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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文学九大流向
★流向一：文学期刊的“吨位”不再取决于篇幅长短
★流向二：“纯文学”快餐化
★流向三：多种题材平分秋色
★流向四：回眸忆旧渐成气候
★流向五：实验文本正式占有一席之地
★流向六：口号、宣言不再喧宾夺主，用作品说话
★流向七：创作内容呈现“日常性”
★流向八：作家参与“说文解字”
★流向九：作家附照片，打破神秘感
看一看电视，听一听广播，读一读报纸，再留心一下街谈巷议，就会发现，文学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和焦点。而刚刚过去的1998年，《昆仑》、《漓江》、《小说》杂志前仆后继地献上它们的停刊号；刚搞过100期纪念专辑的《作家报》，于年底因种种原因停刊；再加上1999年，国家最后一次向老牌杂志《人民文学》拨款10万元，以后则实行完全断奶……种种意外终于让人们在百忙当中想起了被忽略已久的文学，对本世纪最后这一年的中国文坛，重新有了些许多关心和期盼。而对于今年首期文学期刊进行一下匆匆地梳理，发觉至少有9条流向可圈可点。
流向一：文学期刊的“吨位”不再取决于篇幅长短
新时期文学20年，尤其是80年代初文学堪称空前绝后的繁荣，在人们的脑海里早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文学期刊的影响力往往是与它的厚度和篇幅成正比的，也因此有了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之类的划分和称谓。《十月》、《当代》、《收获》、《小说界》、《钟山》、《啄木鸟》、《昆仑》……这些被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刊物，在关注文学的人们心目中，很长时间占据着比《上海文学》、《作家》、《北京文学》……这些单薄的“小”刊物要重要得多的位置，它们的“财大气粗”是和它们各自挖掘、培植过多少日后拥有赫赫声名的作家、首发过多少可载入史册的作品的赫赫功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多少日后红得发紫的作家也往往不能免俗，想起当年的被发现和被提携，一定不会忘记强调和怀念一下那家刊物是一位多么多么德高望重的“伯乐”。然而，真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到如今，且不说曾推出《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的历史悠久且厚重的《昆仑》杂志已经停刊，即使90年代的后起之秀、大开本的《大家》，与出道晚且单薄的《天涯》相比，一时也难分伯仲；而今天的《作家》和《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比起《十月》、《当代》……也许更引人注目。今年伊始，刊物的“吨位”更是明显地不再以刊物的厚薄、作品的长短为准绳，刚过百页的《作家》，仅仅“'99短篇新收获”一个栏目，就能一下子拿出池莉、莫言、苏童、格非、潘军、残雪、洪峰……这些很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家的各自一个短篇和一篇创作谈。而在页数上加倍厚重的“大刊”，却不乏有露出缺少“粮草”、捉襟见肘之窘相者。文学刊物可以重新论英雄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流向二：“纯文学”快餐化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这很像我们近年常见的现象：高档美食城开始卖起了家常菜和快餐。纯文学作品好比美酒佳肴，食不厌精，好吃而且高档，不仅需要厨师的精雕细刻，也更需要有闲的食客的有闲心情。而实际的情形是，大多数人只需要吃饱，鸡蛋炒饭足矣。
在去年议论《人民文学》的“变故”时，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怪圈：由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四大块”模式，家家刊物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这4大块，谁都想大而全，把刊物弄成像一道样样俱全、但又难见特色的“拼盘菜”。所以，每个省市的文学期刊都办成了本地区的小《人民文学》。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全国的纯文学刊物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气的刊物，就会发现彼此的面貌并没有多大区别。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本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而计划经济的体制就很难促使人们去尝试创出自己的这“一招鲜”。《钟山》主编赵本夫曾经一语中的：“纯文学刊物真正的危机并不在钱上，刊物真正的危机在于自身：大同小异，缺乏特色。”
如何创出自己的“一招鲜”？从打破旧式“四大拼盘”入手，显然被今年的很多刊物考虑和采纳。前些年报纸快餐化，如今到了1999年，纯文学刊物也开始主动进行“快餐化”的改造和准备了。而边缘体裁比重加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北京文学》在去年一年调整、摸索的基础上，今年第一期索性把小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集中于“今日写作”栏目中，而占据头条位置的则是言论“声音”、“思想”、“记忆”、“旧文新读”、“人物”（影视）、“大境界”以及“参考”……与“纯文学”相对的所谓“杂文学”占了全部20万字的一半以上；
《芙蓉》今年第一期真正可以算做传统意义上“纯文学”栏目的，只在“实验工厂”、“特别推荐”和“人生快递”……，而其它，如“封面故事”、“艺术前沿”、“大众写作（一个女中学生的周记）”的庞大篇幅和版面……使夹杂其中的“纯文学”更像了“少数文学”；
