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试论论文,中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12-0233-07
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红色农村革命根据地，所组织开展的一场“废旧立新”的社会革新运动，它对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角度，以社会生活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作粗浅的探讨。
一、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背景
社会建设分为两大类，即广义的社会建设和狭义的社会建设。广义的社会建设，将社会变动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风俗习惯等都包括在内，是一个很宏大的体系。而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排除在外，而把焦点聚集在社会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社会风俗的变革来影响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主要因素。本文拟讨论的是狭义上的社会建设。
在土地革命以前，中央苏区所在区域多是落后、偏僻的地区，地理环境闭塞。由于封建剥削制度严重束缚农村经济发展，田赋、厘金苛重，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的影响，社会资金短缺，文化教育落后，由此造成中央苏区革命前的社会风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在卫生方面，长期流行于农村地区的是不讲卫生的观念和习惯，人们对住地肮脏、食物食器不洁等不良卫生习惯习以为常，倘若生病，不请医生看诊，而请巫婆到家，“张挂神像”，“焚香拜祷”。“兴国县城原先街道狭小龌龊，街心就是渔场，日光一晒，这种腥臭气真要熏死人。”[1] 由于不良卫生观念和习惯的影响，每当疾病侵袭苏区，则波及广泛，对苏区军民生命健康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生产和工作同时倍受损失。因此，迫切需要在苏区推行社会变革，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由于长期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革命前的苏区女子流行缠足，买卖婚姻、养童养媳盛行，妇女没有自由，更没有权利，成为生孩子的工具，处于社会最底层。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中指出：“女子却仍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2] 但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深入，众多的青年男子参加红军，妇女在苏区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她们是苏区土地耕种的主要生力军，也是红军重要的“后援队”，这就迫切需要加强苏区的女权运动。
革命以前的苏区迷信猖獗，人们相信星占、卜签、风水、面相和鬼神，“以为一切丁、财、贵、富，皆决定于住宅之阳风水，或地坟之阴风水”，所以建房或丧葬，“无不先请阴阳家择定时日方位，方敢进行”；信奉神灵，各种“吃斋”，名目很多。[3] 赌博、嫖娼一度盛行，无业游民众多。有赌博者，将其妻子儿女卖出，继之，偷窃被获，竟毙于狱。因赌博之盛，民多废业，“甚至群凶籍此闹事”，扰乱社会秩序。据毛泽东1930年对寻乌的调查资料显示：“这个仅有2700人的小小县城，‘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的游民和娼妓，即达432人，占全部人口的16.8％，依靠妓女养活者甚至达到162人”。[4] 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加强对游民的改造和社会保障建设。
此外，革命前的苏区吸食鸦片成风，对苏区的建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首先，鸦片的种植侵占了大量农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其次，吸食鸦片者，既耗费已十分贫穷的烟民的钱财，而且戕害了健康，引起农村劳动力生产力下降，一部分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对苏区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有甚于洪水猛兽。这也迫切需要苏区政府加强社会建设，推动苏区的禁烟禁毒运动。
二、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管理机构和主要内容
(一)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主要管理机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各苏区的社会建设，设立了专门的管理结构——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简称内务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简称劳动部)。1932年6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16次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暂行组织纲要》，其第4条规定了内务部成员名单及部门设置。何叔衡任部长，曾山、梁柏台任副部长，下设市政、行政、卫生、交通、社会保险、邮局六个管理局，每局设局长1人。主要管理卫生、“优红”、交通、邮电、市政等方面的工作。劳动人民委员部部长由项英担任，下设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社会保障局，主要工作范围是救济失业工人与社会保险等方面。
在地方，中央苏区的省、市、县苏维埃分别设置内务部、内务科和劳动人民委员。[5] 城市苏维埃则设立内务科。地方内务部下设优待红军科、卫生科和社会保证科。卫生科负责群众卫生运动之指导和医院、诊断所、疗养所之指导等；优待红军科管理红军优待条例的落实，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土地，解决红军家属的其他困难；社会保证科管理因战争因灾荒而发生之被难群众的救济，地方武装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革命战争牺牲或残废者之抚恤，荒年粮食之救济等。[6] 1933年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设立劳动部和粮食部。地方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科、失业劳动科、社会保险局等机构。地方粮食部下设调剂科、备荒科、红军公谷保管委员会和粮食调剂局等机构。[7] 这些职能机构在指导、实施、管理中央苏区的各项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1.移风易俗
中国共产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别注重对旧的落后的社会风俗的改造，并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苏区的移风易俗活动。
