轮廓，从属于形式。所有不同的色彩以及不同的深浅，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给形式着色。
社会学里的某些流派（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认为，当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清晰的轮廓管制和分割社会组织的颜色。这使我们联想到青年人，想到他们曲曲折折的成长轨迹和模模糊糊的生活道路。在过去的社会，从青年向成年的转变有明确的标志。旧时代有割礼。后来，结婚和工作成为进入成年状态的关键。人们还说军队生活使男孩长大成“人”（战争时期也断送了人的性命）。如今青年与成年之间的分界线不大确定，年轻人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生活起落无迹、断续徘徊。
尤其是欧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分化、职业和地域迁移的新形式等等）。社会、家庭和个人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变化。青年人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他们或是变化的接受者，或是变比的发起人，他们猛烈地冲击着向成年过渡的方方面面（经济整合、物质独立、成家立业、消费和家庭行为、期望与社会价值体系，等等）。
财政利益和负担的代际分配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福利国家”的危机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无法摆平对各代人的供给／补偿。这些问题与代际更新和代际关系新趋势所带来的人口新状况有关。生育率下降，人口平均寿命增长，使财产的代际转移出现新局面。近来的人口趋势表明，越来越少的人（工作人口）必须养活越来越多的人（非工作人口）。换言之，工作人口相对于福利制度下受益人群的比例越来越小：一方面因为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处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另一方面则因为“退休”的老年人口寿命越来越长。
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以适应长期数代共存的情况，于是出现了新的关系、势力和互助网络。“核心家庭”作为居住单位，在关系层面上和“扩展家庭”相对立。一个扩展家庭所包含的不是3代人，而是4代人（孩子、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总之，老年人口的增长加上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总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这个年龄组的人于是身价倍增，成为稀有战略资源。
年轻人与制度——学校、家庭和婚姻——的关系也顺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在不同社会领域仍能感受到不同的制约和义务。年轻人通过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但是目前尚无人研究教育背景、职业指南及选择机制如何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社会转变发生联系。教育是否复制了社会不平等？它缩小还是加剧了这些不平等？书本知识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折算成社会资历？
欧共体内部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各国教育制度的竞争。这一过程有积极作用：从理论上讲，课程和文凭都将进一步趋于规范；然而其消极作用将导致巨大的社会落差，加剧社会不平等。基于“理性化的全球化”——教育体系已被完全吞没——的市场经济，其根本原则与某地或某一区域的文化因素会有怎样的冲突，使那曾经代代相传、生机盎然的传统智慧的源泉枯竭？
或许由于某种“依凭过剩传统的现代化”——听起来有点讽刺，传统可以被视为发展的一种“资源”，欧洲较偏远的地区经历了社会解体和重构，出现了对比鲜明的新穷人（向下流动的结果）与新富人（向上流动的受益者）。
而我们看到年轻人正处于这些变化的中心，或为变化的承受者，或是起因。他们也是最容易受这些变化伤害的人。至少，就业没有保障时，受打击最大的人群中就包括青年，同时青年人在所谓地下经济中也日益边缘化。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代际迁移，使得向成年的过渡越来越非仪式化。
