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政党制度与新联邦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制论文,墨西哥论文,政党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西哥曾是典型的一党主导型政党制度，革命制度党创造了连续执政70多年的奇迹。以2000年革命制度党丧失执政党地位为肇始，墨西哥步入新的政治转型期。对墨西哥政治转型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重点关注了全国性政党内部的地区性矛盾冲突，探讨了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在塑造联邦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较好地考察了墨西哥近期的政治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在一党主导时期，政党内部是不存在地区分裂的；而伴随政党制度的转型，政党内部的地区分裂却迅速出现，所有的主要政党内部都显示出分裂的迹象。这有助于解释联邦制形式的多样性，也有助于证明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对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本文作者之一弗朗西斯科·坎图(Francisco Cant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系助教。另一位作者斯科特·德斯帕萨图(Scott Desposato)为该系副教授，这篇文章是他关于拉美研究的系列工作论文中的一篇，尚未公开发表。
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散治理的政治机构均孜孜以求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政治方面，地方自治有助于治理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也有助于在地方政治中给那些重要的少数团体以政治空间。经济方面，地方分权据说是为了让地方彼此之间围绕投资和人力资本展开竞争，从而提高产权，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
对联邦制的批评直指其使地方冲突制度化以及其对形成全国议程的不利影响。联邦制造成了政治竞争的额外层级，使既有的地方竞争和分歧形式化。地方权力会自然地因联邦交通运输、政治恩惠甚至自然资源而竞争。当然，地方争夺资源的压力并不依赖于联邦制，而是以联邦政府的形式加强竞争的边界并自然地组织分散的、短暂的及没有组织的共享利益。结果是国家政策也许会因为地方冲突而搁置或受到牵制。
地方机构强力竞争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全国性政党的分裂。国会议员发现他们的忠诚和责任在全国和地方利益的代理机构之间是会被割裂的。当这些利益不一致时，议员们发现自己为“竞争原则”所困扰。也就是说，议员们有时按政党的立场投票，而另一些时候则响应地方利益，给全国政策的目标、辩论和政党制度的巩固造成损害。
尽管政治学者已经认识到集权、分权对政治诸方面的重要性，但却缺乏一种用来解释不同制度之间差异的一般性框架。多数分权制度采用的是联邦制，但许多正式的联邦制度却是高度集权的。实际上，在实行联邦制的不同国度，地方政治角色对全国性政治的影响存在着极大的多样性。一种极端的案例存在于巴西和阿根廷，大量的政策与政治权力集中在巴西的州和阿根廷的省级单位；另一种极端案例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事实上的一元制度”，它拥有许多类似联邦制度的正式机构。①
多数研究表明，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的混合决定了联邦制是否会导致政党的区域化。迈耶(Lawrence Mayer)指出，全等联邦制和尊重法律的联邦制之间是有关键区别的。尊重法律的联邦制是一种各州之间不存在系统的文化或经济差异的地方政府的正式的制度结构；而全等联邦制则将法定的结构与多元地方社会结合起来。钱德勒(William Chandler)发现，联邦制的主要特征是地方分裂的存在和权力的分权化。这突出了联邦制的“碎片化和离心效应”。多拉卡森(Lori Thorlakson)采取了更为结构性的方法，认为资源和政策的分散化导致纵向整合的减少以及分权政党的增多。奇伯(Pradeep Chhibber)和科尔曼(Ken Kollman)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关键变量是国家与地方辖区之间资源的分配。在资源集中的地方，“选民形成全国性的政策偏好，候选人支持特定的全国性政策取向。因此，地方政党制度与全国性政党制度开始变得彼此类似”。另一些学者则指出，“资源说”在以生计为本的体制中是最为适合的，但对控制全国或地方资源的执政党却影响有限。
本文将考察政治系统分权化对政党国有化的影响，关注某些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我们将分权化的不同影响视为选举原则、选民及地方资源通道的一种功能。我们的经验分析探讨了长期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衰落如何改变了政治舞台。在一党主导时期，墨西哥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系统，通过给关键社会团体分配政府资源和特权来维持忠诚与支持。主导党的衰落在2000年反对党赢得总统大选时达到顶点，从而改变了政治系统。有利于集权的非正式机构遭到破坏，导致墨西哥迈向新的联邦制及州自治水平达到以前不可想象的地步。