《青年文学》的'99第一期三分之一是小说，三分之二则是“经历”、“口述实录”、“往事”、“行走”、“心情”、“世纪之问”、“新观察”……
《小说家》今年首期只有被放在全刊末尾的两个短篇小说，不足全刊25万字的10%，而90%多的篇幅被让给“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账”；
……
思路的扩展，好像一下子推开了很多窗户的屋子，从闭塞到豁然开朗。很多年局限于极为有限的创作体裁、围着极为有限的名作家“画地为牢”……使文学日益缺乏新鲜的活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如今的电脑网络，娱乐报刊上……风起云涌的所谓“民间文学”，其实正汇集着大量的好写手和好读者，他们被我们的“纯文学”话语霸权排斥于我们自以为很优越的圈子之外，生机勃勃。相信打破了“拼盘”格局，'99文学期刊会很快找到和拥有这些富矿。
流向三：多种题材平分秋色
和“三驾马车”地毯式轰炸文坛的前两年不同，今年第一期的各家刊物反映当下工厂、乡村……种种问题的现实题材，并不占有特别凸出位置。城市题材的作品在经过平淡的1998年之后，也开始更多地出现在作家笔下。为某一时尚或一个集中的社会问题而趋之若鹜的创作，随着作家的各就各位和心态平和，越来越不容易拥有生长的氛围。写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状态，写自己最有感触的内心世界，其实更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流向四：回眸忆旧渐成气候
千年之交，50年建国大庆，刚刚过去的30年上山下乡纪念……都使文坛怀旧形成气候。今年文学期刊仅看第一期，就可以感觉到各种题材、各类体裁的回眸忆旧将是今年的重头戏。热闹纷繁从所设栏目即可窥见一斑。随手拈出几则：《作家》的“记忆·故事”，《北京文学》的“记忆”、“旧文新读”，《小说界》的“往事与回想”、“世纪同行”以及“‘上海纪事’征文”……
流向五：实验文本正式占有一席之地
所谓“实验文本”并非起始于1999年，而多家刊物不约而同地决定在今年第一期正式把“实验文本”单挑出来作为一个独立分子。《芙蓉》的“实验工厂”；《作家》的“作家实验室”；《花城》的“实验文本”以及《大家》极具实验特质的“凸凹文本”……“呼啦啦”地挺身而出，成为'99之初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景观。
关于“实验文本”，至今没有特别权威性的解释和界定。编辑编选的尺度恐怕也只是取决于它们所具有的比较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当代城市生活背景……“现代人的孤独、紧张、混乱和虚无的精神状态，以及莫名的恐慌与焦虑，表现了年轻一代在貌似轻松的外表下所蕴含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很难说这类题材和体裁能否真的如这些刊物所愿，在读者中引起多么强烈的“共鸣”，但文学刊物渴望突围、不甘平淡的心态，在“实验文本”的运作中可以明显感觉到。
以“凸凹文本”为例，今年第一期《大家》全力推出的这个“新生事物”，夸张一点说，和这5篇反常规文本相比，“五四”运动的那场从古文改成白话的文体变革，大概只能算是“改良”而算不得是“革命”了。蒋志的《雪儿》，是小说？却没有完整的情节，是纪实？是评论？还是报纸上的心理测试？和海男的《女人传》一样，除了作者和责任编辑，大概谁也找不到一种现行的文体来界定它们。枯涩、难解的文体游戏，只能吓退那些对文学还抱有朴素好感的读者，对于“市场”的开拓有害无益。反倒是同期张欣的《变数》，以其极为平和、传统的形式，与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共鸣。
其实，中国的现代小说，先锋也好，实验也罢，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是“语言的消化”问题。如果说半文半白是现代小说的食古不化，那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西式直译式语言，未得精髓只得皮毛，要么是作家驾驭语言的功力不足，要么是作者故作高深的虚张声势……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吓跑读者都是不能回避的结局。而杂志在不能解决好“消化”的前提下，为标新立异而一味打出“实验”的风格、定位，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99文坛，但愿不要出现“饮鸩止渴”的新版本。
流向六：口号、宣言不再喧宾夺主，用作品说话
新时期文学20年，文学创作更多的时候是和各种各样的口号、宣言、论争、炒作……如影随形。而'99之初的文坛却显得有些意外的平静。拿《人民文学》来说，去年年底的议论纷纷无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改版后的第一期。而该刊显然是有意采取了低调处理，在“新年致辞”中只是简单地几句：“今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本刊励精图治，将与作者、读者携手一起迈入新的世纪。这一期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希冀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的，能满足读者对现实性、艺术性、可读性的需要。”
在今年第一期的《芙蓉》中，一段“编辑后记”显得很有意思。它被放在“实验工厂”、朱文的中篇小说《大汗淋漓》的后面：