在今天的过渡过程即从某一社会起点（父母家）至某一未来位置（就业和婚姻状况）的过渡中，“未来位置”与“起点”越来越脱节，那些从起点出发的人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也就是说，“终点”日益成为未知的归宿，年轻人必须考虑这一归宿，可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许多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通向成年的门槛——离开家庭、成家立业——显然是可以逆转的，而且也没有一定的顺序：离开家庭并不总是意味着完成了学业或结了婚。年轻人可能在毕业之前就找份工作，在找到稳定的工作之前就开始同居，在结婚之前就生了孩子，有时候生孩子与结婚根本就没有必然联系。总之，如今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就像卡夫卡讲的与两个可怕的敌人搏斗的故事：一个敌人在后面推他，另一个在前面拦他。处在中间的年轻人如何胜出呢？也许只有纵身一跃，躲过前面和后面的障碍。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绕过了传统的、预设了之前和之后的线性过渡。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没有了之前与之后，而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此处和此时。
青年文化与日常生活
年轻人为什么大力投资日常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基本上是日常价值观？首先是因为年轻人认为当下的时间——即每一天的时间，比与之相邻的时间——即过去和未来——更重要。他们似乎丧失了“历史延续”感，仅仅为现在而活在现在。前有古人的情感似乎已经消解，而且将继续消解。
假设过去是以往经验的集合，未来是向新经验敞开的一片天地。科塞莱克(Koselleck,1990)认为，时间的问题无非是决定过去的“经验领域”如何反映在未来的“期望天地”中。他指出，期望天地在历史上不断变化。例如1500年至1800年间，连接“经验领域”和“期望天地”的时间拱桥被大大拉长了。“经验领域”实际上完全压制了“期望天地”。而到了“现代世界”，“变化”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没有多少时间再能为经验领域预测未来了。
君主和独裁时期却不是这样，他们惧怕时光飞逝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包括他们的统治终结的可能性。他们的自卫手段就是控制“期望天地”以延长“经验领域”。这时“经验领域”便凌驾于“期望天地”之上。未来在现在中更新换代。希望、期待、恐惧、焦虑、欲望和忧患是脚本，未来是模拟（或想象）出来的幻象。有些年轻人很可能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经验与期望之间的紧张，也采取了一些自卫策略，企图扩大“经验领域”——也就是日常生活。
然而，被动或常规并不一定就左右日常生活的流程。常与破交替出现。常(routine)这个词源于拉丁文via和rupta，含有路线(route)的意思，与破(rupture)是同根词。Rupture含有中断、打破、粉碎、偏离的意思。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常生活就是常破，就是众多旁门左道。这才是充满反叛意识的年轻人的价值观，是所谓青年文化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常生活就不是重复性的活着，而是创造性的探险。探险在这里不仅是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对立面，还如西麦尔所说，是主动与被动二者互动的结果，是我们所接受的与我们所征服的二者互动的结果。
老辈人总是稳稳当当按部就班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年轻人常常选择旁逸斜出的路径和价值观。我们可以说老辈人对价值观采取保守的态度。用下象棋来打个比方，老辈在人生的棋盘上被动谨慎地挪动他们的价值观，采用的是“坏象”战术，即把好多卒子沿象的黑格排列，形成一道保护带。年轻人则多采取“好象”战术，能走就走，能吃就吃，丢掉象也在所不惜。
危险(risk)一词源于拉丁文riscum或risicum，指航海时的各种不测。今天青年人向成年的过渡，好似绕“磨难角”（危险之旅）航行。他们喜欢为冒险而冒险，呼朋唤友，在生命的每一个街角，在日常生活的精彩中——飞车、冒险游戏、高声怪叫、捉弄老师、性冒险、吸毒等等。年轻人的社交和青年文化正是繁荣在生命的街角。
我们所说的青年文化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的理论立场在这个问题上相互冲突。大致有两个主要流派：代际派(generational current)与阶级派。
代际派视青年为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强调其独特性。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代际价值观的传承与断裂。其理论框架的基础主要是功能学派（帕森斯、艾森施塔特和科尔曼）提出的社会化理论，以及代际理论（曼海姆和奥尔特加·伊·加西特）。按照功能主义社会化理论的观点，代际冲突与断裂首先是社会化过程中的“功能失调”。而代际理论的观点很接近说“如果真有连续运动就没有物理学”时的爱因斯坦。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没有代际断裂，也就没代际理论。代际派——不论出自社会化理论还是代际理论——认为存在着某种青年文化，它以某种方式对成年人提出了挑战。