我们进而论证了上述变化是与政党制度的转变相伴随的。通过唱名投票分析表明，革命制度党丧失政权后，在唱名投票的过程中，所有的政党都显示出地方分裂不断增多的迹象。对来自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政党的议员，特别是那些在政党强化选举原则情况下被选出的议员而言，此类影响是最弱的；同时，政党是最为趋向全国性的。对来自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政党的议员，特别是那些在个体选举原则下当选的或其家乡有强有力的党派背景的议员而言，地区影响是最强的；而政党是最为分权的。
本文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墨西哥——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国度——当前政治的认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本文有助于我们把握联邦制的本质、其在塑造政治舞台时对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依赖及其对政党制度的可能的影响的本质。
我们通过三步开展研究。首先，我们提供了关于影响政党国有化的联邦制机制的概览，并将此类框架应用到墨西哥联邦制度，考察一党主导制衰落过程中及衰落后影响分权化水平的机构。其次，我们用这一讨论形成了关于唱名投票行为的假说，并通过原创数据库验证这些假说。再次，我们考虑了我们的工作所蕴含的研究的可能影响、局限及前景。
联邦制度与国家立法机关
我们研究联邦制度下国会政党的框架是一种关于政治抱负和各类“看门人”的框架。本质上讲，我们希望当存在有动机和机会的地方政治角色时，全国性政党能根据地区来加以划分。所谓动机，指地方政治角色面对全国性立法机构时被引起分歧的因素所调动。所谓机会，指这些地方政治角色控制那些对议员政治生涯非常有价值的关键资源。我们认为，当两种条件都具备时，国会议员的行为受到地方压力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必然为联邦制度所独有，但在许多情况下，联邦制政府强化了两个条件并且增加了政党内部出现地方分裂的可能性。
就动机来讲，联邦制度内通常比单一体制内存在更多的地区多样性和政治冲突。这是因为联邦制不仅会强化已有的地区矛盾冲突，而且会导致新的矛盾冲突。在多数情况下，联邦制特别被选中去容纳既有的地区紧张或多样性。另外，联邦制还将选民和政治角色分配到资源分配零和博弈游戏中的不同小组中。例如，美国对科罗拉多河水的分配调动了地方政治角色；又如，巴西近来关于石油预期收入在各州的分配问题的讨论引起了极大争议。虽然这些例证是关于各州之间争论的，但是在税收分配的问题上，也会出现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冲突。
就机会而言，联邦制能够授权已有的地方政治角色甚至派生新的政治角色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例如，联邦制中的选举几乎经常是在州或省一级内按等级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这容易导致选票的获得和选举的资源被地方政党组织控制。联邦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分散预算资源，授权地方行政力量对政策和民生施以广泛影响。
对选民而言，联邦制强化了他们的地方认同感和政治博弈中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州级选举的崩溃，确保并鼓励了个体站在州的立场去考虑政治，从而增加了政治产出方面州的多样性的重要性。
对国会议员而言，当有影响力的地方政治角色被调动起来并且不同意全国性政党的立场时，挑战就出现了。议员们因而被“分离的原则”所困——面对来自中央与地方政治角色的竞争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领导人主导并且政党纪律严明；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地方利益获胜，而政党被分割成地方集团。
哪些地方政治角色能对联邦制度中的国会议员施以影响，能影响到什么程度?答案取决于包括选举制度和选民利益在内的政治系统的结构。已有研究提供了总统制的三种通常考虑：地方选民、地方政党领袖或组织及地方长官。上述三种力量中的每一种通常都对事业机会具有某种类似“看门人”的权威。不同州的每一种力量经常还会有争论。即使在党内，不同州的选民也会有重大政策分歧。他们可能在资源的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选民偏好的不同会影响到地方政党和地方长官的行为，而二者的行为还受到地方精英的偏好与事业目标的影响。虽然影响的程度和机理不同，但不能否认选民是当前及未来职位的最终“看门人”。当他们控制当前或未来政治选举的票箱时，地方政党组织也许能够影响国会议员，也许能够动员政党资源和组织去开展运动。地方长官多通过他们对政府资源——任命权、就业机会、政治恩惠，甚至只是支持和帮助选举——的控制来施加影响。
