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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可能不是非常复杂，但是它确实是复杂的。社会规律比自然规律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但是尽管社会规律很复杂，我们也不能站着不动。我们必须不断地从一棵树荡向另一棵树，这些树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
正是那种机械论哲学造就了一大批僵死的企业管理人员，而正是僵死的企业管理人员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多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和道德力量的个人才能通过重新塑造自己和企业来振兴企业。
美国组织机构的生活是一种左脑文化，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逻辑的、分析的、技术的、有控制的、保守的、行政的文化。我们都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被上述文化特点支配和塑造的。我们的文化需要更多的右脑因素，需要更多直觉的、认知的、综合的、艺术的因素，我们自己当然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因素。在采访诸多领导人的过程中，有一个事实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这些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依赖得更多的不是逻辑和分析才华，而是直觉和认知本领。
在任何公司，管理人员起着左脑的作用，而科研人员起着右脑的作用，但是总裁必须两者兼而有之，既有行政管理才能，又具备想像天赋。能干的经理很少能够成为成功的领导，原因之一就是公司也和整个社会一样只承认和奖励左脑的成就，而常常漠视右脑的成就。短期收益思维方式就证明了左脑在公司的支配地位。各种习惯都诞生于左脑，而改变习惯的任务则由右脑来完成。
安妮·布莱恩特利用她所谓的“热气球练习”鼓励员工在思考的时候充分发挥想像力：“你把员工带上一个虚构的热气球。在气球里，你可以看到整个企业。接着，你可以审视自己所看见的人和物，了解这些人正在干什么、可能会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投资50万美元研究有关孩子成长和少女怀孕的课题，结果会怎么样呢?”
美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理查德·舒伯特承认：在企业组织里，常常存在着左脑习惯和右脑想像力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导致企业组织进退维谷。他说：“现存的机构需要维持，但同时也需要改革，这常常使我陷进痛苦的深渊。”
美国女童子军的执行董事弗兰西丝·赫斯贝恩也看到了社会变化，并想像她的组织应该如何迎接这些变化：“女孩子的需要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也正在研究不同的方法以满足她们的新需要，更好地为她们服务。我正在筹建一个改革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和概念。中心将直接和女童子军理事会联手开发一些模式，并通过这些模式打入形形色色的社区，在那里发现和训练当地的领导。”
布莱恩特、舒伯特、赫斯贝恩都在运用左右脑结合的方法，领导他们的非营利性企业摆脱传统模式，走向新模式。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人以前都曾经在私有企业取得过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都在事业上有过几次重大的变更。而且，三个人都说他们最喜欢现在的工作。舒伯特说：“这是我所做过的最刺激、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全脑思考需要信任爱默生所谓的“神圣的冲动”、预感和想像，他们能在一刹那闪电般地让你感觉到应该怎么做才对。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而领导者必须学会信任这种感觉。
诺曼·李尔曾经说过：爱默生的“依靠自我”理论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帮助他走上了领导之路。他说：“爱默生主张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按照内心的意愿去行动，而不要受外界相反的意见所左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觉得内心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神圣的。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去行动确实是最真实、最纯洁的生活，当然我也并不是总能做到的。当我们放弃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时，他们最终还会经过别人的嘴反弹回来，而且还带着一种外来的权威。所以，我们在此可以吸取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最成功的时候就是我倾听了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时候。”
按“神圣的冲动”行动，是领导者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是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途径。此外，其他受右脑支配的特征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家、女权运动领袖格劳莉娅·斯戴南谈到身为企业家的感受：“非单线型思维对你有很大帮助。这需要你去说服别人，也就是说你对某件事要有同感。我总觉得企业家就是商业界的艺术家，因为我们必须把过去从没有组合在一起的东西综合起来。”她在谈到成功问题时，也说了相似的话：“发展的模式也不是单线型的。成功就是给你自己划一个完整的圆圈。”