(1)妇女解放
婚姻制度的变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依据苏区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苏区的妇女解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例，确立了结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4年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同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11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8] 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
为落实妇女的各项权益，苏区中央政府决定从中央到省、县、区一级均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其宗旨是：“为使劳动妇女能切实地享受苏维埃政府对妇女权利之保障，实际取得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消灭封建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9]
放足运动。缠足的陈规陋习，不仅严重危害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是造成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之一。因此，苏维埃政府把禁止缠足、实行放足同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和动员妇女走向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放足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中青年妇女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缠足的青年妇女尤其是妇女干部，率先扯掉裹足布，并且极力劝导未成年女子废除缠足，一场声势浩大的“放足运动”席卷了苏区广大城乡。
闽北崇安县过去缠足之风盛行，妇女几乎人人裹脚。“放足运动”中，放足者达十分之七八。妇女们冲破旧传统的束缚，毅然走出家门，与男子共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新生活。
妇女剪发和新的服饰也成为流行的时尚。过去女子在结婚前留条长辫，扎根红头绳；婚后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再戴上各种头饰，称为“结髻”。如今“剪掉辫子缠头巾，着起短装当红军”，则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显著特征。一头齐耳短发，不仅显示出妇女英姿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节省了每天梳妆打扮的时间，为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苏区流行的一首剪发歌生动地讲述了剪发的好处：“年青妹剪了发可以随时出外跑，穷家妹剪了发可以避免外出时丢掉金银首饰，富家女剪了发可以在外出前省却打扮的时间。”因此，剪发之风一时盛行。在兴国县长冈乡，不但中青年妇女一律剪成短发，甚至连一些老太太也留着短发。
除了剪发外，苏区妇女的服饰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服装上，妇女们将过去的长衣改成短衣，并去掉“花边”。青年妇女中，开始放弃大襟旧装，流行对襟新装。[10] 苏区政府在各个会议上大力宣传教育，使妇女行动起来，“不穿耳环、手圈等封建装饰品，送给苏维埃银行去造花边。”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妇女实现了完全解放。“她们与男子的地位是平等的。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工获得劳动保护，与男工同工同酬，而且生育期间还有休假与照给工资的优待；农妇分得和男子同样的土地，并且可以自己处理；婢妾娼妓和童养媳制度，孝顺贞节等道德，都已毁灭，结婚离婚一律自由……总之，在法律上，已经消灭了一切男女不平等的痕迹。”[11] 每当有人再唱起旧时“自古女子靠男养”的民谣，妇女们便理直气壮地回驳道：“如今男女都一样！”
(2)语言变化
随着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推进，中央苏区在语言变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新名词如“参加生产、工作、同志、革命斗争”等词语，几乎成为苏区群众的口头禅。当时的苏区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几乎人人都会唱几首革命歌曲。歌词内容大都是歌颂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歌唱妇女解放，讴歌革命斗争的胜利，表达翻身后的欢乐，呈现出苏区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广大群众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激发出无穷的活力和创造精神，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讴歌革命战争胜利的歌曲：《打死郭匪楼梯扛》
红军出发东陂岗，火烧衙门浪荡光。
长岭寨上打一仗，打死郭匪楼梯扛。
有的歌颂红军的好作风，反映革命军民之间的真挚感情：《红军好》
红军好来红军好，穷人东西唔白要。
黄瓜地里留铜板，自古以来才看到。
有的歌颂苏区的新面貌：《苏区一片好风光》
风吹竹叶响丁当，苏区一片好风光。
打倒土豪分田地，种好田地支前方。
上述这些山歌，及时地反映了苏区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生活观念、生产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广大群众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昂扬奋发的革命热情。
(3)保护儿童，防止弃婴、溺婴
苏区政府专门颁布了《保护妇女儿童条例》。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12] 中指出：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惯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规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认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给了特别的注意的，禁止童养媳，严厉禁止虐待和抛弃私生子。
(4)禁烟戒毒