我们重申，动机和机会是全国性政党内部出现地方分裂的两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动机，地方“看门人”不关心全国事务，他们的潜在影响就没有发挥，对全国性政党就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地方“看门人”虽然被动员起来了，但各州之间是一致的，他们的影响是统一的，这会加强全国性政党的凝聚力而非引起政党内部的分歧。既然许多联邦制度由不同的地区共同构成，那么地方政治家很可能会存在一些分歧，而这些分歧会在全国性政党内部得到反映。一些分歧是政策层面的，也许会反映长期的观点差异；另一些分歧则仅仅是因联邦制而自然引起的——关于哪个州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矛盾，关于哪个州可以举办一次会议的矛盾，关于让哪个州处理核废料的矛盾，关于让哪个州得到更多饮用水的矛盾，等等。
墨西哥
本文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关注墨西哥。其一，墨西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案例。墨西哥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近期又在进行转型，而且它是美洲的一个重要角色。其二，对于研究分权对全国性政党的影响来说，墨西哥发生的改变引人注目。最重要的是，墨西哥正处于一个大的转型过程中。尽管形式上属于联邦制，而且存在相当程度的分权，但多年来非正式机构却创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系统。近来的变化破坏了这些非正式机构，并且产生了新的联邦制——权力大增的地方政治角色在全国性事务上与全国性政治角色竞争。此转型为研究民族国家内部地方分权的影响问题提供了机会。更妙的是，墨西哥所发生的转变还有助于我们研究选举制度、提名程序甚至“政治恩惠”对选举结果的重要程度。如此，我们可以在一个国家内研究地方分权与其他关键制度的相互影响。这使我们能够控制许多潜在的困扰性变量，从而不同于试图比较诸如日本与巴西等极为不同的案例的大胆尝试。
在本部分，我们考察墨西哥政治系统的机构与激励机制。我们以跟踪墨西哥从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向分权的联邦共和国的转型开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为一个主导性政党——革命制度党——所统治。因此，我们关注塑造革命制度党及其议员政治舞台的机构。随后，我们会引入与革命制度党竞争的两大政党，比较它们的结构、选民基础及激励机制。最后，我们讨论选举原则并总结我们的假设。
虽然形式上是联邦制，但墨西哥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一种单一制——权力高度集中，资源由国家行政机构自上而下流动，议员与选民的联系被削弱，州政党依赖其全国委员会，地方长官沦落为中央权力的简单执行者。威尔登(Jeffrey Weldon)确认了合力使超越宪法的总统制在墨西哥成为可能的三方面因素：(1)统一的政府；(2)政党纪律；(3)总统同时是政党领袖。革命制度党的纪律及其在两院中居绝对多数确保了它对政策的控制；总统对政党的权威集中在行政权上。这些制度通过对政治和官僚机会分配的控制得以保持。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增加了权力的集中程度，导致形成一种既非联邦制也非民主制的制度。议会成为政府的装饰，只是在立法过程中发挥礼节性作用，对总统的提案起着橡皮图章的作用。对连选连任的禁止和严格的政党纪律极大地提高了联邦制在形式上的集权程度。产生了所谓的“反向责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代理人不对选民负责，只对总统和全国性政党负责。最后，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附属有效地排除了所有疏忽，并给总统在分配国家资源时以极大的回旋余地。所有这些因素使墨西哥成为集权的联邦制，一种中央政府彻底战胜地方政府的制度。
地方长官也许能够提供可供取舍的就业机会和运动资源，但同样受到严格限制，主要是解职的威胁以及争取民众支持的地方竞争的缺乏。联邦上院具有法定的权威来解除地方长官的职位及解散州政府。既然主导党在参议院中居多数，那么解职的持续威胁就会增加地方长官对中央的忠诚。再就是，地方政府对选举法不受约束的解释阻止了反对党在一些州提出候选人，革命制度党的地方长官因而通常不会面对其他政党的竞争对手。
最终的结果是，独立的州级政治角色基本上被淘汰了。墨西哥超越宪法的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代理人的未来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及其对总统的忠诚度。总统的权力甚至强大到仅凭一个电话就足以命令地方长官辞职。例如，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有16位地方长官“自愿”让出自己的职位。其中两位，塔巴斯科的萨尔瓦多·卡斯蒂略和墨西哥城行政长官马里奥·雷蒙，因为缺乏对总统及党的忠诚而被命令辞职；另外的14位则因为要到联邦政府担任部长职务而递交辞呈。在极度集权的革命制度党政府，对党忠诚即可确保源源不断的职位与资源，而不忠则意味着事业的终结。
革命制度党的非正式统治有效减缓了其他政治角色的潜在影响。而革命制度党一旦失去对政权的控制(先失去对国会的多数控制，继而失去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加强政治系统内政治角色凝聚力的非正式机构将会消失。替代它们的是被遗忘了的、但早已存在的宪法的正式统治，以及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其他非正式机构和角色。已有的一些研究提到了这些变化是如何较之于立法机构削弱了总统，一种额外的也是重要的影响是，为其他政治角色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和自主性，以及它们对全国政治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在新的舞台，议员们必须不时平衡地方长官、选民以及政党中央领袖和总统的竞争性要求。
