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为什么偏爱出口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贸易论文,中国市场论文,美国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服务东道国市场的主要方式。根据美国普查局（U.S.Census Bureau）的数据，2008年年底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为697.3亿美元，占总出口贸易额的5.42%，位列美国出口贸易的第3位；然而，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08年年底美国企业全部海外分、子公司的总资产和销售收入中我国所占比例分别仅为1.09%和2.53%。按海外子公司总资产算，中国在美属跨国公司东道国中仅列第21位，显得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格格不入。与世界其他东道国相比，本文选取2009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25名国家，将这些国家按照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额的大小分别进行排序。我们发现仅有中国、墨西哥等5个国家的投资地位低于贸易地位。①其中美国在这25个国家的投资占美国海外总投资额的88.0%。另外，从中国作为东道国角度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额为6939.1亿美元，位居第4位；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为261.6亿美元，位居第6位。
Gereffi and Sturgeon（2004）认为，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规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大国优势这三大力量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制造活动转移或外包到中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的巨大吸引力却始终没能“打动”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与对华贸易相比，美国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似乎表现得并不热衷。根据BEA网站的数据，2000～2008年间，美国企业在华分、子公司的资产占美国海外总资产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为8.5%。而同时，根据美国普查局数据，美国对中国出口贸易额占美国总出口贸易额比重的年均增长率却为18.0%。张波（2008）认为，2003～2006年美国对华投资额逐年下降，其在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逐年有所下降，2008年1～3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31.95%，而就中美贸易额而言，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的3021亿美元，增长了105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相对较慢，货物贸易依旧是双边经济关系的绝对主角（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注意到美国对华投资发展较慢这一经济现象的文献还有黄蔚（2005），庄宗明和马明申（2007），聂聆（2008）等。
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必然会逐渐成为热点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逐渐崛起，正引起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最新的异质性贸易理论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Ekholm et al.，2007），所以研究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可能对最新的贸易理论有所贡献。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关口。为了适应这一转变，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亟须做出调整，摒弃以往单纯追求引资数量与规模的引资策略，争取具有更高技术含量与发展潜力的优质外资资源。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正是这种优质外资资源的主要来源。因此，理解美国企业服务中国市场时为什么会出现热衷出口贸易而慢待投资现象，并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对于提高我国的引资质量，增强我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的能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时更倾向于对外贸易，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呢？②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答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理论基础、美国跨国公司和中国作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其次，需要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更偏爱对华出口贸易而不是直接投资。为此，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论述美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中国作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然后，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对跨国公司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
根据BEA网站的数据，2000～2008年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总销售额中当地销售占比年平均为72%。如果仅计算制造业，该比例高达93%。可见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主要以服务中国本地市场为目的。Ali and Guo（2005）通过对调查问卷分析认为，中国最吸引美国FDI的因素是逐渐增大的市场。Zhang（2005）从关税率角度分析也得出，中国的市场对美国的FDI很具吸引力。此外，得出相类似结论的研究还有：王岳平（1999）、魏后凯等（2001）、薛漫天和赵曙东（2007）等。
（一）跨国公司进军国外市场的方式
跨国公司进军国外市场通常采取的方式有，出口、水平型直接投资和混合型直接投资。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是为了规避贸易成本，在东道国建厂生产并销售其产品（Markusen，1995）。UNCTAD（1993）首次提出混合型直接投资概念，是指公司依据自己的能力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或销售分布在任何可以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地区或国家。同时进行垂直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既要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价格差异，又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建厂生产并销售最终产品。当然，前后两个东道国可以是同一个国家，也可以不是。陈亚雯（2002）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有双重目标，占领市场和利用其优势，实现全球资源最优化组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需要从全球市场来安排从研发到生产及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为了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跨国公司更多地将生产安排在不同的区位，并通过在不同的区位开展业务而获取优质的区位资产组合以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冼国明和刘翼，2001）。UNCTAD（1998）分析认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中，混合型投资比例越来越大。Feinberg and Keane（2006）的研究表明，只有12%的跨国公司进行单纯的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19%的跨国公司进行单纯的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其余69%的跨国公司同时进行着水平型国际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
