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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见吕簋与“吕王作刑”
《吕刑》为今文《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在传世先秦古籍中曾被称引过16次，是探讨西周法制状况的基本资料。然而针对《吕刑》的版本流传和字词含义，历代经师分歧很大，争论颇多。近年来先秦金文、简牍新资料不断涌现，其中很多可参证《吕刑》中的有关内容，并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本文以新公布的吕簋铭文为据，对聚讼已久的“吕王作刑”文句试加考释。《吕刑》首句曰“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以此交待《吕刑》的制作背景。由于对这句话理解不同，历来学者在“谁作刑”方面出现较大分歧，主要有周穆王命吕侯作刑与吕王自作刑二说，分歧原因则在于对“王”如何解释。周穆王命吕侯作刑的观点出现很早，汉代出现的《书序》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伪《孔传》解释到：“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以布告天下”；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名篇谓之《吕刑》，其经言‘王曰’，知吕侯以穆王命作《书》也”。但这种说法须将“吕命王”解释为“王命吕”，否则，以臣命君，文意不妥。①且《吕刑》全文中并没有出现“穆王”。故从傅斯年开始，又有吕王自作刑，与穆王不相干的观点出现。傅斯年云，王实际是“吕王”自称。“命”为吕王的尊号，或通“灵”。所谓吕命王、吕灵王，即如周昭王之类。②“吕王作刑”说的主要论据有二，一是吕为姜姓，《吕刑》并列上帝派来的三位天神时，将姜姓之祖伯夷置于周人之祖稷之前；二是考古资料中有数件“吕王”之器出现，对此论证最为详细的是刘起釪先生。③这两种说均有未安之处，而新公布的吕簋铭文则为理解《吕刑》提供了新的线索。吕簋释文如下。
隹九月初吉丁亥，王格大室，册命吕。王若曰：“吕，更乃考司奠師氏，易女玄衣黹屯、市同黄，戈琱必彤沙、旂銮，用事。”吕对扬天子休，用作文考尊簋，万年宝用。④
铭文大意是，九月初吉丁亥这天，周王在太室册命吕，让吕继承父考之职，并赏赐以玄衣黹屯等物。吕颂扬天子美德，并制作了祭祀父亲的尊簋，珍藏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吕继承其父之职位，乃是“奠师氏”。“奠”、“甸”在上古音中声钮相同，可通假。陈梦家、郭沫若、李学勤诸先生曾分别就甲骨、金文中奠、甸相通之例进行过论证，对此可参见邓文，兹不赘述。“甸师氏”见于《周礼》、《礼记》。《周礼·天官·甸师》曰：甸师……王之同姓有罪，则死刑焉。郑玄注：“王同姓有罪当刑者，断其狱于甸师之官也。”《周礼·秋官·掌囚》曰：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礼记·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纖剸，亦告于甸人。
由此可知，甸师氏、或甸人掌刑杀公族之有罪者，唯郑注说甸师还有断狱的职责。从这些文献中来看，其地位并不高，属于“下士”。《周礼》中的甸师还掌“耕耘王籍”，因为王之同姓不刑于市，而“甸师氏在疆场，多有屋舍，以为隐处，故就而刑焉”。⑤可是从吕簋铭文来看，奠师氏却为重位。首先，吕侯担任奠师氏，是受到周天子的亲自册命的，足见此职位并非低下卑微。其次，从金文资料来看，能受天子赏赐“玄衣黹屯”者，必然是诸侯公卿等高级官僚。《国语·郑语》谈到西周末期形势时说“申、吕方强”，而吕侯所世袭的王朝之“奠师氏”职，自然不会为卑下之位了。结合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奠(甸)师氏是王朝执掌断狱刑戮(尤其和王室宗亲相关的)重要职官，这个职位是由吕氏世袭的。
传世《吕刑》的最后一句话，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吕刑》文末曰：“受王嘉师，监于兹详刑。”所谓“嘉师”，伪孔传训为“善众”。善众即良民也。这种解释比较牵强，刘起釪先生将本文视为“不可晓”之句。⑥如果联系“奠师氏”之职，则可将“嘉师”之“师”看作奠师氏之省称，与本篇“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师”同义。⑦受，承也；⑧嘉，美也。⑨“受王嘉师，监于兹详刑”，意即承受天子所任命的嘉美的奠师氏之职，遵循这详刑的规定行使职权。伪孔传说“吕侯见命为天子司寇”，司寇之职出现较晚，且在西周地位较低，或为“奠师氏”下属。不过吕侯担任王朝司法官，则为吕簋证实。而以此身份制定刑书，亦是有可能的。所谓“为天子司寇”，是以后世相应职官对应而言，实质内容并无错误。