墨西哥的选举改革逐渐创造了政治竞争的空间。主导的革命制度党尽管紧紧将权力握在手中，却不得不面对持续增加的合法性问题。这部分是由于经济领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部分是由于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决定。作为一种回应，革命制度党慢慢地放开了政治系统，减少了选举方面的欺骗行为，并最终允许反对派获胜。例证包括：在地方议会和州议会引入比例代表制(1977—1983)，对在地方选举中进行竞争的各全国性政党提出一样的要求(1973)，扩大联邦议院中的多样性以及比例代表制席位的数量(1977—1996)，开创了在墨西哥城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1986)，在总统职位通过选举产生50年后开始在墨西哥城选举产生市长职位(1996)，成立联邦选举机构(1990)，等等。这些调整增加了选举体系的竞争性并导致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现象的出现。1989年，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内斯托·鲁夫成为第一位来自反对党的地方长官。到2000年，当维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时，反对党已经在11个州赢得地方长官职位，有35.5％的墨西哥人生活在非革命制度党的管理下。
越来越富有竞争性的选举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即通过终结革命制度党对政治机会的垄断，极大地削弱了其对个人事业的集权控制。选举竞争促使革命制度党基于获胜的可能性而非对党的忠诚来提名候选人，终结了以前的“反向责任”机制。富有野心的政治家不再依赖政党领袖获得提升和发展。他们现在可以脱离革命制度党并在别的党获胜。鉴于此，革命制度党在其控制的选区提名候选人时采取了初选的方式，比例代表制候选人仍然由党的全国组织选定。结果，党的全国组织失去了对单一选区议员的大部分影响，他们现在不得不重点关注当地的选民而非党的领袖。
预算方面的大幅度分权使地方行政部门在面对国会议员时变得更有信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邦议员和地方长官为实现联邦预算的分权进行了积极游说，而这削弱了行政部门的权力。1994年的经济危机迫使塞迪略总统采取了“新联邦制”，在五个方面使地方政府在经费方面的新的自由决定权和权力得以制度化：(1)财政收入共享；(2)各州提高税收的身份；(3)各州社会发展基金的分配；(4)自治市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强；(5)三级机构行政管理功能透明度的提高。1998年产生了新的联邦预算方案，给各州和自治市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医疗健康分拨了永久基金。资源和政治恩惠的分散化削弱了全国层面的政治角色的相对影响力，使政党的核心部分地向地方资源分配者转移。那些寻求分配政治恩惠或为下次选举准备资源或仅仅为了在其三年任期结束后得到一份工作的议员，现在可以转向地方长官寻求资源了。
正式制度的修正和选举竞争性的增强破坏了总统超越宪法的权力，使墨西哥行政机构从世界上最强之列转到总统制国家中最弱之列。1997年，革命制度党丧失了国会中的多数控制。自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在两院中占有多数席位。革命制度党议员极度遵守政党纪律的特点也相应地减弱。
反对党的出现
前文主要关注了主导党——革命制度党。现在从另外两个主要政党——中左的民主革命党和中右的国家行动党——考察议员们面对的形势。两个党都有作为革命制度党反对党的历史遗产，但是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不同程度的集权。两党都是为反对革命制度党而成立的，并致力于促进政治系统的开放与改革。两党都被革命制度党长期排斥在外，对资源的获取有限，尽管如此却成功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结果是，它们不得不发展替代性的选举诉求，并比革命制度党看上去更具意识形态色彩。
国家行动党于1939年由反对卡德纳斯总统领导的政府扩张的保守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组建，是第一个推出本党候选人的反对党。该党相对集权，国会候选人的提名通过地方党的大会选定。这些大会的代表须得到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批准，如此就确保了候选人理论信念上的一致性。自2000年以来，国家行动党掌握了总统职位，为其加强自身凝聚力提供了更多国家层面的权威。但是，这远没有革命制度党执政时富有意义。国家行动党的议员在争取连选时对政治恩惠的依赖要少于他们的革命制度党对手；而且，国家行动党也强化了一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层级结构。福克斯总统(2000—2006)被国家行动党视为“外人”，而且与国家行动党议员之间存在公开的矛盾。