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兵力部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力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5－0066－09
处于内忧外患交织时期的宋代实行募兵制，拥有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北宋时即禁军和厢军，南宋时即屯驻大军和禁军、厢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部署的呢？这是宋代军事史、军事地理上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还直接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等方面。因未见学界有专门论述，① 故试予探索，以便能对宋朝军事地理及国防战略作一评估。
一、北宋前期
宋太祖朝后期的开宝年间，包括厢军在内的总兵力是378000人；宋太宗朝末期的至道年间，包括厢军在内的总兵力是666000人。②
宋初禁军的兵力部署，是典型的内外相制原则，即统治中心京师开封地区屯驻一半，分散到全国各地一半，京城内外同样如此：“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③ 按上引资料所言，主要是指宋太祖朝的情况，当时外患还不严重。以后随着军队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边防局势的变化，增长的兵力主要分布在地方和边防。端拱二年（989），户部郎中张洎奏议道：“臣今伏请悉聚河朔之兵，于缘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鼎据而守焉……臣知契丹虽有精兵利甲，终不敢越三十万之众南侵贝、冀矣。”④ 京师的驻军尽管有所增长，但不可能按一半的比例增长。
宋真宗一朝的兵籍以天禧年间为代表，总兵力912000人，其中禁军432000人，厢军480000人。⑤
兵力分布随着兵员增长发生变化，均呈增长态势。京师驻军至少有20万。如咸平二年，宋真宗“大阅禁兵二十万于东郊”；⑥ 具体情况是：“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上按辔出东华门”。⑦ 按字面意思理解，这20万禁军都驻扎在开封城内，也即仅城内至少就有20万，因为不可能全部参加阅兵，还要有足够的兵力维护京城安全。按内外相制的原则，城外也要有20万左右的军队。实际上，开封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屯驻40万大军。比如说，城内不可能驻扎20多万军队，在东郊阅兵，不可能不调动郊外的军队而全部使用城内的军队。我的理解，这20万军队分别从各城门出城，然后到东郊集结，本身就是阅兵仪式的组成部分。也即包括城外的部队事先调集到城内，届时再举行出城仪式，以壮声威。如果说20万全部是京师驻军的话，那么当地还应有非受阅的值班部队数万人，也就是说全部驻军为20余万。也有可能调集部分外地禁军前来接受检阅。综合考虑，当时的开封驻军大约20万左右，占禁军总数的大约一半，符合内外相制的部署原则。
地方驻军的增长，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咸平六年正月，陕西的泾原、环庆部署一同请求增兵，宋真宗说：“此两路兵数，已倍于去岁，或益之，则难于减罢。”⑧ 西北边防的驻军，一年间成倍地增长，还觉得兵力不够。陕西路的军队数量，据当年奉命前往陕西调度军费的度支使梁鼎说：“关中郡县，控接河西，远近宿兵不下十万。”⑨ 大约有10万人。河东路同样增兵添将。咸平二年，“河东转运使掖人宋抟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请权罢采取以纾民。’诏从其请。时西北二边屯师甚广，抟经制馈饷，以干治称，朝廷难其代，凡十一年不徙。”⑩ 只是不知具体数量，大约有数万人。另一关键边防地区河北，据久在河北任职的高级将领王德用说：“咸平、景德中，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虏兵轶境，遽有澶渊之师。”(11) 澶渊之役以前，河北驻军大约是20余万人，集中在定州。
二、北宋中期
宋仁宗时期，边防局势发生了大变化。主要是西夏独立建国，宋夏战争爆发，禁军数量大增：“仁宗时，元昊反，西边用师，多募禁军……故庆历中，内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祖宗时为最多。及西师罢，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给。枢密使庞籍奏：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从之，省兵数万人”。庆历年间扩军后的具体总数是：“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兵寝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12) 总兵力1259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厢军433000人。数年之后的“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13) 达到1410000人，是宋代军队数量的最高峰。
各地驻军持续增长。皇祐中，宋庠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多次言“国家当慎固根本，畿辅宿兵常盈四十万，羡则出补更戍，祖宗初谋也，不苟轻改。”(14) 按他的说法，开封地区的驻军一般为40万，数量达到最高峰。此数当也是概言的整数。当时大臣多坚持京师必须保持足够数量的驻军，不可调发到外地。如皇禧元年，有诏调发京师禁军10指挥赴京东西路驻泊，以备盗贼。户部副使包拯反对道：“臣闻京师者，乃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内，列营屯聚，此强本之兵也。而国家近年以来，边陲有警，乃一例调发，恐非固宗社修御备之长策。臣以为畿兵虽有大故，不可多调发。”(15) 从侧面印证了宋庠的说法。
