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地方留学教育个人收入的定量分析&基于偏好匹配法的研究_教育论文

大学本土留学教育个人收益的计量分析：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倾向论文,收益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6)01-0033-06

       一、引言

       传统意义的留学教育指留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求学，而本土留学教育不同于以往的留学教育，是一国公民不用出国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接受来自其他国家大学提供的本科专业教育。[1]本研究中，大学本土留学特指中国公民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包括独立设置机构和二级学院)，接受以英文为主要教育语言，以原版教材为主要学习资料等以国外教育模式为主的高等教育、学历教育。大学本土留学与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联系密切，中外合作办学促成了大学本土留学的实现。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已初具规模，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自2010年以来，平均每3天就诞生一个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经批准设立或举办的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1084个，具有法人资格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1个(含筹)，不具有法人资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57个(含筹)[2]。可见，本土留学教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在经济全球化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异军突起的现实动因驱动下，基于对本土留学教育未知与挑战，有必要对本土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

       长期以来，研究者侧重从办学形式、办学政策、质量保障、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展开研究，而对本土留学教育的研究极为有限。从受教育者视角出发，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是否能够以低投入获得高回报，学有所值？我们能否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效识别、检测与鉴定大学本土留学个人收益？为更客观、更有效地揭示本土留学的个人收益，我们引入计量经济学中新兴的计量方法——倾向指数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使用非随机化或非实验方法估计干预效应，以得到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收益影响的无偏估计量。

       二、研究方法

       传统计量高等教育质量收益的方法是在明瑟收入模型中加入反映教育质量的变量，运用OLS回归法进行评估。因OLS回归模型存在强前提假设、自我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而导致估计存在严重偏差，研究者通常运用扩展的OLS回归模型以尽量控制误差，但仍然很难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样本选择偏差在随机化实验中可以被忽略不计，但在非随机化实验中，却并非如此。为克服传统教育收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引入在计量经济学前沿的研究方法——倾向值匹配法。

       (一)倾向值匹配法理论框架与基本假设

       倾向值匹配法由统计学家Rosenbaum和Rubin第一次提出，它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运用对个人不真实的条件或可能性进行替换的一种分析方式[3]。倾向值匹配法适用于随机分配假定被违背的情况，主要解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净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结于自变量干预的疑问，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中特征相似个体的比较，进而对非随机化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和因果推断。本研究中，个人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涉及自我选择、学校选择、教育成本选择和地域选择等各种抉择，本土留学教育组和普通高等教育组研究对象的初始条件不完全相同，我们很难将个人随机分配到本土留学机构或普通大学中以获得平衡数据。这样用来推断的样本数据就不是随机产生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在进行因果效应评估时就必须考虑选择偏差，如果采用传统的OLS回归进行的统计控制并不是最佳的选择，而PSM回归模型却可以有效解决干预分配不可忽略条件下的数据平衡问题，使用非随机化或非实验方法估计干预效应[4]，从而对本土留学个人收益进行更为有效的评估。

       倾向值匹配法在运用过程中需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两个前提假设：在给定协变量X的情况下，条件独立性假设要求将研究对象被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与潜在结果无关，可用公式表示为

；共同支撑域假设要求对某种特征的研究对象要同时出现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中[5]，可用公式表示为0＜

＜1。

       ATT、ATU、ATE是倾向值匹配法的三个重要参数指标，分别代表实验组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对照组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Untreated)以及总体的平均干预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本研究中将个体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视为干预，若设i为任意一研究对象，X为所观测的全部协变量，Y为潜在结果变量，则AIT、ATU和ATE三个参数的计量模型如下：

      

       (二)一般步骤与算法

       倾向值匹配分析模型的实施过程分倾向值打分、匹配及匹配后的分析三个步骤。研究者根据实际需要和以往文献研究等设置因变量和协变量，构建logit(或probit)回归模型，预测倾向值后选择合适的匹配方法，最后对因果效应进行评估。目前比较常用的匹配方法有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核匹配法和分层匹配法等。