另外，为了便于下文分析，我们有必要对混合型直接投资中的中间品贸易和直接投资量之间的大小进行界定。根据混合型直接投资的定义，混合型直接投资既包括中间品贸易也包括直接投资。技术层面，发达国家会选择生产产品链条中技术含量较高的上游阶段，比如新产品的研发、设计等，然后将上游阶段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继续生产产品的下游阶段。当前，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认为中国处于中低端环节的原因在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时间很短、起点低和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低。一般而言，技术含量较高的阶段价格也会较高，所以我们假定混合型直接投资中出口的中间品价值要高于直接投资量（用于生产下游阶段产品）。数据方面也支持该论点：以2007年美国海外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例，美国出口到子公司的贸易额与子公司每年的资本支出比例为2.56。
（二）文献综述
关于跨国公司供应国外市场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成熟，从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基于同质企业研究的新贸易理论到基于异质性企业研究的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Helpman et al，2004；Bemardet al.，2007）；从公司选择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选择是否出口（Melitz，2003）到选择出口或水平型直接投资（Helpman et al.，2004；Yeaple，2005），再到公司选择出口、水平型直接投资还是出口贸易平台的投资（Yeaple，2003；Baltagi et al.，2007；Ekholm et al.，2007；Blonigen et al.，2007；高国伟，2009，2010）。我们从影响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因素角度对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
Melitz（2003）开启了异质性贸易理论先河，他将Hopenhayn（1992）建立的动态产业模型和Krugman（1980）提出的垄断竞争状态下的贸易模型相结合，在企业间生产率存在差异化的情况下分析了贸易对资源再分配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假定厂商支付固定成本后可以选择进入某行业和清楚自身的生产率位次，所有选择进入的企业都面临一个外生的固定退出概率。在这种情形下，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首先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最高的厂商选择出口。贸易成本下降，将使现有出口厂商获利，诱使更多的厂商选择出口，将增加对劳动力等资源的需求，促使边际生产点的厂商退出，释放出的资源将流入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从而提高行业的平均生产率。Helpman et al.（2004）在Melitz（2003）的基础上引入了FDI。异质性企业在邻近优势和集中生产优势之间权衡，选择国内生产、出口或者FDI。高越和李荣林（2008）将Helpman et al.（2004）的研究拓展到生产链条可以无限分割的条件下，研究了跨国公司服务东道国方式的选择。国内学者高国伟（2009；2010）、张庆昌和蒋殿春（2011）还在异质性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混合型直接投资。例如，根据高国伟（2009）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出，异质性程度越大，选择混合型直接投资的公司会增多；选择出口的公司会减少；而选择水平型直接投资的公司是不确定的。在实证方面，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对我国2005年621141家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验证了Meliz异质模型在我国的实用性。Head and Ries（2003）对日本1070家大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同时进行海外投资和出口的企业生产率要大于只选择出口的企业。Helpman et al.（2004）、高越和李荣林（2008）分别对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1992年和2004年的基准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异质性越大，行业FDI相对于出口的比例越大。
Brainard（1993）建立了“邻近—集中”模型（Proximity-Concentration Model）。集中优势是指假定差异化产品在工厂水平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因此集中生产能降低单位产品成本。邻近优势是指由于出口存在运输成本，因此公司进行水平型直接投资邻近市场生产能避免运输成本。跨国公司在差异化产品部门是选择出口还是水平型投资供应国外市场，取决于邻近优势和集中生产优势的权衡。当邻近优势强于集中优势时，即使两国没有要素禀赋差异，一个只存在跨国公司的均衡（双向的水平型直接投资）完全取代贸易。在另一相反的情况下，即邻近优势弱于集中优势时，只存在国内公司，而不存在跨国公司，因此存在双向的差异化产品贸易。最后一种情况是，当运输成本相对于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和公司水平的规模经济相对于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都处于中等程度时，就会存在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的混合均衡。但是，Brainard并不能区分哪些公司选择出口，哪些公司选择直接投资（Brainard，1997）。Yeaple（2003）认为两国间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如上文提到，混合型直接投资主要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直接投资占比要小。所以，两国间运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异质性理论为基础，张庆昌和蒋殿春（2011）也证实运输成本与出口平台的投资成反比例。高国伟（2010）证明，距离与水平型直接投资成正比，而固定成本的增加与选择水平型直接投资公司的数量成反比，选择混合型直接投资公司的数量不变。Mrazova and Neary（2011）的模型也支持“邻近一集中”理论。在实证方面，Brainard（1997）对BEA统计的1989年27国63个行业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水平型直接投资；邻近优势——距离——有利于水平型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出口。