相反，卡尔德龙总统(2006—)却是地道的党内人，并且与国家行动党议员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民主革命党于1987年由几个左翼小党联合而成，并且在斗争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样性。为减轻观点多样性的压力，民主革命党利用公开的初选去选择候选人，对提名程序进行了分权。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员规则在不断放松。由不同成分组成的选民的初选为政党候选人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增加了国会中的议员形成凝聚力的难度。由于全党团结起来反对主导党并推动政治进程的公开化，民主革命党的宗派主义在革命制度党主导时期得以减缓。从那时起，该党仅仅在由魅力型人物领导的时期，如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竞选总统时期，成功巩固了团结。该党赢得行政职位的案例有限，仅限于少数几次地方选举的胜利，尚未取得总统竞选的胜利(有两次以微弱劣势失败的经历)。
随着行政权力的转移，总统不再是党的领袖。总统权力突然削弱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一种新型的全国政治的出现。当前，墨西哥总统在推行重大改革的时候会面对极大困难，只有当他们构建了复杂而困难重重的多党联盟时才能推行改革。而在以前，当就政策提案作决定时，议员们会自然地考虑他们所属的政党和总统的影响；但在新的政治舞台上，他们还要考虑地方长官、州选民和州政党的喜好。
有关这些新政治角色中的一种即地方长官的一些案例表明，墨西哥的转型提高了地方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自主性，也提高了它们对州政党议员的影响。地方长官不断增长的权力也使他们在党内有了更多自主性。例如，民主革命党不承认2006年总统选举的合法性，也不承认当前的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民主革命党地方长官未顺从党的精英，签署了对本州有利的联邦计划。近来的政治事件提供了直接证明地方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的例证。2006年，当讨论对不含酒精的饮料征收5％的税时，瓦哈卡、金塔纳罗奥、卡阿韦拉、索诺拉的地方长官给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反对有可能损害这些州的生产者的议案。他们的咄咄逼人的压力引起了参议员们的公开抱怨。一年后的2007年，当一项财政改革在国会讨论时，国家行动党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需要获得革命制度党的支持才能通过一揽子计划。为赢得国会的更多支持，国家行动党议员向革命制度党地方长官作了一系列陈述，极力展示该项改革如何能够增加州政府的转账。一位国家行动党参议员这样解释他们的策略：“会有给他们党的议员施加压力的革命制度党的地方长官。”
我们考察了墨西哥的新联邦制及其对全国性政党一致性的影响，证明了全国性政党中存在地方分裂。这些分裂在革命制度党丧失总统职位以前也存在，但很小。此后，政党凝聚力大幅下降，而相当部分的下降可以归因于地方分裂的增加。在革命制度党当政期间，仅有6％的党内不团结可以归因于地方分裂，而在第58和59届议会期间，该数值先是升到18％，然后又超过27％；地方分裂的影响在第60届议会仍然持续，但有所降低，为11％。无论是在赢者通吃选区，还是在地方长官具有相同党派背景的情况下，这些影响在革命制度党的议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本部分，我们不仅会讨论研究的意义，也会说明一些需要额外研究才能解决的不足。我们的分析存在几个局限，主要问题是任何关于唱名投票的研究都会碰到的问题；还有影响的量的问题，尽管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但容易受制于多层解释；特别是，议程控制也许会给地方利益带来巨大影响。上述问题没有很容易的解决办法。
就我们的贡献而言，首先是对塑造政治舞台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重要性的强调。在关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区别的问题上，多数关于制度的文献都模棱两可。在多数情况下，意义不明确是没有问题的。两种类型的制度都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每种类型最重要的部分都相当稳定，经常会历经数个世纪之久。
墨西哥制度的演化说明了这些观点。在20世纪的大半段时间里，墨西哥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系统。主导党是集权和等级分明的，中央、州和地方政治家在等级政治系统中被组织起来，很像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在这种政治系统中，职权自总统开始由上而下流动。
自从革命制度党丧失总统职位后，墨西哥政治系统开始了重大转型。从最为集权的系统之一变为最为分权的系统之一。在革命制度党主导时期，曾被压制或暗中化解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经常出现在报刊媒体，成为新闻内容。曾经会按命令辞职的地方长官们现在敢于冒犯总统，并敢于在地方选举中挑战中央的权威。
