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化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中国的“历史难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直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科技、经济等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还高达32.9％，① 超过今天美国GDP在世界所占的比重。然而，从历史发展趋势上看，这时的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已经落伍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化行列，同时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将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而中国在同一历史时期却陷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停滞状态，日趋衰落。② “工业革命标志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分水岭，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胜利，它改变了历史的方向，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③ 中国的落后，说到底是时代的落后，即当时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时代，西方却率先跨入了工业文明新时代。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条件下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开路先锋的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④ 从此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掠夺和血腥战争，引发了中华民族一系列苦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伴随着长期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到贯穿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主题或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寻求民族独立，一是实现国家富强。就前者来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状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极大伤害，所以迫切需要“救亡”，摆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求得民族独立；就后者来说，既然中国的落后是其沦为被动挨打境地的主要原因，那么要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命运，就必须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与以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近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独立地发展的；而中国近现代史却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主题不是彼此孤立、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
当外来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险境时，“救亡”主题显然更具有优先性和紧迫性。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还制约着近代中国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不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侵略中国，而且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境地。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富强即现代化的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越是落后越是挨打，越是挨打越是落后，二者相互纠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必须首先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求得民族独立。这是“独立”对“富强”的制约作用；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富强”也影响和制约着“独立”。因为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摆脱各种依附，真正赢得民族独立。在这种意义上，“富强”不仅是“独立”的题中之义，而且是“独立”的深刻基础和根本保证。
只有从中国近现代社会两大基本主题的相互关联中去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脉动，才能避免人为制造的种种对立。诸如“救亡压倒启蒙”之类的看法，由于无视民族独立主题的优先性，固然是偏颇的；但如果以为解决中国问题，可以凭借“革命”的办法“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天真的想法。事实证明，“革命”成功了并不等于现代化就自动实现了。相反，“革命”成功之后，“建设”的任务往往更艰巨、更繁重。在近现代中国，如果说民族独立具有紧迫性和优先性，那么国家富强即现代化则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而它们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历史地提出的。
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现代化与西方化“二难抉择”的历史难题。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变迁，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差异，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必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中的发展是不同步、不平衡的，首先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来说，就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就是与西方的冲击和影响分不开的。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那种以为中国即使不受西方的冲击，也会在自己社会内部缓慢地发展出现代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⑤
学界已经公认，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有两种基本类型：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先发内生型”，而与中国类似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所谓“先发”“后发”，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即是说，西方的现代化早于中国，当西方已经或初步实现现代化之时，中国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存在着巨大的时间落差；所谓“内生”“外生”，主要是从现代化动力角度说的，即西方的现代化是由其社会内部矛盾驱动的结果，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在西方侵略扩张刺激下的产物。因此，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的“历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如何“遭遇”现代性。中国现代化发生的这一历史特点表明，它一开始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提出来的，从而必然长期面临如何处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同时扮演着“敌人”和“先生”双重角色。因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所以西方是中国的“敌人”；因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所以西方又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是我们的“先生”。正是这种“敌人”和“先生”的双重角色，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时经常处于一种既恨又爱的矛盾状态。如何看待和处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也就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政治家的历史难题。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后果，当一个民族身临其境的时候，引起的反应必然是复杂而多样的。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围绕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思想界曾不断发生和反复重演“中学”与“西学”、“中化”与“西化”之争。“中化派”认为，要维护民族独立，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西化派”则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舍此不能达到目的。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两派往往很难沟通，甚至互相攻讦：在“西化派”看来，“中化派”过于保守和传统；在“中化派”看来，“西化派”又过于“媚外”。⑥ 这种争论的余波至今仍在“文化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延续，但激烈程度和情绪色彩比以前明显减少，因为争论双方在中国所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判断上达成了共识。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是近代的产物，而它们又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现代化，全球化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全球化。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端的，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完全回避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而被动接受带有明显西方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又可能造成畸形或扭曲的现代化。这就是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难题”的准确表达。这一历史难题，只有当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时，才能求得真正的解答。
历史提出的任务只能在历史进程中获得解决。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有过太多的欣喜和感动，也有过太多的失望和沉痛。无论是洋务派的苦心经营、戊戌志士的拼死抗争，还是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五四”⑦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标志着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发端，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制度层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心理层面），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越来越开放，接受层次越来越深入，然而始终未能解决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的历史难题。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本身就是对“全盘西化派”天真的辛辣嘲弄。这之后，经过20世纪20—40年代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尝试，⑧ 50—70年代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失败，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重新回到现代化的轨道上。通过30年的实践摸索和创造，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成就，基本上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自身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认真总结3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真正说清楚“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就能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难题做出历史性的回答。