上述研究可以简单地归为两国模型文献和三国模型文献。两国模型文献是以两个对称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并没有关注发达国家服务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情况，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赵君丽和吴建环，2008；郑礼明和张燕林，2010）。事实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工资水平和市场规模上是有区别的，尤其是中国。同时，正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为两对称发达国家，所以，跨国公司服务国外市场时只有出口和水平型直接投资两种选择，没有包括混合型直接投资。三国模型是由两对称的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组成。虽然这类文献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但他们大都假定发展中国家并不消费差异化产品，只作为出口平台，例如，Yeaple（2003）。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BEA统计数据，2008年美国子、分公司在“金砖五国”当地的销售份额平均为76%。在有关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更是鲜有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进行分析。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尝试将异质性理论应用到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经济现象。
（三）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各因素影响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机制及美国企业和中国作为东道国在这些影响因素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
1.异质性
异质性是指企业间存在生产率差异，是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Helpman，2006）。不同生产率企业面对同样的固定成本做出的选择是不同的，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可以支付更高的固定成本，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以直接投资方式供应国外市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以支付较高的固定成本，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以出口方式供应国外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不能支付较高的固定成本，其最优的选择是只供应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在支付固定生产成本之后，由于利润变为负值会被迫退出市场。行业层面上，异质性越大越有利于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出口（Helpman et al.，2004；高越和李荣林，2008），同时，选择混合型直接投资的公司也会增多（国伟，2009）。
在公司生产率方面，美国公司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网站数据，2000～2008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位居第6位，资本生产率位居第3位。相比之下，日本分别位居第7位和第17位；澳大利亚分别位居第18位和第10位。相对于其他国家公司，美国的这种生产率比较优势可能导致美国服务国外市场的方式与他国之间存在差异。例如，Greaney and Li（2009）、魏后凯等（2001）均指出来自美国的外商通常是针对中国市场而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一般把中国内地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
2.距离和固定成本
水平型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距离会产生冰山成本，跨国公司为避免这种贸易成本会采取直接投资方式服务东道国市场。由于存在固定成本，企业选择集中生产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即，固定成本更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直接投资。跨国公司选择出口还是水平型直接投资供应国外市场，会在运输成本和集中生产之间进行权衡（Brainard，1997）。混合型直接投资中间品贸易占较大比重，所以运输成本不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而固定成本效应相反，有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Yeaple，2003;张庆昌和蒋殿春，2011）。
相对于日本等国家，美国离中国的距离较远，公司在运输成本和集中生产之间权衡时，运输成本的权重会较大（Dean et al.，2009）。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跨国公司的区别之处。
3.工资
与其他贸易伙伴相比，中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比较优势（Greaney and Li，2009）。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2005年为例，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美国之间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比值大约为1∶8∶16③。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垂直型投资或者混合型直接投资。代表性文献有Helpman（1984）、Yeaple（2003）等。耐克公司在母公司完成设计和销售环节，而将生产等环节安排到分布在全球的各子公司生产。这些子公司主要集中在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等（UNCTAD，1993）。
4.市场规模
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一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为服务其市场，越有动机在当地建厂生产，而不是选择出口。第一，当地生产可以避免因为运输而产生的冰山成本。Brainard（1997）和Carr et al.（2001）等经典文献的结果均支持该观点。而固定成本的存在使企业尽可能地建立单一工厂，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企业最可能在较大的市场规模建厂服务当地消费者，同时会有净出口（Dean et al.，2009）。第二，跨国公司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注重在华实施本地化经营。本地化经营是指根据所在国的实际，在生产、产品、决策、人力、研发技术等方面均采取本地化的经营战略，从而实现其跨国经营目标。本地化经营有利于跨国公司理解和开发本地市场；减少跨国公司与所在国之间的摩擦；能够促进文化融合与管理变革（Mao and Wang，2007；Taggat，1997）。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最近两年内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6%，主要是服务中国当地市场。例如，通用汽车公司2010年在华销售的汽车数量首度超过美国国内的销售数量。可见，其在华投资生产主要是服务中国消费者。④
因此，本文在异质性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工资和市场规模因素来分析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经济行为，进而揭示出现的异常情况。
三、回归模型和研究数据
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各因素影响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机制及美国企业和中国作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拟对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解释为什么美国公司更倾向采取对华出口贸易方式而不是直接投资方式。
（一）构建美国跨国公司的方式选择倾向指标
本文构建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之和的比重来测度跨国公司服务东道国市场的模式选择倾向
。即：