西北驻军主要集中在河北、陕西。天圣四年，太常博士、河北馆陶人王沿上疏言：“是河北之地，虽有十之七，而得租赋之实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给十万防秋之师，生民不得不困也。”(16) 天圣年间，河北约有驻军10万。宋夏战争前后，契丹乘机要挟，河北局势紧张，宋军兵力成倍增长。庆历四年，知制诰张方平言：“河朔之兵，不啻三十万。”(17) 庆历四年，受命主持北方边防事务的富弼上《河北守御十二策》，其中说道：
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择善将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余二万分顿诸道，巡检游击兵。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骑敢长驱而南也。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城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无所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左败则右救，纵失则横援，岂有昔时之虞邪？(18)
两人所提数字相同，尤以富弼的具体，可知庆历前期河北有驻军30万。庆历八年，翰林学士张方平说：“臣曾勘会河北厢禁军仅二十万人，禁军五之四。”(19) 兵力减至20万，其中禁军16万，厢军4万。但皇祐元年，据户部副使包拯《答诏所问御边之策》所说：“臣又闻河北屯兵，无虑三十余万。”(20) 又恢复到30万。
宋仁宗朝的陕西虽然是国防热点，但并不是重点，驻军数量不及河北。有关数字不大一致，然大致相近。康定元年，欧阳修言：陕西“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21) 他反复强调的四五十万人，指的是包括乡兵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正规军只有30万。这是宋夏战争最激烈时的军队数字。庆历元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四路缘边所守地界，约二千余里，屯兵二十万，鄜延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余，分屯州军县镇城寨，及疲懦残伤不任战斗外，总其可用者，仅十余万人。”(22) 庆历二年，也有记载：“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23) 两条史料提供的数字相同，但四路兵力相加，实有215000人，比起所言的概数多出15000人。庆历三年，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向皇帝报告：“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24) 所言的20万仍是概言的整数，包括了禁军和厢军。蔡挺担任陕西转运副使时，“愤叹昊贼畔乱之际，陕西四路屯禁兵二十余万，义勇弓箭手番兵倍之”。(25) 所言的20余万全是禁军，恐怕是以禁军为主的所有正规军，包括数量不多的厢军。庆历四年，范仲淹又言：“臣等尝计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26) 数量增加到将近30万，是一个强调兵力量大的说法，仍是20余万。皇祐元年，朝廷下定决心，“汰陕西保捷军及诸路赢兵为民者六万，减廪粮之半者二万。又诏减陕西兵屯内地，以实边费”。(27) 嘉祐七年，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28) 宋仁宗末期的数量是25万，大概与10余年前的庆历四年数量相近。总的来说，宋仁宗朝陕西驻军一般保持在20余万，多至30万。
河东虽然面临西夏和辽国两线防御，但都是山区，便于防守，军队比上述两路为少。庆历三年，“河东一路二十二州军，赡厢禁兵共十二三万。”(29) 河东路驻军大约是12余万。其中禁军95000余人，(30) 厢军约3万左右。
宋仁宗庆历年间，仅开封、河北、陕西、河东4地的军队数量，就已100万余，占庆历年间总兵力的80％左右。其余的25万余分散在京东、京西以及南方各地，平均每路不过万余人而已。例如景祐中，屯泊广南东、西两路的“就粮、本城兵三万四千余人”，(31) 每路合17000人。庆历三年，军贼王伦在淮南攻城陷地，其他地方许多小股的叛乱抢劫队伍，均如入无人之境，“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尤甚王伦，在远更合留意。今自京发兵，则道远不及，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32) 以此足见中部和南部的兵力虚弱。
宋英宗一朝，历时仅4年，其总兵数记载基本一致，总兵力稳定在110余万人的定额。(33) 总兵力与皇祐之初的1410000人相比，减少了248000人。是为北宋总兵力首次呈减少趋势，特点是所减全为禁军。兵力的分布资料较少，仍然集中在西北地区与开封地区。治平二年，蔡襄在一首诗中说道：“庙社奠东都，恃德非恃险。聚兵三十万，待哺无容歉。”(34) 意思是开封地区大约驻军30万。治平元年，时任三司使的蔡襄言：“河北禁军至今十五万。陕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35) 按他的说法，河北仅禁军就有15万，陕西驻军为19万（不详所指，当也为禁军）。这是陕西驻军首次多于河北。治平三年诏：“河北战兵三十万一千余人，陕西战兵四十五万九百余人，并义勇，令本路都总管常加训练，毋得占役。”(36) 所谓“战兵”，我原来理解为正规部队即禁军和厢军，如今看来是错误的。从前后比较以及当时的国防局势来看，两地不可能屯驻如此大量的重兵；再者，史料中说的“并义勇”是和禁军、厢军并列的，包括在“战兵”之列。也就是说，诏书中的两地兵力，包括了数额巨大的乡兵。据治平元年宰相韩琦上言：“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陕西路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37) 河北乡兵将近15万人，若加上蔡襄所说的禁军15万，则大约等于30万；陕西乡兵138465人，若加上蔡襄所说的禁军19万，则大约等于328465人。河北的数字接近“战兵”数字，意味着蔡襄所说的数字不单是禁军，还应包括厢军；陕西的数字与“战兵”数字相差12余万，我的理解是还应加上弓箭手和番兵，因为他们比一般乡兵的军事化更强，当然属于“战兵”序列。这样的话，与河北情况相一致，蔡襄所说的数字不单是禁军，也应包括厢军。其他地方如广南东西两路，屯泊就粮、本城兵“治平三年兵共五万一千余人，比景祐年多一万七千余人。盖自皇祐侬贼事宜，后来添屯”。(38) 因曾发生动乱，加强了防卫力量。
