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国新闻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闻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包括省级奖）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对今后新闻传播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闻奖的三大弊
伴随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新闻事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是媒体数量与品种激增，质量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新闻观念的更新和开放，媒体报道方式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过去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被打破，出现了很多新式新闻体。
作为对新闻事业动态化进程及其成果的一种集中反映，新闻评奖活动显然有着特别意义，它因此一向为业内人士所看重。但是，相对于波澜壮阔不断纵深着的中国新闻实践，多年一贯制的中国（及省市级）新闻评奖活动却并未顺应和引导这些实践，相反，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新闻界充满生机与变化的实践。当然，中国新闻奖对新闻业的推动和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也正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这种特殊作用，它才需要直面现实进行改革，这也是它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从奖项的设置可以看出如下不足：
一是奖项设置的依据是从过去办报传统经验出发，对新闻实践的前瞻性、预见性不强。对广播电视的奖项设置，基本上是沿袭了报纸的思路。而近年来，广播、电视的发展十分迅猛，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它们与报业不同的特殊性。新闻奖项的设置理应反映这种变化和成果。再说报纸，新崛起的文体日趋纯熟和发达，某些旧的文体正在衰落中，譬如说“通讯”一项，已不再能够用来概括和指代大量涌现的诸如特写、调查报告、连续报道等新文体了，应把这些新文体从“通讯”中解放出来，使它们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使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闻探索能够被及时地纳入到理论研讨的视野之中并得以发扬光大。
二是奖项的设置粗放，评奖标准的职业化程度不高。近二十年来，中国新闻媒介对报道方式的自觉、对报道艺术的重视，都有了空前的提高。以报纸为例，光是星期刊、周末类报纸的勃兴及其对整个报业的带动、对报纸副刊的冲击，就值得关注，特别是这种类型的报纸推出来的全新的报道文体，注重文学技巧的引进和对西方新新闻主义的借鉴，其实践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为业内外人士有目共睹。但用传统的眼光来评判来归类，都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
三是对篇幅（字数）与时间长度的限制趋于绝对化。从技术上来说，限制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为了限制而限制，尤其不能忽视对报道效果的考虑。重要的、有深刻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内幕性报道、连续性报道，不可能在较小篇幅（或较小时段）内完成，国外获奖作品已经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把对短消息、对现场新闻的特殊要求扩大化了。实际上要解决这一矛盾，最需要的是根据新闻实践的要求增设新的奖项，为不同奖项建立不同的评价标准。
普利策奖的启示
已有80多年历史的普利策新闻奖（以下简称“普奖”）是美国近300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为全世界所瞩目。“普奖”是对美国主流报界的一种检验，数量众多的候选作品和多层次的近乎苛刻的严格遴选，保证了获奖作品的极高水准。撇开其社会价值传统、政治准则不谈，单就奖项设置和评选规则、标准而言，就充分体现了新闻科学精神和对新闻规律的遵循，它的获奖者及其作品因而名至实归，鲜有水份。
多侧面整体性地反映主流报界的新闻实践，并无偏废，这是“普奖”的第一个特点。“普奖”有14个奖项，其中“为公众利益服务奖”是奖给作为集体的某一报社的，其余13项则针对具体作品。这13个奖项，把主要业务都囊括进来，其中就有我们所忽略的“文艺评论奖”和“特稿写作奖”，特别是后者，近年来已上升为重要奖项，它侧重作者的写作才华，对文体写作的贡献，以对新文体的创造和对文体的高度纯熟的运用为衡量标准。而我们的新闻奖项设置，很难说充分地涵盖了各新闻业务，有大量的以非消息写作为主的新闻业者，几乎终生与我们的新闻奖无缘。
不以长短论英雄，而以其报道所承载的对公众利益的有效维护或由此报道所带来的报道艺术上的突破为价值取向，这是“普奖”的第二个特点。除现场新闻报道奖和评论奖篇幅不长外，“普奖”的其他大多数奖项都以篇幅长、容量大、颇具规模和气势见长。“普奖”认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由此带来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维护也不可能是轻松的一蹴而就的，那些与腐败、时弊、战争、犯罪、灾害等相关的意义重大的报道，是简短的新闻形式所无法容纳的，必须假以时日和大工作量，才能见出分晓，所以拥有数万言的报道获“普奖”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对“挑战者号”空难的调查，其采访难度之大，采访技巧之高超，是常人难以想见的。如果最具权威性、引导性的“普奖”不能落到他们头上，那将是“普奖”的过失。
对新闻实践保持足够的敏感，及时迅速地作出反应，随着新闻现象的演进而调整奖项及其标准，以保持该奖的活力和开放精神，这是“普奖”的第三个特点。“普奖”起初只有4项，但在80多年的历程中，它的内容不断调整和丰富，逐步增加到现在的14种。1979年，供职于《巴尔的摩太阳晚报》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分两期刊登在该报C版末尾位置上的报道《凯利太太的妖怪》，“普奖”独具慧眼，认为该报道“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和创造性”，因而以它为发端，增设“特稿写作奖”一项（第12项），这令作者本人和该报社都大为惊喜，因为他们没料到发在不重要的版面不显眼的位置的一篇只当作普通稿的作品获此历史性殊荣。显然，如果囿于原有评奖标准和框架，这篇极具创造力的作品就可能被视而不见，或被削足适履地去适应既有的奖项。
具备深厚的新闻科学底蕴，大量作品成为新闻写作史上的范例和文化史上的经典，这是“普奖”作品的第四个特点。普利策生前首先考虑的是办新闻学院，其次才是评奖，并特别规定在学院办学成功之后第三年再颁奖，足见普利策对获奖作品学理性的高度重视。也正是由于“普奖”一贯坚持的高标准，评奖委员会中，历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都是当然成员，这样就从理论深度上给“普奖”提供了某种特别的保证。重视学者的参与，注重评奖过程的理论背景，一直是“普奖”的传统。
“普奖”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或许不局限于上述几点。但它基本是遵循着新闻科学本身的内在规律，使获奖作品大都经受得住时间的推敲。诚然，中国新闻报道与美国新闻报道有着许多甚至是重大差别，但是在研究和重视新闻科学以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尤其是中国新闻事业本身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当口，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普奖”的成功之处足可构成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
中国新闻奖的改革
新闻学知名学者童兵指出，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说，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中国新闻评奖活动，有必要从普利策新闻奖中汲取些可供“拿来”的东西，以为我用。
给新闻本位价值观以应有的突出地位，吸纳新闻科学最新成果，将其转化为评奖活动中的目标、规则与标准。这样，新闻奖改革就有了基本立足点。
与新闻实践的发展进程同步化，把最有独特性、创造性的新现象、新作品转化为业内示范性的、活生生的“标本”，应成为评奖的基本选择。
获奖数量要下来，获奖质量要上去，这也有赖于评奖活动的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
表面现象 司海英 作
原载《新闻采编》（太原），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