“吕侯作刑”之事，也可表述为“吕王作刑”。西周时期，诸侯于自己领地内称王并不奇怪。王畿之内的小邦夨国之君尚称夨王，⑩况且畿外的吕国。传世青铜器有“吕王壶”、“吕王鬲”等，其“王”皆为吕侯自谓。从吕伯簋来看，(11)吕侯甚至用天子祭祀的“太牢”之礼，其声势盛况可想而知。吕侯作刑之事若为其本国史官记载存档，称为吕王作刑并无不当。不过《尚书·吕刑》中的“王”却只能是周天子。在《尚书》中，《费誓》、《秦誓》均非王朝档案，而是诸侯国档案。《吕刑》却不可能是吕国档案，只会为王朝档案。这从《吕刑》中下述表达中可体现出来：
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
刘起釪先生认为，《吕刑》为吕王在自己政权所及范围内制定的刑书，所以文中的“四方”应当是对自己臣下之四方司政典狱之官和同姓贵族发出来的。但从西周金文资料来看，凡是出现“四方”一词，必定是周王诰令天下。臣子所作铭文使用此词，含义皆指天子，而不会用来表述自己之领属，如：
丕显文武，膺受大命，敷佑四方；(12)
会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13)
《吕刑》中“四方”出现凡3次，除前引之外，另一次更是明指上古明王之盛德照于四方：“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再考诸传世上古文献，如《尚书》、《诗经》，“四方”均为“天下”的代称，或同“天上”相对、或与“中国”连称，(14)范围浩瀚无边，没有特指小区域者。
综上所述，《吕刑》可以说是吕王作刑，但文中的“王”却是周王，而非吕王。吕王作刑，亦非仅为吕国作刑，而是为王朝作刑，以使天下就范。
二、说《旁章》
《晋书·刑法志》中说，汉代的法律由《九章律》、《傍章》、《越宫律》、《朝律》构成，共六十篇，并说魏《新律》“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傍章科令为省”。《傍章》之“傍”通“旁”，学者们通常认为，这是首次出现了对汉律体系加以“正律”与“旁章”的区分。(15)但什么是旁章?沈家本在《汉律摭遗》中认为，《越宫律》和《朝律》都属于傍章；程树德认为傍章就是叔孙通所制的《朝仪》。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土后，学者们普遍对汉律结构的传统说法产生怀疑，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旁章之本意。
汉律“旁章”一词出现于《晋书·刑法志》中：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
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载《晋志》所录《魏律序略》)；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学者对旁章的理解有如下五种。
第一种，旁章就是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程叔德在《九朝律考》中说：
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盖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
第二种，旁章为“律之中拾其遗、律外补其阙”，当包括《越宫律》与《朝律》，沈家本先生持此说，但对叔孙通《礼仪》与旁章的关系未下定论。
傍，广也，衍也。律所不及者，广而衍之，于律之中拾其遗，于律之外补其阙。其书今亡，其目无所考矣。《曹褒传》有叔孙通《礼仪》十二卷，《周礼》、《仪礼》疏所引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未知与《傍章》同异如何?(16)
第三种，旁，为“侧”、“边”、“辅”的含义，旁章为正律九章之外的所有律，篇数不固定。《越宫律》和《朝律》可能是汉武帝时期增入旁章的篇名。此为张建国先生的观点。(17)
第四种，“傍章”是“旁章”的一部分。杨振红先生说：
汉代人将叔孙通所作的汉仪称之为“傍章”，而魏律《序》则将它与《越宫律》、《朝律》统称为“旁章”。换言之，“傍章”是“旁章”的一部分。(18)
第五种，无所谓正律、旁章，《晋志》说法不可完全信据。(19)
在以上诸说中，将旁章看作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为目前学界广为接受。(20)但此观点并无直接的依据，只是由于《史记》中有叔孙通与弟子“共起朝仪”、“定宗庙仪法”等活动的记载。(21)从内容上看，叔孙通之立法，却更像是《朝律》。《晋志》将旁章与《朝律》并列，而从出土文献来看，赵禹所制的《朝律》条文，却可能叔孙通时期就有了。(22)《晋志》本身没有说《礼仪》就是傍章，在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当随意猜度。而沈家本先生说《礼仪》与“未知与《傍章》同异如何”，则是科学的看法。