代际范式中的社会再生产仅限于对代际关系的分析，而阶级范式则认为再生产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阶层（以及性别、种族等）的再生产。基于后一种认识的研究（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反对把青年看做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他们认为青年文化永远是阶级文化，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环境中产生的抵抗文化。
形式与表演的脱节
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我们总是能从两个方面来看青年文化：一是决定这些文化的形式（代际或阶级），一是日常生活的仪式化（表演），年轻人用表演赋予生活意义。
透过德留兹和加达利(Deleuze and Guattari,1998)提出的“初始二元性”，我们能看到这两种视角的区别。所谓“初始二元性”，是指“条纹空间”与“平滑空间”的对立。条纹空间是秩序、控制、国家。所有的成长过程都受空间特征的限制。这些特征使得整个空间由明确的、决定性的形式组成。条纹空间中的形式决定着这个空间里所有的成长轨迹。
与上述空间相对的是平滑空间，它能容纳无序，给人以游荡、创造和表演的自由。表面的事物自成轨迹。在这个（平坦、没有指示方向的）空间中，改变方向也就是改变空间，犹如游牧者在荒原上改变路线。
平滑空间是机会、不可预测事物的居所，而条纹空间与之相反，是特定、既成、已明事物的家园。在平滑空间中，情感、情绪、声音以及运动的连续性大有用武之地。这一空间的实质是力量和强度。因此其构成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最重要的是，它能容纳每个人的成长轨迹。所有的轨迹都可能在这一空间中出现，至少在想象中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想象的轨迹处于一个呈布朗运动状振动的各项同性空间：组合、反复和循环的可能性似乎无穷无尽。
我们可以透过初始二元性来看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我们可以在条纹空间中考察这些过渡，注意力放在决定过渡状态的结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一个充满运动、不断个人化、生活道路不断多样化的空间考察它们(Manger et al.,1994)。
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过去青少年在过渡中服从指定的形式，使得过渡僵化死板（条纹空间）。而今天向成年生活的过渡受表演文化(Bell,1999)的影响，其源头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中对常规星星点点的反动（平滑空间）。
社会组织的确受指定和既定规则的统治，可是如果结构与实践之间、制度与事件之间、状态与过程之间、规则与行为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差别，也就不会有任何社会变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代青年文化具有明显的表演色彩，因为现实中的年轻人不会总是安于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规定性文化。
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电脑游戏？因为在电脑游戏的虚拟世界里，在拼装的现实的夹缝中，他们发现自己做了主角。那种现实，半是形象半是实质，可谓模拟现实中的中间现实，柏拉图或许会称之为中间世界。虚拟游戏玩得最欢的人是那些最想逃离现实的人，这决非偶然。这就是青年人的现状，他们是最大的网络空间旅行者（或冲浪者）。既然青年人能够逃离真正的现实，逃进“拼装现实”，那么在那些青年遭遇严重结构性失业的社会里，他们也能参与“虚拟幻觉”、“虚拟吸毒”和“虚拟休闲”。这种新式休闲的危险不在于他们把虚拟现实当了真，而在于他们把真实世界当成虚拟世界的延伸。两种情况都是逃避现实，在模拟的世界中寻求庇护。模拟是创造新世界的工具，青年人却把工具和它的画像混为一谈。
电脑游戏把真做假，虚做实。问题是这些游戏究竟能否使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希望在虚拟中成为现实。例如，教育——考试、文凭，甚至他们的未来——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显得变幻莫测。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充满不确定。而电脑或电子游戏中则有种表演的力量：操纵飞行模拟器时，年轻人觉得自己就是飞行员，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把游戏中英雄的使命内化为自己的使命。
年轻人在表演文化中总爱即兴发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懂规定的模式。这很像音乐创作。即兴的音乐创作，其背后必然是对结构的烂熟于心。惟其如此，音乐家才能在某种结构之中创作出即兴的作品。然而，年轻人似乎并不想出于工具的、达意的或是策略的目的，表达在表达之前就已存在的想法。他们只想表达自己：用各种含糊、淡漠、不达意的方式。他们好像只想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例如，他们的服饰语言就不属于理性的范畴，而是属于形象的范畴。我们要想从形象范畴中破译出意义，结果只会发现它云山雾罩。
