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阶段性及我国两阶段变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阶段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阶段性
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供给理论，社会劳动力的总需求L 等于国民生产总值G除以劳动生产率P，即：L＝G／P转换为动态的增长方式，则有劳动力需求增长率e， 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周天勇，1995年），即：
e≈g－p
（1）
根据多马（Domar）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g＝iq
（2）
其中i为投资率，q为社会投资产出率。
而根据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就业机会等于总需求额D 除以每一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平均需求额R，即L＝D／R。其动态的增量公式为：
e≈d－r （3）
这里e为就业机会增长率，d为总需求增长率，r 为每一劳动力就业所需求额的增长。
假定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均衡发展，就业机会与就业劳动力需求是对等的，则根据（1）、（2）、（3）式有D＝G。可推出d＝r+p＝g， 得到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阶段性循环关系，如图1
图1.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阶段性循环关系
下面我们借助经济周期理论，试对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进行阶段性分析。
在经济扩张初期，一般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启动市场、扩大社会需求，以引导企业扩大生产量，实现劳动力需求与实际投入的增加。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双重增加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将逐渐增长，由下降或趋于零转为上升，实现经济增长。由于不同产业或行业间投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存在差异，劳动力需求量会出现结构增长特征。随着经济扩张的演变，劳动力投入量会从结构性增长发展为全面性增长，逐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并向高就业水平发展，引发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同时，若累积投资过量，一旦超出经济系统的产出潜力，致使国民经济“超量”运行，少数或部分行业就会出现“瓶颈”现象，甚至出现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由于劳动力边际产品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率将趋缓、停滞，直至下降；投资扩张受到抑制，投资增长率出现下降，直至社会需求能力减弱，劳动力的总需求增长率也相应下降。但各行业间的资本产出率、增长率表现不同，劳动力需求因而会产生结构性转移，致使劳动生产率仍维持在次高增长状态，而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随着衰退的累积效应及连锁效应，在劳动力投入量降至阶段性水平（对应为政府或公众认可的、可控的最高失业率水准）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会逐渐下降至低水平或趋于零（甚至小于零）。至此，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完成一个阶段的循环。
以上分析可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循着低点或趋于零点—上升—顶点—下降—低点或趋于零点，并作为阶段性的划分标准变动的，因而显示出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的阶段性。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所以作为阶段性划分标准，是因为它既反应经济总量的演变过程，又可揭示短期结构性调整的变化关系。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的两阶段分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GDP 在1980—1990年、1991—199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9.3%和11.2%。 通过用价格平抑指数方法对每年GDP值和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进行处理， 可计算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Y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净额K，得出GDP增长的Y—K 曲线模型。（图2）
图2 开放时期GDP增长的Y—K曲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全面改革开放阶段，我国GDP 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两阶段性：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第二阶段为1991—1996年（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标准划分，两阶段是连续的）。图中，K[,0]、K[,1]、K[,2]分别表示全面改革前（1957—1979年）、 全面改革的第一阶段（1980—1990年）、第二阶段（仅1991—1996年）最优的资本—劳动比率，则y[,0]＝f（k，t[,0]），y[,1]＝f（k，t[,1]），y[,2]＝f （k，t[,2] ）表示这三阶段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曲线（延伸部分用虚线表示）。k[*][,11]、k[*][,12]分别表示在前一期资本－劳动比率的水平上，因劳动力投入量的变动而求得的本期资本－劳动比率，则有：
L[,1]K[*][,0] L[,2]K[*][,1]
k[*][,11]＝───────k[*][,12]＝─────────
L[,0] L[,1]
这里L[,0]、L[,1]、L[,2]分别表示全面改革前、 全面改革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投入量。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源于三个方面：（1）资本要素的增长促使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 拉动经济的增长。在第一阶段，除国家投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外，新的投资主体如外商投资经济、乡村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已开始发展并迅速崛起。第二阶段，在国家投资仍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外商投资经济、乡村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已成为颇具实力的投资主体。在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国有经济占52.5%，外商投资经济占12.7%，个体经济占14.0%，乡村经济占12.2%。（2）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阶段，我国仍实行“高就业”策略，使劳动力投入量保持较高的增长。而第二阶段，就业体制发生变化，劳动力的投入量增速明显减少。