不过沈家本先生将《越宫律》和《朝律》纳入旁章，同样是和《晋志》记述相矛盾的。《晋志》中三者是并列的关系。杨振红先生将汉仪称之为“傍章”，并说汉代人就这样认为，不知是何所据。又说“傍章”是“旁章”的一部分，更增加了认知的难度。以上诸说均从《晋志》前后句意考察旁章是什么，但“旁”之字意本身亦当同样重要。如果对“旁”之本意加以考释，那么从字义源流来看，除前述通说外，旁章之“旁”至少还有两种意思与《晋志》记载相关，而为人所忽视。
第一，《晋志》中旁、傍两字可通，而在古文字中，与旁同源相通的字甚多，如“旁”、“傍”、“仿”、“方”等均是。“旁”、“傍”为一字，前人解释很多，此不赘引。“傍”亦为“仿”的异体，(23)而“方”为诸字的原始写法。
《广雅·释诂四》：“旁，方也。”汉代仍有旁、方相通之例。如《仪礼·士丧礼》中“牢中旁寸”，郑玄注曰：“今文旁为方。”而“方”字可训为“法”：《后汉书·桓谭传》“天下知方”。李贤注曰：“方，犹法也。”方又可训为“礼法”：《论语·先进》“且知方也”。陆德明释文引郑玄注曰：“方，礼法也。”
由是，如傍章为“方章”之“方”和叔孙通的“礼仪”之“礼”是一致的。“方章”之“章”为章程也、典法也，(24)“礼仪”之“仪”，其意亦是“法也”，(25)故“方(旁、傍)章”即“礼仪”也。
第二，若就“旁”而言，还有一个重要义项为旧说所未及，就是《说文》所云之“溥也”。根据段玉裁的说法，旁、溥两字为双声而意同，后人训“旁”为“侧”，“其意偏矣”，(26)实则旁的本意就是广大的意思。
旁在金文中写作，其下的“方”为声旁，方上之□“皆象东西南北四方之形”。(27)战国到汉魏时期，旁作为普遍的含义，亦十分常见。如：
《管子·白心》：“无以旁言为事成”，《集校》引张佩纶：“旁，大也”；
《尚书·益稷》：“旁施象刑”，江声《集注音疏》：“旁，溥也”；
《尚书·太甲上》：“旁求俊彦”，孔安国传：“旁，非一方”；
《周礼》：“士旁三揖”，俞樾《群经平议》：“旁之意为溥徧”；
《史记·五帝本纪》：“旁罗日月星辰”，张守节《正义》：“旁罗，犹遍布也”。
如果采取以上九种含义，则《晋志》中“旁章科令”就是泛指律令，其中也包括所谓“正律九章”。“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的含义为：“比正律九篇是增加了，而从律令整体而言，则减省了”。同时，根据汉魏时期“旁”作为副词的惯用法，下文“傍(旁)采汉律”的意思乃是：“广泛地采用汉律。”《晋志》作于唐代，《集韵·唐韵》说：“旁，旁礴，混同也”，亦是这种用法。
《晋志》“傍章十八篇”引起的争论最多。沈家本依据《广雅》释“傍”为“广也”，“衍也”，就“傍”之本字而言，这种用法是很少见的；据《说文》，傍之本字，意为“近也”。但沈家本所谓傍章“律所不及，广而衍之，于律之中拾其遗，于律之外补其缺”之说，却是很有见地的。正如《广雅》之书名出自《尔雅》而广之，“傍章”十八篇，或者亦为补充正律而广之。不过上述论述均为猜测，并没有出土律文资料证实，也就只好存疑。
综观诸种分析，若《晋志》所载不谬，所谓汉律之旁章，有以下三种含义可能成立：
第一种，旁为侧，旁章指正律之外的所有律；
第二种，旁通方，方章就是礼仪；
第三种，旁为普遍，“旁章科令”，指所有的律令；“旁章十八篇”指遍采正律内外所另集之篇章。
如果笔者所论证的第二种、第三种观点同时成立，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杨振红先生的观点。叔孙通所处的时代值秦汉之际，此时汉字写法颇不固定，假借、转注非常普遍。文献经后世辗转抄记，引起歧义是很常见的，而搜罗众义综合考察，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注释：
①《说文》：“命，使也。”《易·师》“利执言”惠栋述曰：“在上谓之命，在下谓之言，尊卑之义也。”不过顾颉刚先生将“命”解释为“进言”。参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8卷)，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309页。《礼记·缁衣》引《尚书》“说命”篇，郑玄注：“傅说作书以命高宗”，“命”之意与此同。
②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载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先秦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