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军为568688人，元丰年间禁军为612242人。(39) 熙宁时厢军为50万人。(40) 则熙宁时期的总兵力为1068688人。元丰末年有厢军227627人（不包括开封府的厢军）。(41) 熙宁四年，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要求招满，得到批准。(42) 若按18259人计，全国的厢军约为245886人，则元丰时总兵力为858128人。
各地驻军数字，有比较系统具体的记载。
熙宁三年，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命。是月，诏河北禁军以七万为额。”(43) 这些都是禁军数字。京师及开封府（即中央近卫军和地方驻军）总共94400人，(44) 京东路51200人，两浙路4000人，江东路5200人，江西路6800人，湖南路8300人，湖北路12000人，福建路4500人，两广1200人，四川地区4400人，河北70000人。(45) 合计为262000人。缺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数字。按熙宁禁军总共568688人，尚余306688人，当分布在上述四地。其中陕西为重点。熙宁二年，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上奏：“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46) 陕西总兵力约28万，不知其中禁军几何？熙宁四年，陕西都转运司裁定本路厢军数，有诏“减五千人，以三万人为额，省边州冗食也。”(47) 则是此前陕西厢军为35000人。那么，按苏辙提供的数字，陕西禁军约为245000人。
自熙宁七年实行将兵法，布局有所变化。当年九月诏：“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见管军马别降指挥团并外，其开封府界、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副，选尝经战阵大使臣专掌训练，河北四路为第一至十七，府界为第十八至二十四，京东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三，京西为第三十四至三十七。”(48) 率先实行的北方地区不包括河东、陕西，其余几地共37将。官方没留下兵数的记载，但其兵数很快泄密。宋神宗的一道批示显示：“近差定河北诸将，命下之后，将佐、兵马之数，人人悉知。至于检中上书，草泽亦能道三十七将、二十万兵。闻多因将副中有军班出身者，与旧同辈谈说，致此张皇”。(49) 看来此数是真实的。37将共20万人，平均每将5400余人。(50) 其中河北约91800余人，开封府约37800余人，京东约48600余人，京西约21600余人。“而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鄜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51) 按原来的平均数计算，陕西四路约226800人，与前边推算的陕西禁军数接近，远远超过了河北。广大南方地区的布局，到元丰四年才知晓：“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总天下为九十二将。”(52) 分三批设置的将兵，总共为92将。南方的13将，只占总数的14％，约有7万余人。
后来一直到元丰年间，陆续增设将兵，由92将发展为131将。各地情况是：开封府界11将（增加4将），京西6将（增加2将），京东9将，河北37将（增加20将），河东12将，陕西43将（增加1将），东南13将。(53) 其中河东有具体数字：“河东四路边面二千余里，兵七万人，旧制畸零交错，战守不分，其弊如陕西。（吕）惠卿团为十二将”。(54) 12将的兵力是7万人。突出动态是大大增强了河北边防力量，也增强了京畿地区防卫。应该说明：一，陕西将兵包括部分番兵和乡兵；二，四川部队没有实行将兵法，全是不系将禁军；三，开封、东南地区还有许多部队是不系将禁军。所以，以上数字只是兵力部署的大概。
宋神宗时期兵力部署最大的变化，就是扭转了传统的内外相制。从上文得知，开封禁军大约10万左右，加上近2万的厢军，约12万左右，为宋太宗以来最低点。宋神宗自己感到担忧：“边有老人亦谓今之边兵过于昔时，其势如倒装浮图，朕亦每以此为念也。”(55) 京师兵力显然不能与西北驻军相抗衡。
三、北宋后期
宋哲宗元祐七年，宰相吕大防“具出天下禁军、厢军人数，禁军五十五万余人，约支三十余万缗，厢军二十余万人，约支七万缗”。(56) 总兵力75万余人。
地方驻军基本上仍维持传统，重西北轻东南。元祐初，殿中侍御史吕陶指出：“今三路之兵，不过四十万，固不可一日而阙。至于四方之戍，多止于千人，而少才一二百。”(57) 这时的政局已乱，军政败坏，没有留下更多的系统资料。确切的厢军驻军数字，仅见元祐三年诏令“京西路厢军以三万三千五百人为额，从兵部所定也”。(58)
逮至宋徽宗朝以至宋钦宗朝，军队随着政治腐败而日趋瓦解，严重缺额。据崇宁五年（1106）枢密院的报告：“禁军缺额二十四万，近创广勇、崇捷、崇政十万人，尚阙十四万。”(59) 按元祐七年吕大防出具的“天下禁军”55万余人为额的话，那么崇宁初仅剩31万余，经过增补10万后也只有41万余。