全国性政党的地区化是这一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四个议会期间，地方政治角色对全国政治家的影响逐日递增，从第一阶段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到现在对三个主要政党均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地方影响可能与州一级的行政长官、政党和选民相关。
我们的研究还提出了导致上述问题发生的重要机制。最易对地方利益作出回应的议员是那些来自一个有着长期分散和强迫的政治传统并有着强大的地方“看门人”的政党的议员。与基于政策的政治系统相反，地方分裂在基于政治恩惠的政治系统中最强。在政治发展基于资源分配的系统中，政党制度的集权或分裂程度取决于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的集权程度。无论是在民主化以前还是以后，这些模型在革命制度党身上都体现得比较明显。比较在单一选区原则下获选的革命制度党议员与革命制度党地方长官的行为，结果最为明显。革命制度党的州一级组织的凝聚力对所有立法机关均有影响，相反，来自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国家行动党的议员只对分权表现出适度的回应，他们的总体凝聚力持续高于革命制度党议员的凝聚力。另外，即使在存在单一选区地方长官情况的国家行动党议员中，州一级组织的分裂只在第58届议会有意义。
这些结果与关于分权和政党制度的比较文献类似。日本和巴西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的结构。在巴西，分散的开支创造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政党制度；在日本，集中的开支创造了高度集权的政党制度。此处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议员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于政治恩惠的分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奇伯和科尔曼发现，强政策定位减缓了地方分裂的压力。在政治是关于政策选择而非政治恩惠分配的情况下，政党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打造一种有意义的品牌。尽管对观点的多样性是宽容的，但却总是存在着向一种一致的有意义的立场前进的压力与选举回报。我们关于墨西哥政治系统向多样性转变及其最近转型的研究的结果表明，上面的结论能否正确，取决于正式和非正式机构。
对墨西哥而言，这些变化也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变化颠倒了职责模式，地方政治家现在献身于地方利益和政治角色。对分权的支持者而言，这些变化也许是积极的，有利于减少腐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均匀地提高代表性。
另一方面，分权也为地方专制主义创造了空间并威胁到中央政府的效率。就第一点而言，一些政治家在州一级建立了自己的属地，将“侍从主义”和一党主导结合起来。此类系统受到腐败泛滥、选举欺诈和政府效率低下的困扰和折磨。目前为止，墨西哥中央政府在强制推行其他联邦制下(如巴西)出现的好政府方面显得毫无建树。就第二点来说，不断增长的地方主义或许会最终削弱全国性政党向选民提供一个统一阵线的能力、发展他们自己的品牌进而巩固政党制度的能力以及最终提出一个统一而有凝聚力的全国目标的能力。
本研究只能看作一个重要的、展开的新研究的第一步。联邦制和全国性政党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下一步可以探讨联邦制的变化——为什么一些地区的议员比其他地区的议员更易受地方政治角色的影响。另一重要研究议题是调查我们尚未解释的变化——那些不是因为地方分裂而导致的政党凝聚力的下降。我们准备充分利用我们网站上可以获得的唱名投票数据，开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并邀请学者参与。
墨西哥充分展现了非正式机构对抵消联邦制向心力、迫使全国性政治角色偏离政治中心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未来有关正式的联邦制的研究应该考察那些影响政治集权程度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资源的集中和分散如何有助于解释政党集权或分权的程度。我们的调查结果充实了该发现，也说明了甚至预算当局也可能成为一种非正式机构及强化了的平衡的一部分。在墨西哥的案例中，资源的集中和一党主导系统是自我强化的。集权造就了统一的一党政府，使革命制度党总统能够操纵该系统并为了保持在选举中的主导地位而将资源分配给关键支持者。与此同时，一党统一政府是资源完全集中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该条件，中央政府就失去了其对政治目标、机会以及政治恩惠和其他商品分配的垄断。
[靳呈伟：中央编译局]
注释：
①例如，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日本是单一制国家，但它却有许多联邦制的正式机构。在该国的国会和地方政府之间有47个地方单位(专区)，每个都有由独立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和长官。但是，政治结构却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家们对党的中央领导高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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