③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④吕簋释文参见邓佩玲：《从新见〈吕簋〉铭文试论“各”、“奠师氏”及“銮旂”之释读》，载张光欲、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2008年版。以下简称“邓文”。为排版方便，释文尽量采用通行汉字。原释文“王若曰”下漏“吕”字，根据拓片图版补上。
⑤《周礼·天官·甸师》贾疏。孙诒让曰：“甸、田字通，甸师主田野之物，故名。”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页。
⑥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4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74页。
⑦值得注意的是，若干金文资料显示，与司法相关的“司寇”、“甸人”之职被直接称为“师”冠于执掌者名前。如永盂中的“师俗父”，在南季鼎中称“用左右俗父司寇”；而师晨鼎中的师晨则助理师俗父管理邑人和甸人。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吕刑》中“师听五辞”之师，历来经师都据《周礼·秋官·士师》解释为“士”，为“下大夫”。郑注谓“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者”，或非是，此“师”当即“奠师”之“师”。
⑧[三国]何晏：《论语序》。邢昺疏曰：“下承上曰受。”
⑨《说文·壴部》：“嘉，美也。”金文中常“嘉”、“宾”连用。
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486、5487页。
(11)吕伯簋铭文曰：“太牢其万年祀阙祖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师克盨铭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史墙盘铭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
(14)如《尚书·洛诰》：“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诗经·大雅·生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15)徐世虹：《说“正律”与“旁章”》，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7页。
(17)张建国：《叔孙通定〈傍章〉质疑——兼析张家山汉简所载律篇名》，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18)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9)曹旅宁：《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辨正——关于“秦汉魏晋法律传承”问题的探讨》，载王立民主编：《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与社会发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20)如徐世虹先生说：“所谓‘叔孙通益律所不及’一句涉及的对象，是指叔孙通制订的礼仪，这恐怕没有疑问。”这也成为徐先生论证“正律”、“旁章”关系的逻辑起点。参见徐世虹：《说“正律”与“旁章”》，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1)《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22)曹旅宁：《张家山336号汉墓〈朝律〉的几个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不过曹文中所引根据荆州博物馆陈列照片作出的释文中，并无“朝律”二字。亦可能在汉前期此条文收在他律中，赵禹汇编入《朝律》。
(23)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15。又如《左传·哀公十七年》“衡流而放羊”。李富孙异文释：“诗〈汝坟〉疏引作‘衡流而彷徉’，后汉东平宪王传注引作‘衡流而仿佯’。”
(24)《国语·周语中》“将以讲事以章”。韦昭注曰：“章，章程也。”《孟子·离娄上》“率由旧章”。朱熹注曰：“章，典法也。”
(25)《国语·周语下》“度之于轨”。韦昭注曰：“仪，法也。”
(26)[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王引之《经义述闻·易·旁行而不流》亦以音训曰：“旁、溥、徧，一声之转。”
(27)杨树达：《释“旁”》，载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