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关怀下，“北京共识”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二、“北京共识”及围绕它的争论
1.“北京共识”的背景和旨趣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这个概念，是由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泊·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撰文首次提出的。同年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⑨ 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是直接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而言的，雷默在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⑩
雷默曾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声称他写作《北京共识》的指导原则是：“尽可能直接地集中注意可观察的事实，……坚持务实的方法并且尽可能地从事实中寻求真理，理论联系实际。”而他的工作目标是：“试图用清楚明了的语言描述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并且为如何思考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提供一个框架。”(11) 可见，“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雷默写道：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12)
这段话非常清晰地说明了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背景和旨趣，以及“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涵。事实上，20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虽然世界银行和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就人们对“华盛顿共识”的误解做了很多辩护，(13) 但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诸如鼓吹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放松管制等等。前述国家和地区的危机和失败，证明“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长时期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因此，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试图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这就是“北京共识”提出的背景。
2.“北京共识”能够推广吗
雷默“北京共识”提出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空前热烈的讨论。仅以2005年5月报刊的评论为例：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果断英明；英国《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的速度一样快。(14)
当然，除了积极的评价外，也有一些人对“北京共识”的提法表示担忧。《参考消息》2005年2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须慎言“北京共识”》(15) 的文章。文章写道：
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在第一个层面，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模式”只是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北京共识”则不同，它更进一步，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将是霸道的开始。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把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使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
这种对于推广“北京共识”可能产生霸道的担忧是不难理解的，但它是建立在对“中国模式”（我们姑且不用易于引起争议的“北京共识”这个术语）的绝对特殊化假定基础之上的，它意味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中国。然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种假定的合理性本身恰恰是最值得怀疑的。全球化已经使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虽然影响的程度有大小之别。正如人们所认识到的：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必然会影响世界。
对于“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能否推广的怀疑，并不限于国外学者，一些中国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中国香港学者丁学良2008年9月19日在美国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16)，就很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会提到“中国模式”，在严格的发展领域里，这个模式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但如果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从社会科学角度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你不能明白告诉别人说：实现高效发展要警惕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迅速改变城市面貌的秘诀是强制征地……。他的结论是：所谓“中国模式”，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两个“巨大”，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前述的三大成本降下来，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严格地说，这里只是指出了现有的“中国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经过完善后的“中国模式”具有潜在推广意义的普遍价值。
3.“北京共识”有普遍价值吗
雷默对此态度鲜明，“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17) 他解释道，这不是说中国经验可以推广和照搬到世界上国情不同的所有国家，而是说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雷默甚至还谈到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典范作用”、“榜样作用”。他写道：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18)
雷默在《北京共识》中还引了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说过的一段话：“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19)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这种成功的经验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吸引力。一方面，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随着“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使得它们加倍关注中国成功的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4.所谓“中国威胁论”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舆论制造了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这与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和平崛起”战略背道而驰，因而引起了中国从政府官员到学者的严厉反驳。但是这种反驳往往不能令宣称者信服。而在雷默看来，无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宣称者和反驳者，他们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式都是有问题的。
雷默驳斥了两种思考中国问题的模式：第一种是外国人的思考模式，他们在辩论是应该与中国“接触”还是“孤立”中国。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要想孤立中国的可能性并不比想孤立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重大变化（例如互联网）更大。“第二种思考模式是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是对国际秩序的一个威胁”。雷默指出，这里可能有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他写道：
我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难以支撑的。许多中国人坚持认为这是确定的，但这表明了他们对世界事务运行方式的基本误解。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且不对这种变化做出是好是坏的评价，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大的变化代表着对现存秩序的一种威胁，因为变化永远是对现状的一种威胁。我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因为在中文里“威胁”有着某种中国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喜欢的涵义。他们并且认为，说中国崛起是“威胁”的观点似乎是赞同“中国威胁论”。事实上，这两者不是一回事。(20)
虽然可能确实存在着语言翻译上的原因，但我们从雷默的这段论述中还是能辨认出“威胁”和“威胁论”的不同。前者是指中国的崛起在客观上引起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改变，后者则是一种刻意乃至蓄意的筹划，是人为制定的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一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奉行独立自主、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雷默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不同的对外政策，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他写道：
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尊敬的道德典范。……此外，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明确教益是：如果想行动自由，你要么得和美国毫不相干，要么就得具有某种手段能摆脱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超级大国。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成为超级大国。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虽然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中国的战略家们感觉到，如果要想持续发展，他们就必须具备某种战略杠杆。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这也是北京共识中讨论得越来越多的部分。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有时会让寻找中国“威胁”迹象的美国分析家感到困惑，但它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上真正的成功。这种思想源于距今最久远的中国战略思想家孙子，他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21)