朱文是当前小说界最活跃和富于刺激性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我爱美元》曾引起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的猛烈的道德主义批评。去年五月朱文向全国73位青年作家发放了一份题为“断裂”的问卷，所列13个问题直接针对现今文学秩序的各个方面，答卷的回收和发表更是在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朱文虽然如此活跃，但他的写作始终处于半明半暗之中，部分原因显然是文坛的无意识遮蔽。例如他的重要作品《弟弟的演奏》从完稿到首次在刊物上发表之间相隔了5年。他的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出版至今评论界仍然保持沉默。另一方面，批评者们向“断裂”发起人朱文要求：拿出作品来！我们同样认为，一个作家成功最终必须依靠作品。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在本期的“实验工厂”一栏里编发了朱文的中篇小说《大汗淋漓》。这部中篇写于1994年，仍然是一篇发带滞后的作品，此次是在刊物上首次发表。
除了“拿出作品来”之外，这段文字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
1、时下的文学评论仍存在以简单的道德评判作为作品优劣的尺度的状况；
2、“实验文本”在辗转于众多“伯乐”手中，可见众多“相马人”对于“实验”的行情并没有太多的把握，缺乏足够的“实验”勇气，“市场风险”可用以佐证“流向五”。
“拿出作品来”是很多人针对去年“断裂”的“炒作”而发出的声音。1999年之初文坛至今还没显出“炒作”、“宣言”、“论争”……的迹象，但拥有“用作品说话”的共识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真正的声音应该是由作品来宣言，由将来的历史来宣布，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大概也是'99文坛相对平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流向七：创作内容呈现“日常性”
《上海文学》今年新辟了一个栏目“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开篇即是吴亮的《日常生活——论被遗忘的基层生活》。在“编者的话”中，他们这样解释“日常”：希望能从具体的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到整个中国当代史的演变。
具体，日常。这其实也是各刊今年第一期的很多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同是今年第一期，刘心武在《中国作家》的《树与林同在》和《小说界》的长篇小说《门槛》，池莉在《作家》的《一夜盛开如玫瑰》，《收获》中何立伟的《光和影子》、谌容的《天伦之乐》，《人民文学》中陈丹燕的《阳光下午才能照进来》，苏童在《大家》中的《向日葵》，铁凝在《十月》中的《永远有多远》……这些对于个体情结、属于个人化的东西的“津津乐道”，都使读者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一个共同意图：告别高难度的“技巧操练”，告别富于戏剧冲突的写作，从日常、从具体的神态举止、一颦一笑中挖掘生活的诗意。而在今年第一期的各刊中，这样的“日常性”写作数不胜数，与它们“下里巴人”姿态相比，作家坦然、安祥的心态显然更为可贵。
流向八：作家参与“说文解字”
批评与创作的矛盾不是一年半载了，甚至很多人认为两者如果不是“狼狈为奸”，就只能是“相互为敌”。在民间笑话中，干脆把二者一个比作“下鸡蛋”的，一个比作“吃鸡蛋”的。“隔山打牛”、“驴唇不对马嘴”总是免不了的。在1999年年初的刊物中，和“实验文本”的集体出场一样，许多刊物干脆把“下鸡蛋”的推到前台，让他们自己说说“生产”的亲身感受。
《上海文学》开辟“小说人语”，“让小说家袒露写作中直接的感受，以及具体操作中遇到过的问题”。
《人民文学》的“小说家谈艺”，首期开讲的是林白和海男；《作家》如前所说，在“'99短篇新收获”中，每篇之后附作家自己的创作谈。
……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能操作得好小说的并不一定能操作得好创作谈。像莫言在今年第一期《作家》中所说：“让母鸡谈谈下蛋的感觉还不是最困难，最难的大概是让母鸡谈谈鸡蛋在它肚子里形成的过程，并且要让它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说出个一二三来。母鸡说不出鸡蛋在肚子里形成的过程，小说家要谈出短篇小说的做法，大概也不是一件易事。”而真正能够既“下”得好又说得好的，在众多的第一期中，当属余华和王安忆，总是能让人忍不住要拍案叫绝。
流向九：作家附照片，打破神秘感
和“贴近读者、制造温馨气氛”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99之初，作家纷纷掀开自己的“面纱”：
《作家》的“作家影集”这一期是钱理群；
《大家》的“作家24小时”这一期是朱文；
《芙蓉》的“人生快递”是食指；
《小说界》特别新添了服务项目：“往事与随想”——与“‘世纪同行’相对应，准备约请一些人到中年而创作有成的作家来参与，就写自己，配上一些从小到大的照片，会很好看”。该期展示陈村，而他们的金牌栏目“世纪同行”仍保留……
赏心悦目，其实是'99之初的文学期刊在内容上、形式上都不遗余力的尝试和重要宗旨。
去年年底，已有市场分析预测：1999，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国期刊市场将再萎缩30%。
'99文坛，无论老刊物还是新杂志，无论厚重与否，无疑都将走过非常关键的一年。作家刘恒说得好：“无论怎么淘汰，最后剩下的还是那些比较活跃、管束较小的刊物。”'99年初，虽然还没有发现能够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务虚笔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无字》……那样足以传世的作品，但许多刊物能够顺应时势，能够以平常心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毕竟是一个值得欣喜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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