（3 ）综合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第一阶段实施的重大制度改革方案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的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引入新生的企业制度如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以增量的高效运作来引导存量的调整，发挥存量资源的增长潜能，因而此效果可称为制度创新的增长效应。但制度创新的增长效应具有递减趋势（李新春，1996年）。在80年代后期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边际产出逐渐减少，经济增长处于抑制状态。为克服这种不良状态，在第二阶段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重大变革，即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并在稳定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加快城镇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效果可称之为市场机制的激励效应。这样，可求出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
第一阶段：制度创新的增长效应
△[,11]＝f（k[*][,0]，t[*][,1]）－y[,11]
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效应
△[,12]＝f（k[*][,11]，t[,1]）－f（k[*][,0]，t[*][,1]）
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
△[,13]＝f（k[*][,1]，t[,1]）－f（k[*][,11]，t[*][,1]）
经济增长量
△[,1]＝△[,11]+△[,12]+△[,13]
第二阶段：市场机制的激励效应
△[,21]＝f（k[*][,1]，t[,2]）－f（k[*][,1]，t[*][,1]）
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效应
△[,22]＝f（k[*][,12]，t[,2]）－f（k[*][,1]，t[*][,2]）
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
△[,23]＝f（k[*][,2]，t[,2]）－f（k[*][,12]，t[*][,2]）
经济增长量
△[,2]＝△[,21]+△[,22]+△[,23]结合表1，对两阶段的经济增长作结构分析如下：
表1 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率、投入要素增长率及贡献率比例
变量的增长率1980－1990年 1991－1996年
GDP
9.3%11.2%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5.1%10.3%
资本投入9.0%17.5%
(38.7)
(62.5)
劳动投入4.2% 1.2%
(27.0)(6.4)
全要素生产率3.2% 3.5%
(34.3)(31.1)
需要说明的是：（1）表中资本投入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其增长率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扣减处理；（2 ）劳动投入增长率为从业人员增长率；（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DP增长率－0.4 ×资本，投入增长率－0.6×劳动投入增长率； （4 ）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1、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与1980— 1990年这一阶段相比，经济增长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分别由1980—1990年的6.2%和12.3%下降为4.3%和9.6%； 而第二产业则高速增长，由9.5%升至16.5%，其中1991—1996 年工业的增长率高达21.2%。这表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有所加快，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90年代，我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在30%左右，同发展中国家平均45%的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2、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所不同。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 资本投入对GDP的贡献率增加23.8%，而劳动力投入对GDP的贡献率则由27.0%骤降至6.4%，下降了20.6%。可见， 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急速衰减。在要素投入上，资本投入增长率由9.0%升至17.5%， 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则由4.2%降至1.2%。这表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不断加强，“资本化”特征日趋显现化，经济增长已从资本与劳动力的“双推动”转入以资本为主导推动力的发展阶段。
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增强，对GDP两阶段的贡献率分别为34.1%和31.1%，与1953—1978年的2.7%相比， 均增长了10倍以上。可见改革以来，制度创新的诱导作用促使资本、劳动等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资源配置的内在增长潜量得以充分释放；同时，开放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使经济的增长质量显著改善。
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导致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动。
第一，劳动力的产业构成有明显的反差（见表2）。在1991 —199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2.2%， 其吸纳劳动力的贡献率为－74.1%，形成“反吐”现象。1989年、1990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68.5%和60.1%，而1996年则降为50.5%，呈阶梯性下降。第二产业虽然吸纳劳动力贡献率有较大的提高，但吸纳劳动力的增长率则有较大下降，仅为3.1%。1996年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23.5%， 只有第三产业保持同比例增长，1991—1996年其吸纳劳动力贡献率高达123.0%。1980年、1990年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13.0%和18.5 %， 1996年达到26.0%。这反映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由轻型工业向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由传统的二元结构演化为发展型的结构形态（袁志刚，1997年）；相应地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幅下降，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趋弱，大量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表2 不同阶段各产业的劳动力产业构成与贡献率比较
产业吸纳劳动力增长率(%)吸纳劳动力贡献率(%)
1980—1990 1991—19961980—1990 1991—1996
第一产业3.4
-2.2
43.2-74.1
第二产业5.93.1
27.5 51.1
第三产业7.97.9
29.3 123
劳动力总量 4.21.2
100 100