具体再考察各地兵力。宋朝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在神宗朝发生扭转后，京师驻军数量在10万人左右，徽宗以降更趋减少：“京师诸军，自数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东，或留边或溃散。（靖康元年）而在京卫士止四军劾用、京东西路弓手等七万人，殿前司诸营兵万人，分作五军……以备四壁策应”。(60) 京师诸军有出无进，耗散殆尽，到金军包围开封时，连同外地的民兵在内，只有8万人。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京师之兵不满十万……以勤王不至时，令挑战以示敌。然可用者，独有卫士三万尔。每出数百人，虽多获级以归，然亦失十五六，至是死亡以数千人。”(61) 可见正规军原只有3万人。经紧急招募，也不过10万余人：“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旗满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无斗志”。(62) 新补充的兵员根本没有战斗力，徒有其名。亡国已成定局。
北宋后期最主要的边防地区河北，以往经常屯驻二三十万大军，到宋徽宗朝已为数不多，即前文所引“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宋徽宗初，知定州张舜民证明了这一情况：“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后因封桩禁军阙额钱粮，朝廷唯务封桩数多，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它州军即可知矣。”(63) 后来情况有所好转。靖康元年，朝奉大夫晁说之披露道：“中山之地，则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兵则五十八指挥，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阳则莫、雄、霸、恩、冀、仓、永静、保宁、乾宁、信安十一州军，兵则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64) 河北边防驻军80928人，加上河北其他内地的驻军，当有10余万人。
陕西的情况同样如此，前引“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虽是实情，但这15000人显然不是陕西军队全部人马。在宣和五年童贯、蔡攸收复燕山府时，曾“以种师中、杨可世拥陕西诸道兵三十万为中部”。(65) 可见当时陕西军队有30余万，其中30万出征，数万驻防。但这支部队很快被打散，致使陕西驻军所剩无几。靖康元年，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藉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徧，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朝廷随即批准。(66) 说明地方驻军很少，需要大量招募。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陕西宣抚使范致虚调兵勤王时，整军有了明显效果：“合六路兵，得十余万”。(67) 新集结的部队已有10余万。
河东军队还保持在数万的规模。宣和五年童贯、蔡攸收复燕山府时，调集的部队中就有河东兵5万：“差李嗣本统河东兵五万为前军”。(68) 靖康元年，朝奉大夫晁说之说：“太原则忻、代二［州］、宁化、岢岚（一）［二］军，控契丹之朔、云，麟、府二州守河外，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阻河扦夏国之绥州，凡十有二州军，兵则一百六十六指挥，七万二千九百人。”(69) 河东边防驻军72900人。
南方地区驻军仅见三例。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请求招募罪犯充军，获准。(70) 则是广西将兵编制为2将10300人，比元丰时广西只设1将增加1倍，但实际只有4100余人。政和三年，两浙“本路见管禁军二万四千余人”。(71) 两浙驻扎禁军24000余人，也比元丰时只设2将增长了。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言：“本路将兵元五千二百，见千三百十九。”(72) 原来的5200人定额，当即宋徽宗朝的数字。
四、南宋时期
南宋时期的兵力部署由于版图的巨大变化，与北宋大不相同。军队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作战部队为屯驻大军，禁军沦为与厢军近似的地方部队。
绍兴末，全国作战部队的总兵力约为41万余。宋孝宗时期全国屯驻大军的总数及分布，据李心传载：“乾道三年，江上、四川大军新额总四十一万八千人。殿前司七万三千人，马军司三万人，步军司二万一千人，建康都统司五万人，池州都统司一万二千人，镇江府都统司四万七千人，江州都统司一万人，楚州武锋军一万一千人，平江府许浦水军七千人，鄂州都统司四万九千人，荆南都统司二万人，兴州都统司六万人，兴元都统司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一万一千人。其后诸军增损不常，然大都通不减四十余万”。(73) 临安一带扈卫部队（包括平江府许浦水军）131000人，“江上”即沿长江驻军199000人，四川驻军88000人。这一数额，保持了比较长一段时间。
与北宋大体相同，南宋地方驻军也是以边防为主。屯驻大军全部分布在沿江和四川前线。以乾道三年为代表，保卫朝廷的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和平江府许浦水军共131000人，占总数的31.3％，可以抗衡任何其他一地。其中仅殿前司就有7万余人，故而在绍兴中，就有“殿前司兵籍为天下冠”(74) 之誉。这是北宋前期内外相制原则的继续。
屯驻大军以外，还有禁军和厢军等。如乾道年间，四川有“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系官军）。”(75) 总共50800人。全国总数未见，但从四川一地看，定是个不小的数字。宋孝宗时的吕祖谦记载：“诸州厢、禁兵及其它量置戍守者，又且二十余万”。(76) 全国的厢、禁军约20万。
南宋后期，国家受到北方敌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军队一般保持着六七十万的规模。