       三、变量与样本数据

       (一)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形式；因变量采用毕业生月收入水平。据以往文献研究及2014年天际网发布《职场新生代薪酬增长报告》，结果表明学校教育对个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丁作后的前三年作用较大，而对于工作三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工作经验等因素对其影响更大[7]，因此本研究选取毕业生的初始月工资水平作为因变量的代理变量。

       Imbeds指出匹配法中的协变量应为处理之前就确定的变量，协变量不可以受到处理的影响[8]，因此，在本研究的协变量选取中，协变量为影响个人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变量，而非受到本土留学教育经历影响的变量(如工作地点、职业等)。根据以往国内外关于教育收益的研究经验，本文纳入的协变量主要包括：①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人口学特征。②所学专业：根据预调查中本土留学机构专业设置情况，将专业分为理学、工学、经管学、人文社科、语言学、其他学科六类。③家庭所在地：因不同家庭所在地学生接触与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机会不同，我们将家庭所在地设置为农村、乡镇、县城、城市四个水平。④家庭在当地的消费水平：本土留学教育成本偏高，家庭经济水平往往是受教育者能否顺利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前提条件，我们将家庭经济水平作为衡量家庭资本的代理变量，共设置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五个层级。由于协变量均为分类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又进一步处理为虚拟变量，虚拟变量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二)样本数据

       课题组根据我国不同地域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在2014年5月至10月利用编制的《本土留学学生收益与风险调查问卷》，对东部、中部地区4所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和3所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展开抽样调查：选取了招生时间比较长、招生规模比较大的X大学、N大学、SM学院、ZX学院4所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并选择所在地域、学校类型、招生批次等与上述4所院校相似的H大学、S大学、Z大学3所普通高等教育院校。调研采用纸质问卷的形式，随机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问卷779份，有效回收率为77.9％；在有效问卷中，中外合作办学院校问卷占72.8％，普通高等教育院校问卷占27.2％。

       四、大学本土留学个人收益的计量结果

       (一)估计倾向指数

       我们采用logit模型估计了倾向指数，因变量为个体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表示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反之为0)，协变量为影响个人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因素，得到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以及各个变量对其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表中数据表明logit回归结果拟合较好(LRchi2=266.84，p=0.000，Pseudo

=0.1999)，通过了ROC检验，表示我们选择的协变量对个人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协变量能比较显著地预测个体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

      

       从logit模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个体人口学特征、所学专业、家庭背景(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对个体是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显著影响。在性别层面：相对女生，男生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5.0％；在独生子女与否层面：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12.0％；在专业层面：相对人文社科专业，因学习语言类专业而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最高，经管类学科其次，因学习理工科而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较低，这反映出本土留学教育在语言类学科、经管类学科具有较强优势，而在理工科优势并不明显；在家庭所在地层面：相对于农村学生，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学生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提高了8.2％、26.0％，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本土留学机构的招生宣传分布以城市为主，以及本土留学教育成本较高等原因造成的；在家庭经济水平层面：家庭经济水平对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家庭收入处在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为参照，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下降了17.9％，而家庭经济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个体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提高了19.8％，反映了家庭经济水平对个人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二)基于倾向指数的匹配及匹配平衡性检验

       在得到倾向指数后，如果使用不同的匹配方法，匹配的精度和匹配样本数目均有所差异，若一味追求最精确的匹配，则会造成样本量的流失；但若盲目扩大匹配范围，则会降低匹配精度。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分别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匹配。

       PSM模型消除样本选择性偏差效果取决于匹配过程中是否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及共同支撑域两个前提假设，如果匹配未能满足前提假设，则表示协变量或匹配方法的选择不恰当，PSM估计结果是存在偏差的。我们采用T检验对匹配前后各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数据可知，采用三种方法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数据通过了LR检验，协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分别为0.649，0.733，0.112，且匹配后的伪