表3 不同阶段GDP劳动力、投资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弹性比较
经济增长率(%)劳动力增长弹性
1980—1990 1991—19961980—1990 1991—1996
GDP9.3 11.2
0.4520.107
第一产业 6.2
4.3
0.548
-0.512
第二产业 9.5 16.5
0.6210.188
第三产业12.3
9.6
0.6420.823
全社会固定投资
9.0 17.5
0.4670.069
第二，劳动力的增长弹性在时间上、产业上表现为差异性甚大（见表3）。1991—1996年，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达到峰值，但其相对应的劳动力增长弹性滑入低点，分别为0.107和0.069，相对应于1980—1990年而言，GDP 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吸纳新劳动力的扩张能力分别缩减3成与7成。而在产业结构上，1991—1996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增长弹性为－0.512， 其劳动力的“反吐”已达到相当高的规模，1996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数量相当于1989年的水平。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增长弹性也大为缩减，由0.621降为0.188，只有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长弹性增长18.1%，说明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增强。
第三，各经济类型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存在着不平衡（见表四）。突出表现在，传统的经济类型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趋弱。尤其是城镇集体经济，其吸纳劳动力平均增长率、新增劳动力贡献率在1980—1990年分别为3.88%和18.45%，而在1991—1996 年则分别为－3.76%和－21.56%，表明集体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规模在萎缩。 通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职工”身分存在的从业人员已有不同程度的减少，特别是职工人数最多的制造业， 1991 —1996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分别减少250万人和440万人，显示出当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已成为全国下岗人员的主体。在改革开放后新生的经济类型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处在不断扩大的平稳增长期。如“三资”企业，1991—1996年，吸纳劳动力增长率与新增劳动力贡献率分别达到26.76%和13.21%。而私营及个体经济，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吸纳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1991—1996年，城镇与乡村的增长率分别达到25.10%和17.38%的高水平，其新增劳动力贡献率分别高达55.28%和175.35%。值得重视的是，乡镇企业在1991—1996 年新增劳动力贡献率达到321.43%，成为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减缓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今后应注重发挥其作用。
表4 城乡不同经济类型吸纳劳动力的增长率与贡献率比较
经济类型吸纳劳动力增长率(%)新增劳动力贡献率(%)
1980—19901991—19961980—1990 1991—1996
城镇合计
4.47 3.14 100 100
国有经济
5.58 1.06 38.2 20.44
集体经济
3.88 -3.7618.45 -21.56
三资企业no 26.76
no 13.21
私营企业 23.54 25.10 9.69 55.28
乡村合计
4.04 0.50 100
100
乡镇企业 11.94 7.0540.53 321.43
私营个体 no 17.38
no 175.35
其他经济
2.81 -2.7949.10-396.78
注：“其他经济”中各项指标主要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
第四，第三产业内劳动力的行业构成有所倾斜。
在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规模萎缩，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能力的强弱也就决定着新增劳动力就业量的高低。1996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为2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约40%的水平。因此，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能有待于充分发挥。在第三产业内，除了其他服务业外，商业贸易行业及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位居于第一和第二位，所占比重1996年分别为25.20%和11.25%，是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大的两个行业。 尤其是商业贸易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其新增劳动力的贡献率在1991 —1996年均达到23.35%和26.76%的较高水平。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仍有隐忧：一是90年代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金融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而社会服务业，具有投资小、技术适用、周期短等特点，较易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目前这种就业资源未得到充分的运用。二是其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庞大并增长迅速，但在政府机构精简和大量裁员的情况下，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不小的冲击。
表5 第三产业内劳动力的行业结构比较
行业 吸纳劳动力增长率(%)新增劳动力贡献率(%)
1980—1990 1991—19961980—1990 1991—1996
交通邮电
6.88
4.48 12.04 7.00
商业贸易
7.61
8.52 23.35 26.76
金融房产
6.78
5.92 2.00 1.66
社会服务
7.16
4.34 5.03 2.53
文教卫生
2.76 -0.68 8.18 -1.33
其他服务 13.07 12.39 49.40 63.37
注：其他服务主要为第三产业的第四层次，即公共服务部门，有党务、政务及公务部门。
三、几点战略性思考
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结构变动仍处于第二阶段的延续期，而1991—1996年则是第二阶段中的短周期形态（刘国光等，1997年）。目前，经济正处于“软着陆”后两个短周期的衔接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重组与劳动力结构的变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特征。为此，结合前面的分析，进行如下战略性思考。