在学校和城市其他地方的墙上看到的涂鸦也是这样。这些线条显然在说着什么。什么呢？或许是说街头艺术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可同时也在述说违法活动的危险：墙上的涂鸦一遍遍被抹去，人们认为这种行为不合法，是蓄意破坏。在禁止涂画的地方涂画于是就成为一种危险活动——集体冒险，因为这事常常是大家一块儿干（由一伙人共同完成）。不过这些线条可是有名有姓的，在一面空白的墙上写出姓名，这面墙便有了生命和意义。对作者来说，这些涂鸦在空白墙面构成的混沌中创造了秩序。它们宣告了对这些墙面的“合法”占有(Pais,1999)。
如果一面“热门儿的墙”被众人重重叠叠画了又画，占有权就出现冲突。这些画也将画画的人分出档次（从大王到小厮）。划分的标准不仅是图像的复杂性（技巧），还包括作者对这门艺术的掌握程度、他所创造的风格（狂野风格）、形式的多变和色彩的和谐，以及作画的墙是否显眼（名墙）——墙的位置越是显眼，他们要说的东西越容易被人听到，作者的名望也就越大。象征性功名的空间由于涂鸦而制度化了。敌对的体育迷们常在对手队所在的体育馆附近的墙上涂画，以此显示己方的优越，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在对手的地盘上涂画一番，意味着自己象征性地占领了这块地盘。
还有另一些例子可以说明青年文化的表演性。极端运动(radical spor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超越（excess，源自拉丁词汇ex-cedere）意为“走出”、打破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便是越过雷池，以此打破某个封闭系统。吸毒也常常表达逃离封闭系统的企图。毒品很诱人，因为它让人感觉良好，消除人的焦虑，带来（片刻的）满足感，激发人的快感，使人忘却生活的贫乏。年轻人吸食可卡因可能是希望自己表演得更好一些；酗酒是为了消除焦虑。无聊可能使年轻人尝试任何毒品。毒品使人迫不及待地追求最大的快感，是对封闭系统的逃避。为什么许多学生逃课，或者遇上老师不来就快活得不成？
年轻人的多种行为都表现出一种张力或企图，要打破社会既定制度和文化常规（条纹空间）的束缚；许多这样的行为打破或质疑了制度的藩篱。年长的人倾向于拒绝“边缘规范”，而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总是好玩，觉得有必要尝试、检验一下这些规范。
表演文化的另一个例子是街头艺术，包括各种原创性串烧（musical mixes，如rap,djing,beat-fox,funk）、身体表演（如霹雳舞，smurf,hype,double,dutch）、涂鸦（tag和graf）（注：rap,djing,beat-fox,funk为街头音乐的种类；smurf,hype,double,dutch为青年街头舞蹈中的一些身体动作；tag和graf是街头涂鸦的类别。——中文译者）以及街头篮球（钩手投篮、180度跳起投篮、360度跳起投篮、反身投篮）。Rap好似一位法官，审理自己的案子，谴责不平等，宣告一个更公平的未来，为无声者呐喊。那些吟唱复制了街头的各种符号，天生带着一股横冲直撞的劲头，脏字连篇以获得最强烈、最刺激的效果。这些吟唱是良知的声音，言辞悲凉而充满反叛：一个孤独的声音（领唱者的声音）向外传播，化为一个集体（我们，整个运动），反抗他们（我们的压迫者）。
年轻人高声大气，因为他们想被人接受，想找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于是就有了他们的文化行动主义。即兴与检验的意识使生活变为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讲述生命，讲述一种生活，那些在现实（规定的生活方式）中难以接受的法则可以为这种生活接受。这些独特的新法则要在运动场上建立一种新的法律秩序。运动场就是年轻人的生活。
游戏人生
这片运动场上的年轻人越聚越多，卡洛阿(Callois,1968)将他们的成长过程归纳为4种游戏：agon（好强）、alea（宿命）、
mimicry（拟态）和ilinx（晕眩）。
agon表达了竞争、敌对的意思，以及对“胜出”的肯定。alea则指命运或机遇的影响。mimicry专指戏剧性、表演和模仿，ilinx则常指陶醉、享受和现实的虚无化。一部分青少年不论读书还是工作，都是靠着竞争(agon)走过来的；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社会因素、家庭出身(alea)及其所继承的资本的影响。青年文化中也有掩饰与模仿(mimicry)的空间，尤其在休闲与文化消费中。而有些人参与的活动则使他们飘飘欲仙、神志恍惚、身体痉挛、心旷神怡(ilinx)。这4种游戏各自发展出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雄心勃勃、听天由命、装模做样、神魂颠倒。
卡洛阿(Callois,1968)认为，进取的精神(agon)、撞运的心态(alea)、做戏的乐趣(mimicry)、地狱的诱惑(ilinx)，这些乃是游戏的主要成分，不过它们也溜到社会生活的村路土径上来。这4种游戏通过不同的组合，在生活中形成不同的轴线，展开不同的画卷。agon加mimicry，画出的是社会性的轴线，具有相对的社会整合性质，这或是由于某人企图完成以社会成功为目标的社会化过程(agon)，或是由于他参与的那些社会化仪式本身就有整合的功用(mimicry)。人在mimicry状态下会暂时接受一个封闭、保守、虚构和虚幻的宇宙。于是出现虚幻人格。但这个人同时也几乎以礼拜的形式扮演了某种角色，发挥某种作用，获得了某种身份，于是社会整合也就发生了。