其中，I代表直接投资；E为出口贸易。(1)式值越大，表示跨国公司更倾向采用直接投资方式服务东道国市场。反之，表示跨国公司更倾向采用出口方式服务东道国市场。基于跨国公司服务中国消费市场的角度考虑，本文采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子公司的当地销售额替代直接投资。类似的处理可见Brainard(1997)、Cart et a1．(2001)和Hanson et a1．(2001)等经典文献。但是，当这样处理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中间品出口被重复计算，所以，(1)式的分母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出口的最终产品和其在东道国当地的销售额之和。
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
为：
M代表混合型直接投资。（2）式值越大，表示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用混合型直接投资方式服务东道国市场。混合型直接投资包括中间品贸易和直接投资。由于很难将混合型直接投资方式中的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区分开，所以，在对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进行检验时，本文用中间品贸易替代混合型直接投资。
（二）方案设计
首先，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分别将直接投资倾向、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的路线为，先检验直接投资倾向，然后检验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设置这样的检验路线，主要是方便与以往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实证文献进行对比，从总体上把握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异常。在直接投资倾向检验中，直接投资的测度中包含混合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从现有统计数据来看，将出口、混合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严格区分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混合型直接投资中既包括中间品贸易，也包括直接投资。同时，直观上看，使用直接投资和本文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
其次，单独研究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的数据可能不容易找到问题的原因——为什么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时更倾向于出口贸易。为此，我们采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根据2009年美属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销售额，我们选取了7个主要的经济体，分别是欧盟⑤、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巴西、俄罗斯、泰国。根据BEA网站2009年的统计数据，美国跨国公司在日本和韩国的子公司与在中国相同，投资地位低于出口贸易；其余5个经济体均是地位相同或者投资地位高于出口贸易。具体方案为，本文同时对美国服务中国和上述7个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期望能够找出中美经济联系的特殊特征，来说明为什么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时更倾向于出口贸易。
（三）回归模型
根据上文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方案设计，本文拟设立以下回归方程：
P为跨国公司方式选择的倾向，直接投资倾向或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使用份额可以避免由于直接投资或者出口贸易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Helpman et al.，2004；高越和李荣林，2008）。
表示美国公司第t年i行业的生产率异质性。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行业层面上异质性越大，直接投资相对于出口贸易的比例越大；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越大。因此，其符号期望为正。
为美国第t年对欧盟或中国i行业出口贸易成本；
为美国公司第t年i行业的工厂水平固定成本。这两个解释变量用来测度“邻近—集中”优势。贸易成本越大，邻近优势越小，跨国公司更倾向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而混合型直接投资主要以中间品贸易为主，所以，贸易成本越大，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会更小。因此，在直接投资倾向回归中，贸易成本的符号期望为正；在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中，其符号期望为负。工厂固定成本越大，集中优势更明显，跨国公司会更倾向选择出口贸易，而不是直接投资；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混合直接投资倾向为更大。因此，在直接投资倾向回归中，固定成本的符号期望为负；在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中，其符号期望为正。
第t年欧盟或中国i行业的市场规模。如果东道国市场很大，根据“邻近优势”和上文的分析，跨国公司更偏爱直接投资。反之，跨国公司则更喜欢出口贸易。其符号期望为正。
表示第t年i行业美国相对于欧盟或中国的工资水平，用来衡量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与“邻近—集中”优势一样，要素价格比较优势也会对跨国公司所选择的模式产生影响（Brainard，1997）。其符号期望为正。
为各经济体的海外市场，旨在控制除跨国公司在中国等经济体生产而销往国外的产品对跨国公司模式选择的影响。Baltagi et al.（2007）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对1989～1999年间美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美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第三国的显著影响。Blonigen et al.（2007）使用同样的空间计量技术对OECD的数据研究，也发现存在第三国效应。销往海外的产品越多，跨国公司会更多地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而不会选择出口方式。因为跨国公司完全没有必要经中国或欧盟转出口到其他国家。因此，其符号期望为正。
（四）数据
研究的数据是2000～2008年制造业中美国对中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巴西、俄罗斯、泰国分行业的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数据。我们以BEA网站为基准，将所有的变量调整到以下8个行业：食品（Food）、化工（Chemicals）、初级金属和金属制品（Primary and Fabricated Metals）、机械（Machinery）、电脑和电子产品（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Products）、电气设备、用具和部件（Electrical Equipment，Appliances，and Components）、运输设备（Transportation Equipment）和其他。
美国对中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巴西、俄罗斯、泰国出口的制造业数据来自美国普查局。采用出口价格指数折算。美属跨国公司在中国、欧盟等经济体的子公司当地销售额数据来自BEA网站。销售额使用美国CPI指数折算。美国对中国等经济体出口的中间品贸易数据也出自BEA网站。采用出口价格指数折算。各种价格指数来源于《美国统计年鉴》。
异质性：我们使用工资总额的离散系数衡量异质性程度。以往文献均使用标准差方法来测度异质性，如Helpman et al.（2004）等，但标准差是对数据的离中趋势进行平均差异的测定，受均值的影响。因此要比较数据平均水平不同的两组行业数据的离中程度大小就有必要计算它们的相对离中程度指标，即离散系数。
其中，σ为标准差，
为平均值。在计算标准差时通常使用销售额，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考察样本期间内，仅有1997年、2002年和2007年给出了按公司规模划分的销售收入，其余年份均未统计这项，所以我们使用工资总额替代销售额来计算标准差。具体计算时，同Helpman et al.（2004）一样，使用公司数量做权重。按公司规模划分的工资总额和公司数量数据均来源于美国普查局。