禁烟戒毒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改变旧俗陋习的一大重要成果。苏维埃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明令宣布禁烟，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众性封烟馆、惩烟贩、烧鸦片的禁烟运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苏维埃政府有力的威慑与帮助下，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例如，在中央苏区登贤县(辖今江西信丰、南康的交界地区)的奋岭乡，有个叫谢克昌的“烟民”，吸食鸦片已近十年，家中财物耗尽一空，老婆改嫁他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分田运动中，他昔日因吸食鸦片而变卖掉的祖田又重新回到手里。村苏维埃主席把土地证交到他手里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要痛改前非，戒掉鸦片，保住胜利果实。为帮助谢克昌戒烟，村苏维埃主席讨得一帖戒烟的药方，并翻山越涧寻找药材配制，以至扭伤了脚。两个月后，谢克昌终于从烟毒中被解救出来。凭着勤劳的双手和分得的土地，他又过起了好日子，并重新成了家。从此，谢克昌成为了禁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通过现身说法，鼓励其他“烟民”重新做人。[13]
(5)对流民的改造
苏区辖地多属偏僻落后的农村，从前游民众多，盗匪猖獗，娼赌泛滥。苏维埃政府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产生游民问题的重要社会根源，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对流民一视同仁，经济上分田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政治上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思想上则加强教育改造，强制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成为苏区的合法公民。这种政策的基本点，是在政治上给予平等权利，同时经济上给予劳动资料和工作机会，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和工作使他们由原先长期脱离生产返归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这是既人道关怀、又合理有力的政策。[14] 在苏区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曾令历代统治者头痛的游民问题，在苏区基本消失。
(6)宣传科学，破除迷信
迷信活动也是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一大社会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随着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开展，苏区人民推倒了阎罗，烧掉了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校校舍。旧时农家供奉的“天地君亲师位”，现在换成了马克思或革命先烈的画像，即使从前逢年过节时张贴在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之类的对联，如今也改成“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卫苏区”等内容。
(7)文化思想方面的革新
在中央苏区，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是一种普遍现象。苏区革命文化正是在破坏、否定旧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形成的。党和苏区政府明确地宣布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将“破坏旧文化”、“实行文化革命”，作为创建“苏维埃文化”的前提条件，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在制度层面上，摧毁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在思想观念上，主张坚决反对“三纲五常”等孔孟学说及一切复古思想，肃清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道德观念，破除农村一切封建宗法的反动思想以及等级贵贱观念、家族观念、农民意识等。
在破坏封建文化的基础上，苏区重建了内涵同以往截然不同的革命思想文化，其内涵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苏区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下，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十分坚定。他们表示“不畏难，不怕死，为共产主义而牺牲”。
革命意识。苏维埃革命使苏区人民从长期困扰他们的思想空虚和冷漠中解脱出来，苏区人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心目中明确地建立起了理想社会的生活目标，并产生了对这一目标的强烈向往和追求，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裹腹和延续生命，而是为了更高尚的意义。
集体主义观念。为了发展生产，党和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建立了各种各样的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把群众团结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苏区人民的集体主义观念迅速发展起来。
苏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与人之间旧有的人际关系被一种新型的关系所代替。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家庭内部的关系，趋于平等和谐，人们的社会交际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权势大小和贫富差距不再是人们交际的主要标准，而人品、能力、政治觉悟、道德水平的高低，则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选择参考。
2.苏区卫生防疫运动
针对土地革命战争以前和初期，苏区许多地区卫生条件非常差，伤寒、痢疾、天花、鼠疫等疾病流行，致使许多农村民众因此丧生的落后卫生现状，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苏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着力改善苏区群众的卫生健康状况。
首先，苏维埃政府大力宣传卫生。组织宣传队、举办短训班，广泛宣传卫生知识，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开展防疫运动。苏区“红色四大报刊”的《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也加强向群众宣传卫生防疫活动。1932年春末，《红色中华》在显要的位置，提示苏区军民：“夏天来了！……疾病肮脏与污秽，正要在这个时候来毒害我们！”“保证我们有铁一样的身子，武装上前线，粉碎敌人围剿！”《红色中华》1932年1月13日第一版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的文章《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