南宋后期的兵力部署由于时间长，局势多变，缺乏系统资料。我们只好截取不同断面为代表。临安一带的驻军，嘉定十五年有4万人：“三衙马步诸军凡七万余，阙旧额三万。若以川蜀、荆襄、两淮屯戍较之，奚啻数倍于禁卫”。(77) 又一次颠覆了内外相制原则，与北宋后期情况相似。实际数量更少。嘉熙二年，知枢密院事李鸣复言：“近见田庆宗具到步司所管在寨军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老病、借差约五千有零外，止管强壮八千二百四十二人，三千人充采石捍御，五千人仅可管干寨栅及随番救扑。臣窃疑焉，问之同列，则曰：‘权要借使，吏房占破，皆于焉取之，名存实虚，殆无足怪。一司如此，他可类推也。”(78) 在册的13600余人，实际只有8242人可用。至于边防驻军，数量也在削弱。端平元年，魏了翁有一组比较系统的数字：“如襄阳（朱）［军屯］，数年前正军犹是四万余人，而北军三寨之在城外者不及二千，已有难制之忧。今正军日阙，北军已增近二万，宾主不敌，识者寒心……荆襄所恃保捷一军，十余年来颇已凋落，虽有新招镇北二万人，其如南军，殆如冰炭。荆鄂旧军二万余人，粗若可用，然仅存者六七千人，虽有外五军，亦不满数千。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万五千，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二千七百里之边面，众寡强弱，此无难见。”(79) 襄阳前线不足4万，荆襄2万余，荆鄂大约1万余，四川6万余。其后的吴泳又说：“蜀口兵额旧号十万，安丙帅蜀日尚七万有竒。比年敌兵深入，除死损溃散外，通忠义及杨家军，闻止有三万。兵之单弱如此，何以摆布边面。”(80) 全部兵力仅剩3万，正规军更少，且呈持续减少趋势。淮南兵力，据咸淳七年上官涣言，“官兵不下十七八万”。(81) 因其直接屏蔽临安，驻军最多。
其他地区驻军都是禁军和厢军，一般规律是越靠近政治中心驻军越多，越偏远则越少。前者如两浙，嘉泰年间湖州有禁军5696人，厢军1171人，(82) 共6867人；嘉定年间，台州有禁军856人，厢军802人，(83) 共1658人；宝庆年间庆元府驻制置司水军3390人，禁军1490人，厢军1299人，(84) 共6179人。后者如两广：“二广大州城池，甲兵仅足自保，至于小州，城低池浅，兵或不及百人”。(85) 宝祐年间，广西驻军由9850人，(86) 季节性地（即每年秋季）增戍到25000余人：“今则广右漕司，自来不曾饷军及五六千人以上。今岁水陆增戍兵二万五千余人”。(87) 之所以如此，一是兵力主要在北方前线，二是广西贫穷，无力供应较多的驻军。湖北路长江以南的州郡，驻军也很少。如庆元年间的常德府，“地控五溪，兵籍三千，仅存十一。君（新任知府）增至五百人，诏减磨勘二年。”(88) 编制是3000人，实有300人，遇到位负责任的官员增加到500人，也只是编制的1／6，然而朝廷已经很高兴了，予以嘉奖。与其相邻的澧州，北宋后期“养禁旅至三千有畸”，到了宋光宗时，“屯兵百余人”。(89) 北宋时的湖北是内地，南宋时属于边防地区，例应增强防卫，但出乎意料的是驻军比北宋时期少得多。南宋政府对内地的防卫弱于北宋。
尾语
宋代兵力部署与人口多少不成正比，主要取决于国防和政治因素。兵力主要分布于边防地区，内外相制的主观设想在边防压力下打破，不得不向客观的国防局势让步。宋代兵力部署的实践是国防第一，都城第二。南宋末甚至有人说：“内地何用多兵，宜悉抽以过江”。(90)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文天祥所说：“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91) 就是全力以赴保卫国防。说明白北宋中期以来，宋朝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尽管如此，两宋仍都是亡于北方外敌，而没有亡于内部农民起义。
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兵力部署在地域上都是重北轻南，因为交战的敌国始终都在北边。两宋的兵力部署基本相同，重兵都在北线分布，重点保卫的都城都在靠近北线的东部；南宋的东线淮南、湖北与北宋的河北近似，而且都有大江河即长江、黄河，西线四川与北宋的河东、陕西近似，都多山区。区别在于，北宋的东线防御立足于兵，并不依赖黄河天险，重兵都在黄河以北；南宋重兵分布在长江沿线，对天险的依赖加强，但几乎放弃了边界的另一天险——淮河。宋高宗时的王之道就明确指出：“自古边防，未尝不戍重兵，以备敌人。今国家既都江浙，必藉淮汉以为屏蔽，自合戍重兵于沿边，控扼去处。今诸大将并屯江南，去边动五七百里，沿边州郡所戍，多者不过三二百人，少者才百有余人。万一敌人夤夜以铁骑兼程入寇，则数百里之地不过朝发夕至。所谓沿边戍兵，何能为哉？”(92) 表明其防御是消极的以守为主战略。
收稿日期：2009－04－12
注释：
① 王曾瑜先生《宋代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间有涉及，本文多有参考，然非其主旨，故无系统全面的列举和论述。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8—1329页；《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76页。
③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册第668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29页；《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6页。
⑥ 王称：《东都事略》卷四二《王超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27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乙丑条，第2册第960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正月庚戌条，第2册第1178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三月辛亥条，第2册第1185页。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四月丙寅条，第2册第940页。