贸易成本：本文用运费和保险费占商品CIF价值的比率测度贸易成本。在行业水平上，贸易成本应该反映出行业的特点。美国与中国、日本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中的运费和保险费是按照美国从中国、日本等经济体进口的各行业商品的CIF价值减去FOB价值得到的。美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成本是先计算美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成本，然后再将欧盟各国的贸易成本进行加权平均，加权值为美国对各国的出口量占美国向欧盟出口总量的比重。其中，美国对欧盟出口的运费和保险费是按照美国从欧盟各国进口的各行业商品的CIF价值减去FOB价值得到的。各国的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网站。
固定成本：本文使用企业非生产性工人数量衡量固定成本，权重为企业数量。⑥数据来源于美国普查局网站。
工资：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数据均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欧盟国家的工资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网站。各国数据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取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和CPI指数（取自美国统计年鉴）折算。
市场规模：Harris（1954）较早对潜在市场需求进行研究，他认为特定区位商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依赖于其是否接近于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一国的潜在市场需求不仅包括国内市场需求还包括外部市场需求（Head and Mayer，2004），但是计算行业层面的外部市场需求十分困难，以中国外部需求为例，如果考虑中国出口额90%的国家，则需要搜集50个国家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所以本文仅考虑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在Harris（1954）基础上，Redding and Venables（2004）引入价格因素对市场需求的计算做了改进，但是根据Head and Mayer（2004）的研究结论，市场需求中是否加入价格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再者，本文采用Harris（1954）的方法，还考虑到综合价格指数难以测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进一步修改为：
其中，i代表行业；E代表消费支出，用工业增加值替代（Mayer，2009），并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折算；d为各经济体内部之间的距离；-η为距离效应。⑦中国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格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欧盟分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来自欧盟统计局网站；日本、韩国、俄罗斯、泰国的数据来自各自的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澳大利亚数据来自其国家统计局网站；巴西数据来自巴西地理和统计局网站。面积数据来自维基百科网站。
中国和欧盟的海外市场需求分别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等东道国生产的产品中销往到国外的数量来衡量。数据来源于BEA网站。
四、实证结果
上部分方案设计中提到，为检验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我们将分别对直接投资倾向和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进行回归。除此之外，我们在回归时还采取依次加入解释变量的方式检验计量模型的稳健性。具体为，首先以包括异质性、距离和固定成本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作为基础模型进行回归，方便与之前的异质性文献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加入市场和相对工资解释变量来控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最后加入控制变量。本文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而异方差性问题，我们通过构造的F统计量进行检验（伍德里奇，2003）。表1是以直接投资倾向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注意到，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均大于0.10，不能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即，方程的回归结果不存在异方差问题。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中国和巴西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他国家回归不同的方程时应采用的模型是不同的。基础模型的变量系数均显著，与预期一致。这证明异质性、距离和集中生产优势的确是比较优势来源（Helpman，2006）。同时，异质性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与Helpman et al.（2004）不同的结果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异质性并不都是最大的比较优势来源；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异质性是最大的比较优势来源。加入市场、工资和控制变量后，变量系数符号均没变，且模型的解释力增强。这表明我们的回归模型比较稳定，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对比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体的各变量系数，我们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基本一致。其中，运输成本的系数显著为正，工厂固定成本的系数为负。这说明Brainard（1993）的“邻近和集中”理论还是成立的。即当贸易成本越高和工厂固定成本越小时企业越会选择在邻近市场的地点进行生产——采取直接投资方式——供应中国市场，而不是选择出口贸易。异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内公司生产率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公司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除泰国外，工资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美国相对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工资水平越高，公司越会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自己生产再进行出口。泰国的工资符号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泰国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的缘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其越低意味着劳动力技术水平也越低。较低的劳动力技术水平可能并不利于美国对其投资。市场规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控制变量的系数为正，这说明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中国等一定程度上作为出口平台，其海外市场需求增加会促使跨国公司进行更多的直接投资。