这段引文很长，其中饱含着对中国发展模式同情的理解甚至赞赏，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很多人都会怀疑它是中国人的自我辩护。其实，只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会认识到，雷默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直到清朝前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崛起的西方列强面前成为“落后挨打”的对象，逐渐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当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实现民族独立之后，更加艰巨的国家富强即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但是，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已经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第一波现代化的老路。西方的第一波现代化以英国的工业化为典型代表，它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和开发基础之上的。而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是中国可以重复的，历史也没有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简单套用西方国家崛起的模式来分析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即现代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
三、“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到积极表述
雷默在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概念，其核心观点是：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感到担忧，在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和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而“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
雷默的这些看法，非常契合我们对于全球化悖论的认识。“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
正如一个人只能走自己的路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过去是不清楚的，现在比较清楚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实践证明行不通，那是一条死路。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胡锦涛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人们对邓所倡导的改革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邓的改革实际上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但是为什么邓在南巡讲话中多次强调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2) 为什么他不放弃“社会主义”呢？学界有两种解读：一是某些西方人士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的内在矛盾；二是某些国内学者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谋略”，口是心非，仅仅是出于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合法性的考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涌现（主要是贫富分化、政治民主化滞后、维护国家主权三大问题），不仅在国际上反对声浪高涨，国内理论界也涌现出众多反对派。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邓小平，更没有读懂中国的实践。
如前所引，《北京共识》里有一段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在经济金融改革等方面接受“华盛顿共识”，在这个名单上，中国就只有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并列了。
所幸中国没有照搬，而是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才使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金融体系相当稳健，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沿海的外向型企业。中国还创造出“股份合作制”的新制度，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怎么也解释不通，但在实践中却成功了。在这场危机中，即使不能说中国经济稳如磐石，至少也是受到冲击较小的国家之一。
那么政治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使中国受到西方舆论的孤立，也在国内孕育出众多反对派。但是只要冷静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我们现在还很难描述这条道路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它是一条渐进式的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亮出了中国道路，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中国特色”变成了一个框，甚至是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中国不如人之处，西方人士多半也认为是中国拒斥“普世价值”的一块盾牌。我认为，虽然邓小平也没有给“中国特色”下明确定义，但他的这个提法却非常富有智慧。邓经常喜欢说一句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大意）“没有搞清楚”不是说“搞不清楚”，即不是说，通过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不能得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要集中10个专家，不要说5年，就是1年，我敢肯定也能得出完全忠实于文本的明确结论。实际上，他的意思不是说文本搞不清楚，而是说在实践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又搞不下去。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查对文本来回答，而要在实践中去探索。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还给了当代中国人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是彻底的“解放思想”。可惜很多人特别是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完全缺乏这种智慧，反而大搞本本主义。
“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解决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性和民族性、普遍化和特殊化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有待于实践回答、而不是预先给出定义的叙述框架。
四、“中国模式”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要求
现代中国处在古今（传统与现代）东西（东西方文明）矛盾的交叉点上，原本存在着时空差距的问题同时出现在当下的中国。因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任何单一的或纯粹的理论范式都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意味着对西方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是行不通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黄平曾谈过他所碰到的窘境：中国的许多事情，按照西方逻辑是讲不通的，比如说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还有各种指标（如基尼系数），按照西方的逻辑分析早就该“崩盘”了，但实际上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相信西方理论的逻辑呢，还是相信“实践的逻辑”？如果理论上讲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那就可能是理论错了，就应该由别的理论来替代。他由此感叹道：
一旦真把这个“中国特色”总结出来，用自己的概念、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那就很可能不是简单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也许恰恰相反：这里发生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和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当然不只是中国的经验，印度、非洲等都会遇到源自西欧、北美的理论的解释力度或合理性的问题。(23)
很显然，这是在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表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切入中国问题来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事实上，虽然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反应保持了相当低调的姿态，但随着中国发展道路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如何从理论上真正说清楚“中国特色”的内涵所在，已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概念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建立起足以充分阐释“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是不是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从而取得真正有原创性成果的道路呢？这种原创性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有什么意义呢？
注释：
① 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② “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光明日报》2000年7月17日第1版）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6页。
⑤ 近年来众多关于明清史的实证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理论方面，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可作参考。
⑥ 俞可平：《全球化：美国化和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和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⑦ 作为现代中国标志性符号的“五四”，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一是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一是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政治运动。前者强调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后者则对这种文明所具有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表达强烈抗议。二者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
⑧ 通过20年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重要条件。从那以后到抗日战争前，出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10年“黄金时期”（1927—1937）。国民党在治理中国过程中，虽然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但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做过一些有益于现代化的努力和尝试。在国民党统治的晚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几近崩溃。
⑨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en: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2004.
⑩(12)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5－6页。
(11)(18)(19)(20)(21) 雷默：《北京共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50－51，31，1－2，32－33页。
(13) 约翰·威廉姆斯：《华盛顿共识简史》，《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3－85页。
(14) 俞可平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15) 《参考消息》2005年2月22日第16版。
(16) 《南方周末》2008年9月25日第32版。
(17) 《参考消息》2005年2月9日第4版。
(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3) 黄平：《“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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