(11) 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八《王德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99—100页。
(1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29页；《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6页。
(13)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本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479页；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为“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或为刊刻之误。（第222页）
(14) 《宋史》卷二八四《宋庠传》，第9592页。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二月辛未条，第7册第3986页。
(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天圣四年八月辛巳条，第4册第2416页。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末条，第6册第3658页。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第6册第3641—3642页。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二月甲寅条，第7册第3926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三月庚子条，第7册第3993页。
(21)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五《通进司上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38—639页。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己亥条，第6册第3140页。
(2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条，第6册第3303页。
(24)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政府奏议》卷下《奏论陕西兵马利害》，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0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六月甲子条，第6册第3390页。
(25) 张方平：《张方平集》卷四○《宋故推诚保德功臣资政殿学士正奉大夫行右谏议大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上护军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蔡公（挺）墓志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页。
(26)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政府奏议》卷下《陕西攻策》，第591页。
(27) 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一四，皇祐元年十二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353页。
(2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嘉祐七年二月癸卯条，第8册第4742页。
(29)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五《河东奉使奏草·乞罢铁钱札子》，第5册第1759页。
(30)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五《河东奉使奏草·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册第1751页。
(31)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八《奏减广南东西路戍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693页。
(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辛亥条，第6册第3419－3420页。
(3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31、1333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英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789页。
(34) 蔡襄：《蔡襄集》卷三《泗州登马子山观漕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此诗无系年，据刘琳：《蔡襄年谱》（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3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0页），为治平二年。
(35) 蔡襄：《蔡襄集》卷二二《国论要目·强兵》，第380页。
(3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治平三年五月乙丑条，第8册第5053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英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8册，第789页。
(3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31页。