值均有所下降，满足条件独立假设，表明三种方法的匹配质量良好。同时，表4揭示了各协变量匹配前后两组均值差异、标准偏差、偏差削减结果以及T统计量，从表中数据可知，性别、专业(除语言学外)、家庭所在地(除县城外)、家庭经济水平(除远低于平均水平外)在匹配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具有显著的差异，采用最近邻匹配后，各变量均值的偏差下降了50.0％以上，两组变量的标准偏差控制10.0％以下，表示各协变量的均衡效果好，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个体特征差异得以控制。此外，图1揭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个体的倾向指数直方图，可以看出，两组样本数据均有重叠，存在共同取值范围，即满足共同支撑域假设。

      

      

       图1 倾向指数拟合值的分布

      

       (三)匹配后结果分析

       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方法匹配后，为克服潜在小样本偏误对结论的影响，我们运用自抽样法重复500次检验估计效应的统计显著性和标准误，进一步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并据此进行统计推断，结果表明(见表5)：

       (1)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效应是显著的。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匹配方法存在差异，采用的公共区间有所不同，计算结果存在较小差异，我们将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各类处理效应求平均值作为ATT/ATU/ATE的最终结果(见表6)，从表6中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参加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平均在20.9％左右，即参加本土留学教育比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可以使个人月收入提高约20.9％，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经济收益。

      

       (2)相对于传统OLS方法估计结果(见表6匹配前数据)，基于PSM模型计量的本土留学教育收益率有明显提高。传统OLS方法计量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收益为15.1％，PSM方法计量结果比其高了38.4％，这可能由于家庭资本等原因引起潜在收入高的学生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更大，造成本土留学生将比OLS的随机配置假设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教育收益，因此，如果不考虑样本选择问题，盲目应用OLS模型计量教育收益，将造成较大的选择性偏差。

       (3)普通高等教育个体的潜在收益低于本土留学教育个体收益。ATU数据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个体如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的潜在教育收益为16.2％；ATE数据表明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所有学生提高个人收益率的平均影响效应为16.7％，从数值上看呈现ATT＞ATU/ATE。我们认为造成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潜在教育收益较低的原因可能是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提高工资收入的影响受个人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的约束所致。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课题组调查数据资源，采用倾向值匹配法构建了本土留学个人收益PSM模型，并据此计量了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性别、专业意向、家庭背景等因素对个体选择本土留学教育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家庭经济水平对个人能否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吕明霞(2014)从家庭教育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的视角，分析得出城乡经济之间较大的差异导致城乡之间跨国高等教育消费差距加大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9]。匹配的计量结果表明，本土留学教育存在显著的经济收益，接受本土留学教育对增加个人收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往研究如Futao Huang(2003)[10]、Christine T.Ennew & Yang Fujia(2009)[11]和Wenhong Fang(2011)[12]等，均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对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及质量监管等问题的担忧，但本研究从教育收益的角度证实了中外合作办学对个人经济收入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本土留学教育的质量。同时，本文也揭示了本土留学教育对不同学生群体提高个人教育收益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普通高等教育个体的潜在收益低于本土留学教育个体收益，即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如果接受本土留学教育，不一定能达到本土留学生个人收益率水平。

       大学本土留学作为一种新的留学教育形式，为更多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接受国外教育的机会。但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尚处在发展阶段，我国引进的国外教育资源良莠不齐，致使本土留学教育既受期待，也受质疑。为保证本土留学个人收益的实现，我们认为个人及家长需要高度关注本土留学机构的项目评估和认证情况，并通过实地询问等多种方式核实本土留学机构的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毕业生情况、收费标准等信息，全面了解本土留学机构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收益情况，做出合理的本土留学教育就学选择。另外，根据本研究结果，本土留学教育在语言类学科、经管类学科优势较大，在理工类学科的优势不明显，个人及家长如有意选择本土留学教育可以规避弱势专业，以便个人及家庭的教育投入实现最大程度的回报。

       最后需要指出，虽然本文重点讨论本土留学教育的个人经济收益，但个人及家长不能忽视本土留学教育对个人非经济收益的影响。由于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接受本土留学教育积累的很多知识和技能很难被外部化，因此，个人及家长不能仅仅依据经济收益率进行决策，还应提高对非经济收益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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