alea与ilinx相结合，则出现一条非社会性轴线，因为这时生命过程受无法掌握的力量控制(Alea)，日常生活受怪异经验指导(ilinx)。海洛因是ilinx药——这时感知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其他形式的“冒险行为”用惊红骇绿冲撞“清晰的意识”。ilinx本是个希腊词，原意是大漩涡。Ilingos（涡流）就是从这个词引申出来的。
卡洛阿(Callois,1968,pp.105-108)还列举了其他组合方式。agon和alea代表规矩，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竞争的游戏或机遇的游戏——这是个永恒的矛盾，使二者对立，又把二者绑在一起。mimicry和ilinx的组合，则意味着无法无天，那是即兴和想象的世界。
在agon与ilinx的组合中，年轻人如果遇上事业不顺，计划落空，有时便会觉得沮丧。这样，在意志和事功(agon)高于一切的地方，人就会变得消沉，或者缺乏自我意志(ilinx)。
agon与alea的结合使年轻人为博取功名而抓住机会(agon)，实现继承资本的愿望(alea)。但是，他们如果为功名的缘故而做出牺牲，后来却因为没有门路而不能如愿以偿，便会心怀怨恨。许多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靠克制、坚忍、刚毅和才华争取出人头地(agon)。然而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其社会出身打在他们身上的命运烙印(alea)。
alea与mimicry相遇，可能产生理想主义的社会计划。例如那些年轻艺术家，相信自己得天独厚(alea)，并因此而有了强烈的群体意识，成为一个精英集团，有其独特的行为、仪式、生活方式和态度(mimicry)。
最后，mimicry与ilinx结合，出现的情景将是群体社交趋于放纵、疯狂。例如青少年某些以模仿仪式(mimicry)为特点的社交，通常导致飘飘欲仙的感觉和社会混乱(ilinx)。不过，有时mimicry亦可通过agon达到ilinx。例如有些年轻人觉得“争强好胜”(agon)是一种需要，韦伯伦称之为“争强好胜情结”(Seckler,1977,PP.90-91)。在青年文化的“刺儿头美学”中，探险运动和冒险行为(ilinx)非常明确地表现了这种情结。关于各种不同组合的实例，在青年文化的各方面都能找到。
结语
青年文化对休闲的重视，以及与之相关的表演上的创造性，使我们猜想年轻人的许多生活方式复兴了巴洛克风格。所有的巴洛克艺术都具有明显的开放倾向，这也正是平滑空间的特点——不确切的界限和模糊的线条，其音乐、绘画和文学都散发着浓厚的感官放纵色彩。巴洛克艺术恣肆开放的形式，表现为十足的创造性，以及对随意性和强烈效果的追求。不论在视觉艺术还是文学中，巴洛克语言关注的焦点是表达的迫切感和结构的灵活性。所有这些都符合3条指导原则：游戏感、重视觉、劝导性(Avila,1994,p.60)；这也正是今日青年文化的典型原则。
卡拉布里斯(Calabrese,1989)提出新巴洛克时代的说法，正是基于对这些特征的考虑。他要用这一名称说明当代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使巴洛克风格得以复苏——所谓巴洛克风格其实是一系列特征的总称，它们动摇了现有制度，使之软化消融。对视觉的重视、对形式的创新、对快乐的痴迷、对奢华符号的倾心，这是许多青年时尚的特征。巴洛克风格中仪式化的浮华，同样见于青年文化的艺术风格(Willis,1990)。风格化本身就使人认识到玩乐／休闲的重要性。形成风格，便使违法合法化了。
新巴洛克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节奏和重复。从单一主题的变化无穷到各种因素的混而为一，它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重复手法。摇滚音乐正是如此，疯狂的节奏中所传达的是有序的变、井然的破，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星斗满天。有规律变化和节奏二者得兼，便产生大师。而大师正是街头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街头涂鸦形式上的精雕细琢与其叙事内容的贫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与巴洛克风格不谋而合。
新巴洛克审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怪诞。17世纪时，微分运算对时空表达的界限提出了疑问，当代的青年文化也怀疑既定的观念(Calabrese,1989)。
以霹雳舞为例，其精髓在于年轻舞者将时间分割为微小单位的能力。这些微小单位放在流动的动作和时间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不是连续性，而是线性，我们在其中捕捉到平时感受不到的瞬间和动作。感知的速度在电子游戏和操纵杆上也发展到了极致。许多电子游戏的动作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要求游戏者以极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因此电子游戏的玩家总是年轻人，他们感觉敏锐，反应迅速。年轻人多爱奇装异服，这也是质疑传统分寸的另一种方式。街头涂鸦所要表达的，逾矩而已。主题或内容无所谓，关键是浓装艳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过分的表达和夸张的现实（强调神化、模拟和极致）。