(38)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八《奏减广南东西路戍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693页。
(3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五《兵考七》，第135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元丰七年末，第14册第8397页；《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第4579页。
(40) 陈傅良：《陈傅良集》卷一九《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第1326页。
(41) 《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第4645页。
(4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34页；《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02页。
(4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33页；参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第9册第5305页。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乙未条诏：“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自今应差四方屯戍元窠名不在京者，更不得差拨。”（第11册第6799页）看来熙宁年间开封地区禁军不超过10万。
(45) 如前文所言，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熙宁七年二月载，河北禁军有八万九千人和九万人两种记载（第10册第6083—6092页），与此又不同。
(46) 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4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戊戌条，第9册第5323页。
(4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癸丑条，第10册第6257页。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1册第6305页。
(50) 每将的人数没有统一规定，“大致自几千人至一万余人。”（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第99页。）故而本文按平均数匡算。
(5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35页。
(5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35页。
(53) 王曾瑜：《宋代兵制初探》，第97－98页。原述包括宋哲宗朝新增添的将兵，本文只统计宋神宗朝的情况。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庚申注，第14册第8264页。
(5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庚子条，第10册第6249页。
(5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末，第19册第11274页。
(57) （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一，吕陶奏，第3册第2912页。
(5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元祐三年正月乙丑条，第16册第9922页。
(59)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兵制损益·徽宗》，文渊阁《四全库书本》第408册，第795页。
(6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四，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
(61) 《靖康要录》卷一三，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五日、十四日，《宋史资料萃编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版，第790、799页。
(62)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40－1341页。靖康年间开封军队数量记载不一，另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九《杂著私书》说：“城中兵及保甲与募兵虽及二十万。”其中包括民兵；《靖康要录》卷一四，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又作“官军约十七万”。估计包括赶到的勤王部队。
(63)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一四○，张舜民：《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添兵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6—1587页。
(64)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重地》，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9—30页。
(6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第111页。