赫伯·阿尔波特也谈到他是怎样使用右脑的：“我是一个典型受右脑支配的人。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我经常依靠自己的直觉反应。当我的肩膀感到紧张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对了。我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晴雨表使用。很多时候，我都在找感觉，并凭自己的感觉办事。”
这种对直觉的依赖使得阿尔波特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阿尔波特的合作伙伴弗里森这样评论他：“直觉上他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应该做什么。他常常能把自己摆在局外来提出问题、理解问题。他是在公司的框架里经营自己的事业。每当他作决策的时候，他都重新创造了自己的事业。”
阿尔波特相信：在处理现状的同时，必须高瞻远瞩，为未来确立理想目标、制定蓝图。除此之外，阿尔波特还相信：要信任别人。在谈到弗里森和他的第三个合作伙伴杰瑞·莫丝的时候，阿尔波特说：“这个公司的真正原动力是杰瑞、吉尔和我三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艺术家们对我们的信任。他们说跟我们合作更加舒心、更受鼓舞，因为我们很关心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我们的公司是私有企业，独立自主，行动快、效率高。”
弗里森继续说：“独立，对我们的员工和艺术家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简直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魔力。我们从来不把我们的艺术家称作产品，因为我们认为那有辱他们的人格。”
苹果电脑公司的总裁约翰·斯古利鼓励他周围的人充分发挥想像力、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他说：“如果你组建的工作组只是按照你的意思办事，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最好的办法是把想法不同、各有所长的人派到一个组工作，并让他们畅所欲言，各尽所能。领导者的真正作用就在于：想方设法合理地分配、组合各种各样的资源，使得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阿尔弗莱德·高茨乔科在招聘新人的时候，非常注重右脑素质。他说：“首先，我要看看应聘者的性格，看他是否引入信任。然后，我要看他想像力是否丰富，是否有毅力。比如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几何和代数的成绩不佳，但是他后来却当上了会计。那我就必须了解他在财务方面有什么才能和想像力。我会尽量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凭直觉决定是否录用他。要招聘一个新人，我必须对他有一个好的感觉。”
右脑素质在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时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马蒂尔德·科利姆的早期工作中，直觉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说：“我对生物学问题有很好的直觉。我能凭直觉识别染色体。有一次，一个同事告诉我，他从狗的身上提取了一种新的细胞，我看了看，马上就说那不是狗身上的细胞，我从染色体上看出那是老鼠身上的细胞。后来我们一起作了细胞测试，证明我是对的。”
领导者们还相信：运气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运气是充分的准备和机遇的结合体。波尔科说：“有的人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们运气好。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如果不是因为泰勒诺尔问题，我也不会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了。我正好碰巧为这个问题作了精心的准备。”
杰敏·拉斯金也谈到了运气和事先准备的关系：“对于领导者，我的忠告是：发现自己身上最真的东西，然后坚持下去。但是，我也确实相信运气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说过好运只偏爱胆大的人。我认为：胆大和准备充分基本上是一回事。不管怎么样，运气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德尼·波洛克认为右脑型领导是最佳的。他说：“这类领导是一种有控制的自由联想。一切艺术都源自这种自由联想。白日梦、灵感从科学意义上讲都是自由联想，是一种自由联想的能力。那也是思想的源泉。一旦你有了某种思维，你必须要信赖它，所以，右脑型领导也意味着信赖自己的思想的一种能力。有了思想，信赖了自己的思想，接着就要敢于把思想变为行动，所以，右脑型领导也意味着把思想付诸行动的信心和勇气。接着，你不能害怕失败，否则你只是在仿效别人。如果你怕失败，那还不如去上领导学校，鹦鹉学舌，学习别人做的事，但那不是领导，而只是模仿。也许，真正的领导就是发现和挖掘自己的独特性。”
这些领导者不仅证明了自信、理想、远见、道德、胆魄、信赖“神圣冲动”的必要性，而且也证明了它们的巨大功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学习——人生经历、逆境、错误、失败等。
临深渊而不失色，承重压而不失雅，也许是这些领导者最真实的写照。在人生初期，他们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甚至惨遭残疾的折磨。但是，他们都抵达了成功之巅、领导之峰，因为领导者是塑造出来的，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他们开创了崭新的世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崭新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新颖而有创意。
也许他们自己会说：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但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们很多方法，让我们可以学习自己需要掌握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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