当代青年文化中还有其他一些巴洛克特征。我们先来看隐喻、寓言及其暗含的意义。黑色对于前卫青年意味着什么？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选中黑色是因为他们喜欢黑色(Pais,1993)。照这么说，这个符号（黑色）暗含一种所指（“喜欢”的对象）；但其中还有更复杂的意思。这种复杂源于符号与所指间的隐喻关系。隐喻意味着思想的变形，以及是与似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实裹上隐喻依旧存在，不过是通过最怪诞的联想作为暗示而存在的。年轻人以种种比喻的方式改头换面时，那钟摆便往来于是与似之间。
巴洛克艺术的特点是变形和炫耀(Alfaro,1994)，青年文化中仪式化的行头和其他过分的打扮（如穿刺、纹身、吉祥物、挂饰、徽章、怪发型之类）也是一样。变形进入年轻人的日常语言，甚至是通过街头的涂鸦。词语被视为产生艺术话语的手段、探索符号与思想的怪异联系的工具。这就需在刻意培养的造作——游戏——风格中，挖掘词句的潜在含义。
最后，我要郑重提到青年文化中另一个与巴洛克风格有关的方面：表达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的基础是同形同音异义词（即发音相同、书写形式相同，但词义不同）。这种现象表现为青年文化的灵活多面。我的意思是，青年文化可以着眼不同的方向，或服务不同的主子，犹如毕加索笔下的面孔。这种适应性，是表面性与人为性的奴仆，是各种不同风格的根由：新潮(new wave)、冷潮(cold wave)、无潮(no wave)、后现代、没劲(funks)、拉普演唱者(rappers)，涂鸦者(taggers)、撒皮(sapeurs)、祖鲁(zoulous)、杠头(hardcore)、新时代……这些多少都得算“边缘”风格，通过浮面上的戏剧感得到表达和肯定。但这些风格表达时可以五花八门，意思也可以各式各样：从小平头一路到花花公子和穷朋克等等。
说到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如果把青年文化中各路形式看做同一的青年整体，那就是把丘陵夷为平川，为社会学的大忌。我们已经看到，向成年的过渡显然日益复杂，因此年轻人将要面对一个充满困境的世界。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世界在变，一方面他们又受到过时结构的拘牵和异化。还有一点很显然：青年文化——表演性越来越强——抵制和破坏了传统的过渡形式。这使年轻人看上去像是活在某种平滑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可容忍随意和任性的过渡，这样的过渡可以繁衍出新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美学。于是便有人说青年文化是巴洛克风格，按照艾蔻(Eco,1968)的定义，那是一种开放的艺术。
年轻人的社会迁移轨迹尽管可以和他们的“阶级命运”背道而驰，但他们向成年的过渡却仍然受到条纹空间的控制。也就是说，尽管年轻人玩的是同一个价值游戏（青年价值），但愚智有别，能力不同，发展各异。这有如下棋，能力和才智要服从棋规，不过小卒子总有机会将军。
然而年轻人毕竟还是越来越多地摆脱了传统社会的规定，进入平滑空间。可平滑空间的地下还是隐藏着条纹空间，条纹空间最终还是决定着每一个青年向成年的过渡。这就是为什么平滑空间总要造成人皆如此的表面现象。例如，现在大家爱说“青年市场”，但市场中的青年实在是一些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各行其是，却奇怪地被看做同一个群体。青年世界中的这种二元性——统一与多元，可从最典型的青年时装——T恤衫——中略见一二。这种服装成本小，产量大，最适合于青年人。可我们很难看到两件图案雷同的T恤衫。也就是说，T恤衫尽管是批量生产，但也要经过个性化过程。于是它们既表达了从众，也表达了独异。莱维斯、斯沃淇或骆驼不但标志商品，也标志消费群体。换句话说，消费者的身份是他们所消费的产品品牌的产物。广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消费者，除却他真正的身份，赋予他应有的身份。
但这并不是说年轻人的符号没有一贯的效应。符号（symbol，来自拉丁文symbolom）这个词的词源本身就含有丰富的意义（一致，邂逅，联合），这些意义迭加在一起，就是“代”的概念——披挂了象征意义的“代”，颇使年轻人对神秘化了的“代”的概念信以为真。由于这样的原因，青年文化的许多形式都具有流行病的特性(Sperber,1985,pp.73-89)——它们传染了某地的社交活动中的许多青年，但与传播论的说法相反，病源倒不一定完全来自当地。Hip hop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不同文化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界限和交流，是它们推动着年轻人的不同世界。Hip hop的根本逻辑是什么？是贫民窟的还是网络的？是提高的意识推动了运动，还是运动提高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