(66) 《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09—4810页。
(6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32页。
(6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第111页。
(69)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重地》，第29—30页。
(7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第1339页。
(71) 《宋会要辑稿·食货》47之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614页。
(72) 《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19页。
(73)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乾道内外大军数》，第404页。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乾道二年正月（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80册第107页）明确记载：“限军额。三衙、江上、四川大军新额总四十一万八千人……”。兴元都统司数目，《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21页）作：“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军多阙额，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余人，乾道三年立额二万七千，今二万五千四百。”可知实为“二万七千人”。若按此数，《乾道内外大军数》所言“兴元都统司一万七千人”有误。但全国总数与此相合，若按《宋史》所载数，则全国总数为428000人。存疑俟考。
(7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绍兴十八年闰八月乙酉条，第4册第2567页。
(75)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四川厢禁民兵数》，第407页。
(76)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一《兵制·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982页。
(77) 《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21页。
(78) （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李鸣复奏·贴黄，第5册第4391页。
(79) 魏了翁：《鹤山集》卷一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251—252页。
(80) 吴泳：《鹤林集》卷二○《边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197页。
(81) 《咸淳遗事》卷下，咸淳七年九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828页。
(82)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一二《军营》，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33页。
(83)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八《军防门》，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7420—7421页。
(84)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七《述兵》，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第5068—5069、5070—5071页。
(85)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二《玉牒初草·宁宗皇帝》，嘉定十一年八月戊辰条，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页。
(86) 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五《回宣谕关阁长二月六日两次圣旨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655页。
(87) 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七《再辞免漕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718页。
(88) 周必大：《文忠集》卷七三《朝议大夫直秘阁广西转运判官彭府君（汉老）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774页。
(89) 楼钥：《攻媿集》卷五四《澧阳楼记》，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页。
(90) 《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第4822页。
(91)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一六《京湖两淮第二十七》，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03页。
(92) 王之道著，沈怀玉、凌波点校：《相山集点校》卷二○《申三省枢密利害札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