对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工资水平系数的大小，我们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规模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略小于欧盟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而工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发达国家的工资变量的影响程度。对比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程度，我们发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显著性程度是一致的，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新兴经济体的工资变量显著性程度强于发达国家的工资变量，新兴经济体的工资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日本等仅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各国的市场规模均是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新兴经济体的工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对美国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新兴经济体的这种回归结果符合混合型直接投资的特点，可能意味着直接投资中主要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因为，理论上东道国影响水平型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市场规模；影响垂直型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但如果跨国公司既利用东道国的成本优势又服务东道国的市场，那么该投资应该被称之为混合型直接投资（UNCTAD，1993，1998；Baltagietal，2007；Blonigen et al，2007）。当然，直接投资中是否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见第五部分）。
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的结果（见表2）显示，各变量的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大多变量的系数比较显著。再次说明回归模型比较稳定。与直接投资倾向的结果相反，混合型直接投资倾向中，贸易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系数符号分别为负、正，说明贸易成本越大，越不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固定成本越大，即集中优势越明显，越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这与混合型直接投资的特点是一致的，即混合型直接投资中以中间品贸易为主。其余变量的符号也与预期一致，无须赘述。
五、跨国公司偏爱出口贸易的原因分析
直接投资倾向的回归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的方式可能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为确定该推断的准确性，本部分进一步检验。
本部分首先对美国服务中国市场的经济总量数据进行分析，来判断其是否符合混合型直接投资特征。在对总量数据进行回归时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为贸易和直接投资可能会对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相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Yeaple，2005；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这两个解释变量可能与回归残差存在相关性，不满足严格的外生性要求，从而导致估计偏差。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工具变量取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工具变量需要和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第二，工具变量不能和随机扰动项相关。因此，我们对2SLS程序中第一阶段的回归方程进行回归系数的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构建Sargan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方法来判断工具变量与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伍德里奇，2003）。同时，我们运用Hausman检验方法对GDP和出口两个变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以支持2SLS方法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要比2SLS更合适（伍德里奇，2003）。回归过程中采取了横截面加权方法（Cross-section Weights），以克服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问题。
表3（见下页）显示，第一阶段回归的总体显著性检验中，市场规模Ma和相对工资Wa方程的F检验相伴概率均为0.00，这表明工具变量与Ma、Wa高度相关。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2SLS的残差独立。因此，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同时，Hausman的检验结果拒绝了Ma和Wa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即，Ma和Wa变量存在内生性，2SLS估计方法是必要的。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均符合混合型直接投资特征。其中，贸易成本对总量数据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贸易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方式选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因素，这凸显了中国作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但是，读者可能存在疑惑：贸易成本和固定成本的系数符号分别为负、正，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还可能是以出口方式服务中国市场。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来确认是混合型直接投资还是出口。
首先，根据前面的理论基础，异质性越大，越有利于混合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出口。美属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经济总量回归结果中（表3），异质性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美属跨国公司服务中国时并不是以出口方式为主。其次，如果美国服务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是混合型直接投资，那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中应以中间品为主、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应以服务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即，美国跨国公司会进行分割生产，掘取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进军中国市场。事实如此，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在考察的样本区间内，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商品中67.5%都属于中间品⑧（图1），需要进一步加工生产。而欧盟和澳大利亚的该数据仅为49.9%、44.3%，泰国为72.9%。同时，根据BEA网站的数据，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总销售额中当地销售所占的比例年平均为72%，可见美国在华子公司主要以服务中国市场为目的。欧盟、澳大利亚和泰国的该指标分别为60.9%、79.3%和49.7%。与欧盟、澳大利亚和泰国数据相比，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的方式更符合混合型直接投资。