其次，苏区政府还适时提出了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具体办法。1933年2月，内务部制订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倡导卫生防疫运动，在瑞金专门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3月，内务部又出台《苏区卫生运动纲要》。纲要详细介绍了天花、痢疾、伤寒、霍乱等疾病来源和防治的具体方法，提出了“七要”规范：要通光、通气、通水，要煮熟食，要除掉污秽，要勤灭苍蝇，要隔离病人。要求城乡各级政府都要组织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卫生工作负责，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部队与部队之间，普遍开展卫生运动竞赛，优胜者给予奖励。为督促开展卫生运动，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检查突击组，实行检查。内务部还急群众之所急，在各县区内务部卫生科设立诊所，方便群众看病。
通过苏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红色中华》第166期第三版发表了表彰乡卫生科普先进事迹的文章——《红板送给西江黄安区：宋运山、丁上星消灭鼠疫的模范》。西江县苏维埃代理主席宋运山与内务部长丁上星，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详细做宣传、打扫、检查等工作。在数天间，把群众卫生工作在全县动员起来了。特别在城市、南门、黄安三个区，卫生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全县严重的鼠疫完全被消灭。
3.社会福利保障
在苏区，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保障广大干部群众、部队将士及其家属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尽管当时没有提出“社会保障”的概念，也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苏区切实推行的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对苏区的巩固、发展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制定劳动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制定了《劳动保护法》，规定了保护与抚恤等社会保障的内容，并于同年6月以后在红色区域一度实行。1931年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社会保险”一章中规定：由雇主按全部工资总额的10％～15％支付社会保险基金，被保险人不付保险费。社会保险优抚用途，包括免费医疗、失业津贴、残疾及老弱优恤金、婴儿补助金、丧葬津贴、工人家属贫困补助金。这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实施时间最长的一部法律，对于提高工人群众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组织耕田队、杂务队，为红军家属服务
红军官兵大都来自农村，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的收成。为解决红军官兵的后顾之忧，苏区中央政府于1934年2月8日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耕田队条例》，规定：红军战士在服役期间，无劳力耕种家中田地或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派人帮助耕种。在长汀县，该县调动耕田队，调剂劳动力帮助红军家属。赤田一天内调集了100人到赤峰帮助红属耕田。这些及时、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不仅使红军官兵及其家属在精神上得到鼓励，生活上获得帮助，还极大地增强了红军指战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5]
(3)社会救济
苏区社会救济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人：
从国统区(非苏区)逃入的难民。如1933年由信丰逃入兴国榔木乡的70多个难民，全部得到了榔木乡苏维埃政府的救济。[16]
战争中被难的民众。此为救济工作的重心所在。随着战争的迭次反复进退和规模程度的一次次升级，遭战争破坏和敌人烧杀的被难群众为数甚多，凄苦异常。
无人供养的孤寡老少、生病无钱买药的失业工人，仍然贫穷而发生饥荒者(如昔日乞丐等)，生活困难的红军家属，失火烧了房子的农民。
遭受自然灾害的灾民。江西兴国长冈乡1933年发生夏荒时，乡政府从200多里外购运粮食接济群众。[17]
三、对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评价
(一)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意义
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对当时苏区社会的稳定、工农群众生活的改善、支援战斗前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保障政策之继承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基本保证了苏区人民最低的生活需求，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区政府通过拥军优属，优待移难民、以工代赈等措施，有效地保证了人民最低的生活需要，使苏区出现了“没有乞丐”、“没有失业工人”的良好局面。
首先，农民生活明显改善。这突出地表现在农村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上，即与革命前比，苏区的贫雇农户减少，中农数量增加。同时，苏区农户购买力普遍提高，交换扩大，农村集市增加。其次，工人免除失业威胁，工资不断提高。再次，移难民得到妥善安置，烟民赌徒重新走上正路。移难民经政府安置后，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还有部分从事手工业、商业。在安置移难民中政府拨给贷款、土地、食粮、种籽，并广泛组织群众调剂帮助。通过教育改造、资助就业等措施，使久染烟毒、长醉赌博的群众获得了新生，逐渐养成了劳动的观念和能力，走上自己谋生的道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有力地支援了战斗前线。中央苏区一系列卫生防疫运动的蓬勃开展，使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侵害根据地军民的疾病大为减少，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身体健康，促进了苏区的其他革命工作。由于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各项卫生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革旧布新方面，开展了禁止烟毒、清除赌博、收容游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造运动，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苏区人民过上了健康文明的生活，使人民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进了社会面貌和社会环境的转变。诚如毛泽东在全国“二苏大”的报告中所言：“谁要是跑到咱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18]