（一）注重培植经济增长关键点。经济增长的关键点是优化资本的配置结构，即资本要素的作用从以增量资本为主推动力的形式转换为以资本的存量调整与增量扩张相结合的形式。从表1可知， 资本－生产率比率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分别为1.765和1.699，呈下降趋势，说明新增资本具有效应递减的特征。而新增资本的加速投入，会加剧资本的深化程度。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1980—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3.6%（按现价计算，下同），而1991 —1996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5%，比第一阶段提高约10个百分点，显示出工业资本在第二阶段经历了一个迅速的深化过程。而这一深化过程的负面效应是资源的总配置效应下降（郭克沙，1996年）。因此，迫切需要对资本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一是通过兼并、收购、托管等措施，使存量资本在流动中发挥增值的潜能，尤其是对长期低效运行的国有存量资本实施结构性重，形成有效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使存量资本发生“裂变”效应。二是注入增量资本加速存量资本的调整，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来激发存量资本的活力，发挥增量资本与存量资本的聚合配置效应。三是将增量资本投入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二）重塑劳动力的就业机制，逐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过近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劳动力配置已从高就业的计划体制向以充分就业为基准的市场机制演进。到1996年，以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人数已从1979—1981年的3.7%升至29.5%。 而且公有制的就业刚性正在逐步弱化。在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封闭性并存，计划体现与市场机制共起作用，呈不完全市场形态的特征：劳动力的市场体系正在培育，新的就业渠道、方式、网络尚未形成，以充分就业为基准的就业机制正处于筹建与发展之中。但就从市场经济的总体进程来看，由于劳动力就业与社会经济稳定密切相关，政府的政策性干预仍显强势，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已滞后于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并与整个市场化的进程不相协调。因此，转换和重构劳动力就业机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基本要求。其相应的措施应是：（1）劳动力的就业应从数量调整方式向价格调整方式转变。 这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的活化劳动的产出效能，而且有助稳定经济周期中的就业波动。（2）政府对劳动力就业要由直接干预转为间接调控。 政府应当以充分就业为基准，通过市场化方法来调控劳动力就业。（3 ）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公平、规范的就业竞争机制，以有效降低在职失业或无效就业。
（三）确定稳定与增长的基点：“增效”与构造“就业扩张点”并举。随着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及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劳动力过剩的特征日益显性化。从城乡两个层次看，一是农村中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1／3—1／2（胡鞍钢，1997年）；二是城镇企业的隐性失业、无效就业已向公开失业转化， 1997 年城镇下岗职工为1115万人，按此计算，城镇公开失业率应在6%—7%之间。目前，体制转换中的冗员消肿、社会功能分离中的人员分流等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与行业结构调整、所有制结构变动等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构成了我国失业的主体。这不仅给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也对经济资源的造成损失。针对下岗或失业这一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应采取“增效”与构造“就业扩张点”相结合的策略。
1.明确“增效”的内涵。所谓“增效”，一是总量上新增资金的劳动力增长弹性仅有0.069，靠投资带动就业、减少失业的作用微弱。 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扩张，有效降低失业率。二是就我国企业而言，有一个厂商性质还原的过程，即企业原来是按计划接受劳动力就业，现在则要按照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与工资率相比较的原则来合理安排就业岗位，削减冗员。只有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效益的最优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就业扩张，才能形成“减员－增效－再扩张就业”的发展之路。
2.在构造“就业扩张点”上实现突破。这不仅能保持劳动力就业的长期增长，而且是目前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要措施。构造“就业扩张点”主要体现在：
——挖掘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无论在经济增长上还是在劳动力扩张上，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达到中低收入国家33.5%（黄国雄等，1998年）的水平，则可新增劳动力岗位约5000万个。因此，应将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力就业扩张的主渠道。
——充分发挥商业与社会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商业与社会服务业因其具有发展的多层次性与高差异性，因而不仅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且可吸纳低素质的劳动力就业，这将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再创业提供发展机会。据对七个大中城市社区服务所作的调查表明：有70%的家庭需要社区服务，累积可提供2000万个就业机会，而目前有超过55%的机会处于空缺。因此，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合理组织下岗人员进行社区服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除“三资”企业外）一般人均占有资本量低，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尤其私营、个体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正处于扩张之中。为此，政府应从信贷分配政策上和利息减免上给予支持，使其成为新增劳动力就业及岗人员再就业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鼓励和支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从产业组织规模上看，大企业因规模经济效应，同额资产规模所吸纳的劳动力相对较少。而中小企业的显著特点则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强。在目前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要重视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小企业的重组与改造上提供资金支持与挂帐免息的政策，并通过建立再就业基金补偿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吸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
标签：贡献率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发展能力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