这是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主要以混合型直接投资为主的又一佐证。另外，已有文献也支持本文的观点。Dean et al.（2009）认为美国对华贸易和美国子公司均是以服务中国市场为目的。Greaney and Li（2009）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子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当地销售。例如，2003年，美国子公司在中国当地的销售份额占70%。徐康宁和王剑（2002）也曾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市场规模和中美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对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均具有重大影响。此外，Lardy（1995）、Henley et al.（1999）和Zhang（2001）也证实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廉价劳动力成本和优惠的政策等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2000～2008年中国在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出口贸易和FDI的地位不一致的原因。主要研究结论及贡献为：第一，美国跨国公司服务中国市场时，主要以混合型直接投资方式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活动时倾向出口贸易的主要原因。即，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中国生产产品链条中的部分阶段，而且生产的产品主要服务中国当地市场。美属跨国公司选择这种方式主要归因于中美之间的距离、中国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因素。第二，异质性理论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加入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之后，异质性理论对发达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现象的解释力度均加大，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第三，本文还发现，运输成本越大、异质性越大和工厂水平固定成本越小，跨国公司就会更偏爱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和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沿海城市工人工资大幅上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我们的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廉价劳动力是吸引美国外资的主要因素之一。显然，美国面对工资的持续上涨，势必对在华经营策略进行调整。结论还表明，中国的市场规模也是吸引美国外资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规模主要是指东部沿海地区（蔡昉等，2009）。而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东部沿海城市，仍然比较富裕。因此，我们可以引导美国跨国公司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业到中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富裕的劳动力资源，而将生产的产品供应东部地区。通过实现产业在东中西部三类地区的重新布局，即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回归其劳动力丰富比较优势的同时，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延续（蔡昉等，2009）。此外，针对东部地区，在引进外资的技术水平和政策上，我们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过去，流人中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利润较小（刘志彪和张杰，2007）。中国在引资主动权方面较弱，只能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比如土地优惠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跨国公司逐渐演变为以服务中国市场为主。这样，中国在引进外资的主动权方面会逐渐加大，可以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和制定相应的引资政策。
本文初稿曾在阿尔伯塔大学经济系的研讨会上报告过，在此感谢与会人员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特别感谢阿尔伯塔大学经济系的Yingfeng Xu、Landon Stuart和Smith Constance教授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以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数据来源：美国普查局网站和美国国际交易账户数据（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Abroad on a Historical-cost Basis,1996～2009; 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1996～2009）。
②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文统一以下概念。出口：仅指出口最终产品，是与混合型直接投资、水平型直接投资并列的服务东道国市场的方式；出口贸易：包括出口最终产品和中间品，是与直接投资并列；直接投资：包括混合型直接投资中的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
③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
④具体请参见：http://money.cnn.com/2011/01/20/news/international/us_business_chinese_investment_boom/index.htm.
⑤塞浦路斯等12个国家是在2004年之后新加入欧盟的，考虑到数据的整齐性和可得性，本文对比的样本仅选取欧盟15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丹麦、希腊、卢森堡、荷兰、芬兰、瑞典。
⑥关于该指标的详细测度，请参见Helpman et al.（2004）。
⑦我们借鉴Redding and Venables（2004）对d的测算方法，
。η值来自Head and Mayer（2004）。
⑧按大类经济类别（Classification by 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类的贸易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然后，我们根据BEC与国民核算体系（SNA）相对应的关系，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分为中间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分类。BEC中的16个基本类型与国民核算体系（SNA）中的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类的对应关系如下：（1）资本货物：41.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除外）、521.工业用运输设备；（2）中间产品：111.工业用初级食品和饮料、121.工业用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21.未另归类的初级工业品、22.未另归类的经加工的工业品、31.初级燃料和润滑剂、322.经加工的燃料和润滑剂（不包括汽油）、42.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除外）零配件、53.运输设备零配件；（3）消费品：112.用于家庭消费的初级食品和饮料、122.用于家庭消费的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522.非工业用运输工具、61.未另归类的耐用消费品、62.未另归类的半耐用消费品、63.未另归类的非耐用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