勿庸置疑，苏区政府在有限的区域内，实施社会保障政策，不仅改善了苏区工农群众的生活，保证了后方大量脱产人员的供给，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粮食、被服、药品及其他物资，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畜力支援前线。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为支援战斗前线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二)中央苏区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1.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建设。苏维埃时期，党和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人的因素特别重要。现实状况是，战争的伤亡，横行的疾病即“苏区中一大仇敌”，严重地“减弱我军的革命力量”[19]，因此，“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保障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健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20]。在提出这一根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党和红军的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解决好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减少以至消灭疾病，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红军的来源不成问题了。深刻、清楚地阐明了发展卫生文化事业与争取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关系。
在妇女解放、社会保障、社会救济、交通邮政建设、社会风俗的变迁方面，苏区党和政府领导人也是高度重视，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在制定政策、方针、措施，还是在选择方法上，无论是在宣传还是在具体实践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做出了榜样。
2.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央苏区的社会建设由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苏区的卫生建设方面，苏区政府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比如，讲究卫生方面，苏维埃政府保护和鼓励城乡原有的私人诊所继续开业，同时组织零散的江湖郎中和社会游医在人口稠密的集镇建立医疗所，方便群众治病求医。为防病治病，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民间中草药医生，就地取材，采制中草药，开设医药合作社。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生和西医药缺乏的情况，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毛泽东提出：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21]。
3.社会建设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社会建设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在苏区的社会风俗变迁过程中，苏区政府开展的禁烟戒赌运动也以争取群众为宗旨。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广大群众认识到鸦片和赌博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包括身体、心理、物力、财力、精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认识到禁烟戒赌运动是关乎群众利益的一项活动，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苏区政府还注意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广泛地成立了剧社、歌舞团、农村俱乐部等。这在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移风易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2]
4.社会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服务保障结合起来。社会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社会建设还是一定生产方式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央苏区社会建设政策实施的历史表明：社会建设必须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服务保障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建设从对象的需求来看，包括基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服务保障等内容。只有配套必要的精神生活保障与服务保障，才能更好地减少社会匮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的宗旨。
5.社会建设必须以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为基础。在移风易俗方面，如果在农民思想觉悟还没有提高时，就大搞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容易引起农民的漠然，有时甚至对立。比如在卫生防疫方面，过分强调“这样做不行，那样做又有细菌”，有时会使农民茫然不知所措。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领导者错误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建设方面，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也曾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在一些地方提倡打倒一切旧风俗，没有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辩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苏区的社会建设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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